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督教在罗马法复兴中的作用

论基督教在罗马法复兴中的作用柴松霞（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８）摘要：１１世纪末、１２世纪初在西欧大陆兴起的对以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为代表的罗马法的大规模的研究运动，这是罗马法复兴的标志。

广义的罗马法复兴还包括西欧大陆各国各地区将罗马法作为法律或吸收法律而适用的过程。

罗马法之所以能够复兴，包括很多因素。

其中，基督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当然，宗教因素在罗马法复兴过程中既发挥着正面的积极作用，也有反面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罗马法；基督教；复兴中图分类号：Ｄ（９）０４．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０８８２（２００８）０３－００１３－０４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２－１６作者简介：柴松霞（１９７９－），女，山东胶州人，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法律史。

罗马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

它诞生了古代世界中最为完备、对后世影响极为广泛与持久的罗马法。

德国有学者评论说：“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则以法律。

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平和、最为持久的征服。

”［１］（Ｐ４３）罗马法是自公元前６世纪罗马奴隶制国家建立至东罗马帝国灭亡时期法律制度的总称。

它作为“商品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的法律”，对人类法律发展进程起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早期的罗马法律主要是习惯法，来源于古老的民族习惯传统和社会流行的各种惯例。

约公元前４５１年，罗马共和国颁布了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十二铜表法》，它在私有制度、财产继承、债权债务和刑法、诉讼等方面均有相应规定，对贵族的滥用权利亦作了一定的限制。

它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因而被视为欧洲法学的渊源。

从公元前２７年至公元３世纪，通过大法官的司法活动、法学家的阐述、历代皇帝的敕令、元老院的决议等，罗马法的体系逐步完备，内容逐渐充实。

到公元６世纪３０年代，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设立专门机构，整理和编纂罗马历代法规和法学，编成《法学梯》、《学说汇纂》、《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死后又增《新律》。

到１２世纪，这４部法律汇编合称为《国法大全》，它集罗马法之大成，标志着罗马法进人了发达的阶段。

然而自《查士丁尼法典》之后，罗马法也曾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巨大影响是在１２－１６世纪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中再次显现出来。

其中，不能否认宗教的作用。

西方学者认为，古代罗马社会传给我们有形的精神文化遗产，最著名的是两项：一项是《圣经》，另一项就是罗马法。

可见，宗教对当时西方社会各个层面包括法律的影响是不可能消除的。

１３世纪以前，虽然天主教会曾按照罗马法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以罗马法为蓝本的教会法只对其作了一些细小的修改或补编。

然而，罗马法却因是异教的产物，而长期受到教会的批评。

教会为此而拒绝开宗明义地认可罗马法作为社会基础的地位。

这几乎可以说是中世纪初罗马法被淹没的一个原因。

但自１３世纪初开始，经院主义大师托马斯・阿奎那排除了这种批评，把罗马法纳入了上帝的意志之内，从此否定爱德华的观点。

罗马法迫使教会予以公开承认，而非出自教会的自觉。

一、基督教在罗马法复兴中的正面作用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于３１３年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后，基督教从受迫害、受难者的宗教逐渐变成了统治者着意加以利用的宗教。

从此历朝统治者为达到利用基督教统治人民的目的，通过立法加强了对基督教的扶植和保护，不断扩大基督教的影响。

但是在查士丁尼以前，罗第２２卷第３期２００８年６月Ｖｏｌ．２２ＮＯ．３Ｊｕｎ．２００８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Ｄａ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马法中有关基督教的条文仍然有限，只有查士丁尼才以其宗教立法对基督教在罗马法中的地位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

《查士丁尼法典》的诞生，标志着基督教在罗马法体系中已占有了一个不可动摇的位置。

该法典开篇就是有关基督教教义、教会财产和教会特权等方面的教会法，并且教会法被摆在了首要位置，占据着第一编近四分之一的内容，而且该篇中的许多章节几乎完全充斥着因信仰原因而规定的刑罚和对权利能力的限制。

但体现最明显的还要数《新律》，在该部法律的１６８条法律条文中，涉及基督教的法律条文就有３６条之多，占该部法律全部内容的五分之一多，涉及基督教教义、教会组织、教会财产、教会特权及僧侣与修道院的生活等各个方面，可见教会法的比例之高。

首先，在内容方面，《国法大全》赋予基督教大量特权。

基督教不仅享有物法方面的特权，还享有诉讼法方面的特权。

《国法大全》在继承、遗赠及债权等物法方面特别是在继承方面给予基督教种种特权，如《查士丁尼法典》规定：“无论是根据死因赠与或者非死因赠与，或者是根据死者的临终意愿而留给尊严的教会的财产，根据城市议会的慷慨行为，就这些赠与物免于征税。

