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贫困理论研究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研究成果简述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研究成果简述1998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教授，以表彰其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
阿马蒂亚·森1933年生于印度的曼谷，在印度完成了他早期的大学教育，然后到英国剑桥大学继续其学业，并且在1959年得到了博士学位。
森在1963年成为Delhi大学的教授，1971年他转到了伦敦经济学院，1977年成为了牛津大学All Souls学院的教授，1989年到了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和哲学教授，并于1998年初回到了他的母校――剑桥大学，担任了著名的三一学院的院长。
森得到了20多个荣誉博士学位，并且担任过一些重要的科学协会，如美国经济协会、经济计量学协会和国际经济协会的主席。
他的学术成果包括十几本专著和200篇左右的论文。
除了属于纯经济学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以外，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经济学和哲学交叉的领域。
阿马蒂亚·森对分配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同时又非常关心穷人的福利，他的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些方面。
下面我们从社会选择理论、福利和贫困指标、对饥荒问题的实证研究三个方面来介绍森的研究工作。
阿马蒂亚·森对社会选择理论的贡献当集体中所有成员意见一致时，集体做出的选择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当意见不统一时，就需要找到把不同的意见融合起来的决策方法。
社会选择理论就是研究个人价值和集体选择之间的联系，其基本问题是社会整体偏好能否一致的从个人偏好中得出，如果可以的话，如何得出。
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评价不同的社会状态，以及藉此采取有意义的社会福利措施。
多数规则可能是人们最熟悉、应用最广泛的集体决策规则。
很久以前，人们就发现这个规则有很多缺陷。
首先是它可能让多数人压迫少数人，除此之外，它还可能使策略性投票(例如通过不投自己偏好的选项)得利，或者通过操纵对各个选项的投票顺序来得利。
读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
读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读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阿玛蒂亚·森最有名的著作是《以自由看待发展》，但我没有读这部著作，而是读了另外一部：《贫困与饥荒》。
以权利看待饥荒？印度著名的“贫困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不足。
一、阿马蒂亚森生平简介（人）1933 年3月，阿马蒂亚森出生在印度孟加拉的圣蒂尼克坦，地点在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创立的国际大学校园内。
他的外祖父是研究中世纪印度文学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印度教哲学权威，与泰戈尔过从甚密。
阿马蒂亚这个名字就是诗翁泰戈尔为他取的，意为“永生”。
他的父亲在达卡大学（在今孟加拉国）教授化学。
浸染在周围浓厚的学术氛围当中，据他后来回顾，未来的人生道路似乎除了矢志向学，教书为文，辗转于世界各地的大小校园之间，想不出还会是别的什么样子。
森幼承家学，发蒙很早，充分反映了泰戈尔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的思想。
（学）森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动机之一，是帮助他的祖国印度摆脱经济贫困，走向繁荣。
为此，他曾经选择经济发展问题作为他的主攻方向之一。
阿马蒂亚森研究范围广泛，除经济发展外，在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等方面著力尤多，成就斐然。
他已经出版了《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理性与自由》、《以自由看待发展》、《身份认同与暴力》、《经济发展与自由》、《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论经济上的不平等》、《伦理学和经济学》、《自由、合理性与社会抉择》等十几部专著，其中前五种已经出版汉译本。
为了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研究上的突出贡献，以及他对于社会最贫穷成员所面临问题的关心，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
在国际学术界，阿马蒂亚·森教授享有“经济学的良心”的美誉，原因在于，与那些热中探讨资本积聚、效益增加等为资本家服务的学者不同，阿马蒂亚·森来自发展中国家，他常常从社会伦理和哲学角度深入探索不平等和贫困与饥荒的原因，他把经济学从生硬死板的数据、公式中摆脱出来，拉到社会生活，尤其是贫困生活的真实层面上，让经济学具有了伦理学、哲学意义上的关怀精神。
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研究
