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方人格观念的深层差异(一)
试论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差异的变现及原因
试论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差异的表现及原因摘要：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中西方交流日益频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尤以民族性格的差异，导致的各个方面的不同，会导致交流受阻。
因此，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研究中西方民族性格的不同，是必要也是重要。
本文从中西方传统文化入手，综述民族性格不同而导致的各种不同文化现象，如古典文学，小说，神话，古代建筑风格，等等；又从中西方传统文化入手，从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制度，尤以宗教，哲学等方面来分析形成民族性格差异的主要原因。
总之，华夏民族传统注重群体认同，西方注重个体本位；中国重道义，西方重功利；中国贵重和，西方崇力尚争；中国趋于内向，西方倾向开拓求新。
关键词：中西方，民族性格，差异，原因，表现民族性格，亦称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它是数千年社会历史传承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精神特质。
民族性格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民族文化的诸多方面。
一．民族性格差异导致的不同文化现象（一）古典小说中国古代，抒情文学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古代小说创作被认为是“小道”，为文人所不齿。
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直到明清才出现了相对的繁荣，所以中国的小说理论也只能在明清才能有所发展。
中国小说的创作和地位与西方小说有很大差距和不同，中西方的性格理论便有了很大的可比性。
受“趋于内向”民族性格的影响，以及与史传文学的深刻联系，中国小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脱胎于史书；又受“道义”的影响，即“人性本善”理论的影响，小说中的人物结局基本上都是预先设定的，人物都给人很大的宿命感。
尤以小说中人物性格来说，其感性直观、一目了然，又具有先天性、一成不变性，其与环境联系十分微弱。
我们可以从叶昼评《水浒》的三回说看出——“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事也”，即其感性直观性，例如《水浒传》三十七回中李逵的出场就很有代表性：“黒凛凛大汉上楼来，宋江看见，吃了一惊”；再者《红楼梦》第三回中王熙凤的出场描写——“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
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自我观是指个体对自身认识和意识形态的总称，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和评价。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中西方在自我观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以期能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认知和价值观。
一、自我认知西方文化注重个人的自我表达和独立个体的价值，因此西方人通常更注重自我认知。
他们鼓励个体发展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强调个人的独特性和独立性。
在西方社会，个体通常会接受心理辅导，以提高自我认知水平，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需求和动机。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注重集体的利益和整体的价值。
在中国文化中，个体往往被视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和认知往往受传统价值观和社会期望的影响。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人更倾向于注重自我控制和谦逊，而不是强调自我认知和表达。
在中国社会，个体更多地被看作群体的一员，其行为和言行往往受到社会群体的影响，而不是强调个人独立性和特质的发展。
二、自尊与谦逊在自尊与谦逊的态度上，中西方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在西方文化中，自尊是一种积极的品质，被认为是个体自我肯定和自信的表现。
所以西方社会鼓励个体要有自尊心，强调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更加注重个体自我实现和表达。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注重谦逊的品质。
在中国文化中，谦逊被视为一种美德，强调个体应该谦虚、谨慎，不夸大自己的成就和能力。
中国文化中存在着"厚德载物"的价值观念，个体更倾向于通过谦逊的态度来展现自己的能力和人格，而不是通过自我肯定和自尊心来实现个人价值。
三、个人动机与社会期望在个人动机与社会期望的关系上，中西方文化也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西方文化中，个体通常更注重自身的需求和动机，更倾向于通过追求个人目标和理想，来实现自我成长和价值。
因此在西方社会，个人的动机往往被认为是个人行为的基础，社会期望往往被视为辅助的因素。
相比之下，在中国文化中，个人往往会受到社会期望的影响，个体的行为和动机通常受传统价值观和社会期望的影响，更倾向于追求社会和家庭的期望和目标。
