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婚姻质量研究成果和启示
婚姻家庭与亲密关系研究
婚姻家庭与亲密关系研究婚姻家庭是生命的一部分，亲密关系则是婚姻家庭中最核心的部分。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和研究婚姻家庭与亲密关系的问题，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家庭和谐，促进伴侣之间的情感交流和沟通，创造幸福和美满的家庭。
这篇文章将介绍婚姻家庭与亲密关系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婚姻家庭的形态婚姻家庭的形态多种多样，它们可以是单亲家庭、同性婚姻家庭、二婚家庭、一夫多妻家庭等等。
这些家庭形态的存在，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了婚姻家庭的多元化，并让我们更加重视每一个家庭的价值和特殊性。
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婚姻家庭形态对夫妻之间的满意程度有着不同的影响。
比如，同性婚姻家庭和异性婚姻家庭之间的满意程度没有太大差异，而单亲家庭和再婚家庭则相对较低。
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家庭形态必然会导致婚姻不幸福，而是要借助这些研究发现，更好地理解家庭形态的多样性，进而以更加合适的方式促进夫妻之间的理解和相互支持。
亲密关系的定义亲密关系是指在人际关系中，夫妻或恋人之间所拥有的特殊关系。
这种关系包括肢体接触、情感交流、性行为等。
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帮助夫妻或恋人之间建立更加深入和理解的情感联结，同时也能减少夫妻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一项与亲密关系相关的最新研究发现，仅仅将夫妻放在一起是无法真正促进亲密关系的产生的。
相反，夫妻之间要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和分享彼此的爱，尝试新的情感和肢体体验，比如共同参加有意义的经验、大声告诉对方自己的感受、摸索并探索更多性玩具等，这些都有助于促进亲密关系的建立。
亲密关系的涵养除了以上提到的方法之外，亲密关系的涵养还包括了减少焦虑、改善沟通方式、并且尽可能地展示自己的真实面貌。
有一项研究发现，夫妻对于对方的接纳和爱的感知是促进亲密关系的关键，夫妻之间的沟通方式也会明显的影响到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持。
例如，如果夫妻之间的沟通方式常常是争吵、冷漠或转移话题，那么他们所构建的亲密关系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相反，如果夫妻之间的沟通方式是积极的，尊重对方的意图和需要，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建立更加深入和真实的亲密关系。
中国婚姻质量报告
中国婚姻质量报告中国的婚姻质量到底怎样，假如用一个时髦的词语作比喻，就叫做“亚健康”。
率先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国内一家机构。
他们曾就中国的家庭婚姻状况作了一项问卷调查，将婚姻状况划分为“健康”“亚健康”“死亡”等几类，结果，有60％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婚姻呈现“亚健康”状态。
与上述提法大同小异的还有巫昌祯和徐安琪等人的观点。
巫昌祯，《婚姻法》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的著名教授。
他说，中国目前大约有3亿个家庭，虽然经历了1953年、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两次离婚潮冲击，但长久以来，中国家庭仍以“高稳定、低质量”闻名于世。
徐安琪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由他担纲主持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婚姻质量”课题研究，耗时4年，通过对上海、广东、哈尔滨和甘肃4个地区3200对夫妻进行入户访谈，得出来的结论是：中国婚姻在总体上处于“高稳定、中质量“的水平。
其中22％的夫妻属于低质量，75％的婚姻达到中等水平，只有3％的夫妻关系可称为高质量、完美型的。
巫昌祯的“高稳定、低质量”也好，徐安琪等人的“高稳定、中质量”也好，其实都是包含在“亚健康”的范围之内。
那么，“亚健康”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人处于疲倦、乏力、失眠、打喷嚏甚至感冒的状态；是生命个体的脆弱表征；是爱情果实的不再新鲜；是婚姻生活的浑浑噩噩、摇摆不定、无所适从。
中国人的婚姻，果真是到了健康不再，需要不断自省和百倍呵护与关爱的地步了。
长期以来，中国人都以家庭关系稳固而自豪，主要依据的是离婚率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并不算高。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的离婚率直线飙升，在英国有近40％的家庭因离婚而解体，美国1985年结婚不到一年的夫妇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婚姻破裂，社会学界因而惊呼为“离婚爆炸”! 中国的离婚率过去一直是呈缓慢爬升的趋势，但近年来的增速却明显加快。
到1997年，官方统计的离婚率为13％，而20年前只有3％。
学者李银河女士说，在许多大城市，离婚率已经超过20％。
婚姻质量测定方法的研究与改进
婚姻质量测定方法的研究与改进婚姻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
婚姻质量是评估婚姻关系健康与稳定程度的指标，对个体幸福感、心理健康以及家庭和谐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研究和改进婚姻质量的测定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评估婚姻质量的方法应该是全面的。
传统的婚姻质量测定方法往往只关注某一方面，比如情感满意度或者家庭沟通水平。
但要评估一个婚姻的质量，应该考虑到诸多方面，比如双方的亲密度、夫妻之间的沟通、共同的目标与价值观等。
