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与《经济与社会》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简介马克思·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经济与社会》《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科学理论论文集》《社会科学方法论》。
第一节对社会的认识与社会学方法论的构建一、社会行动和社会学定义韦伯认为社会是由行动者组成的系统。
有着针对他人的主观意义的个人行动被称为社会行动。
而只有具有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才是可以理解的才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但仅有理解是不够的，对社会行动的理解必须伴有经验上的验证才是具有价值的。
这种经验上的验证是要寻找某一社会现象背后的具体的因果关系，而不是探求具有普遍因果效率的规律。
由此，韦伯给出了他的社会学定义：“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
”二、理解韦伯认为，社会行动的本质是其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那么研究社会学的方法就不能借用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方法，而只能是理解和说明。
理解的确定性基础：1，理性的理解方法（如根据已接受的思维模式推出逻辑序列），具有高度的确定性。
2，重新体验的方法，人们通过同情的参与能恰当的把握行动发生的情感环境，从而对别人的行动和动机进行有效的把握。
（如移情和艺术欣赏）理解的操作类型：1，对主管意义的直接观察理解。
即理解行为“是什么”或“干什么”，以及理解逻辑命题。
2，解释性理解，即通过理解理解行动者的动机（“为什么”）来把握行动意义的理性理解过程。
三、价值中立与理想类型（社会学研究中的客观性问题）1，价值中立的概念价值判断是价值中立的对立面，应理解为是从伦理、文化和哲学观点中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即实践判断。
假如在研究过程中有价值判断，科学就没有客观性，并且科学研究也无法解决价值判断的问题。
所以，价值中立就是要在研究过程中不作任何价值判断。
2，理想类型的概念理想类型是主观构建出的一个超越感觉并远离现实的、精确而有效的概念体系，具有逻辑上的完备性，旨在为研究假设的构造提供指导；为对现时的描述提供明确的表达手段。
韦伯经济与社会主要内容
韦伯经济与社会主要内容韦伯经济与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一部重要著作，被誉为现代社会学的经典之作。
该书主要探讨了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经济活动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并提出了韦伯的理性化理论。
以下将从韦伯经济与社会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
韦伯经济与社会深入研究了经济活动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韦伯认为，经济活动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则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组织和秩序。
他对不同类型的经济组织进行了分类和分析，提出了三种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传统经济、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
他指出，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为我们理解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框架。
韦伯经济与社会还深入研究了经济活动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他指出，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构建和塑造社会关系。
韦伯对经济活动中的权力和利益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经济活动中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是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
他提出了经济活动中的理性化原则，即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最大化利益和效益，这种理性化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韦伯经济与社会还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和结构，并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可能的变革。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是权力和利益的集中，经济活动成为社会组织和运行的重要基础。
他提出了官僚主义的概念，指出官僚制度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
韦伯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可能的变革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合理化和解放的理念。
韦伯经济与社会还对经济与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他认为，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领域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为了物质利益，还与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密切相关。
