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监督的思考

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监督的思考【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党政“一把手”的腐败问题愈发突出，当前“一把手”的监督工作却面临重重困难。

近年来，各地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大力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

本文试以当前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初步提出构建完善监督机制
的路径。

【关键词】一把手；监督；分权制衡；财产公开
“一把手”在领导班子和本地方、本单位的工作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拥有实际上的人事权、经营管理权、财务管理权和职务、薪资调动权。

一把手素质的高低、作风的优劣直接关系着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影响到党风廉政建设的实现。

如果监督乏力，权力的运行就容易偏离正确方向，就会给班子建设及地方发展稳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因此，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是一个系统的可持续的社会工程。

一、对党政“一把手”监督的制约因素
监督是权利最好的防腐剂，在廉政监督制度的不断完善下，权利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小。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影响监督权行使的因素依然很多，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监督与被监督者主观认识分歧较大是影响监督效果的主观因素。

由于中国官本位权本位的专制传统观念，被监督的党政一把手往往从心理上抵触监督。

监督主体又往往畏于“一把手”的领
导权威而不敢监督，监督积极主动性不强。

其直接后果是导致监督流于形式，任由私欲膨胀、独断专行，即使有履行程序性或口头的监督，也非起到实质性的效用。

（二）监督体制机制存在漏洞是影响监督的重要因素。

1、目前的监督大多属于事后监督模式，监督具有严重的滞后性。

目前，监督的主要形式是杀鸡儆猴的惩贪运动，这只能给人以挂一漏万的感觉，杀掉了一批，又冒出来一批，使人觉得越杀越多，而惩治“一把手”的腐败必须从体制上才能得以根本的解决。

2、“一把手”行使的权力集中，与之相对的监督制约权力分散，在监督手段上也缺乏刚性强制力。

现行主要是以同级监督为主，上级监督与下级监督相结合，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这种监督体制往往难以达到监督的目的。

同级监督机构及班子成员的监督缺乏独立性，监督者受被监督者领导，缺乏约束力。

上级组织对下级“一把手”的监督往往是鞭长莫及，对下级“一把手”的问题难以及时发现，难以实现有效监督。

人民群众获取“一把手”信息的渠道有限，监督力也自然有限。

？即使“一把手”比较民主，有接受监督的度量，但由于一些人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处世哲学，导致监督被架空。

3、缺乏有针对性专门的监督规定。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已出台的纪律规定达300多种，但内容却出现现行的党纪和政纪的交叉特别多的问题，定性量纪的标准也存在差异，没有一个约束“一把手”的系统的单独的纪律规定。

4、“一把手”权
力集中，权力运作不透明。

“一把手”处在权力的中心位置，掌管着人财物的决策权，决定着下属的前途和命运，而“一把手”决策往往处在封闭运行状态，透明度很低，外部无法进行监督，这毫无疑问为专制和腐败提供了土壤。

（三）廉政信仰的缺失与社会环境诱惑是监督难以落实的根本障碍。

个人思想素质越高，社会环境对其不良影响的作用力就越小，反之亦然，这一内外因是消长的关系，但外因要靠内因起根本作用。

在经济和社会制度转型的关键期间，面对滚滚物欲的诱惑，一些党政的一把手，在面对金钱、权力和人情中逐渐迷失，甚至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其然，腐败的滋生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内心廉政信仰的缺失与外部环境的腐蚀是出现腐败的根本因素。

二、加强和完善监督机制的对策分析
一把手”监督难的原因是复杂的，要解决这一问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要解决好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应多力合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构建惩防一体化体系，开展广泛的的监督与自我监督。

严查违纪犯罪行为是廉政监督的必要手段，强制力才具有约束力，有约束力才有威慑力，对一把手的监督也无例外。

比如，在2003
年至2009年间，广东共查处151名地厅级“一把手”，占被查处地厅级干部的79.9%；还有1284名县处级“一把手”被查处，占被查
处县处级干部人数的69.3%。

2007年以来，广东查处“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2000多件，约占查办案件总数的14%。

先后查处了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深圳市福田区委原书记李平、广东省盐务局原局长沈志强、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等地厅级和县处级“一把手”。

这为肃清党政机关的腐败起到良好的效果。

在重视打击的同时还要建立述廉评议制度，通过评议大会无记名打分等形式对一把手进行民主监督。

此外，还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强化“一把手”的自我监督。

大力提高党政“一把手”的思想政治素质，切实增强“一把手”的自我监督意识，并通过典型示范、典型警示教育等方式，督促党政“一把手”加强自我监督。

（二）保障监督权主体的人、财的独立性。

强化监督权主要有两点：一是要打造一支过硬的监督队伍，二是要有扎实的财务保障。

现实中监督主体的人力和财物牢牢的控制在“一把手”中，如此一来，监督权不可能发挥实际的作用。

目前，在一些地区推行的巡视、交叉监督等制度，巡视组等监督主体进行监督时所有经费自理，没有利益相关的问题，能保障监督权的正确行使，监督才能过得硬。

（三）拓宽监督渠道，重视舆论监督。

现行制度下，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监督有纪检监察、审计、新闻舆论等广泛多样的形式，而舆论监督恰是高效低耗，防范“一把手”腐败的利器，必须多加重视。

党政一把手在接受人大和政法系统的法制监督，政协和群众
团体的民主监督的同时，要主动接受信访举报和民意测验、民主评议为主的群众监督，接受报纸、电视、电台的新闻舆论监督。

通过不断提高领导行为透明度，使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一把手”的升降去留有发言权，从而使自下而上的监督更加有力。

（四）落实权力分权制衡机制，实现权力运行阳光化。

针对“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对不同性质的权力进行适当的分解，使决策职能、执行职能和监督职能相对独立行使，在各种权力之间形成合理的结构，防止滥用权力的行为发生。

对“三重一大”事项（即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等）实行集体决策制度以规范和约束“一把手”行为，保证执纪执法部门有的放矢地进行监督，严禁“一把手”直接插手和干预具体事项，禁止一把手直接管钱，建立经办人、部门负责人、财会人员、主管领导联签制，防止“一支笔审批”。

（五）完善监督立法，为监督工作提供刚性的法律保障。

从法律制度来看，我国防腐倡廉相关的国家法律、部门法规、各种条例、准则、办法、意见等的法律法规种类已够繁多，如《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各种法律制度，多达千余件，然而这些法律法规之间出现脱节，难以形成合力。

要改变这一状况，需要一部具有纲领性的反腐倡廉强化监督的法律，在约束“一把手”方面做出系统的单独的
条款规定，用以协调各反腐监督力量的关系。

（六）逐步推行“一把手”财产公开制度。

当前，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项党内的监督机制在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施行，这是向财产公开迈进的一大步。

北京市在贯彻落实《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明确规定：党政一把手在内的党员领导干部应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住房、投资及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等有关事项。

为将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项约束腐败的制度，广东省也呼吁进一步扩大党政一把手财产申报范围并建议为财产申报立法。

重庆市开县在尝试财产公开制度上走在全国的前列，在申报的内容上包括本人及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共有的现金、存款、房产、汽车、股权股份、字画古董、经商办企业等九个方面的内容，还包括家庭收入情况，主要涉及工资、投资收益、继承遗产、劳务报酬、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投资、股份收益等8各方面，财产申报规定的内容更全面具体，更具有实际的操作意义。

继财产申报制度出台之后，有关部门正在进行深入调研并结合实际对制度设计进行研究论证。

一把手财产公开是世界潮流，然制度的推行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财产公开制度的推行需要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做支撑，以保障制度的顺利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