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悟读荣新江先生——《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
悟读荣新江先生——《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朱鸿君这个春节没有一丝儿年味的，没有爆竹的喧闹，更见不到拜年走亲访友的人脉。
其实也好，守望着一方清静过得还算充实。
但我的心其实早就已经飞到了任职多年的吐鲁番学研究院，三年多，我都没有去过一次。
首任院长谢辰生先生年前带着百年的收获与付出驾鹤西归了，接下来研究院的许多工作还得继续有序展开，这其中少不了还要麻烦全国院校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各路人保驾护航。
正想着如何协助新任书记多年好友张勇同志，把研究院的工作再上层楼，就收到荣新江先生一月十五日亲笔题签的，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权威作品集《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
这是天意吗?我真的说不清楚，我记得就是收到快递的那天，整个姑苏城都被满天的雪花淋湿，盼望几年的第一场大雪终于降临了。
水池边上竹林旁那株移植多年的腊梅树开得特别茂盛，满枝头绽放金色的光彩，阵阵腊梅的清香在雪融中不断地扩散开来，逗得几只小鸟在枝头的树丫上跳来蹦去，吱吱地发出悠扬的鸣叫声。
这场大雪掩埋了一切，唯独剩下美丽和宁静。
那一夜，我在书房里一杯清茶沉淀下浮躁的心，伴随着荣新江先生的丝绸之路十八讲，踏进了月氏、斯基泰与丝绸之路前史，在波斯帝国与亚历山大东征的血色月亮的照射下，和荣先生一同见证了月氏及其西迁。
当初我真的搞不懂，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是塞克人、波斯人、月氏人、恹哒人、粟特人、吐火罗人、突厥人、蒙古后裔、印度人、吐蕃还是党项人?我真的分不清楚。
正如当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0年穿过里海门户时，中亚西部进入了历史的光照之下。
在战胜并控制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他就转向了大夏与阿姆河右岸地区。
该地区最晚在埃斯库罗斯生活的时代就已经被希腊人所知晓。
当时的疆域扩大靠的就是自己的实力，在亚历山大铁蹄征服之下，伊朗东部各部族，大夏人、粟特人和一些塞克人部落首领们只能被迫接受。
于是就在中亚西部建立了希腊的统治。
反正当时整个人类迁徙、融合、动荡、安息，一切都要看胜利者的笑声落在那一块土地上。
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注：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
)甫出版，笔者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即把其定为敦煌学的教材。
全书由绪论、正文十八讲、后论、参考文献和后记五部分组成。
主体十八讲内容大致可分为六方面，一是敦煌简史(第一、二讲)；二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文物流散、研究的历史(第三至八讲)；三是敦煌材料的史学研究问题(第九至十一讲)，即各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四是各种敦煌文献及其价值的介绍(第十二至十五讲)，分类概述各类敦煌文献及其对相关学科研究的贡献，包括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科技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语言文学等方面；五是对敦煌石窟各个方面的概说(第十六讲)，重在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六是敦煌写本外观和辨伪问题(第十七、十八讲)，是作者探讨敦煌学方法论的个案研究，其间特别提出敦煌写本辨伪的一般准则。
后附有参考书目及其简要解说。
本书大体囊括了敦煌学的主要内容，而又突出历史学的问题。
诚如林悟殊教授所说：“时下流行的诸多教材，多以综合他人著作编成，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则不然，乃系其个人多年研究成果付诸教学的结晶。
书中内容吸收了百年来国际敦煌学之研究成果，更有诸多自己的补阙和新颖之见。
表述深入浅出，内容系统完整。
当今敦煌学的教材，恐无出其右者。
”此言可谓持平之论，本文则择要述之。
敦煌写本以佛教经典为主，还包括佛典之外的道书、经史子集四部书和其它典籍，而且在佛经等卷子的背面、裱纸和备用纸上，也留存了丰富的公私文书，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见。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文书现分藏于英、法、俄、中、日等国的公私收藏者手中，为学者的使用带来诸多不便。
虽然20世纪60年代公布了英国图书馆藏和北京图书馆藏的大部分文书缩微胶片，70年代末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卷也全部公布，使学者全面掌握敦煌文书最主要的三大馆藏成为可能。
但是六、七十年代所制成的胶片和照片，清晰度十分有限，特别是法藏文书，由于原件上面包了一层薄纱，拍照效果很不理想，所以很多重要文书无法识读。
“敦煌学概论”教学大纲一、说明（一）课程性质敦煌学概论是面向汉语言
“敦煌学概论”教学大纲一、说明（一）课程性质敦煌学概论是面向汉语言文学、历史学等专业的一门选修课。
（二）教学目的1、了解和认识“敦煌学”的产生及其百年发展历程。
2、认识敦煌学的丰富内涵，增进对文学、宗教、艺术等多方面的了解。
3、开阔学生学术视野，形成关注国际学术前沿的自觉思维，强化多学科、 综合交叉的学术训练。
（三）教学内容了解敦煌学的基本概念和百年学术发展历程； 蠡清敦煌历史沿革及与丝绸之 路的关系；回顾敦煌文物的发现、流散与收藏现状；以敦煌学与中国古代政治、 经济、民族、中西交流、宗教、文学、民俗、艺术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为平台， 全面展示敦煌文献与石窟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四）教学时数本课程的教学时数为30学时。