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研究作者：***来源：《中国经济报告》2015年第06期最近，由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来访，使印度问题倍受关注，连带我的两本译著《伦理学与经济学》和《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也受到学界空前重视。
原因很简单，这两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他出生于印度，并一直以印度经济作为他的研究背景。
其实，贫困与饥荒——这两本著作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基本的问题，前人的研究成果浩淼如海。
阿马蒂亚·森从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这一问题，他用“权利方法”弥补了前人关于贫困问题研究的“伦理缺失”。
传统经济学认为，饥荒是由于食品短缺引发的，食物供给减少（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FAD）是贫困与饥荒的直接原因。
阿马蒂亚·森通过大量案例考察和实证分析表明，在人类历史上，发生饥荒的地区并不都是贫瘠之地，发生饥荒的时间也不都是荒年。
相反，在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中，发生饥荒的时间是当地丰收之年，发生饥荒的地区是主要粮食产区。
之所以发生饥荒，不是因为食物供给减少，而是人们关于食物的权利缺失。
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不仅指一个人身处贫困状态，而且包括由个人环境和社会限制所造成的机会缺失，从而使其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
人们之所以贫困是由于缺少获得正常生活条件的权利。
因此，贫困不完全是价格问题，也不完全是政策问题，而是人的权利问题。
人类经济社会生活是由人的各种权利相互支撑而构成的，饥饿问题是一种食物关系的反映。
“食物供给是指有关一种商品（或一组商品）自身的事情，饥饿是指人与这一商品（或一组商品）之间的关系。
”要理解贫困与饥荒，就必须理解所有权结构，即不同权利集合的关系。
“把一个权利关系运用于所有权，也就是按照一定的法律规则，建立一个所有权集合与另一个所有权集合之间的联系”。
新福利经济学家阿玛蒂亚主要的理论研究
阿玛蒂亚·森的贫困指数[编辑]什么是阿玛蒂亚·森的贫困指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用一定的、预先确定好的贫困线下的人口（H）作为贫困的共同标准，理论基础不明确，而且忽视了穷人中的贫困程度。
另外，即使在社会中最贫穷阶层的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只要他们的收入还没有越过贫困线，就不会影响H值。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森设计了一个能反映上述情况的简单的贫困指数，将贫困人口的数量、收入及收入分布结合在一起，全面反映一国的贫困程度。
[编辑]阿玛蒂亚·森的贫困指数的计算公式森的贫困指数用公式表示为：P=H·[I+(1-I)·G]。
在这里，∙P是贫困指数，∙H表示贫困人口的百分比，∙G是贫困人口的基尼系数，I是贫困人口收入差距的总和（即贫困人口的收入距贫困线的差距的总和）除以贫困线，即贫困距，0<I<1，贫困距仅适用于贫困线以下的个体。
森认为贫困指数在贫穷国家有它们最内在的应用价值。
森的贫困指数简单易算，已逐渐被广泛应用。
阿特金森指数阿特金森指数(Atkinsom Index)[编辑]什么是阿特金森指数[1]阿特金森指数是测度收入分配不公平指数中明显带有社会福利规范看法的一个指数。
阿特金森指数首先计算出一个等价敏感平均收入yε(yε定义为如果每个人享受到了这样一个等价敏感收入时的社会总福利,相当于收入实际分布时具有的社会总福利值) 。
yε可由下式计算得出:或者其中y i为第i 人( 或组) 的实际收入( 总收入) ;f(y i)为第i 人(或组) 占总人口比例的密度函数;ε为不平等厌恶参数。
该参数反映社会对于不平等的厌恶(或对平等的偏好) 程度,其取值范围是,随着ε的增加,社会给予更大的权重给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
比较典型的ε权重有0.5和2。
在定义了yε后阿特金森指数可以表示为:其中μ为平均收入, 从该指数可以看出:社会收入分配越公平, 则yε越接近μ, 阿特金森指数值也就越小;对于任何分布而言,阿特金森指数值的取值范围为[0,1] ,其中0 代表社会达到了收入的完全公平分配;如果y i代表的是第i 人的收入,则第i 人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就是, 阿特金森指数又可以用下式表示:阿特金森指数具有洛伦茨准则一致性, 而且在此基础上,它还具有可分解性。
论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及其对中国扶贫的借鉴意义
论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及其对中国扶贫的借鉴意义[摘要] 贫困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与国家的社会管理密切相关的问题，研究贫困理论对世界反贫困事业和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意义深远。
中国反贫困事业和社会管理的改善要取得巨大突破，必须借鉴一切有价值的理论和做法，通过制订切实有效的扶贫政策以达到。
国外学者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对中国扶贫有借鉴意义，故以此展开论述。
[关键词] 贫困社会管理阿马蒂亚·森贫困是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古老而又现实的共同难题，同时与国家的社会管理（尤其与农村的社会管理）密切相关。
