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文-内生创新增长理论研究述评
内生性增长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内生性增长理论的研究与应用一、内生性增长理论简介内生性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一种理论，提出了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内生经济增长机制，同时强调了投资、人力资本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与传统的外生性增长理论不同，内生性增长理论更注重从经济系统内部推动经济增长。
二、内生性增长理论的研究1.初始研究内生性增长理论的开创者之一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他提出了知识资本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通过人们对新知识的投资来实现的。
罗默将知识资本看作是企业的存货，并认为知识资本的积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他还提出了知识外部性理论，指出人们的知识投资不仅能为自己带来效益，也能为整个社会带来收益，从而扩大了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2.进一步发展除罗默外，其他学者也对内生性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发展。
例如，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凯恩斯（Julian Simon-Kuznets）提出了人力资本模型，强调了教育和培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提出了资本积累模型，从制度、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等方面来探讨内生性增长的机制。
而经济学家埃德蒙·法尔孔（Edmund Phelps）则对知识的本质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创业精神和机会模型，认为创新者通过创造机会和挖掘市场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
3.内生性增长理论的应用内生性增长理论在实践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例如，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公司可以通过投入更多的培训、教育和创新来提升员工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从而提高其生产力和创造力，促进企业的发展。
在科技创新领域，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创新政策和投资科技研发，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推动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发展。
此外，内生性增长理论也可以用于解释国际贸易和金融发展等方面的经济现象，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力支持。
三、内生性增长理论的评价和挑战虽然内生性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面临一些评价和挑战。
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应用研究
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应用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紧密。
为了跟上全球发展的步伐，中国也在加速自身的经济发展。
而内生增长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发展理论，正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关注和研究。
本文将重点探讨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应用的研究。
一、内生增长理论简介内生增长理论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兴学派，其代表人物是罗默和卢卡斯等。
该理论主张，技术创新等内源性因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同时，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十分竞争、创业、政府投资等制度环境也是经济增长的内源性因素。
这些内源性因素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生产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二、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的应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而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大量资金被用于科研领域。
例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等。
同时，中国还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并提高研发能力，支持科技企业转化成果、实施以人为本的技术创新战略。
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2. 人力资本中国政府一直给予教育发展非常高的重视。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体系之一，高等教育覆盖率得到显著提升。
这也意味着人力资本的增加，推动了经济增长。
同时，中国还倡导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和就业制度变革，以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
3. 政府投资政府在发展经济时，必须起到“推动器”和“保障器”的作用。
中国政府经常在一些重要领域进行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等，促进了国家和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和健康稳定。
三、结论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和验证。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大规模转型和升级的关键时期，内生增长理论理应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
同时，实践中也要根据中国特殊的经济环境和发展阶段，做出有针对性的结合。
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应用研究
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应用研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增长成为了各国政府追求的目标之一。
然而，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和稳定性等诸多因素不断受到关注。
内生增长理论应运而生，这种理论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对于推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旨在探讨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应用研究。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概况内生增长理论由斯蒂文·罗默等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主张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仅仅是资源和技术进步，还包括知识、文化、教育、创新和制度等方面因素。
这些因素可以通过投资、产出和创新等方式进行运作，在内生增长模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内生增长理论与传统的外生增长理论相比，其主要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生增长理论解决了外生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的一系列实证问题。
在外生增长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投入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但实际情况远比它们简单得多。
通过考虑更加复杂的因素和制度，内生增长理论可以更好地说明现实的经济增长。
二是内生增长理论提供了一种更为广泛的视野和理论框架，使得经济学家能够从更多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增长。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新的增长框架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制定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
二、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中国是内生增长理论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典型案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战略优先发展领域，积极引进外资、加快科技创新、扩大国内市场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为了理解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人才培养。
在内生增长模型中，知识和人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
中国政府把人才培养作为关键的发展要素，积极改善教育水平，提高社会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并大力鼓励人才流动和创新力量的释放，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二是技术创新。
