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数据背景下流动摊贩治理问题分析

基于大数据背景下流动摊贩治理问题分析
作者：龙曼琳
来源：《青年与社会》2015年第18期
【摘要】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城市和农村交织、市民与村民混居的区域给予流动摊贩巨大的喘息空间，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城市治理问题。

文章将以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为例，立足于流动摊贩的生存现状，着重探讨现代城市中流动摊贩治理问题及原因。

【关键词】流动摊贩;城市治理;仓前街道;原因
一、背景与意义
流动摊贩现象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现如今的流动摊贩依旧保持着古老的“引车卖浆”的传统经营形式。

我国流动摊贩约3000万人，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引发了较为严重的食品卫生、交通安全、社会治安以及市容市貌等公共问题，因而对流动摊贩的治理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

从流动摊贩目前的现状和特点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群众基础。

因而，客观上政府必须加强对流动摊贩的治理，协调城市管理发展要求与传统流动经营模式之间的矛盾。

随着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在2009年7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甚至因此制定了《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试图将流动摊贩合法化。

但该征求意见稿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近年城市管理执法人员与流动摊贩依旧冲突不断。

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首次对城管执法提出要求：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着重强调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充分表明了政府这一角色对城市管理，尤其是对流动摊贩的治理格外重要。

此外，对流动摊贩进行有效的治理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促使政府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变。

从当前的管理流动摊贩中出现的实例中发现，利益是一切冲突的源泉，流动摊贩缺少个体自律，长期打“游击战”，玩“躲猫猫”;其次，政府采取只堵不疏的管理策略，城市执法人员存在言行粗暴、“临时工”现象;再而，流动摊贩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渠道阻塞，信息不对称。

解决城市流动摊贩的有序化问题，化解流动摊贩与城管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与矛盾，那就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来讨论流动摊贩存在的合理性，加强城市执法队伍的建设，对于促进执法者、摊贩及城市居民的和谐共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流动摊贩的现状分析
仓前镇位于历史名城杭州城西，建镇已有九百年，南宋时期成为“江南粮仓”，粮食富足促使了农产品初加工、深加工，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此酝酿衍生出引车卖浆，挑担售货的经营形式，并得以流传和延续。

仓前街道行政区域面积50平方公里，辖9个建制村和1个社区。

根据2001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底仓前镇全镇人口3.3万人，流动人口1.2万人。

随着近年阿里巴巴园区、梦想小镇创业基地、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院、杭州师范大学等企业、学校入驻，仓前街道常住人口突破6万。

人口的激增扩大对衣、食、住、行、购各方面的需求。

一方面大批待业人员获得正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对于达不到正规就业要求的人员，通过“改头换面”，以改造的三轮车、面包车为载体，出车售货。

即流动摊贩人数也有所提升。

根据实地调查，仓前街道上流动摊的类型多为水果摊、小吃摊（其中主要为烤玉米、烤红薯、鸡蛋饼、烧烤摊）、瓷器摊。

因大学城学生多，有一定的消费能力，且对产品质量、食品卫生要求不高，流动摊贩经常设摊在此周围。

商品既有自产自销，也有从其他货源地进货贩售，据统计，进货贩售的摊贩约占被调查摊数71.3%。

而流动摊贩以待业三年以上的本地居民居多，外地人员占被调查总人数的24.8%，且流动摊贩多为四十岁以上的男性，家庭收入通常依靠社保和偶尔设摊获取，其中47%的人设摊日收入在50至80元，23%的人设摊日收入低于50元，根据2013年杭州市政府《关于调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杭州市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588元，假设一个月设摊十天，近七成的流动摊贩月收入不超过1400元。

按照仓前镇的消费水平来说，勉强能够维持一个三至五口的家庭生存型消费，而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几乎是不可能。

另外，8%的摊贩日收入超过150元，以烧烤和水果摊最多，这与我国饮食结构相关，特别受在校大学生的欢迎，销售量大，利润空间大。

三、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流动摊贩治理问题及原因
（一）流动摊贩自身因素
流动摊规模小，数量多，而其所具有的相对流动性：经营时间、经营地点的相对流动是造成城市管理者时间和空间上难以治理的主要原因。