因此，需要开发出综合性的测量工具，包括量表、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以全面了解婚姻质量的各个方面。
其次，测定婚姻质量的方法应该是客观的。
传统的测量方法往往依赖于个体主观的感受和回忆，这可能存在记忆偏差和主观评价的问题。
因此，需要借助客观的指标来评估婚姻质量。
比如可以使用生理指标（如心率、血压等）来评估夫妻之间的亲密度，利用家庭环境观察记录家庭沟通的情况等。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主观因素的干扰，提高评估的客观性。
另外，测定婚姻质量的方法应该是长期的。
婚姻关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法简单地通过一次调查就能全面了解。
因此，测定婚姻质量的方法应该是长期的跟踪式研究。
通过定期的调查和观察，可以了解婚姻关系的动态变化和趋势。
这样可以发现婚姻关系中的问题和挑战，并及时采取措施来改善婚姻的质量。
最后，测定婚姻质量的方法应该是个性化的。
每个婚姻关系都是独特的，对于不同的夫妻，他们对于婚姻的期望、价值观和需求都可能有所不同。
因此，测定婚姻质量的方法应该能够考虑到不同个体的特点和需求。
比如可以根据夫妻的不同特质和价值观来设计相关的测量工具，从而更好地反映他们对婚姻质量的评价。
总之，研究和改进婚姻质量测定方法对于了解婚姻关系的健康与稳定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要开发全面、客观、长期和个性化的测量方法，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改进和调整，以更好地帮助夫妻了解和改善婚姻关系的质量，提高个体的幸福感和家庭的和谐程度。
在研究和改进婚姻质量测定方法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当代青年婚恋问题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
当代青年婚恋问题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1. 引言1.1 背景介绍当代青年婚恋问题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引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革，当代青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婚恋问题，尤其是在传统观念与现代价值观碰撞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婚姻观念、婚恋方式、家庭观念等方面出现了种种变化和挑战。
传统上，婚姻被看作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是家庭的基石，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对婚姻的理解和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诸如逐渐增多的单身人群、过度倚重社交软件的婚恋方式、家庭观念的多元化等现象逐渐凸显出来。
对当代青年的婚恋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通过深入研究，可以为青年人的婚姻观念和婚恋方式提供参考，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青年群体的健康成长。
1.2 研究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对当代青年婚恋问题的调查分析，深入了解当前青年群体在婚恋方面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从而提出有效的对策和建议，促进青年群体健康、稳定、幸福的婚恋关系，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具体研究目的包括：一是探讨当代青年在婚恋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深入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因素；二是针对现实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通过政策优化、教育引导、社会支持等方式，帮助青年群体建立健康的婚恋观念和方式；三是通过实证调查，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综合以上目的，本研究旨在为推动当代青年婚恋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促进社会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健康发展。
1.3 研究意义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青年婚恋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婚姻是每个人一生中至关重要的选择，关系着个人的幸福与家庭的稳定。
探讨当代青年婚恋问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当代青年的婚恋观念、态度和行为，为婚姻家庭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针对青年婚恋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可有效促进青年婚恋观念的健康发展，减少婚恋问题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浅论新婚姻法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浅论新婚姻法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婚姻观念的多元化，新婚姻法的推出成为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婚姻法的出台，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将从新婚姻法的背景、主要内容和意义三个方面对新婚姻法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进行探讨。