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
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是源自不同的文化、历史和价值观念，是人们对自身角色和位置在社会中的认知和体验的不同。
自我观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决策，对于个体、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重点探讨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并分析其原因和影响。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导致了在自我观念上的差异。
在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重视个体的独立性和自我实现。
个体通常认为自己是独立、自主的个体，注重追求个人目标和价值。
在西方社会，个人的成功和成就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个体更容易表现出自信、自尊和自我肯定的特征。
相比之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集体主义和家族观念，注重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和依存。
个体常常将自己的成就和形象与家族、社会联系在一起，更注重的是和谐相处和共同发展。
中国人更倾向于谦虚、包容和崇尚集体荣耀，相较于西方，显得更为谨慎、低调和优柔寡断。
这种差异源自中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历史发展。
在西方文化中，希腊哲学、罗马法律和基督教的影响造就了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强调人的自由和尊严。
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人际间的关系和社会秩序，认为个体需要与他人和谐共处，注重的是自律和自省。
在当代社会中，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依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西方国家，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是社会价值观的核心，个体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被尊重和鼓励。
而在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被看作是更重要的价值，个体往往需要顺应社会的期待和规范，更多地考虑他人的感受和利益。
在工作中，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也会对个体的表现产生影响。
在西方文化中，个体通常会对自己的成就和能力有着更高的评价和期望。
他们更为自信和决断，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更可能主动寻求解决办法并展现领导力。
而在中国文化中，个体更注重团队的合作和集体的利益，往往更为谨慎和稳健，更倾向于忍让和以集体利益为重。
这种差异在跨国合作和商务往来中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沟通和决策方式，需要双方有着深入的了解和尊重对方的文化差异。
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
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中西方在自我观念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西方在自我概念的形成上存在着不同。
在西方，个人主义是重要的价值观之一，个体的自由、独立和个性的发展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
西方人更加关注自我实现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和社会的角色扮演比较重要，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和团队合作，个体的利益和需要经常会为集体的利益而被牺牲。
中西方对待自我评价存在着差异。
在西方文化中，鼓励个人表现出自信和自尊心，并对自我评价持肯定态度。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有自信，那么他们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而在中国文化中，自谦和谦逊是被看作是一种优势。
一个自谦的人会在社交场合上显得更为谦恭和有礼貌。
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重视的是团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自我表达与自我评价。
其三，中西方对待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看法也存在差异。
在西方文化中，独立性和自主性被认为是价值观和目标的核心，一个人应该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来取得成功。
而在中国文化中，重视的是依赖性和顺从。
人们普遍认为依赖和依附能够带来更多的好处，例如维系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和谐。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倾向于依靠他人的帮助和支持来取得成功。
中西方在自我观念上存在着不同的差异。
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和自我表达，而中国文化则注重集体主义和家庭观念。
