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cur Olson
桑基鱼塘原理

桑基鱼塘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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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基鱼塘原理》
一、定义
桑基鱼塘原理是1976年由美国经济学家桑吉(Mancur Olson)提出的一种经济发展理论。
此理论的本质是指,小集团的行为会影响社会整体的利益,尤其是当小集团相对于更大的集团拥有权力不对等的时候,这种差异会更加明显。
它的原则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秩序,可以让社会中的某些利益集团获得更多的利益。
二、特征
1. 权力不对称。
桑基鱼塘原理的关键在于,其中参与的所有利益集团之间具有权力不对等的特征;
2. 好处是分配的而不是创造的。
桑基鱼塘原理中的好处是分配的而不是创造的,桑基鱼塘原理假定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差距可以使一方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什么新的或有利于社会整体的东西。
3. 利润最大化。
桑基鱼塘原理的本质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参与者)会指定规则、规则定义和结构,以便最大化其利润,而其他参与者则不得不接受这些规则。
三、示例
我们可以从贸易组织(如世贸组织)的经验中看到桑基鱼塘原理的应用。
贸易组织会建立一个具有权力不对等的框架,这样会有助于
它们的成员国可以获得优惠的政策或利益。
例如,美国在贸易组织中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因为它拥有更多的投票权,而其他参与者则不能得到同样的利益。
理解奥尔森的强盗逻辑

理解奥尔森的强盗逻辑丁维兵2012-02-16——《新历史观概想》续篇之三十二最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美国学者的介绍,这个学者叫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1932年-1998年),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美国政治科学联合会因其成就和贡献还设置了奥尔森奖,专门用于表彰最佳政治经济学博士学术论文获得者。
奥尔森写过一篇叫《独裁、民主与制度的起源》的文章,主要是在讲国家起源的一个新猜想,据网上有篇读者的文章介绍:“他受中国的一个军阀冯玉祥的启发。
冯玉祥是一个军阀,却很有德政,为什么一个军阀还会实行德政呢?于是他得出了一个新的国家起源理论。
最早的政府是通过暴力产生的: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中,实力强的就会形成土匪,到处抢劫,当一伙流窜的土匪固定在某一个地区时,它会考虑他们的长远抢劫收益。
他们不会把老百姓的东西全抢完,把百姓全杀光,要不然谁来生产啊,如果大家都穷的要死,他们去抢谁的呀?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最佳的…抢夺点‟。
不但要抢,还要抢有的度。
不仅要自己有吃的,也要老百姓有吃的,而且要百姓们多多的生产。
久而久之,固定有一个地方的土匪,就慢慢成了…政府‟,抢夺的东西也就成了强制性的税收。
这伙土匪不但要求自己不能过度抢夺,还要防止其他土匪前来抢夺,也要防止百姓之间相互抢夺,因为这些都不有利生产,不利于他们的长远利益,所以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暴力机关,制定了法律,于是国家就产生。
”奥尔森的这个国家起源的猜想非常有趣,说起来其几乎可以定名为“强盗逻辑”,因为他所提到的要素就是军阀、暴力、土匪和抢夺等等,而如果将这些通称为“强盗”,他的逻辑可以简写成:“在一个…强盗‟横行的社会,当一伙…强盗‟停止流窜而与周围的多数人类稳定相处时,由于…强盗‟需要多数人持续的生产供给,所以只能有度的摄取,而多数原住民如果没有…强盗‟的强势保护,就会被其它强盗不断的无度摄取,这些共存关系的固化就是国家的起源”。
从三个和尚没水吃到有水吃

从三个和尚没水吃到有水吃“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这是一句中国俗语,它所反映的现象其实普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1964年3月,在纽约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的谋杀案。
在凌晨3点的时候,一位年轻的酒吧女经理被一个杀人狂杀死。
作案时间长达半个小时,附近住户中有38人看到或听到女经理被刺的情况和反复的呼救声,但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她,也没有一个人及时给警察打电话。
事后,美国大小媒体同声谴责纽约人的异化与冷漠。
一、对这一现象的心理学解释:两位年轻的心理学家——巴利与拉塔内并没有认同这些说法。
对于旁观者们的无动于衷,他们认为还有更好的解释。
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他们专门为此进行了一项试验。
他们寻找了72名不知真相的参与者与一名假扮的癫痫病患者参加试验,让他们以一对一或四对一两种方式,保持远距离联系,相互间只使用对讲机通话。
事后的统计数据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在交谈过程中,当假病人大呼救命时,在一对一通话的那组,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而在四个人同时听到假病人呼救的那组,只有31%的人采取了行动!通过这个试验,人们对克尤公园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两位心理学家把它叫做“旁观者效应”。
他们认为: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正是因为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每一位旁观者都无动于衷,旁观者可能更多的是在看其他观察者的反应。
用该效应再来看一下媒体经常报道的“小孩落水事件:旁观者甲本想下水救人,又有些犹豫,他在看其他目击者乙、丙等人的反应。
转念一想:“这么多人都看到小孩子落水,总会有几位下去救险的,自己就不下去吧。
”犹豫之间,小孩子被水吞没了。
居然没人下水,甲不禁心里有些内疚。
再一想,要责怪,要内疚,要负责任,也是和乙、丙等数十人分担,没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他走开了。
就这样,一桩桩旁观者众多,却“见死不救”的事件产生了。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旁观者效应”,与人们一般以为的世态炎凉、人心不古之类的社会氛围或看客的冷漠等集体性格缺陷没有太大关系。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终审稿)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文稿归稿存档编号:[KKUY-KKIO69-OTM243-OLUI129-G00I-FDQS58-《集体行动的逻辑》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美]美国着名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