当前，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障碍的因素之一则是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产生了诸多不稳定现象。
因此，优化农村社区管理、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也正是因为贫困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国内外学者对贫困的研究热情一直不减。
至于何谓贫困，诸多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其界定，但是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贫困的理解随着时代的不同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变化。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贫困大致可分为收入贫困说、能力贫困说和权利贫困说。
本文就对国外学者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进行简要论述，并阐述其理论对当前中国扶贫工作的借鉴意义。
一、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阿马蒂亚·森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的主要经济学贡献之一即是对贫困的研究。
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相对地比别人贫穷，贫困的概念中含有一个不能去掉的“绝对核心”，即缺乏获得某种基本物质生存机会的“可行能力”。
[1]他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这是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
”[2] 森所说的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是指对于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
从这个定义上看，可行能力就是一种自由，是一种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
农民权利贫困及其治理—基于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的分析
⑧
困发展到就业 、 康 、 健 教育 、 社会 参 与等基 本 权利 丧失
的“ 广义的精神 贫 困” 。换句话 来说 ， 当今 的贫 困 ， 已经 从经 济的贫 困发展 到机会 的贫 困 ， 由机会 的贫 困深入 到权利的贫 困。森 说得 好 ， 统的 以个人 收 入或 资源 传 的 占有 量来衡 量贫 富是不 足取 的 ， 而应该 引入关 于能 力的参数 来测度 人们 的生活质量 （ 包括贫 困） 。其核心 意义是 ， 须考察 个人 在实现 自我价 值功 能方 面的实 必 际能力 ， 因为能力不足才是 导致贫 困的根 源。他 提 出，
一
个过程。聚集于人类 自由的发展观与更 狭隘 的发展
实 现每个人 可行能力 的最大 满足 ， 可行能力 的向量 而 之增长也就是 人类 自由的拓展 。值 得 注意的是 ， 因为
森充分考虑到了个人异 质性 、 环境多样性 、 社会 氛围的
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狭隘的发展观包 括发展就是 国
民生产总值 （ Ｄ ） Ｇ Ｐ 增长 、 或个人收入提高 、 或工业化 、 或 技术进步、 或社会 现代 化等 等 的观点 ｏ［ 尽 管他 不否 － ８ 认 国民生产 总值或个人 收入 的增 长 ， 以作 为扩展 自 可
选择要参与这种 决策 。Ｌ ” １ 森将发展看作 是达到个人全 面 自由的过程 。可行
能力 是森对 自由的独特 的理 解 ： 人类发 展 的 目的就是
在森 的经济学思想 中一个突出之处就是他对 发展观 的 创新理解。他 把 自由与发展 紧密联 系起 来予 以考 虑 。 森认为 ：发展可以看作是 扩展 人们享有 的真实 自由的 “
［ 金 项 目］本 文 系作 者 主 持 的 ２ ０ 度 安 徽 省 教 育 厅 人 文 社 科 项 目 “ 农 村 建 设 中 城 乡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 问 题 研 基 ０ ８年 新
以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看待我国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
以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看待我国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摘要：阿马蒂亚?森指出贫困本质上是人的可行能力和权利被剥夺，发展就是要提高可行能力和保障权利即扩展实质自由。
森的贫困理论告诉我们，抓好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是反贫困的关键，基础教育是一个人可行能力和权利的始点，良好的基础教育为贫困者打开大门去获取实现其人生梦想的平等机会。
关键词：贫困发展基础教育贫困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类一直与之作斗争，经济发展史可谓是反贫困史。
当今社会已高度工业化，贫困仍是困扰人类的大问题。
当经济学家们热衷于研究效用、收入、财富时，阿马蒂亚?森把研究的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关注贫困与饥荒问题，关切穷人的福利和需要。