（五）教学方式本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辅以相关图片及影视资料，指导学生研读敦煌 古文献，通过提问、讨论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二、本文导论教学要点：“敦煌学”的形成及内涵、敦煌学发展历史及研究领域。
教学时数：2学时教学内容：第一节 “敦煌学”的内涵与外延1、何谓“敦煌学”2、敦煌学研究的旨趣和难点第二节 敦煌学史概述1、欧美的敦煌学研究2、中国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3、二十一世纪转型期的敦煌学考核要求：把握敦煌学的学术概念，了解敦煌学发展的百年历程及现状。
第一章 敦煌历史沿革教学要点：敦煌的历史兴衰及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教学时数：2学时教学内容：第一节 敦煌的地理位置1、敦煌与中原的地理关系2、敦煌与西域的地理关系第二节 敦煌的历史兴衰1、两汉至魏晋时期的敦煌2、隋唐时期的敦煌3、吐蕃统治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4、西夏元明清时期的敦煌考核要求：了解敦煌与古代丝绸之路兴衰的同步性以及敦煌文化产生的历史背 景。
第二章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文物的流散教学要点：关于藏经洞封闭原因的学术探讨、敦煌文献的收藏与整理教学时数：4学时教学内容：第一节 发现藏经洞1、王道士其人2、藏经洞的发现3、藏经洞的原状第二节 藏经洞封闭原因1、废弃说2、避难说3、末法说第三节 敦煌宝藏的收藏与整理1、法藏敦煌文献2、英藏敦煌文献3、俄藏敦煌文献4、其它考核要求：了解藏经洞封闭原因研究的前沿信息、掌握敦煌文献的收藏现状。
王圆箓评传
王圆箓评传王圆箓是一个普通的道士，但由于他发现了震惊中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并且被牵连进藏经洞经卷大量流散的事件中，他因此成为撰写西北道教历史时一个不能回避的人物。
现通过对近些年发表的文献资料的归纳，对其生平与功过作一番陈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王圆箓生平略述第一个关于王圆箓生平的材料，当是《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1]，全文如下：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耆众，皆曰可。
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
风骨飘然，常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
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孽孳修炼。
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修建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
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
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2]事也。
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
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茸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於焉庄严，洞宇於焉灿烂。
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
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
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
今者羽轿虽渺，道范常存。
树木垦田，成绩卓著。
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
实足垂不朽而登道岸矣。
夫何必绝食炼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从这篇碑文可以看出，王圆箓在敦煌的教务活动大致为五点：第一，营建太清宫，包括改建三层楼和修建三清宫。
改建三层楼之事，另见光绪三十三年《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
此楼原为晚唐归义军时期高僧洪辩主持营建，是三层洞窟外的木构殿堂建筑，明清以后严重残破。
由于藏经洞就在下层洞窟北壁，为了加以保护，王圆箓动员当地士绅，于藏经洞发现五年之后，将其重新修建起来。
第二，补葺千佛洞。
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大学本科生基本阅读书目
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大学本科生基本阅读书目郭双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全国高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编者按：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由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大学本科生阅读书目》，在该委员会2002年年会上已获得通过，并正式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历史系主任联席会议推荐。
现将书目公布于此，希望通过此项工作，正确引导学生的读书活动，进一步推动历史学教学改革的深入，提高教学质量。