主要着作包括:《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国家兴衰探源》(1982)和《权力与繁荣》(2000)。
《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着作奖”,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本书适合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各类研究人员使用。
如果你想对利益集团理论有深刻的理解,那么这本书无论如何是必须一读的书。
本书是曼瑟尔·奥尔森的代表作之一,另外一本是《国家兴衰探源》。
诺斯认为公共选择理论起源于本书、布坎南与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这三部公共选择文献的经典着作。
第1章对集团和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作了逻辑的理论的解释。
第2章考察了对不同规模的集团进行分析的含义,并得出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力这一结论。
第3章考察了赞成工会的论点的含义,并得出以下结论:某一形式的强制性会员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会是生死攸关的。
第4章运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进行考察并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
第5章按照本研究阐述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对这一理论的通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最后一章提出了一个与第1章概述的逻辑关系相一致的新的压力集团理论。
这一理论说明大的压力集团组织的会员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说疏通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
为什么集体行动会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任何集体行动带来的收益都具有“公共品”的性质。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名词解释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名词解释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Harsanyi-Olson Theorem)是指在集体决
策的情境下,如果假设个体的兴趣是自私的,且能够量化,那么个体的最佳策略是遵循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这个定理是由经济学家赫克歇尔(John Harsanyi)和政治学家俄林(Mancur Olson)于1960年代提出的。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主要探讨了集体决策的问题,即如何在一
个由个体成员组成的群体中做出最佳的集体选择。
定理认为,如果个体的兴趣是自私的,且能够被量化,那么在集体决策中,个体的最佳策略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换句话说,如果每个个体都追求自身最大利益,那么整个群体的利益也将得到最大化。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的基本假设是个体利益是自私的,即个体
在做出决策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
此外,个体的兴趣可以被量化,意味着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指标来衡量个体的利益大小。
这个定理的成立对于社会科学中集体决策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指导集体决策。
新制度经济学的深入书籍

新制度经济学的深入书籍新制度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学领域崭露头角的一种学派,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制度对经济行为和结果的影响上。
以下是一些深入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书籍:1.《制度、改革与经济绩效》(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by Douglas C. North•本书由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C. North)所著,详细介绍了制度在塑造经济绩效方面的关键作用。
2.《制度的逻辑:制度经济学的解释》(The Logic of Collective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by Mancur Olson•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关于团体行为和制度演变的理论,强调了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互动。
3.《新制度经济学:历史、理论与方法》(New InstitutionalEconomics: A Guidebook)by Eric W. K. Tsang•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为初学者提供了全面的导论。
4.《制度经济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InstitutionalEconomics)by Geoffrey M. Hodgson•作者提供了对制度经济学的深入介绍,强调了制度演变、规范和路径依赖等重要概念。
5.《制度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andOrganizations)by James E. Dow and Sergio Rinaldi •本书涵盖了制度经济学的多个方面,包括合同理论、信息经济学以及制度变迁的分析。
6.《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和演化的研究》(New InstitutionalEconomics: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by Erik G.Furubotn and Rudolf Richter•作者深入研究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强调了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
olson指数衰减模型

olson指数衰减模型
Olson指数衰减模型是一种用于描述人群参与程度随时间衰减的数学模型。
该模型最初由美国政治学家MancurOlson提出,用于解释为什么小团体更容易形成利益集团,而大规模集体行动往往难以实现。
该模型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力会逐渐减弱,因为他们可能会感到疲惫、失去兴趣或对于行动的结果感到绝望。
