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文档资料
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摘要]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
作者从五个方面阐明了这一变化，即从以身份社会指标转化为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关系的变化，新社会阶层的形成。
[关键词] 改革30年；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1978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开始实行一套全新的改革开放政策。
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从单纯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增加市场调节的成分并逐步形成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农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又如在政治上，逐步健全了法治，调整了社会各群体的关系，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等等。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单位制改革，城市又出现了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四大体制的变革，等等。
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社会群体本身和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分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下面，笔者就从五个方面来分析这些变化。
一、身份制的变迁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主要变化，可以说，变化的基本特征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化。
改革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特点是非财产型的，即区分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不是财产、经济收入的多少，而是一种特殊的身份指标，包括政治身份的区别，户籍身份的区别，工人与干部身份的差异等等。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改革以后的最大变化就是，原有的身份制度或身份体系逐渐瓦解或衰落，出现了重大的变迁，特别是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农民开始突破户籍身份的限制。
80年代后，我国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农民被允许进城开店设坊，兴办一些为城市居民所需的服务业。
起初对农民的放松还是有限度的，提出了所谓“离土不离乡”的政策，即允许农民离开农业生产而从事其它行业，但要求农民还只是在家乡范围内就业，而不要流入到大城市中去。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收入差距与改革思考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收入差距与改革思考一、概述收入分配制度作为国家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和改革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收入差距的现状以及改革的思考进行探讨。
回顾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历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度平均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转变。
这一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方式为补充的分配格局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强调了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第四阶段是近年来，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强对分配结果的监管，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共享发展成果。
分析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复杂多样，包括劳动力供需不平衡、行业垄断、个人禀赋差异、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
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进行思考。
改革的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强化税收调节等。
同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研究背景与意义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性：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影响。
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近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基尼系数长期处于国际警戒线以上，这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与稳定,也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分析中国的制度与社会发展
分析中国的制度与社会发展中国的制度与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话题，涉及到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
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制度及社会发展的分析，探讨其特点、变化和影响。
一、中国制度的演变中国的制度演变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封建社会，其主要特点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统治体系。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如秦汉、唐宋、明清等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度。
然而，中国的制度也存在着某些问题，如官僚主义、腐败等现象。
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中国制度的重大转折，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制度阶段。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权力逐渐由个人转向集体。
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了集体所有制、计划经济等制度安排。
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逐步引入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这一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中国经济逐渐开放，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国内私营经济得到了发展。
这一改革也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农村转型。
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1.规模庞大：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拥有广阔的国土和多元的民族文化。
这种规模庞大的特点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经济快速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惊人。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短时间内迅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增长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业、收入分配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城乡差距：中国的城乡差距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尽管城市经济发展迅速，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落后。
这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如农村贫困、流失人口等。
4.环境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包括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等。
这些问题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
