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质量婚姻稳定的主要预测指标
夫妻和睦家庭评选标准
夫妻和睦家庭评选标准
夫妻和睦是一个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融洽与和谐相处对于家庭的稳定和幸福至关重要。
评选夫妻和睦家庭的标准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沟通与理解：夫妻之间能够进行积极的沟通，并能够理解对方的需求、意见和感受。
双方能够互相倾听，尊重彼此的意见，平等协商解决问题。
2. 尊重与支持：夫妻之间相互尊重，不对对方进行侮辱、诋毁或贬低。
双方互相支持，关心对方的需求和目标，共同努力实现个人和家庭的发展目标。
3. 共同利益与分工合作：夫妻共同关心家庭的利益，为家庭的发展和繁荣做出共同努力。
双方在家庭事务中分工合作，互相支持，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4. 忍让与宽容：夫妻之间能够相互忍让和宽容，理解对方的缺点和不足，并以宽容的心态对待。
双方能够包容和接纳对方的个性差异，不过分要求或批评对方。
5. 共同兴趣与活动：夫妻之间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活动，能够一同参与并享受其中。
这可以建立更加密切的情感联系，增进夫妻之间的亲密度。
6. 家庭规划与决策：夫妻共同制定家庭的规划和决策，包括财务规划、子女教育规划、生活目标等。
双方能够共同商议和作出家庭重要决策，确保家庭利益的最大化。
7. 培养子女的一致性：夫妻共同遵循一致的教育原则和方式，共同培养子女的价值观、品德和习惯。
双方能够协调一致，共同为子女的成长和发展负责。
8. 解决冲突的方式：夫妻之间能够以积极的方式解决冲突，避免暴力、辱骂或冷战等消极行为。
双方能够借助沟通和协商的方式，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
婚姻的幸福指数如何衡量婚姻的质量
婚姻的幸福指数如何衡量婚姻的质量婚姻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而婚姻的幸福程度则成为衡量婚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尽管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但可以通过多个维度和因素来衡量。
本文将探讨婚姻的幸福指数如何衡量婚姻的质量，并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
1. 情感亲密度情感亲密度是衡量婚姻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婚姻中，夫妻两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亲密度可以通过沟通、共同兴趣爱好、共同关心和支持等方面来体现。
情感亲密度高的婚姻通常伴随着夫妻之间的信任、尊重和温暖，这是促进婚姻幸福的重要基石。
2. 共同目标和价值观夫妻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在衡量婚姻幸福指数时也是至关重要的。
夫妻双方是否拥有共同的目标，是否对重要的事情持相同的看法和态度，将深刻影响他们的婚姻质量。
夫妻双方需要相互理解并且愿意妥协，以达成一致，这将增进婚姻的幸福指数。
3. 解决冲突的能力在婚姻关系中，解决冲突的能力直接影响婚姻的质量和幸福指数。
夫妻双方需要学会有效沟通和表达自己的需求，同时善于倾听对方的意见和观点。
通过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和解决问题的技巧，夫妻可以避免冲突升级并寻求公平和平衡，从而维持婚姻的幸福程度。
4. 长期关系的满足度婚姻的幸福指数还可以通过衡量夫妻在长期关系中的满足度来评估。
夫妻双方在婚姻中是否感到满足，尤其是满足自己的情感和性需求，将对婚姻的质量产生重要影响。
为满足这一需求，夫妻需要展示关爱、尊重和体贴，并在性爱方面建立相互沟通和理解。
5. 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婚姻的质量往往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密切相关。
夫妻双方的个体幸福感和满意度对整个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和幸福指数都有重要影响。
因此，夫妻需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并及时处理心理问题，以保持婚姻质量的稳定。