在内生增长模型中，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中国不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
中国政府通过大力鼓励国家级创新中心、高技术产业园区、各类创新大赛等方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培育新的发展动力。
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新增长理论发展述评
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新增长理论发展述评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并对新增长理论进行述评。
我们将首先概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然后回顾传统增长理论对于技术进步的处理方式，进而引出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与发展。
我们将重点关注新增长理论如何内生化技术进步，以及这一理论框架如何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解释和预测。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评价，我们将揭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争议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从而为经济增长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
我们将简要介绍技术进步的定义和衡量方法，以及它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
技术进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且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然而，传统增长理论往往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无法解释其来源和动态变化。
接着，我们将回顾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该理论试图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揭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知识积累、人力资本投资、研发创新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并构建了一系列数学模型来刻画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我们将对新增长理论进行述评，总结其主要观点和贡献，分析存在的争议和局限性，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通过本文的阐述，我们期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理解技术进步与经济内生增长关系的视角，为经济增长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
二、新增长理论的基本概念与核心观点新增长理论，也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一种宏观经济理论。
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的观点，强调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
新增长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经济增长不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而是由经济系统内部因素，特别是内生技术进步和创新所驱动的。
新增长理论的基本概念包括技术进步、知识溢出、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R&D)等。
这些概念共同构成了新增长理论的核心要素，为解释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视角。
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应用研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经济发展模式也在发生着改变。
如何实现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们思考的问题。
内生增长理论随之应运而生，成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什么是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首先提出。
内生增长理论是相对于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言的。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率主要由生产要素的数量决定。
一般来说，经济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个方面。
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数量是外生的，即由自然资源、技术进步和人口发展等因素决定。
因此，缺乏增长的内生动力。
而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不仅包括生产要素的增加，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类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内生因素的作用。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类知识积累是重要的内生动力。
在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是通过投资研究、创新和学习等方式来实现的。
因此，内生增长理论主张不仅要注重外部生产要素的投入，更要注重内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模型内生增长模型是一种描述经济增长过程的模型。
它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体有无限理性和完全市场信息，技术进步是通过投资研究等内部过程实现的。
内生增长模型通常包括三个主要部分：生产函数、知识积累和政策干预。
生产函数是内生增长模型的核心部分。
它描述的是增长与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
生产函数包括两项：一是产出函数，它描述的是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关系。
二是知识积累函数，它描述的是生产过程中技术进步的积累和使用的关系。
在内生增长模型中，政策干预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科技政策、教育政策和创新政策等手段，对经济增长进行干预和调控。
政策干预的目的是激励技术创新，最终推动经济发展。
内生增长理论的应用内生增长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它不仅可以用于分析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还可以用于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
内生性增长理论在中国发展中的应用
内生性增长理论在中国发展中的应用内生性增长理论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
它主张经济增长是由内部因素驱动的，是由经济体自身的创新和技术进步引起的。
这种增长方式具有自我加速、可持续性等特点，被广泛认为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之一。
本文将探讨内生性增长理论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与未来发展。
一、内生性增长理论的优点内生性增长理论相较于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具有如下优点：首先，内生性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内部因素，而不是外部因素，强调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和创新升级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加强科技创新，提高技术含量，从而实现更加健康、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其次，内生性增长理论具有明确的政策意义。
内生性增长理论认为政府通过加强科技创新政策、提高教育水平等方面的投资，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国家现在也在加大对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投入，以构建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发展的环境。
第三，内生性增长理论将劳动力视为重要因素之一，强调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人力资本的投资。
中国的经济转型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与此同时，当前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内生性增长理论提醒我们要加强人才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提速。
二、内生性增长理论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内生性增长理论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借鉴价值。
那么，内生性增长理论能否在中国这个大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发挥出它的应有作用呢？下面从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的提升随着中国经济的升级和转型，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随着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和市场对创新的需求不断增长，企业也开始加强研发投入，加快创新节奏。
这对于实现内生性增长来说非常重要，在中国经济中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与推广。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提升同样重要。
