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昭

陈维昭:《红楼梦》的叙事结构一《红楼梦》在正文开始之前有一段脂砚斋的评语，说是“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故曰‘贾雨村’云云”。

这是告诉我们，《红楼梦》的作者在叙述上是有所顾忌，有所不愿言或不敢言者，故将真事隐去，而故作假语村言。

也就是说，小说的叙述语言与作者的命意之间的直接性被遮蔽了。

这意味着《红楼梦》在叙事结构上要比无所顾忌者多设置了一些叙述层次，而且叙述层次之间具有很大的跳跃性。

这使《红楼梦》成为一个隐晦艰深的象征实体。

从真实性与逻辑的观点看，这个象征实体分为两个叙述层次，即超验叙述与写实叙述。

其内容由大荒山的石头、一僧一道和太虚幻境的荒诞故事与贾宝玉在“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中“走一遭”的生活故事构成。

从这种观点看，曹雪芹被当成一个不信鬼神，不信佛、道的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

超验叙述被当成虚设的语言屏障和结构技巧，而写实叙述才是作家的命意之所在。

于是，剩下来的问题似乎就只在于如何理解这个写实叙述层次。

关注于贾府的盛衰过程的，就会把《红楼梦》的立意理解为“落丁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理解为表达人生空幻或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制度必然走向覆灭的命运；关注于贾宝玉的个人命运与情感心态的，就会把贾丫玉理解为反封建的斗士，个性解放的民主派，新兴阶级的代表，痴情于青春与美的泛爱主义者，甚至是“个体的本体的永不满足的恋欲的象征”。

从宗教的观点看，《红楼梦》这个象征实体只有一个叙述层次，它设立了一个“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叙述框架。

大荒山是空，红尘（包括贾宝玉）是色，最后的寂灭之境又是空，这就验证了那条色相皆空的佛教真谛。

红尘中的兴衰荣辱，贾宝玉的人生遭遇便是六道轮回圈中的一个环节；贾宝玉的“情”的幻灭，便是佛教的“贪、慎、痴”三戒的图解。

《红楼梦》成了“色空”观念的演绎。

这种观点似乎是把《红楼梦》的叙述结构当成一个整体，实际上，它抽掉了红尘的叙述层次，或者说，它把这个叙述层次抽象化，简单化了。

它仅把眼光停留在“空—色—空”的叙述层次的外延上。

小说的叙事结构是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对应物，是作家的情感与经验节奏的表现形式。

要解读《红楼梦》的象征实体，完整地了解作家的情感心态和立旨命意，就必须整体地把握小说的叙事结构，检视叙事结构的各个层次之间的衔接、重叠和交错关系。

以上两种观点都没有把《红楼梦》的全部叙述过程当成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对应物，因而它们所把握住的叙事结构就有所遗漏，有所欠缺，从而也就把《红楼梦》的立意简单化了，甚至误解了。

我想，从人类思维和艺术思维的观点来读《红楼梦》，也许比较合适。

从这种观点看，《红楼梦》有三个叙述层次。

在小说的第一回里，曹雪芹就已经含蓄地交代了他的多重叙述方式。

它写的是女娲在大荒山上炼顽石以补天，“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

”脂砚斋在此批上一句：“妙，自谓堕落情根，故无补天之用”。

①指出“青埂”即“情根”的谐音。

不过，我以为按这一寓言的情节程序，脂批的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表述为：因无材补天，故堕落情根。

所谓“补天”，就是“补天济世”。

②这段寓言无非是表达这样的意思：不能为朝廷出力，不能为天子分忧，不能“治国平天下”，只好把心灵归宿寄托在女子身上。

石头不得补天，便来至太虚幻境，于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见到一裸绛珠仙草，遂以甘露灌溉。

绛珠仙草感其灌溉之恩，发誓以眼泪为报，这就是“木石前盟”。

后来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在石头上镌上字，把它携带到红尘的富贵（荣国府）风流（大观园）地去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

至此，我们可以梳理出《红楼梦》的三个叙述层次：一是石头无材补天，便幻形入世，堕落情根，投胎于贾府中，怡情于大观园里；二是“太虚幻境—大观园”的叙述层次，它是“薄命司”的象征，是石头堕落之处，宝玉痴情之所；三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空—色—空”的叙述层次。

这三个叙述层次是相交、相涵、互切、互补的，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织成了《红楼梦》的象征实体。

曹雪芹以多重叙述建构起《红楼梦》隐晦艰深的象征实体，我们若以还原的方法，对其象征实体进行解构，那时，将还他一个赤裸裸的曹雪芹。

二脂砚斋曾在小说正文“无材补天，幻形入世”之下日“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

”③曹雪芹的一生惭恨便是不能“补天”。

我想，“补天”就是补封建主义的天，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观点，也是早已被否定的“陈腐”之论。

被否定的理由是，它无法解释曹雪芹为什么那样无情地展现封建社会的末世穷途。

我以为这种否定是由于误解了曹雪芹所面对的文化命题而造成的。

尽管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是面对人生的，但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对于人有不同的规定，因而每一个民族对于人生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认识和表达方式。

人生问题在不同的民族心理、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中将被归纳为不同的文化命题。

整个民族，包括哲学家、思想家、文学艺术家，都是面对其文化命题去展开思维的，也就是说，文化命题成为思维和想象的起点，④一种不与社会合作而执着于自己的信仰与追求的心理倾向，可以是对于不同的文化命题的反应。

它可以是反社会理性的非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个性解放；也可以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奴才主义”，还可以是反对社会的腐化之风和道德堕落的社会理性的卫道者。

显然，忽略文化命题而只专注于小说的心理倾向，那么，对于小说的命意，就会“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