说明开列本书目的目的是为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的大学生提供一个读书的门径，以便通过阅读巩固其基础知识，扩大其视野，培养其创新能力。
因此，在开列时力求具有系统性、基础性、前沿性和可操作性。
对入选书目，首先考虑历史本身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尽可能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
对教材和工具书，除极个别情况外，原则上不予推荐。
对一些权威性的大部头著作，如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郭沫若、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史稿》、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李新等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及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剑桥世界史”系列，因卷帙过大，暂不推荐。
对中外文史料，因卷帙繁多，数量极大，本书目除推荐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外，其他不再推荐，各校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在教师指导下有选择地阅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目对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只具有指导意义，各校教师完全可根据本地区、本学校的特点予以增删。
此外，本书目是在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开列的《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大学本科学生基本阅读书目》的基础上，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共同完成的。
一、中国古代史1、徐中舒编注：《左传选》，中华书局1963年。
2、米新夏主编：《史记选》，中华书局1990年。
3、冉德昭、陈直主编：《汉书选》，中华书局1962年。
4、王仲荦编注：《资治通鉴选》，中华书局1965年。
5、余嘉锡：《士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敦煌学十八讲
读《敦煌学十八讲》荣新江著的《敦煌学十八讲》，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关于敦煌学的教材。
我们课堂上讲的敦煌学也基本上是以此书为依据的。
而读了此书之后，对敦煌及敦煌学都有了一定的认识。
首先是对敦煌的了解。
我对敦煌在历史上名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书中提到“敦煌因盛产美瓜而取名“瓜州”，领敦煌、酒泉、玉门、常乐、会稽五郡，治敦煌。
这里的敦煌是由于北魏“六镇起义”而将敦煌镇改为瓜州。
而书中前面提到的西汉时设立的敦煌郡，下设敦煌等六个县。
书中还有“唐武德五年，唐改瓜州为西沙州，治敦煌，在常乐县置瓜州。
”“贞观七年，去“西”字，敦煌正式名为沙州”书中频繁出现“瓜州”“沙州”等州，但是，稍微分析便知其所指并不一致，但是，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都是指敦煌。
当然，我们所指的是古代，现代的瓜州是甘肃酒泉市的一个县。
关于瓜州的诗句，唐代岑参有“君从万里使，闻已到瓜州”还有唐代李端的《晓发瓜州》，宋代陆游有“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州。
”大体上来说诗文中的瓜州并没有指敦煌，而是指西北边塞。
这可以算是文学和史学的差异一个表现。
第二点是对敦煌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敦煌一词的原意是辉煌盛大,我想这种辉煌不仅是指经济上的,还应该是文化上的。
敦煌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各民族文化在此交汇，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可以说敦煌是集各种文化于一身。
这种文化特质使其本身就具有了国际性。
而近代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藏经洞文献后来的走向使得敦煌学更具备了国际性。
可以这样说：“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世界”。
所以我们的敦煌学研究更应该积极走出去，而不是关在屋子里搞研究。
书中指出应当看到在对于在与敦煌汉文写本密切相关的各种胡语的研究上，欧美学者仍然占有明显优势，而此类材料的解读考释，必将有助于汉文。
作者还另起一章分析了几乎同时接收敦煌资料的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学术走向。
这就对敦煌学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点是对于敦煌文物流失感到痛惜。
敦煌宝藏中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绢画、法器等等，它们对于研究中国及中亚，南亚古代的历史、地理、宗教、语言、艺术等都有着极为珍贵的价值。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2011级社会学专业摘要：通过叙述敦煌的历史，展现敦煌无可估量的价值；回忆建国前后敦煌学的荒芜，解读“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的背后事实；以国学大师季羡林教授的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提出莫高窟的保护，展望敦煌学的未来。
关键词：敦煌郡、中国之心腹、敦煌遗书、季羡林、保护石窟。