5.社会稳定：尽管中国面临许多挑战，但社会的稳定是中国制度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政府通过实行稳定的社会政策和强大的社会控制，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三、中国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的制度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政治稳定：中国的政治制度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丰富多样的社会变革的国家，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以及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根源和解决办法。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阶层结构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阶层结构主要分为士农工商四大阶层。
士人作为统治阶层，享有特权和权力。
农民居于社会底层，他们负责粮食生产，是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支柱。
工人则是城市中的劳动者，他们的地位相对较低。
商人阶层的地位在封建时代长期被忽视，商人被视为有损社会稳定的存在。
二、近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近代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工人阶级逐渐壮大，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
此外，知识分子也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中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快速推进了农村集体化，农民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中国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和管理，使他们得到了较高的地位。
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新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中新产生了一批富裕阶层，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在城市中从事低技术劳动，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并且一些高新技术人才也成为社会精英。
此外，中产阶级也逐渐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四、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原因和应对策略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其产生原因复杂多样。
一方面，历史的原因导致了社会阶层之间的脱节和差距。
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不平等、资源的不合理分配、教育机会的不公平等也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现象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分层结构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大体呈现出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
在这个等级制度下，社会被分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等不同阶层。
地主阶级享有最高的地位和特权，拥有土地和财富；农民阶级是广大劳动人民，生活贫困，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压迫；工人阶级则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虽然收入相对较高，但权益受限。
而知识分子则相对特殊，虽然在社会地位上不如地主阶级，但享有一定的特权。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从原来的集体经济中解放出来，拥有了一定的土地并享受相应的分红。
工业方面，国有企业逐渐放开，各种形式的企业开始出现，工人阶级的收入和地位也有所提高。
同时，市场经济的出现使得市场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增加，知识分子开始脱离原有的特权体系，在市场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一时期，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初步的变动。
农民逐渐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居民，部分农民涌入城市开始从事非农产业，增加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多元化。
工人阶级的地位有所提高，通过市场经济获得了更多机会，一些工人甚至成为企业的老板。
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更多机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地位提升与城市户籍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待遇也并不高。
三、改革开放中期的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改革开放中期，中国进一步深化了改革开放，逐步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人口增加迅速，城市化率也大幅度提高。
这一时期，城乡分割逐渐缩小，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缩小。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更为明显的社会分层。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陆学艺【内容提要】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由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演化转变为“十大阶层”。
值得关注的是改革30多年来，中国中产阶层正处于崛起阶段，尽管这个阶级阶层结构还存在诸多的问题，然而一个现代化的阶级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形成。
【关键词】阶级阶层结构/中产阶层/变迁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
这个变动始自1840年鸦片战争。
历经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一化三改、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阶段。
就其社会性质来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属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作准备。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接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随之开始。
新中国建立60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大变动中，变动的目标主要是使贫穷落后的传统农业、农村社会转变为繁荣富强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经过一化三改、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第1个到第15个五年计划等多个社会大变动的阶段，正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本文专就新中国60年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情况作一分析。
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由皇权和封建官僚集团控制的农业社会，是由地主和农民两大社会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两千多年没有什么变化。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口岸与外国通商，开始了洋务运动，有了近代的工业和商业，有了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走上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道路。
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地主、官僚阶级的封建统治，近代的工业和商业发展非常缓慢，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也非常缓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及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及原因分析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各方面改革的全面展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国原有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内部成员的组成和关系变化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
社会阶层的新变化既有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
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在社会层面的客观反映。
本文的研究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的。