一、新婚姻法的背景新婚姻法的出台是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婚姻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婚姻观念强调婚姻的稳定和规范，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追求个人幸福和自由，婚姻观念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和满足人们的需求，新婚姻法迎来了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二、新婚姻法的主要内容新婚姻法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新婚姻法取消了婚姻合同的强制性要求，使婚姻成为一种自愿的行为。
这样一来，不仅能够保护个人的婚姻自由，也能够减少强制婚姻带来的矛盾和纠纷。
同时，新婚姻法还规定了婚姻自由的范围和限制，保护了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和睦。
其次，新婚姻法加强了对家庭暴力和婚姻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新婚姻法规定了对家庭暴力和婚姻侵权行为的禁止和制裁措施，并明确了受害人的权益保护机制。
这一举措有效地保护了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护了婚姻家庭的稳定和和谐。
再次，新婚姻法还规定了夫妻财产的处理方式和继承权的保障措施。
传统的婚姻观念中，男方通常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女方在婚姻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而新婚姻法规定了夫妻财产的平等和公平原则，明确了财产的归属和继承的方式，保障了婚姻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三、新婚姻法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意义新婚姻法的出台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新婚姻法完善了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使之更加符合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需求。
新婚姻法的推出，为婚姻家庭关系提供了更加合理和灵活的解决方案，使各种类型的婚姻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和保护。
国内青年婚恋研究的现状与解读
国内青年婚恋研究的现状与解读一、本文概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青年婚恋问题逐渐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本文旨在全面概述国内青年婚恋研究的现状，深入解读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为社会各界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文章将从多个维度出发，探讨青年婚恋观念的转变、婚恋行为的特点、影响因素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旨在构建一个全面而深入的青年婚恋研究框架。
本文将简要介绍青年婚恋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其在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中的交叉性和综合性。
通过梳理国内相关文献和研究报告，本文将对青年婚恋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回顾，分析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重点解读近年来青年婚恋观念的变化，包括择偶标准、婚姻观、家庭观等方面的演变。
同时，文章还将探讨青年婚恋行为的特点，如晚婚、闪婚、裸婚等现象的成因和社会影响。
本文还将深入分析影响青年婚恋的多种因素，包括社会经济环境、文化背景、教育程度、个人心理等方面。
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文章将揭示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着青年的婚恋观念和行为。
文章将展望青年婚恋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探讨新技术、新政策对青年婚恋的潜在影响，以及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
本文旨在全面概述国内青年婚恋研究的现状，深入解读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为社会各界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通过深入研究青年婚恋问题，我们将更好地理解当代青年的需求和困惑，为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环境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国内青年婚恋研究的现状近年来，随着社会变迁和青年观念的更新，国内对于青年婚恋的研究逐渐增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这些研究不仅涵盖了青年婚恋观念、行为模式、影响因素等方面，还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婚恋观念方面，研究指出，当代青年的婚恋观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开放化和个性化的特点。
他们更加注重个人情感的满足和婚姻的质量，而非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社会期望。