韦伯提出了“中庸之道”的观念，认为经济活动应该在道德和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这对于维护社会的平衡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推荐】读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官僚制有感
读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官僚制有感基于韦伯官僚制理论评析“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发展——读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官僚制有感摘要：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模式理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主要探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一书中的第十一章有关于官僚制理论的章节，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当前“互联网+政府服务”的困境和成都市武侯区“互联网+政府服务”建设的经验，为推进“互联网+政府服务”的运行和建设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官僚制，理性官僚制，互联网+政务服务一、概括韦伯所描述的官僚组织结构形式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
根据韦伯对组织权力结构类型的定义，组织权力可以分为传统型权力、法理型权力和魅力型权力。
理想的官僚组织结构是以法理型权力为基础的。
马克思·韦伯认为，官僚制是一种具有集权统一、命令服从等特点的组织形式，是现代社会法治的行政组织体系。
1、现代官僚制的特征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所提出的现代官僚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规则决定官员管辖权限。
组织中存在着由法律或行政规章决定管辖权限的原则，每个组织成员的工作范围都被这种方式明确划分好，按照各自的专业化进行明确分工。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
根据职务等级原则和申诉渠道原则建立了公认的上级监督下级的上下级体系。
（3）企业管理建立在正式文件的基础上。
现代公务员岗位管理必须以规范的法律文件或相应的行政文件的形式表达信息的确定性内容，并以此来区分公私活动，使之成为公务员身份的视觉符号。
（4）专业的人员岗位管理制度。
根据人员的专业能力来选拔人才，并且根据每个人能力的具体情况来设置他们应该工作的岗位，专职专人，通常也都是以某个专业化领域的培训为前提，培训出适合这项工作的官员。
（5）任命工作的基础是官员工作能力的充分发挥。
官员一经正式任命，无论其在政府部门的工作是否受到规范，都必须付出其全部工作能力（6）机构管理遵循普遍规则。
马克斯.韦伯和《经济和社会》共35页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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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要使整个人生都过得舒适、愉快，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必须具备一种能应付逆境的态度。——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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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只有把抱怨环境的心情，化为上进的力量，才是成功的保证。——罗曼·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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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抵得上武器的精良。——达·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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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意志是一个强壮的盲人，倚靠在明眼的跛子肩上。——叔本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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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和《经济和社会》
16、人民应该为法律而战斗，就像为 了城墙 而战斗 一样。 ——赫 拉克利 特 17、人类对于不公正的行为加以指责 ，并非 因为他 们愿意 做出这 种行为 ，而是 惟恐自 己会成 为这种 行为的 牺牲者 。—— 柏拉图 18、制定法律法令，就是为了不让强 者做什 么事都 横行霸 道。— —奥维 德 19、法律是社会的习惯和思想的结晶 。—— 托·伍·威尔逊 20、人们嘴上挂着的法律，其真实含 义是财 富。— —爱献 生
韦伯 《经济与社会》PPT
统治的类型
三种类型 的特征
1、合法型
2、传统型
3、魅力型
合议 和权力分立
韦伯是由古至今来讲述合议与分权的， 我认为他大致是从封建制（社会等级的 权力分立——官僚制（权力受到机构的 限制）——政党（合议原则让集权主义 失去一个人的统治）——直接阶级
作者详细地解释了阶级与等级的概念。 阶级是指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所有群体， 韦伯把阶级分为三种：一是有产阶级； 二是职业阶级；三是社会阶级。
政治的 共同体
政治团体的本质和“合法化”
统治社会学
统治的结构形式和动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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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经济与社会》读书报告
军队管理学 于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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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背景介绍 统治的类型 等级与阶级 政治的共同体 统治社会学
