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征文3000字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3000字
今年是建国70周年，一路走来，我们见证祖国的成功与繁荣，但这也是老一辈的革命家拿血和汗水换来的，我们要继承这种精神，将祖国发扬的更好，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和我的祖国征文3000字。

父亲头部数次开刀瘫痪在床，凌厉的病魔抽空了他的精气神，黯然的双眼偶尔星光闪过，如剑划开时空，让我看见他岁月峥嵘，连参军都那么富有戏剧性。

那是1950年冬，解放军第18军54师文工队在宜宾招收文艺青年，17岁的父亲因错过了报名，在新兵出发点名时，一刘姓新兵未来，他即冒名顶替参了军。

根据18军进藏路线部署，54师从宜宾出发，全力开展修筑昌都至拉萨的公路，师文工队要把下达的任务、好人好事编成秧歌舞剧和藏族舞蹈表演，还要做沿线部队、藏族僧俗、各族群众的宣传鼓动、解惑释疑等工作。

顶着别人的名字在部队行军演出，父亲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从乐山至甘孜，每临演出前搭戏台，他抢着爬上十多米高的地方“倒挂金钩”拴拉帷幕的绳子，一干就不计时间，大脑因为高原缺氧，头上的血管暴出皮肤，眼睛充血，以致他的脑部受到很大损害。

徒步到了西藏，在任何一个宿营地，他争着拾牛粪柴禾、砌灶头、烧开水，尽量把方便让给后续来的同志；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得先走几十里去买粮，再背粮食回来做饭。

我想，他当时积极表现，恐怕是冒名顶替底气不足，怕被部队发现退回去无颜回家乡吧！
部队每到一驻地晚上要开会，总结一天执行纪律的情况，互查有无掉队、畏难消极情绪，父亲几经犹豫下决心主动坦白顶替参军的由来，组织考虑到父亲的初衷和表现，情有可原，就不再追究恢复了他的原名。

过了昌都，部队的口粮出现短缺，文工队在进藏途中很受欢迎，父亲他们每天要克服饥饿和严寒，背着自己的行李、帐篷、彩旗，演出的道具等走几十公里，有时一天要给部队、驻军和老百姓演出两场，不错过一个村庄、一个观众；有次到边防演出，连续行军48小时，走了90公里，翻了一座大雪山，连演三场未睡觉，非常疲累，但一上台就精神抖擞，夜间演出没有灯就燃起篝火，父亲吹笛子，常常手指冻得发僵，在火上烤一烤继续吹，演出结束后行军，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更险的一次是，父亲他们翻越海拔6300米的丹达山，山上气候恶劣，寸草不生，雪粒狂飞，打得脸生痛，眼也睁不开，走一步喘几下，胸口憋闷像压着大山，头晕眼花、口干身麻，顾不得高原反应，即刻搭起帐篷，在雪峰垭口迎着刀削似的寒风，舞动红旗、敲起锣鼓、唱军歌、打快板、喊口号，此起彼伏地接力歌舞，为过往的官兵宣传演出，鼓劲加油；当在第一个山头的鼓动完成后，再赶到第二个山头、第三个山头再鼓动宣传。

高寒缺氧，剧烈运动使父亲和战友们气喘吁吁身体几近瘫软，他的二哥，在雪山顶上唱歌，因体力不支昏倒了。

父亲坚强地支撑着，看见奋力攀顶的官兵们，以高昂的气势翻过雪山，并对文工队的演出给予支持鼓掌时，他自豪骄傲，觉得再累再苦也是值得的。

1952年初，父亲他们比其他部队多走了一千多公里才走到拉萨，接着又响应“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号召，顶着早春二月的凛
冽寒风，早起晚归，披荆斩棘，在拉萨河边开垦出了50多亩地。

在那艰苦的岁月，父亲始终勤奋积极，总结会上被记了四等功，评为模范共青团员。

父亲热爱学习，成了一生的常态和自觉。

1952年父亲参加了西藏军区举办的藏文高级训练班培训，课外找当地群众进行语言交流，很快能写能读能译藏文，有时他发急一出口说的竟是藏话；他还翻译西藏古老谚语、寓言和民间故事等，在一些出版书籍上发表。

由于成绩突出，就留在藏干校当教员，大伙喜欢这个聪明风趣又热情、精神始终处于巅峰状态、待人亲如兄弟的老师，给他取名“左左”（藏语意为积极主动）。

1956年，我父母亲又调到了咸阳西藏公学院当教师。

当时学校的任教老师大都是北京高校的大学生，父亲只有高中水平，为了跟得上学校的要求，每天恶补文化。

那时候我和哥哥已牙牙学语，母亲要备课，还要带我们，实在很辛苦。

而父亲赶着恶补知识也让母亲共学，不管不顾我们，母亲对他颇有微词，他却依然乐此不疲。

1957年，张国华将军到西藏公学院来视察，讲话现场需要一个藏文翻译，学院推举父亲当现场翻译，效果出奇的好。

父亲重返西藏昌都工作期间，经常废寝忘食地写作，又爱上了书法，用脚踩着铺在地上的大纸，拿个烂扫帚蘸墨酣畅淋漓的书写，气韵富含唐风汉赋，曾经昌都地委大门影壁上，用隶书写的毛主席语录就是他的杰作；又迷上了国画，在包装的书皮上，信手画些山水花草，再配上自己的诗，十分的典雅致远……如此不息地各式学习，直至陪伴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说起父亲的恋爱，走的是婉转线路。