同时，青年对于婚姻的态度也更加理性和务实，婚姻不再是生活的唯一目标，而是成为人生规划中的一部分。
我国新时代婚俗改革研究以三门县民政局婚俗改革实践为例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三门县民政局的婚俗改革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推动婚 俗改革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这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提高群众的满 意度、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等，还可以为全国其他地区的 婚俗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当然，在具体实践中还需要考虑地区差异、民族特色以及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 婚恋观念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制定更加科学、合理、可行的措施和方案。总 之，推动婚俗改革是新时代背景下的必然趋势和实践要求，需要各地政府和社 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4）加强监管力度
三门县民政局加强对婚姻登记机关的监管力度，严格落实婚姻登记管理制度， 防止出现管理漏洞和不良婚俗现象。同时，还加强对民间婚俗的监督和管理， 引导群众遵循正确的婚俗规范。
二、效果分析
通过三门县民政局的婚俗改革实践，我们看到了以下效果：
1、树立了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氛围。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和引导，现代文明 的婚恋观念得到了更好的传播和认同，传统封建的婚俗观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社会风气得到了进一步的净化。
2、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通过改革实践，婚姻登记管理更加规范化和人性化， 新婚夫妇的婚姻关系更加稳定和谐，离婚率也得到了明显的下降。这不仅有利 于个人的幸福和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3、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通过便民服务、婚姻家庭辅导等措施，群众对民政 局的工作更加满意了。这些改革实践不仅方便了群众办事，也提高了服务质量， 使群众感受到了政府的关心和温暖。
参考内容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国家，其婚俗文化同样源远流长。然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传统的婚俗文化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这就需 要我们对其进行改革。本次演示将回顾中国婚俗改革的历程，并展望未来的发 展方向。
xxx市婚俗改革成效及启示
XXX市婚俗改革成效及启示近年来，XXX市以省级婚俗改革试点为契机，推进移风易俗，摒弃婚姻陋习，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风尚，探索开展了一系列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婚俗改革制度建设积极争取市委、市政府的支持，成立了婚俗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从顶层设计上统筹规划和组织协调全市婚俗改革试点工作。
XXX市民政局联合山东省创新管理研究院共同开展实地调研，每个镇（街道）随机抽3-5村，调查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447份，充分了解群众需求，为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开展提供基础数据。
XXX市制定了喜事新办“五提倡、五反对”：“提倡举办一次婚礼仪式，仪式从简，一天办完。
宴请仅限于亲戚，限20桌之内。
在人情随礼上，提倡随礼不超过200元；控制迎亲车队数量，一般不超过6辆。
”等内容，促进婚礼仪式文明、简朴、庄重，反对攀比，大操大办。
广泛开展活动，提倡简化适度的婚俗礼仪推广集体婚礼。
分别举办了中西式两场简约适度的集体婚礼。
两场婚礼吸引了上千市民现场祝福、观礼，对移风易俗、倡树新风起到了很好地宣传推动作用。
积极打造室外颁证基地，聘请第三方机构规划设计，升级改造活动场地。
开展跨区域婚姻登记试点、省级婚俗改革试点，启动婚姻电子证照服务，颁发电子结婚证书。
与支付宝等合作，共同开发电子结婚证，迎合当代广大青年互联网时代虚拟证件需求。
制定《集体婚礼、文化婚礼、民俗婚礼形式》，为XXX市积极倡导简化适度的婚俗礼仪提供指导和借鉴。
创新服务方式，拓展婚姻登记服务半径与妇联部门联合开展“幸福护航”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聘用婚姻家庭工作经验丰富的专职辅导师或志愿者，为群众免费提供高质量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在已有离婚辅导的基础上，与妇联、各镇（街道）、各单位妇女主任、专业律师，利用5月20日、七夕等登记高峰邀请多位妇女主任现场集体为新人进行辅导服务，至今已有1285对新人享受到了此项服务。
建立“婚姻家庭辅导+社区”联系制度，开展婚姻家庭辅导、家风家教进社区活动，将婚改工作主动向基层、社会延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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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质量：我国学者研究成果及其启示钟欣诗(广东培正学院人文基础部，广东广州510830)摘要：本文对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婚姻质量的研究进行回顾，归纳了婚姻质量的定义、婚姻质量的测量、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以及特定群体的婚姻质量研究等等。