这些差异在中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上根深蒂固，影响着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和态度。
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促进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论中西方人格观念的深层差异
论中西方人格观念的深层差异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加强，中西方的人格观念差异逐渐被人们所关注。
中西方文化的根源不同，因此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个人行为、思维方式和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
本文将主要探讨中西方人格观念的深层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
一、信任和独立性观念的差异中西方人格观念的第一个深层差异在于信任和独立性观念的不同。
在西方，人们注重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热衷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对于信任的要求相对较低。
相反，中国人则更加注重信任，认为信任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和相互信任的基础，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更加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原因在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群体化的社会，人们更加看重集体利益、群体认同、互助合作的观念。
而在西方，社会是个人化的，个人价值观和利益至上的观念更加普遍，因而更注重个人独立性和自由。
二、羞耻感的差异中西方人格观念的第二个深层差异在于羞耻感的不同。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注重面子和羞耻感，认为个人所属的社会和家庭背景对于一个人的尊严和自尊心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交中尽量不让自己丢失面子。
而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更加不在意面子和羞耻感，更注重理性和实际性，更强调个人行动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不同文化中“群体观念”和“个人观念”的差异。
在中国，个人尊严和尊重不仅在于个人本身，而是更多地受到原生家庭、亲戚家庭、家族和社会阶层等背景的影响。
因此，个人需要通过维护好人际关系，在社会和家庭中获得尊重和认可，所以面子和羞耻感就成为了文化中的重要特征。
而在西方，个人在行动上更加讲究实际性和理性，因此，个人的尊严和尊重与社会和家庭背景没有太大关系。
三、权威和等级观念的差异最后一个重要的中西方人格观念的深层差异在于权威和等级观念的不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尊敬权威和重视等级制度是重要的特征之一。
在社会和家庭中，长辈的意见和决定往往比年轻人更有权威，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等级和地位也很明显。
人格的定义及中西方差异
心理研究P s y ch d og i ca l Research2008，i(1)：3—73人格的定义及中西方差异王登峰1崔红2(1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871 2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心理科，北京100853)摘要本文旨在分析中西方人格概念的内涵及其差异。
中文人格一词的含义演变预示了中国人的人格主要表现为对各种行为表现的评价和综合并在此基础上对内在品质的推测，而且人格的内外成分之间存在复杂的交瓦作用。
这一特点与西方的人格概念存在显著的差别。
另外，从人格的行为成分与内在成分(内心体验、动机、生理反应)的复杂关系来看，中国人的人格与环境间的关系也比两方人更为复杂。
文中还讨论了过分依赖西方心理学概念的危害以及进行中国化的心理学研究的迫切性。
关键词：人格；外显行为；内心体验；动机；生理反应；人格层次来以后才叫格。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所谓的各，1人格的词源意义到达的意思，就是指的树的树枝所能涵盖的范围。
从1．1“格”的含义树来讲，主要是讲它的枝条，从人来讲，主要讲他的心理学中一讲到人格，都要首先讲西方心理学行为。
所以从“格”这个字来看，是讲树木的长枝条，对人格的定义。
诚然，科学心理学起源于西方，但中或者树高长枝为格，这是它的本意。
后来“格”这个字国的心理学思想并不逊色于西方。
具体到人格的含又有很多的引申的意义。
最直接的引申的意义就是义，首先需要澄清其词源的含义，这对我们科学把握架子，用木头做的一格一格的架子，书架。
还有方形“人格”的含义是十分重要的。
的框子也叫格。
树木的枝条纵横交错，这是它的一种人格的“格”字的字形在中文里面的演变是非常自然的状态，而且是表现在外的，大家一眼就可以看有意思的。
甲骨文里面没有“格”字，只有“各”字，它得到的，看到这棵树的全貌以后，你就知道它的枝条是后来演变成的一个形声字，见图1f1I。
有多少，朝向什么方向，树叶的形状，树枝的稠密程度等等。
另外，“格”字又可以引申为品格和格调。
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
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自我观是指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和理解。
中西方自我观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价值观和社会背景所引起的。