1910年开始写作，1914年大战爆发， 完成了 书第二部分。1919年至192O 年间，开始继续这部著作的写作。 1922年出版发行。1968年，才有了这 部书的英文全译本。 《经济与社会》一书的内容非常广 泛，在这部书里，关于统治与合法性 的理论，官僚制理论，社会分层理论 都作了详尽的发挥。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一、本文概述1、介绍马克斯·韦伯及其在社会学领域的重要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被公认为是现代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他在社会学领域的重要性无与伦比，其学说对后世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韦伯的学术生涯跨越了多个学科领域，他对于社会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对权威、官僚制、理性化以及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入研究。
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两部主要作品《经济与社会》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
他提出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两个概念，不仅在社会学领域，而且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工具理性强调行动的效率与手段，而价值理性则关注行动本身所承载的价值。
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失范。
韦伯对于权威类型的划分也极具启发性。
他区分了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这一分类框架至今仍是理解和分析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工具。
韦伯对官僚制的研究也颇具洞见，他认为官僚制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但同时也指出了其固有的弊端，如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
在宗教与社会关系方面，韦伯提出了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命题，认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这一观点对理解宗教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思想深刻而广泛，他的理论框架和观点为后世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无论是在理论构建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韦伯的贡献都是不可忽视的。
2、阐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及其在韦伯社会学思想中的地位韦伯，作为德国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社会学思想深受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影响。
韦伯 经济与社会理论简介
由此，同一个职务由于任命的人与主子的关系不同而有完全不同的职责范围。有时下级的权限可能超出于上级的权限。
第三，家产世袭制的行政中，官员的任命和晋升并非依据以自由契约原则建立起来的正规的制度。
权威统治：亦即由实施命令的权力与负有服从的义务而形成的统治（社会统治）。
纯粹形式表现为家长、长官和国王的权力。这种统治形式建立在服从这一所谓的绝对义务之上，而不管他们的动机和利益如何。
二者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统治形式是相互渗透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统治会转化为权威统治。韦伯认为．应主要侧重对权威统治形式的研究。
第二，传统型统治的行政运作方式也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首先，传统的行政运作方式对形式合理化规则的形成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传统的行政运作所注重的首先是实质的合理性，即社会成员间收入的平等与生活的改善，而不注重形式化了的法律和制度。而形式合理化的法律和制度乃是法制化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基础。这种只重视现实生活的平等与福利的政策使建立在合理计算利润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不可能，也使资本主义经济所依赖的法制基础不可能形成。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
传统型权威
传统型权威有两种形式，最悠久的形式是家长制，由家长制而衍生出的另一种形式则是家产世袭制。
家长制统治是前官僚型统治类型中的一种最为重要的统治形式。
家长制统治中对官员的任命不是基于非个人的目的，也不是基于对抽象规范的遵从，而是基于严格的个人的忠诚。
家长制统治的根基源出于家长对其家庭成员的权威（来源于传统与威望）。
认真对待人治——韦伯《经济与社会》的一个读书笔记