总结了研究得到的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和从我国学者研究成果中得到的启示。
关键词：婚姻质量研究成果启示一、婚姻质量的定义关于婚姻质量这一词，最早是1929年美国社会学者Hamilton提出“婚姻调适”这一词，后来Klein在1973年提议采用“婚姻质量”取代“婚姻调适”这一概念。
中国学者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涉及这个问题的研究。
国外和国内分别对婚姻质量有不同的定义。
国外对婚姻质量的研究主要分为个人感觉（individual feelings）学派和婚姻调适学派两种。
第一种，个人感觉学派认为，婚姻质量是一个主观概念，它主要表示已婚者对自己婚姻的感性认知和体会，指当事人对配偶及婚姻关系的态度和看法。
而第二种，调适学派则强调婚姻质量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夫妻之间关系的结构特征或这种特征的具体存在和统计表现。
[1]国内学术界关于婚姻质量的定义上持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把婚姻质量视为一个总括性的指标；另一种则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混合性的概念。
持混合性看法的学者认为，婚姻质量犹如一个充满气的气球，它涵盖了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夫妻的感情生活、物质生活、余暇生活、性生活及其双方的凝聚力等方面。
从概括性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则是把婚姻质量这个气球放完气，仅剩下一个空壳，认为对婚姻关系的描述和对婚姻关系的评估不能混为一谈，婚姻质量的定义主要侧重于已婚夫妇对自己婚姻关系的总体性的、综合性的评价。
[2]二、婚姻质量的测量中国学者在研究婚姻质量这样课题时，很多都运用外国现成的量表，部分学者会自编量表或改编量表来做研究。
贾黎斋在婚姻态度量表(MAS)的编制及其与婚姻质量关系的研究中，自编了婚姻态度量表(MAS)，信度与效度检验中，使用14个项目的初步量表对全国1450名已婚者（成对夫妻）进行测评，总量表内部一致性检验，其系数为0. 860( p< 0. 001)，婚姻准备态度因子系数为0.859（p < 0.001），家庭关系态度因子系数为0.773（p< 0.001），婚姻控制态度因子系数为0.690（p< 0.001）。
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婚姻态度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3]其问题如表1所示：贾黎斋、赵秋民和王宇中于2007年研究中年夫妻心理健康水平及与其婚姻质量时，使用“90项症状自评量表( SCL-90)”和婚姻质量问卷对255对中年夫妻进行了婚姻质量与心理症状关系的调查和分析。
夫妻的SCL-90各因子与其婚姻质量的相关性有如下指标：⑴“结婚时美满度”⑵“结婚时稳定性”⑶“结婚时性生活”⑷“现在的美满度”⑸“现在的稳定性”⑹“现在的性生活”甄宏丽和胡佩诚在对婚姻质量进行测量时，使用的方法是：⑴“访谈提纲”（对婚姻的总体感受、对夫妻间的沟通交流满意度、对丈夫或妻子的性格特点了解程度、离婚的最主要原因）⑵“深入访谈”⑶“量表调查”（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MMPI)中的偏见量表）王厚亮等人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使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艾森克个性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生活事件量表等工具，随机调查已婚育龄妇女。
以婚姻质量“总分”为因变量，自变量有多个，分为A、B、C三组。
A组：⑴“年龄”⑵“婚龄”⑶“经济福利满意度”⑷“积极应对方式”⑸“N标准分”⑹“客观社会支持”⑺“负性生活事件频数”B组：⑴“N标准分”⑵“积极应对方式”⑶“P标准分”⑷“社会支持利用度”C组：⑴“社会支持总分”⑵“主观社会支持分”⑶“客观社会支持”⑷“P标准分”⑸“N标准分”⑹“E标准分”⑺“婚龄”王德明等人在研究婚姻质量与个性的关系时，抽取109对（208人）新婚夫妇为研究对象，其中男女各109人，婚前采用艾森克个性测试，婚后两年采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测试。
研究分别对“个性与婚姻质量”做相关分析、“内外向特征不同与婚姻质量”和“情绪稳定性不同组合与婚姻质量”做比较分析。
张耀方和方晓义研究城市新婚夫妻自我情绪调节困难与婚姻质量的关系时，在符合研究被试条件的周围人中征求自愿参与的被试和以“新婚成长营”形式向社会公开招募，通过两种方式征求被试。
其中有88对夫妻问卷有效。
研究选取两种问卷，一是自我情绪调节困难问卷，Gratz和Roemer的情绪管理困难问卷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四个分问卷，拒绝接受情绪反应（6题）、情绪干扰目标定向行为（5题）、冲动控制困难（6题）和缺乏情绪调节策略（8题）作为本研究测量个体自我情绪调节困难的问卷。
在本研究中，调整后问卷的模型主要拟合系数为χ²=258.564，df =146，χ²/df =1.771，IFI =0.928，NNFI =0.915，CFI=0.927，RMSEA=0.066，且所有题目的路径系数均在0.40以上，且总体数据的一致性系数为0.89，丈夫数据的一致性系数为0.91，妻子数据的一致性系数为0.87；二是Spanier等人1976 年编制的夫妻双向适应量表（DAS）测量新婚夫妻婚姻质量。
研究发现该量表在中国夫妻群体中具有良好的效度与信度。
[8]在夫妻应对方式与其婚姻质量关系的研究中，贾黎斋、王中杰、王宇中和莫华敏采用解亚宁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评定被试的应对方式，全量表的重测信度系数为0.89，α系数为0.90；积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为0.89；消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为0.78；还有王宇中等人编制的婚姻主观感受量表（MPS），强调当事人的主观感受是婚姻质量的主要指标。