关键词：阶层结构变化;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产业结构Abstract:With China's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political system and various aspects in full swing, changed significantly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our original social class, stratum structure, based on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al "two classes and one stratum" members appeared again on the the number of new social strata. New changes of social stratum of the existing political system, also have the reason of economic system.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and perfect, the system environment i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ajor changes in the objective reflection of social. Deepening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market orientation of productivity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atum structure in china. The study of this thesis is in the background.Keywords: stratum structure change; political sy目录摘要 (I)Abstract: (II)绪论 (1)（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1)1.研究背景 (1)2.研究意义 (1)2.1研究理论意义 (1)2.2研究实践意义 (1)（三）研究方法 (1)一、社会阶级、阶层相关概念的界定 (2)(一)社会阶级内涵 (2)(二)社会阶层概念的界定 (2)(三)社会中间阶层概念的内涵 (3)(四)新的社会阶层概念的界定 (3)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新变化的表现 (3)（一）社会阶层结构要素趋向复杂化 (3)1.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阶级内部分层趋向复杂 (4)2.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人阶级内部分层趋向复杂 (4)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分子阶层明显分化 (5)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增添了新的阶层 (5)（二）社会阶层结构比例趋向合理化 (6)1.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比例趋向扩大 (6)2.我国农业产业人口比例趋向缩小 (7)（三）社会各阶层成员的流动性强 (7)1.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阶层成员垂直性流动增强 (8)2.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各阶层成员水平流动性增强 (8)（三）工人阶级内群体收入差距拉大 (9)1.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工人阶级内部群体收入差距不大 (9)2.改革肝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内部群体收入差距拉大 (9)（四）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趋向多元化 (9)1.改革开放以前,社会各阶层收入来源较为单一、利益关系简单 (9)2.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来源多样化,利益关系较为复杂 (10)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层结构变化原因探析 (10)（一）政治制度的变化 (10)1、十一届三中全会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使得政治身份废除. 112、人民公社解体和户籍制度松动,使得“乡下人”和“城里人”的身份开始淡化 (11)（二）经济结构的变化 (12)1、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12)2、分配制度的变化 (12)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12)（三）产业结构的调整 (13)参考文献 (14)致谢 (14)绪论（一）研究背景和意义1.研究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步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对《中国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一文进行方法论分析
【 关键词 】 测量 ； 定一 ￣， ６ １ － 究
从 社会研究的目的这个 角度分析 社会学家在对不同的社会研究现象做分析时 ，有不 同的研
一
、
究 目的。本篇论文研究 目的主要有描述性研究和探索性研究。 描述 性研究就是从 数据人手 ，但 只是做到经验概括这个阶 段而不生成理论 。本篇论文在分析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分 期 以及 历 史分 期 与 制 度 变迁 时就 属 于 描述 性 研 究 。作 者 客 观 地
描述的 ， 因此更接近于科学的范式 。 本篇论文在研究 中国城镇就 业人 口与就业单位的所有制类型时就用 了定量研究。作者 以图 表的形式直观地 以数据说话 ，表明了不同时期人们就业单位 的 所有制类型。 再如 ， 作者为了呈现改革开放以来阶级结构与阶级 流动 的趋势， 为了说 明收入与教育 的不平等 ， 绘制出了三种互相 竞争 的阶级分类法 的描述性统计 比较图 ，这样读者就会一 目了
类方式 ． 并展现其分类的优越性 。 现在笔者试着对这篇论文从四 个 不 同 的 角度 逐 一进 行 其 方 法论 的 分析 。
为 了分 析 马克 思 主 义 十大 阶级 分类 、 新 韦 伯六 大 阶级 分 类 、
当代中国十大阶层分类 ， 作者谨慎 、 全面地使用 了目前可能取得 的各种具有可 比性 的全 国性抽样资料 ，以及使用 了样本数量最 大、 最具权威 性的国家统计局 ２ ０ ０ ５年的人 １ ： ３ 普查资料 。这使 得 作 者 的研 究 有 了表 面 效度 。
仅是对这三个 时期 中国城镇 就业人 口与就业单位的所有制类型 的集 中概括与客观 总结并没有提 出其背后具体 的原因 ，所 以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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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一、导论:把阶级带回来在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研究中,对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概括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是收入分配的持续恶化,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
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人民币1 642元增加到14 040元;而收入的基尼系数也从0.356快速上升到0.449(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2006;陈志柔,1999;国家XX局,2006)。
近年来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恶化已经成为学术界与媒体共同关注的话题。
关于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研究,以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后续的相关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语世界最为盛行(边燕杰,2002;Nee,1989、1991)。
受博兰尼(Polanyi,1957)和泽林尼等(Konrad &Szelenyi,1979)的启发,倪志伟将决定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模式区分为再分配制度与市场交换制度两种类型,宣称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再分配制度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的过程中,掌握再分配权力者,例如干部或党员的收益将会减弱,而私营企业主与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将会获得市场青睐(Nee,1989;Nee & Cao,1999)。
此理论提出后,在政治资本、人力资本、个体户的收益和总体社会不平等的趋势等方面,均受到经验证据上的重大挑战,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转型之争”(the markettransition debate)(Szel6nyi & Kostello,1996)。
一些研究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所谓政治资本的拥有者,其收益未必会减少(Bian&Logan,1996;Walder el al ,2000;Zhou,2000),学者们由此提出了关于政治权威延续的命题。
再如,有关私营企业主的研究表明,新兴的企业家未必都能得到市场的眷顾,在农村地区,相对于一般个体或家庭企业的收益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扩张而下降,具有干部身份的企业主却仍维持其经济优势(Walder,2002、2003;Wu,2006)。