他揭示出贫困――可行能力――权利――发展――自由――生活质量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创立了独特的贫困理论。
一、贫困：可行能力与权利的被剥夺传统经济学对贫困的度量与界定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用生物学方法度量的绝对贫困，贫困是指总收入不足以维持身体正常所需的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处于“居无定所，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疲惫不堪”的状态。
二是用社会通行的消费标准度量的相对贫困，贫困取决于一个人与其他人相比较的收入水平，虽能维持基本的生理需要，但不足以达到社会通行的消费标准，且远低于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
此外，政府对贫困进行政策性界定，按照社会现行的最低生活标准划定贫困线。
森认为运用“收入法”、“消费标准法”、贫困线来确立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非常必要的。
他说：“在我们的贫困概念中存在着一个不可缩减的绝对贫困内核，即把饥饿、营养不良以及其他可看得见的贫困，统统转换成关于贫困的判断，而不必事先确认收入分配的相对性。
”绝对贫困是内核，相对贫困是必要的补充，这为分析贫困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用的框架。
但是，“收入低下”、“消费不足”不过是界定贫困的直接方法，所反映出来的只是贫困的表象，而未能揭示贫困的本质。
森指出贫困的本质是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单纯是收入低下。
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对农村妇女脱贫的启示
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对农村妇女脱贫的启示作者：邢帆来源：《大东方》2019年第10期摘要：贫困问题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伴随着美国提出“贫困的女性化”，女性贫困问题渐渐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阿玛蒂亚·森对传统贫困理论做出了改革，提出了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理论，结合现有的国内学者对女性贫困问题的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并针对促进我国农村妇女脱贫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贫困;女性;能力;权利阿玛蒂亚·森不赞同传统的贫困理论中将贫困问题解释为单纯的经济问题，他认为传统的贫困理论忽略了收入不平等的现象背后其实质是能力低下和社会权利的剥夺。
因此森提出了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理论，使人类对贫困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1]。
一、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概述阿马蒂亚·森指出，贫困最终不是收入低下，而是获得基本物质福利的机会和能力的缺失。
（一）森的能力贫困理论森受到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思想的启示，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实质上是能力的丧失，更确切地说是“可行能力”被剥夺的状态。
森的“可行能力”可以定义为人们有能力实现各种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的自由。
（二）森的权利贫困理论森将贫困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研究，立足权利剥夺的角度来考察贫困，其内涵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视角。
第一，森认为要真正认清贫困问题的实质，需要了解贫困问题所牵涉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森认为导致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不是自然和生理因素，而是社会底层的人没有条件或者被剥夺了正当的、平等的权利.二、中国农村妇女贫困的现状分析（一）农村妇女贫困的影响因素1、环境因素刘欣通过整理造成妇女贫困的环境因素，总结出三个方面，分别为自然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
农村妇女所处的自然环境资源相对较少，甚至有些地方生态环境恶劣、资源匮乏;在制度方面，农村地区的政策的支持度和可行性较低;另外，女性也会受到政治、金融危机、流行病、社会刻板印象等方面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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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贫困理论研究内容摘要：贫困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研究者的青睐。
在现代传统经济学中，贫困问题往往被简化为收入问题，许多贫困或经济平等的测量指标如基尼系数，都是以人们的收入作为研究基础。
而阿马蒂亚·森在对大量的贫困问题研究后提出了更加全面和有效的贫困度量方法，并且从权力缺失的考虑出发，对贫困的实质进行了重新解释。