所以，扣住文化命题便是阐释文学创作题旨的起点与关键。

要了解曹雪芹所面对的文化命题，就必须知道他为什么不得补天，不得补天之后为什么便堕落于情根，痴情于女人；而不象脂批所说的“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有此一部鬼话”。

⑤在“无材补天”与“堕落情根”之间，有作家的一番隐哀，他的“一把辛酸泪”，他的“惭恨”、“悲怨”，都蕴含在这两者之间的过渡上。

然而，在叙述上，作家恰恰省略了这一过渡，而把笔墨集中倾注在情根上，这使曹雪芹所面对的文化命题模糊起来，使《红楼梦》的主题几乎成为千古之谜。

当然，“真事”仅仅是“隐去”，而不是销声匿迹。

依据贾宝玉在红尘中的痴狂状态，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暗渡之陈仓，从而找到曹雪芹所面对的文化命题。

且搁下石头不得补天而堕落情根的原委不谈，让我们来看看贾宝玉这个情种的痴狂状态吧。

《红楼梦》第五回的“红楼梦”曲的引子劈空便问：“开辟鸿蒙，谁为情种？”无疑，在警幻仙姑看来，贾宝玉就是开辟鸿蒙以来的头号情种。

这个“情”字并非指爱情或情欲，它与肉体之欲无关，也与终身归属之爱无涉，所以这种情痴情种不是淫魔色鬼，不是皮肤滥淫之蠢物。

诚然，贾宝玉于抓周之时即对脂粉钗环爱不释手；他也曾说过一番关于“男子”“女儿”的著名的奇谈怪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⑥仅此而言，恐怕不止政老爷要目之为酒色之徒。

然而，只要我们想起贾宝玉对待薛宝钗、史湘云的态度，我们就会象贾雨村那样罕然厉色地责怪政老前辈错看了宝玉。

宝钗、湘云无疑是宝玉倾心向往的闺阁中之皎皎者，就连其雪白浑圆的胳膊和天然展露的睡态也曾令宝玉神昏目眩。

可就因宝钗、湘云劝他一句“仕途经济”的话，劝他读书应试、官场应酬、做宫济世，他便大觉逆耳，马上翻脸，“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须眉蚀物。

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⑦在那样的时候，再不见他的淫魔色欲，再不见他那种只知有人不知有己的对于女儿的体贴温存；在那样的时候，他再也不觉得女儿的清爽。

看来，贾宝玉并非凡是女人就爱，凡是青春美貌才华出众者就爱，就觉得清爽。

事实上，凡是关心闺阁外面的官场世道的女人，凡是热心于男人的事业的女人，凡是利欲薰心的女人（贾宝玉认为凡是嫁了男人的女人都是利欲薰心的），贾宝玉统统都不爱。

他曾说，女孩儿未出嫁时，是一颗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这时虽还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⑨为什么女人一嫁了男人都变成了死珠、鱼眼睛了呢？丫环春燕算是真正听懂了宝玉的胡话。

她说宝玉的话“虽是混话，倒也有些不差。

别人不知道，只说我妈和姨妈，他老姊妹两个，如今越老了，越把钱看得真了”。

⑨是否“把钱看得真了”，是否利欲薰心，这才是宝玉判断女人的真正的价值标准。

显然，《红楼梦》里的所谓“女儿”、“男子”、“情”、“淫”等都不能仅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作家赋予它们以象征意义。

所以，“女儿”，或者说妇女问题，并不是曹雪芹所面对的文化命题。

还在贾宝玉年纪尚幼，不知情欲为何物的时候，警幻仙姑便推之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

⑩这“淫”不是“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的皮肤滥淫，也不是恋爱、婚姻意义上的爱情，而是“意淫”，是“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它使贾宝玉可以与闺阁中的女子成为“良友”，但于世道中却未免迁阔怪诡，将招来“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如果尚嫌警幻仙姑的表述过于玄虚模糊，那么，请看看脂批的揭示：“按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是‘体贴’二字，故日‘意淫’。

”[10]所谓“情种”，所谓“意淫”，便是指对女子的体贴、关怀，是一种精神上的博大无私的爱。

当我们留心于小说所例举的范畴，我们就能明白，石头为什么堕落情根，贾宝玉为什么把“意淫”给予“闺阁”。

女儿与男子，闺阁与世道，意淫情痴与仕途经济，清爽与浊臭，这几对范畴是同一主题的不同表达，同一主旋律的不同变奏。

这个主旋律就是纯洁与污浊。

这才是贾宝玉的所爱所恨，这才是曹雪芹所面对的文化命题。

在封建时代，世道自然是男人的世道，仕途经济自然是属于男人的事业。

这样，“男子”便是官场、世道、“仕途经济”的象征。

而这些事业和人生价值取向却跟女人无关。

因此，当贾宝玉嗅出官场、世道和“仕途经济”的浊臭气味的时候，当他把这种感觉表述为“男子是浊臭的”的时候，他就自然会把“女儿”当作其对立范畴而赋予“纯洁”的象征意义。

三可是，官场与世道的腐臭凤气的对立范畴为什么是“纯洁”、“清爽”，而不是“反封建”、“反礼教”或“个性解放”、“个体自由”？这就涉及到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对其文化命题的界定与表述。

“人欲”与“天理”的关系，人的生命需求与社会的价值取向的关系，这是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所面对的真正的文化课题。

自从孔子的儒家思想产生以来，中国文化主流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去建立大一统的专制等级制度。

这种制度要成为可能、要获得强化，就必须以放弃或压抑个人私欲为前提。

为此，它必须建立一种社会本位的意识形态。

孔子的仁、礼思想，尤其是孟子的义利之辨和舍生取义思想，正是表明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