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教案)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专题：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6学时）教学目的、要求本专题是根据第一章的教学内容所做出的延伸，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在面临民族危亡之时为救亡图存所做出的选择，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在近170年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中国现代化进程缓慢，经历了重重的坎坷、曲折，希望通过本专题的教学，让学生明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选择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用于指导实践，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确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而坚定这一信念。

教学重点、难点在近170年的历程中，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缓慢，会遇到如此多的坎坷？教学方法历史文献法、讨论法、多媒体演绎法等思考题1、中国开启现代化道路的背景2、辛亥革命为什么爆发？3、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的影响？4、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5、中国为什么从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进入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主要教学内容前言一、第一阶段：现代化的准备阶段（1840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二、第二阶段：现代化的启动和道路抉择阶段（1912年—1949年10月）三、第三阶段：经典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1949年10月—1978年）四、第四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1979年至今）总结详细教案前言实现现代化是当今中国的最大任务，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日新月异的步伐向前迈进，令世界瞩目。

但亦因社会、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利益关系的剧烈调整和腐败现象的出现，有人困惑，有人迷惘。

如何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加顺利而稳健地向前发展，如何使人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程更加坚信不移？回顾中国现代化的整个历程，总结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明白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变为苏式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再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过程，是十分有益的，即所谓“鉴往而知来”。

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中国传统社会逐渐发生新的变化，标志中国现代化的开端，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历了170年的时间。

在这170年中，从社会环境和发展道路来说，中国的现代化经过了四个阶段和三种发展道路的变化，这是中国现代化已经经历的历史事实，我们不仅不能脱离这一事实，而且要对这一已经存在的历史的必然性进行解释，说明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总结其中的规律所在。

一、第一阶段：现代化的准备阶段（1840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潮流和规律，它以资本主义社会因素在欧洲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为起点和早期形态，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散和社会主义的出现而形成和发展。

（一）1840年前的中国当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之间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从暗潮涌动到形成澎湃之势，并开始向东方潜流，这时的中国，已在传统的封建制度和农业文明的社会形态下缓慢地发展了两千年，虽然传统的社会形态依然保持着，但是其内部构成和对外交往已经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比如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商业和商人群体已有一定的扩展、商业资本已有一定的积累等，从而使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既存在着与现代化相抵触的因素，也产生了一些潜在的适应因素。

举例：广州十三行17世纪后期，大清帝国进入了康熙盛世，在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了台湾岛之后，审时度势的康熙帝，为了振兴沿海地区长期凋敝的经济，决心解除明朝以来300余年的海禁，实行开海通商政策。

清政府开放海禁，并在广州、漳州、宁波等设立海关，也就是允许外商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

1685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创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大海关，作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指定地点。

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也是清朝海疆政策的一次历史性转变。

开海政策满足了沿海居民长久以来出海谋生的愿望，海洋贸易盛况空前。

前所未有的政策环境，又逢强大的商机，东西方之间的商贸往来已变得势不可档。

此后，这片海面就不再平静。

由于长期的封闭，清政府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外贸机构。

在开关初期，接待西方商船的制度极其混乱，遇到大船到来，官员招架无方，洋船常被堵在港外迟迟不得贸易。

在清政府无力直接控制外贸的情况下，他们终于开始寻求更为有效的方法。

1686年春，正是粤海关开关的第二年，在洋船就要到港，贸易季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广东官府终于找到了他们的解决办法。

长期的海禁，不但没有遏止广东沿海的外贸传统，私人出海贸易的狂潮，竟然使官府的禁令成为一纸空文。

当时，梦想发财的商人纷纷南下，号称“走广”，广东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广州的珠江边也聚集起闽、粤、徽籍海商。

他们依靠祖先积累下来的资本及建立起来的网脉，将生意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广州这个商贸旺地。

行驶在南中国海的西方船队。

当时，来华商船回程获利高达200%以上，开往中国的船只就意味着财富。

为了规范贸易和保证税收，广东官府、粤海关公开招幕较有实力的商家，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同时代海关征缴关税。

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早期外贸代理洋行——广州十三行组织建立的标志。

从此，一个全新的商人团体开始慢慢地登上历史舞台。

这个从垄断外贸中崛起的商人群体，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是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近代历史上我们读到的很多历史名词都与它有关，“闭关锁国”，“一口通商”，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从1727年到1840年，它是中国唯一对外贸易港口。