在韦伯看来，魅力型统治是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这种人治无法集中民众的智慧或有其它不民主的因素，关键在于这是一种不稳固的、不能持久的统治形式。15这不仅因为魅力型统治内部缺乏稳定的组织机构和程序、缺乏基于专业技术的职业人员以及它对日常经济活动的鄙视，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没有哪一个社会会总是处于激动人心的革命或变革状态。魅力型领袖“只有在生活中通过考验他的力量，才能获得和保持他的权威。……他必须创造英雄的事迹”。16而一旦社会革命或变革基本完成，社会进入相对平稳发展的阶段，魅力型统治显然就不能适应这种稳定、琐碎的社会发展，势必会常规化。其次，魅力型领袖的个人生命总是会有终结，需要有新的领导人。17如果要继续保持魅力型统治，新领导人就必须有魅力，但是魅力不象财产或职务可以继承或指派的，魅力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如果将魅力同职务等同起来，那么这里的“魅力”就失去了原来的意味。如果魅力型领导的承继是通过某种程序的选举，那么就会产生一套程序和技术，这实际上就在一定程度上将领导人的选择制度化了。如果是由魅力领导人指定继承人或传给子女，这就实际是向传统型统治转化；如果是由信徒选举，那就实际上开了民主的先河，并因此势必逐步走向法理型统治。因此，在韦伯看来，任何魅力型政治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常规化”，导向法理型或传统型的统治，形成事实上即现代的或传统的法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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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与《经济与社会》作者：寒微来源：《读书》2018年第10期在韦伯的《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文集》的序言开头，他指出：“这些文章原本只是碰巧与《经济与社会》这部论著一起出版，而《经济与社会》将会成为《社会经济大纲》的一部分。
所以《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文集》中的文章则是为了解释和补充《经济与社会》中论宗教社会学的章节。
”这一段话给我们带来的疑问是，马克斯·韦伯要在《经济与社会》当中处理什么问题？从一方面来说，它是一个远比这本书宏大的《社会经济大纲》（Grundri βder Sozialokonomik）这一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又和韦伯对宗教体系的深入探索齐头并进，而代表韦伯这一深入探索的就是他对各大宗教的具体研究，在他看来这些宗教塑造了人类的主要文明。
因此，在进入细节之前，我首先想澄清一下“经济与社会”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
即使是《韦伯全集》（Max Weber Gesamtausgabe）的主编们，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地位偶尔也有不同的看法。
这可归结于两个事实：首先，《经济与社会》这一作品在构思上花了好几年时间；其次，这部著作从未在整体上完成。
经过数年的猜测、讨论和研究，现在我们对于马克斯·韦伯的这部巨著如何形成已经有了更为清晰的理解。
有证据证明，仅仅通过几年的思考，韦伯已将《经济与社会》的初步脉络拟好。
从一九0五年开始，韦伯与出版商保罗·西贝克（Paul Siebeck）就修订新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手册》（Handboch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这一计划一直在通信，这本书原是由勋伯格（Gustav von Schonberg）来编辑的，但随着勋伯格在一九0八年一月三日去世，计划发生了截然不同的改变，在此之后，此书的构思亦变得更明确了。
从韦伯在一九0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和三十一日与出版商的通信中可发现，早在一九。
九年五月，《经济与社会》的初步计划就已存在，在这一阶段，这部书的标题还是《政治经济学手册》。
一年后，韦伯为《经济与社会》拟定了一份新的提纲，并印在六页纸上，一方面在内部传阅，一方面发给其他将要为此书贡献内容的作者。
稿件的期限被设定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五日。
沃尔夫冈·施鲁赫特曾通过一个比较研究展现了这一写作格局如何在一九一0到一九一四年期间发生变亿。
根据这一“分工计划”（Stoffverteilungsplan），第一部的标题是“经济与经济科学”（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wissrischaft），马克斯·韦伯在其中为自己分配的是如下几个主题：第三节（经济、自然与社会）：“经济与种族”“经济与法律”“经济与社会群体”“经济与文化”以及一段评论“历史唯物论的批评”；第四节（经济学）：“对什么提问题及提问的逻辑特性”；在第二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定元素”中“现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这一标题下，韦伯负责写作“现代国家与资本主义”等。
我们不知道在此期间韦伯还写了哪些部分。
但是，我们知道韦伯在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一九一二年二月、一九一二年六月和一九一三年十二月给其他编辑群发过信件，或者至少写过相应的草稿。
在最后一封信——写于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八日——当中，韦伯说“社会经济手册”会在一九一四年二月开始印刷（当正式开始印刷的时候，书名被改成了《社会经济大纲》）。
但是，在一九一四年，韦伯再次展示了一个新的提纲，并且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二日完成了一篇前言。
其中，马克斯·韦伯将自己作为第三部分（标题是“经济与社会”）第一章的作者，而整本书会是一部多位作者合作完成的著作，这部著作现在叫作《社会经济大纲》。
韦伯写作的这部分内容的标题是“经济与规范性和实际的权力”。
施鲁赫特的研究揭示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间，韦伯作为编辑，在第一至第五部分中分别出版了哪些内容。
当年第三部分“经济与社会”并未出版，而是直到一九二一年才面世，它的副标题早在一九一四年就构思好了：“经济与规范性和实际的权力”。
关于这部分的出版，韦伯与出版商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期间签订了新的合約。
韦伯在他一九一四年撰写的前言当中已经指出了这项工作背后的想法：“基本的想法就是研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作为生活总体理性化之一部分的经济发展。
”从一开始马克斯·韦伯就是顺着一个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的。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一日，韦伯在给卡尔·毕歇尔（Karl Bucher）的信中写道：“我正在通过一个比较和系统的方式处理政治组织的结构，而这是冒着风险的，因为人们总是说：‘业余的人才进行比较。
