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失败原因分析

清朝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洋务运动是由清朝部分官僚发起和主持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运动，其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图“自强”“求富”。

洋务派：洋务运动的主持和参加者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在中央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奕訢、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及沈葆桢、丁汝昌等为代表。

洋务运动历时30余年：1861年1月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这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性事件。

1895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洋务运动到此结束。

洋务运动的内容：一是从图强御侮和平息内乱出发，努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二是从求富图强出发，大力开办民用工业。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

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

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

例如：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

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

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

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

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

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

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由于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洋务运动的伟大产物——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中国仍然签定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宣告了这场运动的彻底失败！
洋务运动最终失败。

因为其"自强"、“求富”目标并未实现。

洋务运动虽然作出了不少成绩，但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

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宗旨，即只改经济制度，不改政治制度。

根本败因：只新其貌、而不新其心。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洋务运动时中国在制度方面的不足，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部分官员试图以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清朝统治，力主兴办洋务，在中央的代表有奕欣，在地方的代表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被称为洋务派。

而另一部分官僚（以满清贵族为主）则坚决反对采用西方科学技术，
被称为保守派，以倭仁为代表。

而慈禧也只是暂时支持洋务派。

这样的局势，很有可能随时变动，是对运动非常不利的。

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因为改革只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但没有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必定会走上失败．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正在于其“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既变“体”又变“用”。

而洋务运动的失败正在于其“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旧物”，只变“用”而不变“体”，“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

其实，对洋务运动的这个错误，当年不少人国人既已看出，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声之外，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

如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文祥，在死前不久即1875年上《密陈大计疏》，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

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

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

”认为议院制度清国“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

据袁伟时先生考证，这是中国最高层第一次主张吸取民主宪政精神，改进本国的施政。

再如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自己的《遗折》中更是把民主制度视为救国的根本：“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

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

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恳请清廷下决心“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这些建议揭示了西方富强的真谛，指出了中国应“采西人之体”的正确方向，如被采纳，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

但这些意见都被拒绝。

政治上的专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

在洋务运动中，大清国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压制民办企业。

官营企业内部实行专制管理办法，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政府创办，财政补贴，腐败丛生，浪费严重。

官办官营，是大清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

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试图在不触动专制
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大清特色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的。

洋务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中国特色”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自吹自擂，但固守“中学为体”，拒绝从善如流的民主体制，是不可能领跑于世界的。

马克思在《论波兰问题》中说：“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如果你对现实感到迷惑，你就去读读历史，其实一切都发生过。

如果你对历史感到迷惘，你就来看看现实，其实历史正在发生。

另外还有新旧文化的冲突，中国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

首先，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

其人亡，则其政殆。

” 中国人自古认为治理好国家要靠得到贤人，墨子也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

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可见这种政治制度完全是建立在依靠人治的基础上。

而西方基督教世界认为，人自从在伊甸园里犯了罪就变得软弱罪恶，任何人都不可靠，因为人性本恶，这就是“原罪说”。

所以西方治理国家靠的是法制。

然而中国人是没有信仰观念的。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

” 正是这样，中国人对信仰的观念非常淡薄。

历史上虽然出现过道教、佛教、景教，但仍只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而存在。

并没有在任何时候成过气候。

当佛教兴盛时，则出现“会昌灭佛”，当道教兴盛时，则又有武则天禁止。

可见，宗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主导地位的。

这样就势必导致广大国民道德性差，没有约束，没有秩序。

所以，如果要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广大人民的国民性、从众而不敢做先驱、缺乏社会秩序是一块很大的绊脚石。

洋务运动的失败、新旧文化的冲突，让一部分国人认识到：要改革，就要从根本上进行。

仅仅浮于表面，而不改变本身已经腐朽庞大的政治制度、漏洞弊端百出的旧式文化，是绝对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