下面从个人目标、人际关系和自我实现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在个人目标方面，中西方存在差异。
在中西方文化中，个人目标有所不同。
在中国文化中，个人目标更多的是以集体为重，追求的是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稳定。
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一般会为了家庭和社会的利益而放弃个人的需求。
而在西方文化中，个人目标更多的是以个体为重，追求的是个人的幸福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更容易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不会像中国文化中那样为了家庭和社会的需要而妥协。
在人际关系方面，中西方也存在差异。
在中国文化中，人际关系更加重视亲情和群体的联系。
个人与家庭、亲戚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人们更多的是以集体的利益为重，关系比较稳定和固定。
而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独立性和自由度。
人们更注重个人之间的平等和尊重，个人与家庭、朋友之间的关系比较灵活和多变。
在自我实现方面，中西方也存在差异。
在中国文化中，自我实现更多的是与社会的期待和责任相联系。
个人追求自我的价值和成就感，但是也会受到社会角色和地位的限制。
个人的自我实现通常需要通过社会的认可和赞同来实现。
而在西方文化中，自我实现更多的是与个人的追求和激情相联系。
个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和天赋来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不受传统观念和社会期望的束缚。
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主要是体现在个人目标、人际关系和自我实现等方面。
中国文化更加强调集体的利益和责任，个人的目标和行为常常被家庭和社会的需要所驱动。
而西方文化更加注重个体的自由和独立，个人的目标和行为更多的是由个人的兴趣和个人的自我需求所驱动。
了解和理解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对于加强跨文化交流和合作非常重要。
只有通过深入的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和习惯，我们才能更好地推动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中西方价值观体系的差别
中西方价值观体系的差别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西方人对于个人与集体的思维是侧重于从个人来看集体，他们认为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因此关注重点在个人向上，强调个人的作用、能力、奋斗、拼搏等，因此个人英雄主义是西方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
只要有机会能够展示自己的能力，美国人就会第一个去争取，冠军与破记录几乎是美国人的词。
而中国的思维体系强调的是集体主义，习惯从集体来分析个人，个人只不过是集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我是一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的思想长期指导着中国人的管理行为，从而形成了一种“低调、务实”的文化倾向。
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西方人关心的是自己怎么看，而中国人关心的是别人怎么看。
2、物质主义与精神主义西方人对于物质需求一直都是认为天经地义的，追求利益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因此追求卓越的价值观是社会认同的标准。
因此富人在社会得到尊重，没有必须进行掩盖。
而中国人向来认为商人“重利轻义”，因此不提倡强调物质利益而提倡以文化人，强调人的追求是通常自我修身从而达到无我境界，因此禁欲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
“知足常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小富既安”的思想使得中国企业长期缺乏发展的思想动力。
3、科学主义与德化主义西方人提倡科学与理性，对于事物的分析都是建立在科学的、逻辑的、分析的思维基础上，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分辨很清楚，没有太多模糊不定的说法，对他们而言，“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很容易分辨，提倡结果导向，就事论事。
但中国人却强调“天人合一”，期望通过自身的内化修炼而达到价值的目标，“独善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这种价值观的代表。
所以中国人很感性，什么事情却是“不一定”，“对”有时候不一定对，“错”也不完全就是“错”，因为还要考虑时间、地点、背景等，特别是要讲究面子问题，所以管理思维的“度”很难把握。
但德化教育的境界太崇高了，以至没有太多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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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西方人格观念的深层差异(一)摘要]中西方人格观念的深层差异究竟何在？这是自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讨论中屡次触及的热点问题，引起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和研究兴趣，在80年代则成为中国文化讨论中的焦点之一。