总结起来，婚姻的幸福指数可以通过情感亲密度、共同目标和价值观、解决冲突的能力、长期关系的满足度以及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等方面来衡量。
只有在这些方面得到平衡和满足，夫妻才能建立一个幸福和健康的婚姻关系。
最佳夫妻评选标准
最佳夫妻评选标准最佳夫妻评选标准包括以下几点：1. 相互尊重和信任：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意见和决定，建立起信任的基础，通过坦诚的沟通和尊重对方的隐私，让婚姻更加稳固。
2. 共同成长和进步：夫妻要相互扶持和鼓励，共同追求事业和个人成长，通过互相支持和鼓励，共同成为更好的人。
3. 懂得包容和体谅：夫妻要懂得放下自己的小小怨气，善于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对方的感受，通过互相体谅和包容，让爱情更加长久稳定。
4. 共同负责和分担家务：夫妻要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和家务，实现家庭的平衡和和谐，通过平等地分担家务，让婚姻更加美满幸福。
5. 浪漫和热情：夫妻要知道如何保持浪漫和热情，不论是小小的惊喜还是一次浪漫的约会，通过不断给予爱的表达，让婚姻充满激情和幸福。
6. 有效沟通和倾听：夫妻之间要学会有效沟通和倾听，通过倾听对方的需求和意见，更好地解决问题和处理矛盾，维护婚姻的稳定和和谐。
7. 分享和乐于奉献：夫妻要懂得分享和乐于奉献，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一起承担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通过共同奉献和付出，让婚姻更加富有意义和幸福。
8. 保持个人独立：夫妻需要保持个人独立，保持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社交圈子，发展自己的个人职业和追求，才能让婚姻充满新鲜感和活力。
9. 善于化解矛盾和处理问题：夫妻要懂得如何化解矛盾和处理问题，通过冷静地思考和合理的沟通，寻求最佳解决方案，让婚姻更加稳定。
10. 共同规划未来和梦想：夫妻要有共同的梦想和规划，通过共同规划未来，一同追求梦想，为婚姻注入新的动力和希望。
相信彼此并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婚姻将更加幸福美满。
以上是最佳夫妻评选标准的一些参考因素，每对夫妻的情况都不同，具体评选标准可能因个人喜好、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等因素而有所差异。
哈佛认定的“人生赢家十项指标”，主要评定人的晚年成就
哈佛认定的“人生赢家十项指标”，主要评定人的晚年成就到底什么是美好人生？说到“美好人生”，你会想到什么？绝大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金钱、名望和成就。
不是说这些不重要。
拿金钱来说，富人往往比穷人长寿，也更容易幸福快乐（虽然富到一定程度后，幸福曲线就走平了）。
明智地使用财富，人就可以拥有更多自由更多选择。
哈佛成人发展项目并没有把幸福视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飘渺感觉，在定义完美人生时，金钱正是“成就指标”之一。
以下就是哈佛认定的“人生赢家十项指标”，主要评定人的晚年成就：关于事业、声望和金钱，两项——①60岁之前入选《美国名人录》，得1分。
②收入在受研究对象里排名前20%，得1分。
关于长寿和身心健康，四项——③心理压力小，具体来说，就是既不需要频繁进行心理治疗，也不需要服用缓解精神痛苦的药物。
④65岁~80岁之间，工作状态良好，能从情感和业余爱好里找到幸福。
⑤75岁时仍然可以身体健康地做许多事。
⑥80岁时不会酗酒、抑郁、长期焦虑，同时自认为健康快乐。
关于人际关系，四项——⑦达到人生里的“传承”阶段，不仅能关爱并帮助自己的子孙后代，还能关照到其他青少年和年轻后辈。
⑧60~85岁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拥有夫妻双方均感幸福的婚姻。
⑨60~75岁之间，与子女关系亲厚。
⑩60~75岁之间，除了妻子儿女外，还拥有其他良好的社会联系（知己、前同事、球友、牌友等等）。
以上8项指标在受研究对象里排名前25%的，每项得1分。
达不到前25%，或者在某项指标评定之前就已去世，则记0分。
最后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总分大于等于4分，哈佛研究者把这群人定义为“十项全能”的人生赢家。
下一步，就是研究这些人是怎么赢的。
先剧透一下——①最好有童年温暖。