本文将介绍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延续其研究思路，以期给经济学补充一个从更深刻的伦理层次认识贫困的视角。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伦理经济学贫困理论权利失败贫困的概念（一）贫困度量的传统方法在度量贫困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基尼系数”等一系列指标。
然而，以上指标只是从一个方面即收入的低下去衡量贫困，充其量只能作为识别穷人的一种方法。
在一些传统的研究中，度量贫困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先定义一个贫困线并以此统计出穷人的数量，再把贫困定义为贫穷人口与社会总人口之比，即“贫困人口比率度量”（head-count measure），记为H。
在这种方法下，全体贫困线以下的人的收入的降低丝毫不会影响贫困程度，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只要不越过贫困线，也不能得到任何体现。
二是度量全体穷人的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距离总和，即比较流行的“贫困缺口”度量法，可以公式化为“收入缺口比率”（income-gap ratio），记为I。
而这种度量法在阿马蒂亚·森看来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只要穷人之间的收入转移不突破贫困线，收入缺口比率对收入转移就肯定是不敏感的”。
（二）贫困的识别和加总：森贫困指数由此，阿马蒂亚·森提出一个较全面的贫困定义应该包括两个要素：一个识别穷人的方法和一个把穷人所构成的集合的特征进行加总，以形成贫困的总体印象，即贫困的“识别（identification）”和“加总（aggregation）”。
上述两个指标H 和I分别度量了其中一方面，H代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而I代表与贫困线相比绝对收入的贫困比率。
为了弥补度量中缺少的收入分配问题，阿马蒂亚·森引入了基尼系数G，G度量的正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
从而阿马蒂亚·森得出了一个更精确的衡量贫困的指数P，P=H{I+(1-I)G}（阿马蒂亚·森，2001）。
P指数很好地把握了相对贫困的内涵，不仅“识别”和“加总”了贫困，而且反映了分配的不平等程度：P随着G的增大而增大，当分配绝对平均即所有人的收入都相等时，G为0，此时P=HI。
（三）权利方法在考察了贫困的度量之后，阿马蒂亚·森转入了关于贫困成因的分析。
阿马蒂亚·森（2006）认为生活的贫困不仅指这个人确实身处贫困状态中，而且包括由个人环境和社会限制造成的机会的缺乏，从而使其不能自由地选择其它生活方式。
经济贫困的表象如低收入等最终也应将被视为能力的剥夺，人们之所以贫困是由于缺少获得正常生活条件的能力，“权利丧失”才是贫困的根源。
在一个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经济权利包括了：生产权利、交换权利、劳动权利和继承转移权利。
这些权利构成了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自由行动并获得所需的基础，其中的任何一个权利散失或遭到剥夺都将影响人们的可行能力。
在贫困或饥饿发生时，并不一定在于食物的供给短缺或不足，还有可能是分配环节出现问题，而分配的问题则源于上述权利中的某一部分的散失。
阿马蒂亚·森的权利方法所重视的是“每个人控制包括食物在内的商品组合的权力，并把饥饿看作是未被赋予取得一个包含有足够食物消费组合的权力的结果”（阿马蒂亚·森，2001）。
阿马蒂亚·森认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供其选择的商品的权利集合E，E中的任何商品束都是这个人可以获得的。
而E取决于两个参数，即个人的资源禀赋和交换权利，前者指一个人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的组合，而后者则为前者的每一个资源禀赋组合指定了一个交换权利集合。
如一个人可以出卖劳动力取得工资，或是出租土地取得地租，也可以利用资本投资取得利润，或在他失业且没有资本、土地时，领取失业救济都属于交换权利集合的映射。
权利失败是产生饥荒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后期，阿马蒂亚·森开始关注与贫困相关的饥荒问题，在对20世纪世界上几次大饥荒的考察后，阿马蒂亚·森以大量的事实论据证明，一般政府或学者把历次饥荒的发生原因归结为食物供给下降（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FAD），即认为饥荒的发生是由于食物的缺少所致的观点是占不住脚的。
事实上，在饥荒到来之前人们权利的失败，才是真正引起饥荒的原因。
这种观点彻底颠覆了人们传统的FAD的看法，从一个更加人性化的角度提出了饥荒预防和解决的方案。
（一）FAD观点的局限由于历史上数次大饥荒的发生，都是由于自然灾害或战争引起的食物减产引起的，因此在人们看来，饥荒是一种自然的灾害，是无法避免的。
而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发现，历次大饥荒发生的年份，其食物供给并没有显著的下降，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还高于往年，单从食物供给量这一点，并不能从历史数据中找到饥荒原因的可靠解释。
如在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中，无论是粮食总产量还是人均粮食产量都和近五年的平均产量接近，还略高于1941年的粮食产量，但孟加拉仍在1943年而非1941年发生了饥荒。
因此官方认为的FAD观点并不足以解释饥荒发生的原因。