’咱们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历史应该建立特定于某个事物的内容，比如说中世纪城市。
但是要这么做的话，我们首先必须要找到其他城市（古代的，中国的，伊斯兰的城市）当中缺失的部分。
对于其他东西亦然。
”在到达这一阶段之前，韦伯与出版商在一九一0年已经订立了合约，计划出版一个两卷本的《政治经济手册》。
根据韦伯对于这本手册的构思，其中应当包括一个总体的理论大纲（第一部分）和一个处理特定主题的部分（第二至第五部分）。
在这一阶段，韦伯主要的兴趣在于对现代经济建立一个理论且结构性的解释，而历史性的方面则被他忽视了。
根据勋伯格家族的要求，编者们与作者们在一九一四年春天达成了新的合同，也就是关于之前已经提到的《社会经济大纲》。
韦伯对新的“大纲”的构思包括两卷九个部分。
这次重构主要是基于现实的原因，这里就不具体说了。
但是，这一份一九一四年六月二日完成的计划透露出了这项工作的特点：它与当时的趋势相符合，即要对韦伯称为“社会经济”的不同侧面或者领域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理解。
韦伯自己首先贡献了标题为“经济与社会”的这部分，此时它被改编成“经济，诸社会秩序与权力”（Wirtschan und die gesellschaftlichenOrdnungen und Machte）以及另外七篇文章：《现代国家秩序与资本主义》《现代新闻的一般含义》《资本主义的经济阻力与社会阻力》《资本主义与不同的人口群》《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贵族与社会贵族》《农民阶层与农民政治》和《工人阶级的本质与社会状况》。
但是这些计划在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遭遇了危机，而当八月一日德国向俄国宣战之后，他所有的计划都被拒绝或者被搁置了。
直到一九一九年韦伯才重启这项计划，并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五日再次与出版商签订了新的合约。
虽然在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五年初，《社会经济大纲》的第一、第二、第五和第七节的部分内容已经发表了，然而韦伯所贡献的章节直到他一九二一年去世之后两年才出版。
为了完成韦伯在世时多年前构思好的计划，菜德尔（Emil Lederer）与韦伯的遗孀玛丽安妮·韦伯接手余下的工作，并于一九二二年把新的安排完成了。
决定韦伯作品命运的关键事实是，玛丽安妮·韦伯将《社会经济大纲》中整个第三部分看作韦伯手稿应当归属的部分。
当一九三0年《社会经济大纲》终于完成的时候，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仍然是整部书中的第三部分。
因此韦伯的贡献必须要在整个工作语境下看待，也就是说，必须考虑韦伯的整体构思（包括他为了这项工作而成功争取到的其他同事的贡献，以及那些他想结合进来的作品），才能理解韦伯作品的学术视野。
在这里，其他为《社会经济大纲》做出贡献的人所处理的问题就十分重要，比如说维塞尔（“法律与权力”）以及米歇尔斯（“现代民主中的政党社会学”），由此引申出现代社会精英阶级的角色这一话题。
经济、法律、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诸领域之间的關系开始凸显出来，韦伯在《社会经济大纲》的提纲当中表明了想要处理这一形势。
另外，施鲁赫特指出，韦伯在一九一0到一九一四年之间以文本或者片段形式呈现出来的写作内容都必须被看作在这方面的学术探索上做出的贡献，特别是他的《政治的共同体》以及《经济、等级与政党》的文本都是《经济与社会》的组成部分。
因此《经济与社会》是德国学术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及其余波中有关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争论的一部分。
我不打算在这里继续探索细节。
总之，《韦伯全集》的编者根据施鲁赫特的总结和分析组建了《经济与社会》目前的版本。
虽然在这之前已经存在着旧有的《经济与社会》的版本，但新的发现对于韦伯的思想在社会科学和学术思想史整体上所产生的影响仍然功不可没。
按照施鲁赫特的说法，韦伯自己写的各种不同的大纲和文本证明了后来我们所知的《经济与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一项研究工作，无论把它看作两部分还是三部分，它自身从未达到一个自治的专著（mograph）的形态。
它始终只是一项研究工作。
现在，为这项工作贡献的文本已经通过《韦伯全集》中的几卷向公众呈现出来。
因此，我们所面对的还是两部分的《经济与社会》：老的部分我们能够在《韦伯全集》的五个部分中找到：（一）共同体；（二）宗教共同体；（三）法律；（四）权力；（五）城市。
由于玛丽安妮·韦伯重新调整了手稿的顺序，我们仍然不知道一九一四年之后韦伯在手稿的基础上增加了多少内容。
新的部分只限于一九一九至一九二0年间的文本，而这些内容是在韦伯本人的监督下，于一九二一年印刷和出版的，其中韦伯增加了一个标题：“社会学”。
在韦伯的概念当中，“宗教”是一种“集体行动”。
韦伯意识到了作为经济人的个体与身处于超个体的、集体本质中的个体之间的利益总是存在着张力。
这就构成了权力（Macht）的概念，而更进一步，权力的顶点则是正义的概念，这样精英的概念就凸显出来了。
也因此，韦伯对于中国文人阶层尤其感兴趣。
从很早的阶段开始，韦伯就将“宗教”构想成一个嵌入“文化”或作为文化一部分的东西。
因此他在一九一0年写成的《社会经济大纲》的标题叫作“经济与文化——历史唯物论的批评”，这表明韦伯想要在这一标题之下处理宗教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多年之后他仍然坚持使用“文化宗教的经济伦理”（Wirtschaftsethik der Kulturreligionen）的标题，而不是日后出版时的标题——“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Wirtschaftethik der Weltreligionen）。
不过，韦伯不仅是在有关“宗教共同体”的文本中以中国作为研究案例，在其他早期文本中亦然。
自从十七世纪的百科金书式推理（encyclopedic reasoning）以来，中国就成为人文学科中的一个参考案例，至今这仍是一股思想潮流，甚至托马斯·卡莱尔也论及了中国的皇帝和这个社会角色作为仪式的功能和意义[我或许应该指出，许多参加福音派社会代表大会（来自阎克文译《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的读者们都熟悉这位作者和他的文字]。
在韦伯对《经济与社会》的早期贡献中，第一部分考察了父权制——父亲作为家庭之主——的政治和宗教基础，以及它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