②要找到爱，要以接纳爱的方式来行事。
③千万不要酗酒。
“人生里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乔治·维兰特一，童年有温暖是好的（但童年不会决定你的一生）在研究的最开始，哈佛研究者们真的没想熬鸡汤。
北京人婚姻现状调查分析
北京人婚姻现状调查分析标题：北京人婚姻现状调查分析摘要：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北京人婚姻现状，并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北京人在婚姻领域中的态度、观念和现实困境。
文章将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包括结婚年龄、婚姻稳定性、婚姻观念和家庭责任等方面。
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我们将能够对北京人的婚姻现状有更全面、深刻和灵活的理解。
引言：婚姻是社会关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个体和整个社会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和一个现代化大都市，婚姻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和个体观念的转变，北京人的婚姻现状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通过本文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将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北京人在婚姻领域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结婚年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人的结婚年龄普遍较晚。
这一现象与现代社会的普遍趋势相吻合，但也反映了北京人在婚姻问题上的独特情况。
我们将通过分析北京人晚婚的原因，探讨北京人对婚姻的态度和观念。
同时，我们还将探讨晚婚对北京人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以及社会背景的重要性。
二、婚姻稳定性：婚姻的稳定性是评估婚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通过分析调查数据，我们将了解到北京人婚姻稳定性的现状和趋势。
我们还将探讨影响婚姻稳定性的相关因素，包括经济状况、性别平等和家庭责任等。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将能够了解北京人婚姻中面临的挑战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婚姻观念：婚姻观念是指个体对婚姻的认知、态度和期望。
通过调查数据，我们将探讨北京人的婚姻观念的多样性和变化趋势。
我们将分析女性婚姻观念的变化、家庭背景的影响以及婚姻观念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通过研究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北京人对婚姻的期望和追求。
四、家庭责任：家庭责任是婚姻关系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通过调查数据和社会调研，我们将了解北京人对家庭责任的认识和实践。
我们还将探讨家庭责任对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北京人在婚姻中的角色和责任，并提供相关建议。
婚姻态度量表(MAS)的编制及其与婚姻质量关系的研究
婚姻态度量表（ＭＡＳ）的编制及其与婚姻质量关系的研究作者：贾黎斋来源：《中州学刊》2009年第02期一、引言态度(Ardmde)是个体对特定社会客体以一定方式作出反应时所持有的稳定的、评价性的内部心理倾向。
态度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态度作为一种心理倾向或准备状态对行为有多大的预测呢?在其他领域，在控制其他变量时找到了态度与行为的关系。
如Upmeyer等人认为行为是潜在的态度的表达，因此态度和行为的关系非常紧密。