敦煌，一个诱发奇想的地方，一段遥远神秘的历史，一种举世瞩目的艺术，一宗丰富浩瀚的遗书。
敦煌正从遥远的地方走来，进入了艺术的殿堂，研究的圣地。
从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王道士发现至今，经历一百多年的漫长曲折时间，一门百科全书式的国际显学----敦煌学奇迹般地形成、发展，正向世界展现一处大漠深处绚烂辉煌的艺术长廊。
早在上古时代，敦煌就有人居住，从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大军击败河西匈奴，在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区隶属酒泉郡，到魏晋敦煌初兴，再到隋唐时期，唐廷与西突厥和兴起的吐蕃的争夺战中，敦煌与河西成为“中国之心腹”，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东西文明的交汇，敦煌也在经济发展和战略地位方面达到极盛，但从中唐以后，敦煌慢慢由盛而衰，随着中原王朝都城的逐渐向东、向北迁移，敦煌在全国的战略地位下降，至元、明、清，敦煌成了偏远地区的小城，最后沉寂了。
今天的敦煌市，是甘肃省西边的的一个县级市，位于著名的“河西走廊”西端，东临安西县，西与新疆的若羌县接壤，南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毗邻，北与新疆哈密市相连，总面积31200平方公里，幅员辽阔，但绿洲面积只有14万公顷，其余绝大部分是戈壁、沙漠和山地。
莫高窟就位于今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下，是敦煌石窟群体中的代表窟群，在现编号的492个洞窟中，保存有公元4世纪至14世纪1000年间的45000平方米壁画、3000多身彩塑和5座木构窟檐，而莫高窟藏经洞保存了从公元5世纪初叶到11世纪初叶共600年间所写的文献，其中以佛教经典为主，也有道教、摩尼教、基督教的经典，还有经史子集四部书、官私文书。
历史系本科生的必读书目1
历史系本科生的必读书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大学本科生阅读书目》，在该委员会2002年年会上已获得通过，并正式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历史系主任联席会议推荐。
现将书目公布于此，希望通过此项工作，正确引导学生的读书活动，进一步推动历史学教学改革的深入，提高教学质量。
说明开列本书目的目的是为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的大学生提供一个读书的门径，以便通过阅读巩固其基础知识，扩大其视野，培养其创新能力。
因此，在开列时力求具有系统性、基础性、前沿性和可操作性。
对入选书目，首先考虑历史本身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尽可能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
对教材和工具书，除极个别情况外，原则上不予推荐。
对一些权威性的大部头著作，如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郭沫若、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史稿》、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李新等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及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剑桥世界史”系列，因卷帙过大，暂不推荐。
对中外文史料，因卷帙繁多，数量极大，本书目除推荐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外，其他不再推荐，各校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在教师指导下有选择地阅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目对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只具有指导意义，各校教师完全可根据本地区、本学校的特点予以增删。
此外，本书目是在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开列的《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大学本科学生基本阅读书目》的基础上，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共同完成的。
1. 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册），中华书局1960年代至1980年代出版或多次重印。
2. 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
3.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4. 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
5. 徐旭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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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注：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
)甫出版，笔者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即把其定为敦煌学的教材。
全书由绪论、正文十八讲、后论、参考文献和后记五部分组成。