而十三行就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笔，当时外商的活动基本都在十三行。

十三行是在粤海关设立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五年5月建立的，地址就在如今的广州文化公园至海珠南路一带，十三行的鼎盛时期是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十三行鼎盛时商行多达几十家，那时，十三行内外樯桅林立，彩旗飞扬，人潮熙熙攘攘，一包包的绫罗绸缎、茶叶、瓷器堆积如山。

来十三行交易的有英、法、丹麦、瑞典、荷兰、巴西、俄国、葡萄牙、西班牙和东南亚数十个国家，十三行因而也获得大量的财富，使得当时的西关地区成为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大清帝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核心区。

在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中，有两个最显赫的家族，潘氏家族和伍氏家族。

广州在中西方贸易中的地位的确立与提高，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自然地理的优势。

广州地处中国大陆的南端，西方商人的商路开发正由南洋而来，这就使它具有中国其他沿海城市所不具备的交往便利。

二是清政府的政策。

1757年，由于清政府对英商在宁波的贸易发展心存疑虑，认为宁波为内地海疆，如果洋商错处，必致滋事，所以禁止洋船进入浙江海口。

这一政策最后演变为广州独口通商，从而使广州的外贸地位更为显要。

在广州，清政府管理中外贸易的机构是粤海关，但具体经理外贸业务则委托“十三行”。

“十三行”是明代以来广州民间商行的通称。

1757年以后，广州独口通商，广东“十三行”也就成了全国惟一的外贸进出口机构。

清政府赋予“十三行”专营进出口的外贸特权，“十三行”则负责向粤海关缴纳进出口货税，并且负责担保外商在广州的“安全”。

这实际上是“十三行”向清政府承包了外贸业以及由此而来的外资事务。

这种由官方许可、实际上起着官商作用的行商垄断贸易，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时期，直到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实行“五口通商”，广东“十三行”行商的外贸垄断特权才被取消。

行商垄断外贸的直接结果，是培植和造就了了一个巨大的商业资本集团。

在16世纪中后期，全国最大的商人集团要数徽商，但19世纪上叶，广东向商无疑成了最大的商人集团，后者通过与清政府的结合而获得外贸垄断，已经积累起了亿万巨资。

行商垄断外贸的另一个结果是使广州成了全国商品进出口的总汇，既直接地刺激了广东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又加强了它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

为广东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在近代的崛起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同时，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并非禁止东南沿海地区同东洋与南洋诸国的民间贸易，并且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福建、广东等地的商民随贸易而纷纷迁往南洋诸国定居谋生的高潮。

这种民间的外贸活动以及华侨在南洋的商业、手工业和种植业经营，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

随着国门的开放，这些民间资本以及广东的行商资本和历史悠久的安徽商人、山西商人、宁绍商人等，又面临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他们也成了近代民族资本的直接渊源。

（二）1840年—1895年1、错失的黄金二十年（1840年—1860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名为“现代”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蹒跚而行。

然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

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通过阅读传教士译著的西方史地书籍而成为第一批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并分别主持译编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的著作，在初步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先进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通商抚夷”的主张。

2、洋务运动（1860年—1895年）——器物的现代化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自觉选择，而是在中西方文明发生冲撞失败后，这个帝国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在对现代化本身的认识上，也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层面的复杂认知过程。

回到时间序列上，清帝国的第一次正面应对挑战是洋务运动。

当时帝国的精英阶层最先的反应是震惊，湘军的著名领袖胡林翼看到江上急速飞驰的英国战舰，震惊得从马上摔下来。

但最后还是行动起来了。

开始从天朝“天下中心”的梦境中醒过来，开始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过程。

洋务运动的那些主导者们，实际上一开始并没有自觉的现代化意识。

他们只是想仿效西方的器械来摆脱民族的危机。

但是，洋务运动从不自觉地走出第一步时起，就开始了“退不回去”的现代化过程。

具体地说，洋务派为了使防务现代化，必须要发展军事工业；为了发展军事工业，又不得不发展运输业、采矿业或重工业。

为了发展重工业，又不得不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的资金容易积累，通过轻工业资金的积累来获得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

同时，它还不得不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现代化。

李鸿章把西方列强的挑战看作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于是通过效仿洋人来增强自己的自卫能力就成了洋务派的基本选择。

洋务运动的逻辑是想通过国防现代化来应对强敌，这种世俗理性觉醒的过程并不是人权和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为民族生存危机而激发的以摆脱危机为目标的趋利避害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