但是，在婚姻的研究中很少看到有关婚姻态度与婚姻质量的研究，大量的研究是从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的考察，如个人资源和人口特征(性别、年龄、职业等)、家庭结构特征、婚前因素、双方同质性、夫妻资源的分化、男女角色的性别差异、性意识和互动模式(对性高潮的知晓度等)、配偶替代意识；配偶理解程度；性格和追求不同、长期分居、有外遇、感情基础差、缺乏信任感、只考虑自己、不尽家庭责任、家庭矛盾与家庭暴力等。
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婚姻态度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就必须使用标准化的婚姻态度测评工具。
因此，本文尝试通过编制婚姻态度问卷，以此为研究工具来探讨婚姻态度与婚姻质量的关系，探讨婚姻态度与婚姻行为的一致程度，为美满婚姻模型理论的实证研究提供具体的数据。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1、婚姻态度量表的编制策略。
根据对已婚者的访谈结果和记录，将婚姻态度概括为婚姻准备、对双方家庭的态度和控制婚姻的能力等三个方面，然后参考“婚姻心理控制源”量表的题目及自编题目，要求当事人对婚姻态度作出评价，评价主要包括自信能做一个好丈夫或好妻子、认为应极力帮助对方家庭需要、夫妻的努力能解决婚姻中的大多数冲突等内容，评价结果与访谈结果基本一致。
根据以上编制思想和量表编制的策略，研究者通过开放性问卷对2150位不同年龄已婚者进行调查，采集到了35个项目，采用专家分析法。
淘汰了18个项目，保留了17个项目作为量表研究和编制的基础。
每一个项目为7级评分，7为“完全符合”，1为“完全不符合”。
Olson婚姻质问卷
Olson婚姻质问卷(ENRICH)量表编制的理论基础与功能：作为影响人类心身健康与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婚姻质量已日益受到心理卫生工作的重视。
已有的众多研究表明，婚姻幸福与否受多维因素影响，它主要源于三个方面：①个体因素，包括文化背景、价值观、对婚姻的期望、在婚姻中承担的义务、个性等。
②婚际因素，包括夫妻间权力与角色的分配、夫妻间交流、夫妻间解决冲突的方式与能力、性生活等。
③外界因素，包括经济状态、与子女、父母的关系、与亲、友的关系等。
因此，研究者们都试图制订一个从多维角度能准确判别某婚姻是否幸福，能测出婚姻不幸福的症结，能了解婚姻幸福原因的测评工具。
据此，美国明尼苏达大学Olson教授等于1981年将已有较好信、效度的“婚前预测问卷(PREPARE)”(Olson，1970)作为基础，编制了本问卷，当时，主要是用于寻求婚姻咨询者的诊断问卷。
Olson通过美国全国性大样本测试，该问卷条目内部一致性平均相关系数为0.74，重测信度为0.87（样本1344名)Cil。
其判别婚姻满意与不满意的准确性（判别效度）为85-90%（样本数7261名受试）阁。
与其它婚姻问卷相比，它的信、效度检验具有样本量大，控制了背景因素干扰，多维度，夫妇双方评估等特点。
目前，它主要用于婚姻咨询工作中，用以判断婚姻的满意程度，识别婚姻的冲突所在，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婚姻治疗和效果观察。
使用方法：ENRICH共包含124个条目（见附表）。
内容包括过份理想化、婚姻满意度、性格相融性、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经济安排、业余活动、性生活、子女和婚姻、与亲友的关系、角色平等性及信仰一致性共12个因子。
每一个条目均采用5级评分制，具体说明如下：1.确实是这样2.可能是这样3.不同意也不反对4.可能不是这样5.确实不是这样。
如果其条目为“负性”，如32条：“我对夫妻间的交流不满意，我的配偶并不了解我”，该项则从“确实是这样”到“确实不是这样”1-5分计分。
咨询效果评估的指标与方法(一)
咨询效果评估的指标与方法(一)咨询效果评估的指标当一次咨询结束后，我们常常需要对咨询的效果进行评估，这需要用到一些指标来衡量咨询带来的效果。
指标一：咨询成功率咨询成功率是指咨询的结果符合预期的比例，通常，预期的结果会在咨询的开始时确定。
咨询成功率是评估咨询质量的重要指标。
指标二：咨询效果咨询效果是指在咨询前和咨询后的比较中所发生的变化。
在健康咨询中，咨询效果通常是指病人的症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
在职业咨询中，咨询效果通常是指职业发展和职业满意度的改善程度。
指标三：咨询满意度咨询满意度是指用户对咨询服务的满意度。
这个指标通常通过向用户发放问卷来衡量，问卷内容包括用户对咨询师的评价以及是否愿意再次参加咨询等问题。
指标四：咨询时间和费用咨询时间和费用也是评估咨询服务的重要指标之一。
这个指标衡量了用户在咨询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
在许多情况下，这个指标会影响用户对咨询服务的态度和满意度。