主体十八讲内容大致可分为六方面，一是敦煌简史(第一、二讲)；二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文物流散、研究的历史(第三至八讲)；三是敦煌材料的史学研究问题(第九至十一讲)，即各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四是各种敦煌文献及其价值的介绍(第十二至十五讲)，分类概述各类敦煌文献及其对相关学科研究的贡献，包括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科技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语言文学等方面；五是对敦煌石窟各个方面的概说(第十六讲)，重在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六是敦煌写本外观和辨伪问题(第十七、十八讲)，是作者探讨敦煌学方法论的个案研究，其间特别提出敦煌写本辨伪的一般准则。
后附有参考书目及其简要解说。
本书大体囊括了敦煌学的主要内容，而又突出历史学的问题。
诚如林悟殊教授所说：“时下流行的诸多教材，多以综合他人著作编成，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则不然，乃系其个人多年研究成果付诸教学的结晶。
书中内容吸收了百年来国际敦煌学之研究成果，更有诸多自己的补阙和新颖之见。
表述深入浅出，内容系统完整。
当今敦煌学的教材，恐无出其右者。
”此言可谓持平之论，本文则择要述之。
敦煌写本以佛教经典为主，还包括佛典之外的道书、经史子集四部书和其它典籍，而且在佛经等卷子的背面、裱纸和备用纸上，也留存了丰富的公私文书，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见。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文书现分藏于英、法、俄、中、日等国的公私收藏者手中，为学者的使用带来诸多不便。
虽然20世纪60年代公布了英国图书馆藏和北京图书馆藏的大部分文书缩微胶片，70年代末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卷也全部公布，使学者全面掌握敦煌文书最主要的三大馆藏成为可能。
但是六、七十年代所制成的胶片和照片，清晰度十分有限，特别是法藏文书，由于原件上面包了一层薄纱，拍照效果很不理想，所以很多重要文书无法识读。
而且由于编目工作的局限，许多正背面都有重要内容的文书非看原件无法进行研究。
从1985年开始，作者相继走访了各国大小收藏单位，包括英、法、俄及日本、德国、丹麦、瑞典、美国等较零散的单位，还有海峡两岸各个分藏单位，从而全面地接触大量写本原件，并在收集散见未刊文书及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上做出很大努力，有不少补前人所阙之发见。
例如在第三讲《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早期流散》中，作者从零碎的资料中辑出斯坦因到来以前藏经洞文物流散的情况，并认为1900年敦煌藏经洞开启以后到1907年斯坦因进洞以前，流散出来的敦煌绢画和经卷中不乏精品。
如原为廷栋旧藏、后经许承尧售出的卷子，现分藏于安徽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台北“中央”图书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等处。
从已经发表的北大、上图、上博、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卷和作者经眼的台北“中央”图、天理图、弗利尔的许氏旧藏卷看，其中不乏精品。
(注：《敦煌学十八讲》，第57-60页。
)作者还指出，尚未经敦煌学者仔细调查的安徽省博物馆藏卷，从《中国古代书画图录》发表的《本际经》和《书信》卷子来看，也是早期流散出来的重要典籍和文书。
(注：《敦煌学十八讲》，第59页。
)再如，属于叶昌炽旧藏、现藏于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的《地藏菩萨像》，因其色彩过新，以致让研究者迟疑不定，而长期没有正式发表。
1997年2月，作者有机会走访弗利尔美术馆，见到这幅学界寻觅已久的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像》，遂向馆方提供了其在入藏该馆前的流传情况和相关记载，在得到馆方许可后，予以发表，以便学人探讨。
(注：荣新江《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YeChangchi:PioneerofDunhuangStudies)，《国际敦煌学项目通讯》(IDPNEWS)No.7,Spring1997，第5页。
)这些早期资料的收集鉴定，不仅有利于全面收集敦煌资料，亦为散藏敦煌写经的真伪辨别提供了标本。
关于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流散、收藏、整理与研究的情况，作者曾著有《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
(注：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本书第五讲《敦煌宝藏的收藏与整理》则增加了中国收集品的情况，重点在未刊资料以及近年来中外合作编辑出版海外敦煌文献大型图录的工作。
特别是自1992年始，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国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大型图录，影印俄藏18000余件全部资料，此项工程的完成，将给学术界提供大量新材料。
1991年2-8月，作者曾应英国图书馆之邀，去做S.6981-13677号非佛教文献的编目工作。
(注：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7月。
)由于这部分文书残片大多没有首尾和题名，而且所存文字极少，比定工作十分艰难。
2000年，作者又把自己和其他学者对这些残片的陆续比定结果和改订意见，汇总发表。
(注：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补正》，宋家钰、刘忠主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79-387页。
)关于各国写本的编目工作，作者特别表彰了二战后在戴密微推动下，法国科研中心的敦煌研究小组对法藏敦煌写本的编目。
与已刊敦煌写本目录相比，法目著录最详，每号内各项内容均一一分别著录。