而在一些国家，食物产量大幅下降的年份并不一定会导致饥荒，如1993-1995年博茨瓦纳的粮食供给比1979-1981年下降了33.5%，新加坡下降了58%（周文文，2006），但这些国家在农业以外的其他领域取得了高速的增长，他们的收入来源多元化，并可以通过贸易获得所缺的粮食。
此外，阿马蒂亚·森还发现在遭受饥荒的地区并不是所有人都挨饿，“虽然饥荒总是包含着饥饿的严重蔓延，但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影响遭受饥荒国家中的所有阶层”（阿马蒂亚·森，2001）。
有一大部分人是不受饥荒的影响的，这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拥有的资源和交换的权利，拥有不同地位和资源的人对于食物的掌控能力是不同的。
在这个时候，权利的不同造成分配的不均才是一部分人难以避免饥饿的原因，“食物短缺只不过使各阶层对食物控制能力的差异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已”（阿马蒂亚·森，2001）。
因此，食物短缺只是相对的，FAD在某种程度上只能作为饥荒和贫困发生的表象，而远非深层次的原因。
（二）饥荒的权利方法视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生产和交换的权利是人们最基本的权利，而权利的失败或剥夺都可能是造成一个人贫困的根本原因，这里的权利指的是“个人在社会上运用他或她所享有的总体权利和所面临的机会而获得的可供选择的商品束的能力”（周文文，2006）。
在饥荒分析中，阿马蒂亚·森同样运用了权利方法，并提出了比FAD更有说服力的观点。
人们得到食物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自给自足；一种是通过服务或商品的交换来获取食物。
如果一个人遭受饥饿，那么可能是因为生产权利的失败或是因为交换权利失败。
前者阿马蒂亚·森称为“直接权利失败（Direct Entitlement Failure）”，后者称为“贸易权利的失败（Trade Entitlement Failure）”。
直接权利的失败是由于自己的生产出现了问题或遭到剥夺，因此无法提供正常的产量而使得自己陷入困境；贸易权利的失败要么由于他人对自己的生产物需求下降，要么由于他人的直接权利失败而无法提供所需贸易品，结果也使得自己不能通过交换保证自己的需要。
因此从权利方法来看，任何一种权利的失败都有可能导致人们无法得到正常的食物供给，从而引发饥荒。
饥荒的预防和启示（一）权利失败的经济分析要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生产或通过出售其他商品并用其作为交换物，这其中相应的权利也就是阿马蒂亚·森所说的直接权利和贸易权利。
由于生产物的分配不总是公平分配，这就涉及到人们权利保障的问题，即如何确立人们的权利，使之能按照自己的初始“资源禀赋”来合理的取得生产物。
而不应该只从投入和产出的模型化分析来计算产量及其分配。
这里的权利并非通常所知的由法律保证的应得某物的概念，而是“代表他利用各种能够获得的法定渠道以及所获取的可供选择的商品束的集合”（阿马蒂亚·森，2004）。
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的权利首先受限于他的天资，即“资源禀赋”，一个经济社会应该保证人们能合理充分地运用其天资；其次受限于他的贸易和交换的条件，如果一个人的权利束不包括任何一个有着充足数量食物的商品束，那么他将难免挨饿。
故权利失败可能是由于他的天资下降（如土地的转让或失去劳动能力等），也可能因为他在交换权利上发生了不利的转变（如失业、食物价格上涨、他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下跌等）。
从阿马蒂亚·森对饥荒成因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旦人们的某项权利和自由遭到剥夺，人们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饥荒便产生了。
那种认为饥饿是由于人们没有足够的收入与认为人们有能力购买却没有足够的食物一样，始终都可以追溯为上述两个权利的失败。
“将饥饿视为权利的丧失，指明了可能的补救方法，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造成饥饿并使之持续存在的影响因素”，而且“这种方法尤其促使我们用更广阔的视角去思考保护或促进获得食物的方式，包括产生经济关系的法律构架的改革”（阿马蒂亚·森，2004）。
（二）饥荒预防体系的设立阿马蒂亚·森（2004）提出一个完善的饥荒预防体系，应该是保护下层人民的权利，因此政府首先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而该体系的建立应该遵循“不排除”和“有针对”的目标。
所谓“不排除”即是“在适当的范围内采取援助策略，使它们共同影响所有的弱势个体”。
“有针对”则是要针对最脆弱的人群优先援助，充分利用可得资源，且可以给权利保障过程注入再分配因素。
饥荒形势下一般时间很短且资源有限，往往应优先针对最弱势的群体。
从一个国家来说，保障人民的“直接权利”和“贸易权利”则应是最基本的政策目标：首先保证人们对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人身自由权，才能使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天资”获得相应的收入，政策上要制定有计划的、相关联的以及持久的权利保障机制；其次要完善市场体系，使人们能够充分的就业，并充分的享有市场经济下的各种自由贸易的权利，通过就业来防止饥荒和贫困，正好还鼓励了贸易和商业过程，而且不会打断经济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
政府应还应力争稳定物价，并对不正当的市场行为施加影响，让人们能够积极、公平的参与竞争；另外政府的公共援助要依据前述两个目标，保证贫困人民的基本需求，最大限度地使人们的权利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