首先，城管上班与流动摊贩经营时间不同步。

如早上5点至9点经营鸡蛋饼的流动摊;晚上10点至凌晨的烧烤流动摊。

而城管上班的时间通常为早上8点半至下午五点半，少部分值晚班至10点。

其次，经营地点灵活，流动摊贩往往采取打游击式经营活动，车摊一摆即可营业，城管来了立即推车离开。

由于经营地点的不固定，占道经营、不处理垃圾等现象，以次充好、兜售假冒伪劣等缺乏诚信的行为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的秩序。

再而，经营方式的易变性。

流动摊车多为家用三轮车，易于改造，难以约束管控。

并且，以流动摊作为谋生手段的摊贩逃避税收，给正规就业者造成一定程度的利益流失，消费者的合法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在经营地点的周围也会带来噪音等环境污染问题。

（二）城管处于较为“尴尬”的治理者角色
在治理仓前街道流动摊贩的过程中，城管处于“鸡肋”这样尴尬的位置，其本身存在着合法性的问题，往往执法上缺乏法律依据，至今我国没有出台针对城管执法程序和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因而直接导致了治理的不科学性，城管和流动摊贩都不在强有力的约束范围之内。

面对流动摊贩打游击式经营，尽管杭州市2011年就以为城管配备执法的小型摄像头，但
数量有限，仓前镇城管一般不配备摄像头，对流动摊贩进行取缔时无法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流动摊贩在此经营。

其次，近年来城管的素质遭到社会的普遍质疑，城市管理者多采用较为严格的执法方式。

在现实的调查中，确有存在执法队伍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而杭州市2008年起定期举行各类的人才素质培训交流，强调科学执法、人性执法，执法队伍素质相比以前有所提升但提升程度不够。

（三）流动摊贩的生存需求、居民的消费需求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
基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以动机的角度对流动摊贩加以区分，他们多为“谋生型”或“生存型”。

缺乏必须的就业技能，一定的经营资金以及必要的社会扶持，不得已选择经营成本较低、专业技能要求不高而往往获利快的流动摊形式求生存。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认为，人的需要依次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流动摊贩的需求停留在最低层次的生理和安全需要，而这部分需求是人维持生存，得以实现生命延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得不到满足将会引起个人的极端行为和社会的轩然大波。

流动摊贩一般设摊于社区附近或大学城周围，现有的大型超市、农贸市场等商业网点布局难以满足居民日常的消费需求，流动摊贩相对的流动性使得居民购买便利。

并且价格较正规经营的店铺低廉，满足居民“便宜买好货”的消费心理。

然而，流动摊贩贩售的商品无法得以保障，一定范围内侵犯了居民的消费权。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要求现代化更为便利的交通，美化的城市环境。

但流动摊贩无序的设摊、占道经营、乱接电线、乱排油烟却导致了交通堵塞，环境卫生脏、乱，夜间噪声扰民等问题，极大的损害了城市的良好形象，与城市的发展形成水火不容的极端矛盾。

因此，在我国现今采取的“单中心”一元主体管理体制的背景下，一味地打压流动摊贩的生存需求，缺乏一定的人文关怀，使得城市治理呈现治理效果差、社会评价低的态势。

如何协调好流动摊贩的生存需求、居民的消费需求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城市治理者对城市发展方向进行科学规划，需要被治理者（流动摊贩）的合理参与，需要社会大众的积极协同。

只有转变单一的、粗暴的治理方式，完善多元治理机制，才能促进城市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亚南.街头行政场域中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研究——基于柔性执法的视角[J].城市发展研究，2014（8）.
[2] 张国平.城市流动摊贩管理难的成因与治理对策[J].江苏商轮，2008（3）.
[3] 韦正富.探析我国城市管理中的流动商贩治理问题[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5）.
作者简介：龙曼琳（1994.01- ），女，毛南族，广西河池人，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