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包括婚姻质量总分和3个分量表分，3个分量表是：夫妻互动、家庭关系和夫妻冲突。
量表的同质性信度为0.889，与Olson总分和Locke-Wallace婚姻调适测定总分的效标关联效度分别为0.670和0.658。
[10]刘学俊等人对离婚者婚姻质量的调查，选取Olson的婚姻质量问卷。
它有11个因子：⑴“理想化”⑵“婚姻满意度”⑶“性格的相容性”⑷“夫妻交流”⑸“解决冲突的方式”⑹“经济安排”⑺“业余活动”⑻“性生活”⑼“子女与婚姻”⑽“与亲友的关系”⑾“角色的平等性”测量用离婚组和对照组做对比，对比各因子对离婚组和对照组的相关。
对于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神经症患者婚姻质量研究，王莹和李建明采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还有自制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龄、职业、共同居住者、家庭人均收入、病程、诊断疾病、医疗付款方式、家族史、治疗药物和疾病相关资料。
由以上的方法看来，中国婚姻质量的度量研究在创造出许多度量方法。
中国学者采用的测量量表主要选取国外的量表，特别是Olson婚姻质量问卷，也结合其他问卷，如艾森克个性问卷、SCL-90量表、夫妻双向适应量表（DAS）等，还有研究者自制问卷。
但是采用国外的量表，难免会出现中西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导致受测者对于问题作答时有不同的标准和想法，从而使测量有偏差。
三、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贾黎斋编制的婚姻态度量表(MAS)，和研究表明，性别和年龄无交互作用，不同年龄段组之间无显著差异，表明年龄这一因素对婚姻态度无影响。
性别分组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性别是影响婚姻态度的重要因素。
婚姻态度与婚姻质量高度相关，表明婚姻态度与婚姻质量有密切联系。
[3]郭霞等人提出了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包括5种：综合模型、时间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工作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社会角色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休闲方式与质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婚姻关系影响因素的综合模型是70年代后期由格林和刘易斯(L ew is and Spanier, 1979)等学者提出来的。
他们认为影响婚姻质量的3个直接因素分别是当事人的社会及个人资源、对生活方式的满意度以及来自夫妻互动中的收获，这3个因素都和婚姻质量呈正相关。
而时间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主要包括对家庭周期、结婚年数和年龄的研究。
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结果。
年龄对大多数夫妻关系满意度指标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力不是很显著，而且各变量的年龄变化趋势大多不是线型和有规律的，其中仅“感情生活满意度”与年龄变量呈负相关。
工作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分析妻子就业状况对婚姻满意度的实际影响，包括工作或不工作，全职工作和非全职工作的比较。
工作家庭冲突突预示着绝望、抑郁、更差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压力增加等，还会对人们的工作满意感、组织承诺及工作生活质量等带来消极影响。
在中年夫妻心理健康水平及与其婚姻质量的相关分析中，贾黎斋等人发现夫妻在SCL-90躯体化、恐怖、偏执和睡眠4个因子的差异表现显著；夫妻的心理症状水平（SCL- 90部分因子分及总分）与自述的婚姻质量（美满度、稳定度和性满足度）分别呈负相关；心理健康仅与自评的婚姻幸福度有关。
甄宏丽和胡佩诚研究婚姻质量与个性偏见的关系，发现离婚夫妻和在婚夫妻双方都至少有一人偏见的个性特点表现的较为明显。
几乎每对夫妻都对其夫妻之间的沟通交流不十分满意，特别是离婚夫妻。
这种不满意往往在个性偏见一方的表述中更加突出，他们会抱怨对方不够理解自己。
在婚夫妻组中，虽然夫妻双方至少有一人有偏见的个性，但关键是他们找到了彼此能接受的相处方式，因而维持了婚姻的稳定。
而离婚夫妻组，虽然他们表现出来的离婚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共同点是他们都没有找到彼此能接受的相处方式，因而无法维系婚姻的稳定。
张耀方和方晓义研究城市新婚夫妻自我情绪调节困难与婚姻质量的关系，研究显示丈夫和妻子在自我情绪调节困难（拒绝情绪反应、情绪干扰行为和冲动控制困难）上无显著差异，只在缺乏情绪调节策略一项上存在显著正相关。
妻子报告的夫妻一致性要显著高于丈夫的报告，在婚姻质量其它维度以及总分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此研究发现处于新婚阶段的夫妻具有较高的婚姻质量，新婚夫妻的自我情绪调节困难能负向预测自身和伴侣的婚姻质量。
张锦涛等人的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的研究中，丈夫、妻子感知的建设性沟通与其配偶感知的婚姻质量呈正相关；而丈夫、妻子感知到的双方回避、要求/回避沟通则与配偶的婚姻质量呈负相关，除了丈夫感知到的要求/回避沟通与妻子感知的婚姻质量的4个分量表之间的相关未显著外，丈夫、妻子感知到的消极沟通都与配偶的显著负相关。
在个性、婚姻动因与婚姻质量相关分析的研究中，程灶火等人得到如下结果：在个性特质与婚姻质量的相关方面，无论是总体还是男女样本，婚姻质量的各个因子和婚姻总分都与精神质、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与掩饰性呈显著正相关；婚姻动因与婚姻质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无论是总样本还是男女样本，人际情感与婚姻质量各因子呈显著正相关，物质经济、家庭社会和自身方面与婚姻质量各个因子呈显著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