总结衡量咨询服务的作用和效果是评估咨询质量的基础。
咨询成功率、咨询效果、咨询满意度以及咨询时间和费用是评估咨询服务的常用指标。
在实际咨询过程中，应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和咨询服务的性质来选择合适的指标来衡量咨询效果。
不同类型咨询的评估指标不同类型的咨询服务，其评估指标可能有所不同。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些不同类型咨询的评估指标。
健康咨询的评估指标在健康咨询中，咨询的结果通常表现为病人的症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
健康咨询的评估指标包括：•疾病控制程度：衡量疾病控制的程度，例如血糖、血压、胆固醇等指标的降低；•疾病对生活的影响：衡量疾病对生活活动的影响，如对日常工作能力的影响、对家庭活动的影响等；•健康知识和行为：衡量咨询服务对患者健康知识和健康行为的影响；•患者满意度：衡量患者对咨询服务的满意度。
职业咨询的评估指标在职业咨询中，咨询的结果通常表现为职业发展和职业满意度的改善程度。
职业咨询的评估指标包括：•职业史和发展：衡量职业史和职业发展的方式；•职业满意度：衡量职业满意度和情感状态，如自我感觉和自我肯定；•职业成就：衡量职业成就、角色感知和自我适应能力；•生命方式因素：衡量职业生活和参与社交活动、激励和心理安全等方面是否影响职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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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质量婚姻稳定的主要预测指标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离婚数从1979年的31.9万对递增到2000年的121.3万对，粗离婚率也从1979年的0.33‰上升到2000年的0.96‰（注：根据1993年民政部计划财务司编《民政统计历史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提供的有关资料计算。
），约增加了3倍。
但国内现有的离婚研究大多只停留在宏观的概念化或定性论述上，较少定量分析和检验，尤其缺乏对微观家庭的婚姻稳定性及其影响机制的定量研究，仅有的个别研究也没有把婚姻质量列入它们的分析框架，以致微观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过高地估计了其他并非主要的影响因素的作用。
本研究将在我们近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前人研究的系统融合，提出一个更为完善的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深化对婚姻稳定性的分析。
一、理论背景和假设（一）婚姻质量作为预测变量虽然国内以往的离婚研究很少把婚姻质量作为一个影响变量，但婚姻质量与婚姻离散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White,1990)。
Lewis和Spanier(1979)是首次把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性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学者，他们相信，婚姻质量和稳定性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婚姻质量越高，婚姻的稳定性越好。
之后的一些经验研究支持了他们的观点。
Udry(1981)通过对都市已婚白人的调查分析，发现妻子的婚姻幸福感是婚姻变动的最重要的预测变量。
Booth等(1986)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与婚姻较幸福的当事人相比，低幸福感的夫妇在今后3年离婚的可能性大约会高出4至5倍。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婚姻质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文化背景地区关非相同。
Lewis和Spanier(1979)认为“不能离婚的文化规范，如来自家庭、朋友和教会的压力等，会提升婚姻质量影响的水平，以致于保证婚姻关系的延续或婚姻的稳定”。
而事实上，外在的压力不是强化而是削弱了婚姻质量对夫妻关系稳定的制约作用(SchummandBugaighis,1985;ThomasandKleber,1981)。
