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

内容摘要：离身观念曾主导着不同领域学者对传播与身体关系的研究，但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为具身性进入传播与身体研究提供了理论空间。

研究发现，具身性为反思既有的两种传播观念以及关照新传媒技术实践提供了难得的逻辑切入点。

首先，批判性地揭示传播传递观所隐含的刺激—反应这一实证主义逻辑，凸显身体及其知觉类型在传播效果研究中的系统性缺席；其次，从符号与现实关系的角度检视传播仪式观的作用机制，尝试以具身视角填补由这一作用机制所造成的学理困境；再次，以具身观念反观新传媒技术及其实践，将虚拟现实理解为具身性的传播实践，借此为彻底离身的技术神话去魅。

关键词：具身性；传播研究；身体观念；虚拟现实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9）02-0080-10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刘海龙束开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084）收稿日期：2019-01-13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专项引导资金”作者简介：刘海龙（1976-），四川德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传播理论、传播思想史、政治传播研究。

纵观整个传播研究史，身体问题在传播研究中几乎不受重视。

这在大众传播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不管是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者关于大众媒介与社会整合的集中论述还是哥伦比亚学派的效果研究传统，以及接连涌现的议程设置、沉默螺旋、使用与满足、第三人效果等理论假设，大多是在人类与媒介、社会如何关联与影响的范畴里耕耘，而且他们所论述到的“人”多是以价值认同、态度和意见的流动与变迁而不是身体在场与缺席及其所内涵身体观念的讨论。

不难理解，“传播研究中的身体论者之所以稀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多数研究者有一个共识，传播是精神交往及互动，基本和身体无关”[1]。

也就是说，“去身体化（也作离身性）的趋势早已出现在大众传播中，这正是主流传播学一个未经检视的基本预设。

主流传播学在主要立足于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实践上，将身体视为必须被克服的障碍。

”[2]然而，传播研究及其背后所抱持的离身观念在当下所遭遇的困境是双重的。

一方面，既有的传播理论对新传媒技术及其传播实践的解释力颇为不足，围绕大众传播是否已经终结与媒介传播（media communication ）兴起的学术争鸣一度热闹非凡[3-4]。

另一方面，由技术所激发的身体参与（可穿戴设备的日新月异、虚拟现实场景中的人机互动以及无所不在的交互界面等）非但没有因其对离身观念的强调而消退，反而在形式意义上获得了某种程度的重要性。

但既有的传播研究对传播与身体关系的探讨一直没能给予足够的关注。

如果从范式层面反思和重建既有的传播研究尚有待推敲，那么，目前的困境为我们开启的一个思考方向是退而求其次，正视并置入身体观念，探索新传媒技术语境下传播研究的新面向。

这一面向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为什么离身观念对传播与身体关系的描述和解释差强人意？既有的传播研究为身体观念的构建留下了哪些概念资源和理论空间？怎样理解新传媒技术一再强调的离身趋势及其身体实践？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传播与身体研究的主要理论遗产，将离身性观念的困境作为逻辑起点，以知觉现象学与具身认知为研究路径来考察具身性作为一个概念视角对我们理解新传媒技术语境下传播与身体关系的价值。

一、为什么要在传播研究中引入具身性在传播研究中引入具身性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不同领域的学者围绕传播与身体问题的一些论述所展现的冲突和张力，已经较为深入地指向离身观念的学理困境，这是具身性得以进入传播与身体研究的理论空间。

另一方面，身体观念在主流传播研究中的普遍缺席，为具身性作为概念资源反思传播研究以及形塑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一）暧昧的离身性暧昧的离身性：：传播与身体研究的理论遗产一般而言，离身性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这个观念强调认知的过程仅发生于意识层面。

认知科学家莱考夫（George Lakoff）与约翰逊（Mark Johnson）曾经对离身观念中的身心关系进行过较为精辟的批判论述，离身意味着心智内容、实际概念，并非主要由身体形塑（shaping），或任何重要的推理内容并非通过身体给定[5]37。

离身观念一度是人们思考传播与身体问题的主流视角，经过粗略的爬梳，在新传媒技术语境下思考传播与身体问题直接相关的理论遗产，至少包括以下六个面向上的内容，篇幅所限，下文只作简要铺陈。

1.控制论及其三次发展浪潮（1945-1960-1980-）对传播与身体问题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将其称之为一种思考传播与身体议题的“传统”或者范式并不为过。

在控制论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动态平衡（homeostasis）、反身性（reflexivi-ty）、自创生系统（autopoiesis）等核心概念的更迭，人机边界的结构和范围被不断界定，从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到将观察者（observer）纳入人机关系系统再到碳基（silicon-based）与硅基（carbon-based）生命形式的并置，但总的趋势是以信息流的方式定义身体与机械体的交互，这是实现跨介质传播的逻辑起点[6]66-111。

2.后人类主义阵营中有关身体问题的叙事至今尚处于激烈的争议中，但其从一个相当前沿的视角实现了与新传媒技术语境的对接。

按照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的总结，人类的身体在后人类看来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肢（artificial limb），利用另外的假肢来扩展或替代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6]3-32。