而这种参与程度随时间衰减的逐渐过程,可以用一个指数函数来表示。
具体来说,Olson指数衰减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P(t) = P(0) * e^(-kt)
其中,P(t)表示时间t时刻的参与者数量,P(0)表示初始的参与者数量,k则表示衰减系数。
当t趋近于无穷大时,P(t)会趋近于0,也就是说,最终参与行动的人数会趋近于0。
Olson指数衰减模型可以应用于多个领域,如社会运动、市场营销等。
在社会运动中,该模型可以用于估计抗议活动的参与者数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从而为组织者提供更准确的决策依据。
在市场营销中,该模型可以用于分析消费者对于某种产品或服务的满意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从而为企业调整经营策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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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

路径依赖的表现方式
路径依赖有两种表现方式:自我强化和锁定。秦池酒业从一个县级小厂能迈向全国靠的就是广告,它从广告中尝到了甜头,这种收益刺激了它在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继续这一战略,不计成本地去夺取中央台广告标王,在一夜暴富以后还想一夜成为贵族;这就是自我强化。至于锁定,恋爱中的男女最容易被观察到。女孩爱上了男孩,但男孩有些屡教不改的恶习,朋友们都说放弃吧,多少次经验证明了要改是不可能的,但女孩一直执著地相信再下一次他一定会改的,就这样她拖了好多年……这不仅是“一叶障目”的问题,还含有路径锁定的因素。
1982年,奥尔森试图采用联合行动来表述《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的原因。其主要思想是在一个国家的时间长河里,小的分散的联合会会慢慢组建。像棉农组织、钢铁工人组织、工会等会有相当动机去组建自己的政治游说团去影响政策,使它偏向自己的利益。通常这些政策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科技进步的,进而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些政策的受益者是那些支持这些政策的利益联合体,然而其成本却是需要整个社会分担的。“逻辑”这个词指出,这些政策通常很少会遇到公共的抵制。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分散的联合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的加入,整个国家的负担也越来越重,经济也随之开始下行。
理性
一个模型:
集体行动问题
制度安排问题
经验的理性选择模型
理性选择的行为假定:个体是决策者,他们是理性的,因为他们的行动与他们的偏好一致,而且他们的选择服务于他们的目标;他们是策略性的,因为每个人的选择受他人可能选择的影响,而且选择的变化是行动者所受约束的函数。(P37)
理性假定与偏好
效用最大化
均衡分析/均衡假定
理性选择的力量在于它的简约性的均衡(打破均衡、引发改变的力量)
路径依赖(时空序列与因果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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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ur OlsonMar 5th 1998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Mancur Lloyd Olson, scourge of special interests, died on February 19th, aged 66IN THE early 1950s, when travelling in Europe, Mancur Olson was puzzled why West Germany was blossoming economically, while Britain was floundering. Germany had lost the second world war, while Britain was a victor. The two countries were similar in many important ways. Why, then, th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A decade later, in 1965, Mr Olson took his first step towards an answer. I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 book that has come to be regarded as hi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s, he examined the incentives that lead people to band together and collude for advantage. Five motor-car companies could be induced to form a cartel or a lobbying group fairly easily, since each would reap a fifth of any gains from price increases or government subsidies. But organising 5m drivers to fight back was a hard task, because each driver could hope for a free ride on the efforts of the others, and none had much to gain personally by joining the group.The conclusion was striking. Narrow, self-serving groups had an inherent, though not insuperable, advantage over broad ones that worry about the well-being of society as a whole. How might that insight explain the fate of nations? In 1982, 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he offered an answer.In any human society, he said, parochial cartels and lobbies tend to accumulate over time, until they begin to sap a country’s economic vitality. A war or some other catastrophe sweeps away the choking undergrowth of pressure groups. This had happened in Germany and Japan, but notin Britain, which, although physically damaged in the war, had retained many of its old institutions. Surely there was some less