以前那些法律定应征税的规则尽管对其他人仍有效力，但对教会和那些与教会相关的组织不产生法律约束力。

”［２］（Ｐ１３８）《查士丁尼法典》还特别强调：“任何人都有权把其愿意留给教会的财产遗留给神圣尊严的教会。

他的意愿不应被宣布为无效，只要其临终的意思表示是自由的。

”［２］（Ｐ１３５）基督教享有诉讼法方面的特权表现为基督教僧侣和一般的基督教徒享有诉讼的特权。

如依《国法大全》规定，基督教僧侣如有违法犯罪行为，他们首先在其自己的主教前受到起诉，然后再由世俗的民事法官审判。

《新律》规定：“所有的僧侣只在主教前被起诉。

”［３］（Ｐ３１０）这样，主教可利用自己的司法权宽恕僧侣，使其免受法律的惩罚。

同时法律还规定，主教的判决不能被国家审判机关撤销，也不准对其判决提出上诉。

［２］（Ｐ１３９）这样，僧侣、教士更能受到主教的庇护。

不仅如此，法律还规定，主教不能审理的案件，即使转到民事法官那里，僧侣、教士所享有的特权依然保持不变。

《新律》规定：“如果由于案件的性质或别的原因，主教不能审理该案件，因而必须转归由民事法官审理。

即便如此，僧侣所享有的特权依然保持不变，他们在民事法官前不因案件有争议而受到拘禁，他们也不忍受诉讼当事人通常所忍受的痛苦。

”［３］（Ｐ３１０）教会法对罗马法的内容进行了保留和发挥，从而使罗马法在漫长的衰落期间不致完全湮没无闻。

“教会法学家们在《教会法大全》中逐字逐句地或间接地吸收了罗马法律家的许多解决方案，他们拯救了欧洲的文明，直到欧洲可以直接吸收罗马法的本来源头。

”［４］教会法在一定意义上也被作为罗马法的“继受的工具”。

［５］（Ｐ３５３）罗马法本身就是教会法的渊源之一，在早期的神职人员中，又有许多罗马法学家，教会法中不少内容都源于罗马法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诸如在契约制度上，教会法沿用了罗马法中“平等合理”的原则，要求契约双方在收益和损失上的均衡，并在罗马法复兴时由注释法学家结合查士丁尼文本，发展出了一系列相当完整的概念和规则：在继承上，尤其是教会法中的遗嘱继承以罗马法中的遗嘱继承制度为基础，并在罗马法中留给子女、孙子女或父母的“法定份额”基础上增加了妻子的份额，强化了对死者妻子的保护，并形成了一系列确定遗嘱的有效性、对遗嘱的进行解释和执行的体系；财产法上的恢复原状规则在罗马法典籍《学说汇纂》、《法学阶梯》中己有论述，也成为教会法中的一项原则。

［６］（Ｐ５３１）婚姻制度是当时罗马法受教会法影响最为深刻的法律部门之一，早期的基督教对婚姻持一贯的严肃态度，赋予婚姻神圣的意义，认为婚姻具有不可拆散性。

［７］（Ｐ４６）而罗马法本来是允许离婚的，且不需什么特别的理由和手续，只要丈夫口头对妻子说：“把你的东西带走吧”就可以了。

教会的管辖权被确认后，离婚变得困难了，这对于长期处于夫权统治下的古罗马妇女，实际上是提高了她们的家庭地位。

这在当时的立法中也有所体现，《国法大全》中对婚姻的定义是“男女间的结合，是终身的结合，是人法和神法的结合”。

［８］（Ｐ２３）公元３３１年，君士坦丁大帝还颁布了一项严格限制离婚的法令，离婚的理由被严格限制了，只能丈夫是“谋杀者、巫师或者盗墓者”或者妻子是“奸妇、女巫或者老钨”，不再是以前的任何理由都能离婚。

而且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从事巫术活动是对男女双方都可用的离婚指控，这也表明了这项法令受到了基督教的很大影响，因为巫术是基督教极为反对的行为，因此在世俗法中也成了极大的罪过。

值得一提的是，罗马法中的“社团法”在教会法中被保留并得到了发展。

在罗马法中，国家被视为一个社团，但它的权利义务是用行政手段，而不是在法院中予以调整的，也不受市民法的调整，另外市政府也是社团，具有拥有财产、订立契约、通过代理人履行法律行为等权利。

此外，查士丁尼还立法确认慈善机构基于特定目的有接受赠与和遗赠的法律能力，也是一种社团，这种社团概念正符合了基督教中把教会看作“成为一”的概念，教会法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适用于教会的社团法律制度，从而使罗马法中的社团制度得以保留和发展。

此外，教会法的诉讼制度也从罗马法中借鉴颇多，并发展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多项诉讼原则，如自由心证和国家追诉等。

其次，在研究运用法律的途径方面，基督教对法律研究运用的原则和方法也对罗马法复兴产生了一定影响。

教会法中坚持“法律生长”原则［７］（Ｐ５５），即要求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要既被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同时又要被自觉用来适应现在和将来的需要。

这里的权威自然指的是基督教的经典一一《圣经》，其中的话语和规则被拿来加以解释和发展，成为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

对待重现的罗马法，法学家们借鉴了这一原则，以法律原文为基础加以注释和发展。

查士丁尼的法律文本被发现以后，对它进行研究的学者认为它是永恒且普遍的，不仅适用过去，也适用于现在和将来，是像《圣经》一样永恒的真理，这与罗马法自身先进完善的性质自然分不开，但也离不开法学家们以注释等方法对它的解释和发展，使它适应当时时代的需要。

二、基督教在罗马法复兴中的反面促进作用４世纪以来，罗马帝国虽然确立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基督教也从此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但是基督教并未一统天下。

在整个帝国存在许多被称为“异教”的不同宗教，如摩尼教和犹太教。

直到查士丁尼时期，帝国内的不同民族的居民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不信奉基督教，特别是在边远地区和人烟稀少的乡村地区，信奉异教者尤多。

就是在帝国的中心地区———雅典，希腊古典文化仍然顽强地存在，而在基督教看来，希腊古典文化属异教的范围。

这种异教从数量上来说，虽不是很大，但是他们在有教养的阶层却有相当的影响。

［９］（Ｐ１１３）政府对于异教的态度，在查士丁尼以前，还不是特别严厉，只要没有公开的反抗，人们照样还可信仰原来古老的宗教。

［１０］（Ｐ３６６－３６７）查士丁尼执政后，独奉基督教，对其他的宗教进行无情的打击和迫害。

可以说，整个查士丁尼时期，帝国政府从没有间断过对异教的迫害。

《查士丁尼法典》公开宣称：“异教徒应该永远受到镇压，以便任何人都不敢传授或学习受到亵渎的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