其优点在于著录详尽，可以让看不到原卷的人尽可能了解原卷的外观，特别是一些缩微胶卷或照片上看不到的红字和朱印；其每项内容附有研究文献出处，与东洋文库目录相仿，虽然不够完备，但极便学者使用；目录按伯希和编号排列，便于检索，又用主题分类索引的方式做了统一安排。
作者认为这是目前处理敦煌写本编目的可取方法。
(注：《敦煌学十八讲》，第111页。
)由于广泛接触过写本原件，在整理敦煌写本所应遵循的规范这一问题上，作者多补前人所阙。
如由于用敦煌写本补《全唐诗》的影响，敦煌诗歌一直是按同作者或同类诗的方法归类整理的，这样往往割裂了敦煌本原卷抄写诗歌的内在理路，违背了原编者的抄写原则。
王重民先生曾把P.2492诗集写本著录为“白香山诗集”，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刻本《白氏长庆集》，也把它作为附录。
然而最近发现的俄藏Дx.3865是紧接P.2492诗之后的诗册散页，两件可以直接缀合，俄藏卷除了接着法藏卷的白居易《盐商妇》外，以下还有李季兰诗(首句“故朝何事谢承朝”)、白居易《叹旅雁》、《红线毯》、岑参《招北客词》，显而易见，这个卷子只是唐朝一个诗文合抄集，而不是白居易自己的诗集。
如果不直接阅读文书原件，特别是全面掌握文书资料，是很难有这样的认识的，作者进而指出：“可见敦煌诗集抄本的形态，与今人的别集不同，整理敦煌诗歌，应当充分尊重原卷诗歌的次序和同卷上相关联的其他内容。
”(注：《敦煌学十八讲》，第277页。
)作者认为，基于这种认识而精心整理敦煌诗集的著作，当推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此书不论从校录之精审，还是从忠于原文而言，都可作为今后四部书整理工作的典范。
敦煌学自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经过近百年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今人的研究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深入。
有关敦煌学学术史的回顾，鉴于中国已出版的有关“敦煌学史”的论著，偏于中国学者的成就，而忽视了外国同行的贡献，作者在法国戴仁教授《欧洲的敦煌研究》一文基础上，从中国学术界的视角，来审视欧美学者利用敦煌西域出土资料对东方学的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资料对汉学研究所作之贡献，以及暴露出来的一些缺陷，以期理清一个线索，为全面整理近百年的敦煌学学术史作准备。
作者强调，在与敦煌汉文写本密切相关的各种胡语的研究上，欧美学者仍然占有明显优势，而此类材料的解读考释，必将有助于汉文文书的深入研究。
作者又专辟一章，分析了几乎同时接触到敦煌资料的中国和日本学界对敦煌资料的利用和不同的学术走向。
作者在总结20世纪中国敦煌学的特征时指出，敦煌学人只有具备较为广阔的学术根基，才能抓住新材料、开拓新学问；敦煌学研究要想把路子拓宽，就要兼容并蓄，尽量促成敦煌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影响；开展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对中国学术的进步至关重要。
这些经验性的总结仍然是今后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准绳。
就日本学者而言，他们在敦煌学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到了八、九十年代，日本敦煌学研究在涉及范围上虽不及中国学者广泛，但在某些领域，如佛教典籍、道教史、唐史、非汉语文献，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作者以2000年《亚洲学刊》(ActaAsiatica)第78号所发表的百桥明惠、森安孝夫、高田时雄、吉田丰四人的文章为例，指出“面对一个个富有实力的日本敦煌学中坚，特别是他们在藏文、粟特文等方面的成果时，我们仍然不要忘记‘敦煌学在日本’这句激励过许多中国学者奋发上进的话语”。
(注：《敦煌学十八讲》，第191页。
)进行学术史的回顾，并非简单地胪列前人众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问题，以期在前人基础上对课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由于作者对多个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因此多能指出前人研究的不足。
如作者在总结归义军史研究的状况之后，清醒地认识到归义军的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都有待深入探讨。
作者爬梳过有关的汉藏文书，撰有《通颊考》，(注：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3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9-144页。
)对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进行了个案研究。
同时敏锐指出“目前，在敦煌历史研究中，最有潜力而且也是最难的研究课题，就是吐蕃统治敦煌问题，希望有年轻的学者把这项研究深入下去。
”(注：《敦煌学十八讲》，第232页。
)近年在莫高窟北区洞窟中，与元代汉文文书、西夏文佛经、回鹘文残片同出的有两叶四面完整的叙利亚文《圣经·诗篇》，作者认为“这一发现，大大增加了我们对蒙元时期景教传播的认识，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目前还难以解释的新问题。
”(注：《敦煌学十八讲》，第244页。
)作者还指出“经过语言学家多年的努力，现在大多数于阗语的文献已经解读，但是还有不少译自汉语佛典的于阗语文献没有比定，也还有相当数量的世俗文书没有圆满地翻译出来。
这些材料主要是属于十世纪的文献，与沙州归义军的汉文文书可以互相发明，因此还有待深入研究。
”(注：《敦煌学十八讲》，第280页。
)以上诸例，皆为作者深入研究之后的学术心得。
在整个学术史回顾中，作者之重点在“导”不在“评”，即引导后来者如何在材料占有和问题深入上去超越前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