从中国的国情而言，由于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规范存在相当大的地域差异，婚姻主体的生活质量、价值取向和互动模式也有较大的不同，婚姻离散所要付出的经济、社会和心理代价也明显不同。
由于“好人不离婚，离婚不正经”、“宁拆十座庙，不破一对婚”和“没妈的孩子象根草”的伦理文化以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是婆家人，死是婆家鬼”的封建礼教在农村更为根深蒂固，加上经济资源的匮乏等因素，农村地区的婚姻离合依然主要取决于实际状况和个人意向以外的社会环境的制约。
相反，在中国城市，由于外在的约束日渐消减，婚姻的命运也愈益更多地取决于当事人的感受和自我意愿，婚姻质量的决定作用明显加强。
（二）婚姻质量作为中介变量除了直接预测离婚意向以外，婚姻质量还具有中介作用，也就是其他因素通过婚姻质量间接地对婚姻稳定性起作用。
把婚姻质量作为中介因素列入分析框架，不仅能说明所选择的其他变量如何影响离婚意向，而且还可较为准确和全面地估计这些影响的方向和程度。
第一，根据成本效益理论，子女数和结婚年数是两个重要的成本变量，它们都会起到稳定婚姻关系的作用。
生育率与离婚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在许多研究中得到证实（Peters,1986;Canabal,1990；曾毅，1993）。
另外，婚姻持续时间越长，当事人投放到婚姻关系上的个人资源越多，婚姻解体的损失越大(Beckeretal,1977)。
但强调离婚成本的经济学者往往忽视了孩子数和结婚年数可能会降低婚姻质量，进而间接地增加婚姻失败的概率。
一些研究发现，婚姻质量与结婚年数、孩子数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负相关，抚养孩子会降低父母间的互动频率以及消耗本来可以用于父母自己彼此交流的时间和感情(Feldman,1981;Whiteetal,1986)；结婚年数的负效应在于随着时间推移而对婚姻的美好理想逐渐消失，特别是日复一日的婚姻生活所产生的边际效用递减(Luckey,1966)。
第二，Levinger(1976)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婚姻稳定性是婚姻满意度、婚姻以外其他选择的吸引力（也称婚姻替代）以及离婚阻力相平衡的结果。
当阻碍离婚因素和婚姻满意度保持不变时，其他选择的吸引力越大，婚姻受挫的危险也越大。
Udry(1981)进一步认为，婚姻替代本身具有对离婚意向的独立预测能力，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婚姻替代会提高离婚的可能性。
同时，Lewis等(1979)还从理论上推导，婚姻以外其他选择的吸引将降低婚姻生活的质量，进而影响婚姻的稳定性。
但学术界一直没有对这一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第三，White(1990)批评学术界在研究离婚时较少关注婚姻建立过程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有关婚姻如何建立的信息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婚姻失败的原因。
一些学者也认为，初婚年龄和婚姻稳定性成正相关(Nartinetal,1989)。
Heaton(1991)认为，这是离婚风险随年龄增大而变小的缘故。
另一方面，晚婚的男女相对比较独立，以往长期形成的个人性格的可塑性较小或弹性较差，这些特质又给婚后的调适带来困难(Bitter,1986)。
因此，除了它直接抑制离婚以外，晚婚还会因为与婚姻质量的负相关关系而间接增加离婚风险。
根据Whyte(1990)的报告，婚前性行为不利于婚姻的稳定，因为它使两个人的结合变得比较随意，缺乏神圣的感觉，进而又会使当事人减少对婚姻制度的崇敬和珍视。
也有学者以为，婚前性行为会减少当事人从婚姻中所得到的新鲜感，从而影响他们的婚姻满意度或幸福感(Watson,1983)。
由于婚前性行为与中国传统文化婚前守身的价值追求相悖，违背性行为准则将遭受社会的谴责，并留下心理阴影。
因此，对婚姻稳定性既有直接的负面影响，同时还将通过降低婚姻质量而间接增加婚姻破裂的风险。
Cate和Lloyd(1992)还认为，恋爱时间较长有利于增强婚姻幸福感，因为谈情说爱的周期越长，你越能够发现对方是否与自己相一致。
第四，“异质假设”认为，夫妻在年龄、个性、宗教信仰、种族、社会地位等方面差异较大的婚姻往往具有较高的离婚风险，因为这些差异易引起更多的不一致和冲突(Bitter,1986;Tzeng,1992)。
Bumpass等(1977)发现，夫妇的年龄差距越大，婚姻失败的概率也越大。