此外，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将赛博格（cyborg）定义为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它的出现意味着人机关系成为一场边界战争，虚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边界是一种视觉上的假象[7]。

可以说，以哈拉维为代表的后人类主义是迄今为止将离身观念贯彻得最为彻底的人文社会思潮。

3.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的媒介考古为我们追溯媒介技术与身体想象与形塑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媒介技术史视野。

“人所能维持的就是媒介所能存储和传播的”[8]，人类关于自身（包括身体）的认知和想象被整合进媒介发展的技术谱系中。

基于特定媒介技术的机器世界作为“身体的镜像”，使所谓的“人”分裂成生理结构和信息技术[9]，至此，围绕身体的想象和表述被媒介官能所包裹。

基特勒就此提出“信息唯物主义”（information materialism）使其对离身性的强调要比麦克卢汉有过之而无不及。

4.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相当前瞻性地关注了传播与身体问题，并且他的立场与基特勒的观点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反差。

“一切媒介在把经验转化为新形式的能力中，都是积极隐喻，它们是明白显豁的技术”[10]85，在现实中，我们经由媒介把握和理解身体经验。

但他的立场终究不能够和基特勒的信息唯物主义以及后人类主义的离身叙事划等号，因为中枢神经系统在解释“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10]61的现象时始终处于核心的位置，中枢神经系统是麦克卢汉借以强调身体的地位，进而反对彻底离身的最后防线。

5.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中所展现的对话（dialogue）与撒播（dispersion）观念的对立交锋的背后，若隐若现地闪动着另外一条线索，即“传播中的身体观念，他在提出‘在人类交流中人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缺席’这个问题后总结了人类传播观念中的身体问题史，为讨论传播中的身体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语境”[1]。

但正如彼得斯所一再暗示的那样，虽然伴随着交流观念之现代性意涵的逐步确认，身体的地位在不断地下降和后退，但是“人类对技术如何影响人类的焦虑”[11]一直都存在，离身性就像一个幽灵盘桓在人类渴望实现天使般交流的永恒梦境中。

816.在新传媒技术语境中讨论传播与身体关系，技术本身被置于何种位置俨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已经被简要论述过的五个面向均或多或少涉及技术问题，但它在以唐·伊德（Don Ihde）为代表的技术现象学中近乎获得了存在论的地位。

在伊德那里，技术总是“生活世界”（Lifeworld）[12]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中，具身（embodied）是我们参与这个生活世界的方式，在此过程中，技术表现为一种文化嵌入性（embed-dedness）[13]23，即是说，“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是我们跟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包含了物质化的技术或人工物，我们将它们融入到我们身体的经验中。

技术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抽身而去’，变成了我所说的准透明的”[13]55-56。

（二）离身观念之于传播与身体研究的学理困境不难发现，上述六个面向之间的观点分歧较大，而且各自阵营内部也有不同的立场。

本文认为，这六个面向的核心观点可以粗略划分为四个脉络：一是基于技术演进的逻辑，主张以离身心智或者以媒介技术为表征的场景来理解和建构传播中的身体观念。

二是坚守相对于信息、意识而言的物质基质的不可替代性，强调身体作为一个概念实体（entity）的主体性及其边界。

三是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延伸论，以人类身体为出发点去描述和分析媒介本身的社会影响，在学术立场上，麦克卢汉与第二个脉络更加接近，但是在研究路径方面显然更符合第一个脉络的风格。

四是以唐·伊德的观点为代表的技术哲学传统，通过强调技术在现象学层面的物质性与嵌入性，来确认身体而非意识在生活世界中的重要性和实践性。

四个脉络围绕传播与身体问题展开的论述在这里充满张力，尤其是唐·伊德有关人与技术关系的具身观点，已经从技术哲学的视角为反思身体问题提供了突破口，只不过他给技术所赋予的相对于身体而言的存在论地位尚有待讨论，由于这不是本文研究和论述的重点，故不赘述。

除此之外，不难发现，其余三个脉络较为充分地呈现了离身观念的理论及其经验困境。

其一，虽然它们的逻辑起点多是离身观念，但彼此之间的冲突意味着离身性作为一个概念工具并不能够积极地整合三者之间的庞杂论述，并形成富有成效的学术对话。

其二，基于新传媒技术语境，上述三个理论脉络均不能令人满意地回应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一方面媒介技术谱系不断地在理念层面强化离身的趋势，但另一方面，技术实践本身又要求身体在形式意义上的在场和参与。

主张彻底离身的第一个脉络，譬如早期控制论、后人类以及基特勒的媒介考古，他们将身体在场的必要性直接取消了。

而强调身体作为概念实体独立存在的第二个脉络，譬如后期控制论以及凯瑟琳·海勒的信息物质论，相当抽象地维护着人类身体的边界，使其不被机器彻底消解。

而以人类中心主义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延伸论，主要是单向地以人类身体为参照系来理解技术，而并没有给二者的互动，特别是技术反向给身体提出的参与实践预留足够的解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