在世纪之交，这一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本文不同意日本学者把中西方人格观念的差异归结为群体性与个体性，或“间——个人性”与“个人性”之间的差异，分别从共时态结构与历时态结构对中西方人格观念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中国古代人格观念在深层结构上突出和讲求个人性、个体性——一种以神性为中心的人格，而在表层结构上突出和强调集体性或间——个人性——一种伦理——政治关系的应答性的角色，人格与角色的统一不二，构成了一种有机的人格观念结构。
西方古代的人格观念则不然。
其个人性与群体性、或人格与角色大抵是分离的，难以调和与有机的统一起来，是一种思辩——分析的人格观念。
中西方人格观念的差异包蕴于中西方两种自成系统的文化传统之中，是中西方文化传统中最深层的价值本性和思维方式不同的映现。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的人格观念。
中国的人格观念和西方的人格观念究竟有无不同？这是在二十世纪中西方比较哲学，中西方比较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
无疑，在中西方的人格观念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中西方的人格观念在深层上的差异构成了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的前提,使中西方人格观念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严格地说，人格或人格观念都是指个或个人性而言的。
虽然不同的个人或个人性在内涵上可以千差万别，但它们必须且必然是为个人或个人性这一本质所规定的，中西人格或人格观念也概莫能外。
因此，对中西人格观念进行比较研究，必须把它们置于个人或个人性这一水平线之下，而且在这一水平线即前提之下，还须为它们配备一套适合于它们的理论框架。
唯其如此，中西方人格观念的深层差异的比较研究的可比性才足以得到保证。
笔者拟就“中西方的人格观念的差异究竟何在”这一问题略陈管见，商之于时贤，以求教正。
一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没有出现人格一词,但是早已有了人格的观念1]。
人格Persona，其原意是假面或颜面。
英文中的Personality一词，意思为“面具”，源出自拉丁语中的Persona。
Persona 有戴着“假面”或“面具”表演的个人的涵义，Personality指人的个性，它们虽然在词源上不同，却都被用来指“假面”（源自古意大利语Phersu2]）或“面具”（源出于拉丁语Perona）。
就其最初的意义来看，“假面”或“面具”皆颇具有表演性的意味。
所谓“人格”（PersonaorPersonality），在语表上，就是指这种具有表演性（意味）的“假面”或“面具”。
然而，更深一层地追究，“人格”实质上指的是被“假面”或“面具”遮盖了的个人，抑或说戴着“假面”或“面具”表演的个人，这才是“人格”的本来意义。
无论Persona或Personality，在西方文化中都强调个人的自我存在状态，或人的个体性的内在精神的东西，即人的个体内在精神气质或精神品质。
在中国的汉语中，“人格”一般被理解或解释为人的个体的才性、气质、品质、德性、能力等内在特征的规定性，是对这些规定性的总概或总称。
它比之于西方的人格观念，并不严格区分个人性与人的道德品质，因而“人格”一语也常常作为一个道德术语被泛用。
不过，时至今日，人们也更多地在个人性的、私人性的，独一无二性的意义上去谈论“人格”了。
所以，在实际上，现代汉语的人格与欧美文化对人格的看法已无太大的不同，甚至在时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了。
然而，追本溯源，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格观念与西方古代文化中的人格观念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不同究竟何在呢？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学者都已作出过一定的探索和论述，中国学者曲炜认为中西人格观念3]在其精神内涵上的一个极其明显的差异是群体性与个体性的差异4]；日本学者今道有信也认为中西方人格观念的差异是“间个人性”（inter-individualite）与“个人性”（individualit之间的差异5]。
显然，“间——个人性”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有别于“集体性”的，也的确要比简单的“集体性”看法深刻一些。
但是，“间——个人性”是否真的就是中国古代的人格观念的基本特征？中国古代的人格观念是否就不讲究个人性或个体性呢？恐怕首先得打上个问号。
笼统地说，这两种有些相近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历史事实的层面上，就实有人格来说，中西人格的确是表现出一定的“间——个人性”与“个人性”、群体性与个体性的差异的特征。
但是必须看到，这种看法不免笼统，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且是相当表层的现象描述和归纳。
如果从中国古代人格观念的深层结构形态上来说，上述的观点就难以使人认同了。
西方古代的人格和人格观念具有个人性，这是没有疑问的。
问题在于参照于西方人格观念的个人性特征，中国古代的人格观念的基本特征是不是所谓的“群体性”或“间——个人性”呢？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
道家的人格观念的“群体性”或“间——个人性”不显著不必多说，而就“群体性”或“间一个人性”特征较之道家或其它诸家都算突出的在中国人格史上居于主流和支配地位的人格观念，即儒家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来看，亦并非如此。
因此，笔者不同意把“群体性”、或“间一个人性”说成是中国的人格或人格观念所具有的、与西方的人格或人格观念所具有的个人性特征的差异之所在。
那么，与西方古代的人格观念的个人性特征相对照，中国古代的人格观念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笔者认为，回答这一问题要从个人与应答（response）的关系入手，个人在一定应答关系中表现为人格或角色。