然而，也有的研究人员认为，夫妻年龄差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因为它和婚姻调适或婚姻整合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Atkinsonetal.,1985)。
有研究表明，教育水平和收入等控制变量和婚姻稳定性呈正相关(Martinetal.,1989;Bumpassetal.,1991)；经济拮据或压力往往导致配偶间的冲突和互动障碍，进而增加婚姻失败的风险(Congeretal.,1990)。
（三）本研究的理论假设结合不同学科关于婚姻质量理论、成本效用分析、社会交换理论、婚姻组合观点以及夫妻异质假设，本研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模型，并以路径分析方法来揭示中国人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和程度。
按照该框架，婚姻质量既是直接影响当事人离异意向的主要变量，同时也是间接作用于婚姻稳定性的中介因素。
我们将利用抽样调查的资料，对以下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1.婚姻质量是婚姻稳定性最重要、直接的预测指标，高质量的婚姻是夫妻关系持续稳定的前提和保障；同时，相关的初始变量还将以婚姻质量为中介变量，间接地作用于婚姻稳定性。
2.在社会文化环境依然较保守、限制离异的外在压力较大的农村地区，婚姻质量对婚姻稳定的作用将明显减弱，即一个质量较低的婚姻有更大的概率继续“凑合”下去。
3.尽管社会阶层较高者婚前的感情基础较好，平时为经济或家务等发生冲突的概率较低，继而有利于婚姻质量的提高，但他们对爱情的期望也较高，观念较开化，再婚机会也更多，故在发生感情危机时会更多地考虑中止婚姻关系。
4.婚姻延续时间越长、子女越多，离婚成本越高，夫妻分手可能越小。
但由于这两个变量还会通过影响婚姻质量而减少婚姻稳定，故实际上结婚年数和孩子数对婚姻稳定的作用将弱化。
5.择偶时注重般配、婚前感情基础较好、双方一致性较强的夫妻更容易协调适应和增加凝聚力，继而也明显有利于婚姻的稳定性。
6.配偶替代意识及机会与当事人的离异意向呈正相关。
二、资料与方法本文使用的资料来自《中国婚姻质量研究》项目。
该研究共调查了居住在上海、哈尔滨两城市和广东、甘肃两农村的6033个已婚男女（注：抽样方法和样本特征参见徐安琪、叶文振《中国婚姻质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
本文所要分析的因变量是被访者对婚姻稳定性的自我评价。
前人的研究通常采用两种测量来反映这种主观感知。
一是使用一个两分的变量表示被访者的婚姻是否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了危机，1表示有问题的婚姻，0代表平安无事的夫妻关系(Sabatelli,1988)，另一种测量是离婚意向，它主要取决于被调查者对自己离婚可能性的估计排序(Websteretal.,1995)。
我们将使用第二种测量方法，即用被访者离异意向的频率来测量其婚姻的稳定程度。
考虑到婚姻是一个整体，其稳定性也取决于夫妻双方的自我感受和离异意向。
因此，在入户访谈中，我们既询问被访者“在过去的一年中您是否有过离婚的念头”（1.经常有离婚的念头，2.有时有，3.偶尔有，4.从无），同时还收集了“您认为配偶是否会提出与您分手”的资料（1.肯定会，2.也许会，3.难说，4.不大可能，5.肯定不会）。
考虑到被访者一般不会夸大自己的离异意向，我们以更坦率地承认有离异意向或认为对方会提出离婚一方的回答为准，然后将当事人的离异意向和对配偶离异意向的估计值相加并把它视作连续变量（最低为2分，最高为9分），估计值越高，表明当事人的婚姻越稳定。
对前述的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我们分别作如下处理和测量：1.婚姻质量。
《中国婚姻质量研究》课题设计的“婚姻质量多维组合量表”是一个包括6个子量表31个指标在内的测量框架。
我们借助于因子分析法把它们复合成一个多维侧面来反映被访夫妻的婚姻质量。
为了尽量减少夫妻双方在估计婚姻质量时由于各自的感受、评价或理解的不一可能产生的偏差，对于夫妻回答不一的资料，我们都按打分低的一方为依据作技术处理，把夫妻视作一个共同体进行研究。
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31个指标被有规律地聚合为“夫妻关系满意度”、“物质生活满意度”、“性生活质量”、“双方内聚力”、“婚姻生活情趣”和“夫妻调适结果”6个侧面。
我们以每个因子解释方差的比重为权数，将6个因子加总为单一的复合系数来表示其婚姻质量水平。
整个测量的可信度为0.93（参见徐安琪、叶文振，1999）。
2.成本变量。
离婚成本由孩子数和结婚年数2个变量代表，均为连续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