即便我们观察到人力资本作用的上升也不能说明市场的作用在加强(Wu & Xie,2003),无论是对政治资本还是人力资本回报的变化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趋势,而是受制于具体的制度背景。
因此,20世纪90年代关于市场转型的争论最后不了了之(Zhou,2000)。
为什么会如此呢?参与市场转型争论的双方,虽然依据各自的实证资料(主要来自中国)做出了不同的理论概括,却留下了很多经验证据与理论视角上的空白。
首先,双方的观点受到研究资料本身的时空限制。
如倪志伟(Nee,1989)的资料来自1986年的福建农村调查,边燕杰(Bian & Logan,1996)的研究主要基于1991年的天津调查,而周雪光(Zhou,2004)的发现主要针对1994年中国的部分城市。
这些研究主要依赖城市或农村资料,导致对户口制度和城乡分割的长期忽视(Wu &Treiman,2004;2007);后续研究则依赖1996年的全国性抽样调查(Treiman & Walder,1996),无法讨论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发挥威力的民营化转型进程的影响。
在理论视角方面,争论双方以个体层次上对“人力资本”或“政治资本”的回报变化趋势来彰显分层机制的转变,忽视了具体的制度结构及其变化对社会分层机制的重塑(Wang,2008)。
由此,海内外部分学者开始探究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特殊制度,诸如干部身份制、户口制度和单位制与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不平等的关联(Bian,1994;Wu,2002;Wu&Treiman,2004,2007;Zhou,2004;边燕杰等,2008~李路路、王奋宇,1992;林宗弘,2007)。
这些研究将制度主义与当代社会分层研究结合起来,虽然开启了超越市场转型争论的希望之窗,却尚未能对改革开放以前的制度结构与改革开放后不平等的变化,提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架构。
与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不同,制度主义研究社会不平等时强调制度分割、结构壁垒,认为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不能简单化为量上的不同,而是具有质上的差异。
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之间通常具有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与社会不平等研究中的阶级视角是相同的。
正因为如此,笔者在本文中提出一个结合制度主义与社会分层的阶级分类法,将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带回到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及其转变中来。
由于种种历史因素,阶级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研究里缺席了将近30年(冯仕政,2008;Lm&Wu,2009)。
国内近年来对不平等研究一般偏向于“社会阶层”这一概念。
或许由于划分阶层的标准未能达成共识,许多相关研究仍各自采用了不同的分类来进行分析(李强,2004;刘精明、李路路,2005;张文宏,2006)。
如陆学艺等(2002;2004)依据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等级高低,将2001年的全国人口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这些社会阶层的分类,或多或少参考了新马克思主义与新韦伯派的阶级分析,却自成一格,较难进行跨国比较。
社会阶层与相关社会结构转型的相关理论,如社会断裂或碎片化(李培林等,2004;李春玲,2005)、现代化或再生产(李路路,2003)等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未能厘清(李强,2008)。
特别是1992年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恶化,各种劳动争议与群体性事件大量增加(Cai,2008;o'Brien&Li,2005;Pun,2005)。
自1995年《劳动法》实施到2006年为止,全国劳资争议件数增加了13,5倍,达4-4万件,以往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均无法展示分层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联。
笔者认为,要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包括贫富差距扩大与劳资争议增长的起源和动力,应当将“阶级”重新引入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研究中来,以理解导致不平等恶化的机制(Bian,2002;李培林等,2005;李友梅等,2006;林宗弘,2007;沈原,2006)。
本文旨在吸收并整合前述中国市场转型争论、制度主义研究与社会分层研究的成果,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阶级结构转型、阶级流动与社会不平等的变化提出更具整合性的理论架构。
本文根据户口、单位、干部身份制和私有制等四种所有权形式,建立了一个新马克思主义取向(Neo-Marxian)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并以经验数据展示其与当代中国十大社会分层分类法和新韦伯学派EGP阶级分类法相较之下的优越性(Erikson & Goldthorpe,1992;陆学艺等,2002、2004)。
笔者利用1988年以来的多个全国性抽样数据来分析阶级结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特别关注对不同类型的生产性资产作用的变化,以此来检视中国社会分层秩序的变迁。
二、制度主义与阶级分析的基础中国民营或私有部门在1992年之后获得长足的发展,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面对由对生产资料占有不同导致贫富差距的恶化与劳资冲突的现实,中国社会学界似乎已经出现了重返阶级分析的共识(冯仕政,2008;林宗弘,2007;刘欣,2005、2007;刘玉照等,2007;仇立平,2006;2007;孙立平,2006;沈原,2006)。
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阶级在中国是否存在,而是如何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进行有意义的划分,以便勾画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
单纯地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即对生产资料占有来划分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Marx&Engels,1969),会将中国转型过程的多维性和复杂性简单化。
即便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也得到了相应的修正,以面对二次大战以后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管理阶级崛起的现实(Wright,2005)。
笔者认为,要从阶级的角度理解中国过去30年的社会转型乃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需要反思阶级分析的基础(foundation),并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制度,对阶级分析中的所有权(ownership)问题进行重新理解和认识(Wright,2005;Lin,2008)。
在新古典制度主义与分析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制度总是与所有权(ownership)有关。
根据社会科学中的制度主义理论传统,制度乃是指社会里各种正式(具强制约束)的或非正式(志愿性)的规范(rules)与组织(organizations),而经济制度中对经济绩效与收益分配影响最大的,是对各种生产要素占有的规范与组织(North,1990;Roy,1997)。
笔者认为,所有权应该被视为界定经济资源使用与获益之权利(rights)或权力(powers)的制度(Wright,1997;2005)。
所有权制度不仅与激励机制(我们称之为所有权的积累能力)有关,而且一旦涉及生产时的社会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剩余分配时,还可能会导致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剩余获取与支配关系(我们称之为“所有权的生产剩余获取能力”)。
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认为所有权制度必须具备三种性质:排他性(exclusion)、获益性(appropriation)和生产关系的反向互赖性(inversed interdependence)。
当该种资产的所有者有权获取排他性利益的权利时,还必须依赖其他直接生产者的劳动,才会导致生产剩余获取,反之却不然(Wright,1997)。
换句话说,所有权的这三种性质,设定了生产性资产的积累/生产剩余获取能力,使资产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构成彼此利益对立的阶级位置,并导致收益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类的基础。
然而,以生产性资产所有权的有无来划分阶级,只能呈现一个静态的阶级结构。
本文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以中国为例,将制度变迁与对生产性资产占有为基础的阶级结构转型连接起来。
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会导致对某些资产所有权的获益性、排他性与反向互赖性的变化,或者说,各阶级收益分配权利的重新界定。
对某种资产所有权的获益性、排他性和反向互赖性等收益分配权利减少时,该种资产所有者的积累/生产剩余获取能力会被减弱,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差距从而缩小,相应的阶级界限就会逐渐模糊,并且导致跨越此界限之代际或代内阶级流动的增加;反之,对该资产的获益性、排他性和反向互赖性等收益分配权利提升时,意味着该资产所有者的积累/生产剩余获取能力逐渐增强。
随着积累/生产剩余获取能力的增强,将导致两种阶级位置的贫富差距加大,阶级界限的可渗透性(permeability)减弱,代际或代内阶级流动比率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