人格和角色都是通过在社会中活动着的人的个体来表现的，但是人格与角色在一种互相对立的关系中处于分立的状态，从而二者的区别就昭然显示出来了。
人格是保持着自我的人的个体，具有独立的个人或个性；角色是没有自我的人的个体，没有独立的个人性或个性。
在行为上，具有人格的个人顺从自我并受制于自我，具有角色的个人顺从他者且受制于他者；显见人格的个人与他相即、与众相即而不失自我，展现角色的个人从他即溶于他，从众即溶于众。
自然啦，他者即非自我。
就角色看，角色所顺从的他者，或制约着角色的他者即是角色的自我。
诚然，角色的自我是非自我。
无疑，个人与应答紧密地联系着，角色和人格一样自然被置诸个人与应答相即的关系之中，个人在应答中变成了角色，如果非自我不是对自我的否定，那么就是自我对非自我的否定、或者对他者的否定。
人格观念和角色观念都是对应着一定的应答且与之相即的个人在人类历史的观念文化层面上的一种表现形式。
分析比较中西人格观念的差异。
就需要把它们放回到中西社会历史的个人与应答的特定关系中去。
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中西人格观念的历史时态中看到其共时态的结构形态，在其共时态的结构形态中看出其历时态的演化过程。
这既是历史的分析方法，也是系统的分析方法，有别于字源学的分析与诠释的方法，但注重从比较哲学和结构诠释的方法论角度来研究问题，力求作多元的透视与分析，不执着单一的方法论视角而蔽于一孔。
二在一定的社会中活动着的个人是我们考察问题的出发点。
从这个出发点来看，古代西方和中国的人格观念都是以个人为基础的。
个人经过应答关系这一中介，即个人被置于一定的应答关系中，则构成人格或角色。
不过，在古代的西方或中国，人格与角色并未能严格区别开来。
今道有信使用了“应答”（response）这一概念，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但是，它并不是东方社会的特产。
应该看到，人类至迟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就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应答关系。
换言之，文明社会正是以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应答关系为基础的。
毫无疑问，应答关系在实际上是社会关系。
人格或角色虽然以个人为基础，但它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或应答关系而孤立存在。
社会关系不同，处于其中的个人的人格或他所充当的角色也就不会一样。
人格作为人的内在精神品质，并且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它本身有一定的独立性。
个人虽然置诸一定的应答关系或社会关系中，但是个人在人格上却可以超越一定的应答关系或社会关系，以突出其自我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个人与其所处的应答关系决定了个人的人格或角色。
一般而论，人格或角色与其所处的应答关系是统一的。
但是有统一也会有分离。
无论统一也罢，分离也罢，都不会是永恒的、固定不变的。
人格或角色与其所在的应答关系在统一中分离，从分离又导向新的统一，从而使人格或角色与其所在的应答关系处于互动的状态之中，就是说，人格或角色的变化在改变着其所处的应答关系，应答关系的变更也在改变着其中的人格或角色，因之人格或角色与其所处的应答关系有一种双边互动的关系。
在不同的社会或社会历史中，人格或角色与其应答的双边互动关系的涵义往往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表现为应答关系的不同和人格的不同。
在中国古代，人们自一开始就比较注重和关心人事而轻视自然，认为“天道远，人事迩”，以致中国哲学所讲的自然也常常只是人文意识的自然。
自然没有独立的意义，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自然被纳入人文意识的框架内，从而形成自然与人文不分，即贯穿中国哲学始终的所谓”天人合一”的致思路向和认识理性。
因此，中国哲学向来崇尚和讲求伦理─政治而知识论的意识不发达6]，其焦点集中于人事和道德上，却不在宇宙和知识上7]，于是中国社会的应答关系形成以伦理——政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
这种关系在先秦时期经过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的手笔后，就哲理化了，从此成为贯穿中国几千年社会历史的一根轴心，成为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表征。
古代西方与此截然不同。
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惊奇、敬畏和赞叹以及他们航海冒险活动的精神，诱发了他们无穷的探索精神，他们的哲学家把探索和认识自然的本性看成自己神圣的使命。
因此，在希腊哲学中，自然或宇宙自一开始便是人们研究的一个独立对象，从宇宙获得真理，掌握知识，拥有智慧成为人生最大的幸福。
当古希腊人把知识和智慧运用于社会生活时，便开始着手建立法律制度，试图以法办事，以维持天下公正之道。
因此，自古希腊社会──以雅典为代表，便开始萌生了以法律为政治轴心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到了古罗马社会，表现出一切应答都围绕着法律这一政治轴心来进行的特性，至少在现象上已是如此。
后来，希伯莱的宗教与希腊的哲学汇合为一体，又酝酿出了一种宗教─道德关系。
从此，社会法律和宗教─道德关系在西方社会中长期并行不衰，它们互相渗透和补充，互相和融合，成为西方社会关系的主轴。
由此看来，古代中西方的人格虽然都处于一定的应答关系中，并且人格与应答大抵上也都是统一的，但是由于中西方社会的应答关系不同、这种统一的涵义并不能同日而语。
中国古代的人格处于伦理─政治关系之中，而西方古代的人格处于以法律为政治轴心的关系之中，中世纪的西方人格处于宗教─道德和社会法律的双重社会关系之中，因而中西方古代的人格观念在事实上均与一定的责任性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