cataclysmic route to renewal? Yes, said Mr Olson, a nation’s people could beat back the armies of parochialism, but only if the danger were recognised and reforms embraced. Make these points to a student of economics or politics today and he or she will say, “Of course.” But the ideas were obvious only after Mr Olson made them so.From the prairiesMancur Olson was born in the farming state of North Dakota. His father, who seems to have been an intellectual but without much formal education, grew the hard red spring wheat of the northern prairies. Mancur (pronounced with a soft “c”) is a local name of uncertain origin. Mr Olson guessed it came f rom mansour, an Arabic word for “victorious”, although how it arrived in the Red River Valley where he lived is a puzzle he never solved. He went to a local secondary school of 49 pupils, then via the state university to a Rhodes scholarship at Oxford, a Harvard doctorate and eventually to Maryland University, where he spent most of his career. He considered at one time going into politics (and he spent two years in Washington 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but it was the theoretical lattices of economics that claimed him.In his 1982 book, he brough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ogether. As parochial lobbies form, he said, each gains, then fiercely defends, some benefit for its members, usually with government help. Subsidies, trade protections and other economic distortions accumulate, and resources increasingly flow to a specialised class of lawyers, bureaucrats and lobbyists who know how to work the system. Redistributive struggles displace productive ones. The result, if medicine is not taken, is a pattern of economic decline.In his later years, it was to “medicine” that Mr Olson turned. He emphasised the importance of sound institutions and sensible policies in improving the lot of poorer nations, many of which rotted from the entrenched depredations of a self-serving governing class. Safe property rights, secure contracts and sensible economic policies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ealth and poverty, he said. Indeed, they go much further than capital stock, natural resources, education, or the other usual suspects of textbook economics, towards explaining why a worker’s productivity rises so astonishingly when he merely crosses the political boundary betwee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Mr Olson’s passion on this point led him to establish, in 1990, a cen tre devoted to helping post-communis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find their way. Word of his death first reached this newspaper by way of an e-mail from Armenia.Had he lived, his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might well have won him a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though not a wholly uncontroversial one. Some economists viewed him as a one-idea thinker—and worse, they whispered, his idea had reverberated less loudly within economics than outside of it; for example,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charge would not have troubled Mr Olson for a moment. He was as disdainful of parochialism in the life of the mind as in the life of a nation. “Look for a problem that is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never mind how it is classified—and tackle it,” he once said, in the prairie-flat cadences that stayed with him all his life. “That is my advice to Mancur Olson, and that is my advice to everyone else.”50年代早期,当曼瑟·奥尔森在欧洲游历途中,他对德国经济迅猛发展而英国经济却举步维艰感到困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