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异

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异

C1022陈思琦从古至今，中西方政治制度都是不同的。也正应为这制度的不同，才形成现在中西各个方面的不同。

从古代说起：我国与西方国家都以君权神授来取信于民，得以统治国家。但是，就中国而言中国式中央集权，有无比黑暗却也有光明的时候。可西方国家呢，行使的封建分权却导致中世纪的人民长期生活在漫漫黑暗之中。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核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对中国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国体与政治、官僚政治与行政管理。遗址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政治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罗马。无论是他满创造的法律制度，还是哲人们的政治智慧，都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古代中国的历史，不过是记载王侯将相们的家族历史，而平民百姓却无足轻重，史书上却从无记载。而古希腊罗马史却是一部平民追求民主权利的发展史。这里没有绝对一切的专制君主，更多的只是围绕公民基本权利进行的各种斗争与革命。君主专制、个人集权与宗法血缘关系，贯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始终。古代中国在向阶级社会过渡中，原始民主荡然无存。古代民众没有古希腊、罗马公民那种自豪感与主人翁意识，在中国最终确立的是君主专制统治。而希腊、罗马在城邦国家时代，出现了西方的群体公民的民主，较多地保留了原始民主制残余。他们采取的是贵族集体领导或全体公民共同掌管国家政权。中国古代变法争鸣和政治改革都是围绕加强王权专制而展开。诸子百家为专制王权制造了奠基理论；中国古代法律，实质是加强君主专制，其内涵是刑罚，惩治百官和众民，以加强王权的威慑，带来的是人权的丧失。古希腊罗马的政治改革大多是在平民与贵族斗争的背景下进行的，内容是巩固和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利；法律制度是为维护民主制度服务，其内涵是人民权利、保障公民自由与平等的人权。这种主权在民,法律至上的政治制度是共和国中心价值观念，与中国帝王思想，官本文化是水火不相容的。从中西古代政治制度的利弊和影响看：中国大一统和儒家正统思想加上专制皇权造就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其中专制王权是整合社会的权力中心。旧中国的每一次朝代更替或走向统一，都是强有力的君王专制维系了帝国的统一与文明的延续。所以，尽管中国古代有频繁的朝代更替，但文明的继承与发展却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而西方的民主政治和法制思想成为了催生人类迈向现代化的动力。进入近代，西方国家率先确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传统有内在的继承关系和深刻的历史渊源。延引他人并综上所述总结：古代中国实行人治，一是重视皇权，没有民主人权可言。皇权对臣民施以严刑酷法，以强制百姓遵规守矩；二是中国重视家庭伦理纲常，家庭是皇权最坚实的社会支柱，严格受到血缘礼仪规范的限制。上有皇权，下有家庭，所以奖赏与治罪往往涉及家庭。

古代西方实行法治，一是重视人权，人权自由受法律保护；二是西方伦理推崇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对家庭与乡土观念相对淡泊。所以政敌制裁相对宽容，不涉及家庭。

当代中西方政治制度仍是不同。

西方的政治体制不讳言利益，它认为人都是自私的，当民众

把权利交给政府的时候，政府的人拥有了无尚权力，作恶可能性

极大。所以西方的政治体制设计时，是采取分权制衡，利益驱动

。利益驱动是个好机制

政党为自己利益，要尽量讨好人民，尽量以民众认可的方式

贬低对手。通过贬低对手，使政敌在全民选举中落败。自己上台

后，当然会得到很多利益。

这种利益驱动的最大好处，就是使得各种力量之间的监督始

终保证一种较为恒久的内在动力。而且敌手为了找出对方的毛病

而不惜使出浑身解数。可以说，这种利益驱动下的监督是比较彻

底的。而民众正是在这种彻底的监督下，看清了站在台上被对方

剥得精光的各个候选人。可以较为放心地投下自己的一票。

这种机制的弊端就是，政敌之间为了攻讦对方，不惜采用下

三烂的手法，造谣生事，无中生有，中伤对方。使得政坛上乌烟

瘴气，难有宁日。候选人们基本是没有几个好苹果。

而且这种分权制衡，利益驱动的机制，很容易造成内耗。使

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而削弱国家的决策效率。

另外，这种体制，由于采取的直选和普选，对选民的素质要

求相对较高。如果，选民们很容易被一箱苹果或两包烟就收买了

，那所谓人民选出的权力机构实际上是有钱人选出来的。

我们民国初期的贿选可谓见一斑。

西方选择这套体制，与其历史和文化有深厚关联。因为西方

文化是讲求利益的，不讳言利益。

中国政治体制，是良知驱动。

所谓良知驱动，是指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当权者要为人民

服务，是靠自己的良知，或者说，凭借自己对于党的忠诚（因为

党是代表人民）的，来行使自己的职责的。

在这种体制下，也有制衡，那是靠良知为驱动的，即对党和

人民的忠诚，和自己的良知。各个权力体系之间的制衡，其驱动

由于没有了利益驱动，靠的是对党和国家的责任，靠的是自己肩

上的神圣使命来驱动的。

即使，所说的人民监督政府，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监督政府呢

？虽然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但那个空洞的国家利益真正落在自

己头上有多少呢？有一部分监督是靠利益驱动，而另一部分，则

是由良知驱动的。有时候会这样，我之所以要揭发这个贪官，并

不是因为他得罪过我，而是我作为一个人，我有良知，所以要揭

发它。

这种机制，由于没有表面化的政治斗争，在政治空气里是比

较清洁的，不会搞得污烟瘴气，但本质怎样，却很难说清。所以

在这种体制下，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那是保持党员干部

良知的重要手段。但有时候这个手段却是苍白的。

这种体制缺点可能是，由于缺乏彻底的监督，使社会上充满

着虚伪的人。今天可能这个人还给大家讲廉政，明天他自己就可

能身陷囵狱。很多时候，由于缺乏利益的硬驱动，所以有时候即

使有真正的监督机制，也会浅尝辄止。缺乏有力的深度的监督力

度。常常是差不多就完了，何必太较真呢？

这种体制的决策效率是很高的，因为是一党执政。国家能保

持较高的稳定程度。

中国的儒家文化耻言利，而喜言义。这种选择是适合国情的

。但目前，我们的人民监督政府，根本就没有落到实处。党员干部的良知单单依靠思政工作加强，是否能见成效，尚有待实践检。而且目前各权力体系之间的监督驱动也使靠良知（常表现为党性）驱动，效果怎样？我看是欠佳的。

我的观点是，我们也要向利益驱动方面转。天下熙熙，皆为

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去。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而我们还要正

视这个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