那时驻藏部队发出“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号召，解禁了部队将士谈恋爱，彼时追求母亲
的人不少，父亲对母亲心生恋慕却不说出口，趁着母亲回内地休假悄悄给她汇去500大洋，并发电报说进军西藏这么几年辛苦了，拿这些钱去买些吃的或孝敬二老。

母亲觉得父亲心细能为他人着想，在当时的战友中少见，最后芳心暗许。

用她的话说：父亲击败了众多的追求者，赢得了恋爱的胜利！
我两岁多时，革命建设如火如荼，父母送我到西藏工委子弟校住校，及至我七岁来学校接我，彼此都不认识，若不是父亲患上脑瘤，不得不离开西藏回到内地治病，结束与儿女的长期分离，他不会从我高山仰止的印象中走下来，真正有时间彼此亲近了解。

我发现他不仅是工作狂，也养鱼、栽花、创新菜谱，教一群姑娘唱歌跳舞写诗，很有生活情调的；对恢复身体健康积极乐观，天天坚持让我母亲针灸按摩、加大次数练习身体恢复性运动，有时候累得满头大汗脸色发白，手脚颤抖方才休息。

尽管父亲持续治疗，病情却每况愈下，动手术的间隔越来越短，每一次开刀前，父亲看着我们的担忧总是笑着，好像是去赴宴。

手术后，医生把取出的脑瘤给我看，说别看只有乒乓球大小，充血的时候有一个拳头大呢。

我的心很痛很震撼。

更让我难过的是，在同病魔作顽强斗争期间，他渴望回到纯净的高原工作，常常守在收音机前听新闻，坐在轮椅上找熟人打听西藏的情况，那种急迫焦虑，那种折磨人的好强，从他的眼神、他的肢体语言都深刻地反映出来，我们除了心疼流泪之外，什么都做不了，安慰不了……
父亲43岁那年，生命戛然而止，带走了一生要守候的梦想，只留下神往净土的眷恋，让我追随他的跋涉咀嚼一生的苦乐；残破的家庭悲痛一直萦绕密布，我带着他的骨灰回到昌都达16年，即便他已成一抔黄土，也要实现他回归西藏的夙愿，让他去往天堂的行囊
装满高原的风情、太阳和青稞酒，还有欢快的笛声美音，在雪域天宇飞升、回荡、隽永……
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发现他最珍爱的不是他诵读的书籍，而是他当兵时佩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干部学校”的胸章、四等功证书和各种证章，放在一小布袋里，虽已陈旧，却透出他生活在火热年代的朝气和激情，他对部队的依恋、对西藏的深情，比我想象的要深厚得多。

部队给了他理想、才能发展的空间，雪域的热土，即如一棵草一首歌，有着神性的纯美和珍贵至深的友情，似心灵之泽、信念之门，都是他不再孤独不再虚幻的依托；他的呼吸和心跳，与这片土地上雪莲绽放、江河激荡的音律合拍，虔诚的心闪烁秋天的斑斓，思考亦如雪山那样深邃。

虽然，他极少说起部队的事，但在他内心已将自己永远视为军人，把自己和西藏紧紧拴在了一起。

一年年尘雨飘过，高原桃红春芳菲的季节，总是叠加在母亲翻开的相册里，静静地，她轻轻抚摸着戎装和藏装的父亲照片，喃喃低语，像要融入父亲怀抱；窗外旭阳长驱直入，斑驳的光影苍老了她的华发，怀念父亲凄怆了她的半世，生死两茫茫，柔指间满是凝霜的伶仃，心酸得我无语凝噎泪雨迷蒙，想起英气飒爽风仪容光的父亲，扮成红军挥舞红旗登台亮相，一招一式多有感染力呀；文革时为了让我兄妹吃上卤鸭子，他在烈日下曝晒几小时；他引经据典、妙趣横生地给我讲故事讲历史，教我绘画读诗，教我做好吃的菜，还有他性情急躁打我的经过，清晰如昨，从不曾远逝…我不想他走远，走出我的生活，只愿世途上父女相勉相陪，天地不老，而这样的愿望我想回报已是不能了呀！
回望父亲这一代人，披肝沥胆，卧冰趟雪，默默无闻功勋卓越，为了事业可以阔别亲人远离故乡，在艰苦的边疆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以自己的平凡忠诚合奏了一个世纪伟大的绝响，铸就了不朽的老西藏精神的军魂，成为建设美丽西藏的强大动力和精神支柱。

而今，我们的祖国繁荣强大，西藏美得如诗如画，相信天堂的父亲，看见这些定会无比的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