人力资本是企业、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至关重要。
探寻内生增长之路——内生增长理论评述.
探寻内生增长之路——内生增长理论评述_hasgo122在经过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沉寂之后经济增长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以罗默的《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1986)一文和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机制》(1988)一文的发表为标志。
同时萨默斯和赫斯顿提供的跨国可比数据以及计量工具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在20世纪末的蓬勃发展。
与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以罗默及卢卡斯的模型为代表的这种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认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经济系统内生的因素，而不是索洛模型中外生的技术。
因而我们通常把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称之为外生增长理论，而把80年代新发展的增长理论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论及其困惑20世纪50年代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资本积累为核心，假设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成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基本框架。
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导致资本积累动力的逐渐消减；人均产出的增长取决于外生技术的增长率，如果没人口增长或技术进步，经济则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政府的政策努力则是无效的。
新古典增长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增长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主要在于该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由大部分经济发展事实，但是这些结论并不是所有都与事实相符的：根据罗默引用的麦迪逊对1700年以来处于经济领先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的估计，荷兰(1700-1785年)为-0.07%、英国(1785-1820年)为0.05%、英国(1820-1890年)为1.4%、美国(1890-1979年)为2.3%，这表明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率是递增而非递减的或不变的。
另一方面，有资料显示，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在长期以来基本上没有缩小，如帕伦特和普雷斯科特(1993)观察到，从1960年到1985年，5%最富的国家的平均收入是5%的最穷国家的大约29倍，并且在过去的这25年中，这个比例几乎没有变化。
内生增长理论总结(1)
内生增长理论总结(1)内生增长理论总结内生增长理论是一种理论研究的方法，它关注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即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
内生增长理论的提出旨在探讨经济增长的动因，增强经济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对经济增长的控制性。
下面是本文对内生增长理论的总结。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不是受外部因素所驱动，而是由内部的因素所推动。
它强调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创新等内部要素的重要性，这些因素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内部经济因素是可控的，政府可以通过发展教育、加强技术创新和完善市场制度等手段来促进经济增长。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来源内生增长理论最早起源于以罗默（Paul Romer）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New Classical Growth Theory）。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对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一次修正和发展。
它认为，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过于关注靠消费支持的总需求而忽略了产出的供给方面。
新古典增长理论则将产出的供给方面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经济增长来自于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源等供给侧要素的提升。
三、内生增长理论的特点1. 强调技术创新和知识产业的重要性。
2. 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3. 对市场了解力的作用进行了充分的强调。
4. 给政府的政策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4. 内生增长理论的启示内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推动经济发展的不是企业的投资和外来资本的流入，而是国家内部的实体因素。
这些实体因素包括人力资源、资本、技术和作用于市场上否决支配力等。
政府应注重教育和科技创新，推动民间创新和创业，完善市场机制，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并制定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相应措施为经济增长打造可持续的环境。
总之，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思考方式，将融合当前快速的技术发展、经济试验和社会变迁。
虽然这种理论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应用仍有许多尚待探索的空间，但是在现实中，一些国家政府已经将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融入到国家的经济增长政策中，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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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创新增长理论研究述评'内生创新，经济增长，创新要素自Aghion & Howitt(1992)、Caballero & Jaffe(1993)、Englmann(1994)等学者将“创造性毁灭”思想内生化以来，学术界掀起了内生创新增长理论(endogenous innovation growth theory)的研究高潮，开始从创新视角重新考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和动力问题。
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有目的的研发投资和创新的结果，并且研发投资和创新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地位。
但由于与创造新产品及新生产方式有关的扭曲，经济增长率和发明活动的基本数量不再满足帕累托最优标准，政府在、法律、基础设施和秩序维护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将影响到经济增长是否符合最优路径。
在理论演进过程中，各种创新要素被逐一吸收、整合进理论框架，实现了研究方法与经济现实的相互融合，也衍生出很多颇具建设性的政策含义。
(一)研发投资与回报的内生化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创新的来源。
新古典增长理论隐含的要义是一种新思想或新设计一旦创造出来，立刻会在所有潜在生产者之间以一种非竞争性的方式无偿使用，任何生产者对新技术的利用都不会影响其他生产者同样利用该项技术。
虽然从全社会角度看这是满足帕累托最优的，但假如技术外溢没有任何限制，研发投资活动就不能取得任何收益，也就不会有人再去从事研发，因此外生技术会导致一个很难解释的悖论。
Grossman & Helpman(1991)的水平创新(horizontal innovation)模型尝试了将研发投资及其回报内生化。
水平创新模型假定一定数量的研发投入可以生产出确定的新产品，由于新产品的设计者拥有对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垄断权，垄断利润为产品定价和生产成本差额在未来无限期的贴现值总和。
如果各类中间产品数量在均衡时都相等，垄断定价恰为中间产品收入份额的倒数，从而保证出售价格高于成本价格并为研发投资和创新提供激励。
但水平创新模型实际上假定一旦新中间品被生产出来，其使用者就能获得永久的垄断权利，这并不符合经济现实。
事实上，随着竞争者逐渐了解这种新产品并模仿或创造出近似的替代品，创新者垄断地位将持续削弱直至完全消失。
Aghion & Howitt(1992)利用垂直创新(vertical innovation)模型提供了补偿研发投资的另一种思路。
他们在产品生产部门之外又引入了研发部门，劳动力也相应在两个部门间重新分配。
研发部门专门从事研发投资和创新，并将新开发的中间产品销售给最终产品部门；最终产品部门是完全竞争的，从而销售价格等于中间产品的边际产出。
经济体系达到均衡时，劳动力在产品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的工资率相等，最终产品部门的销售价格等于中间产品需求弹性的倒数，所取得的利润作为研发投资和创新的补偿以工资形式全部付给研发部门。
研究方法上，他们利用经生产力调整后的工资率和产品生产部门劳动力需求公式进行稳定状态研发活动的比较静态分析。
这种方法基本上脱离了新古典增长分析框架，是内生创新增长理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基于这一思想他们逐步融入了包括资本、知识、、政府研发补贴等很多新的内容，以后的很多内生创新增长文献(如Park，1998；Morales，2004等)，也大都延续了这一研究思路。
从这些研究文献可见，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将研发投资与回报内生化的几个要点在于：(1)商业化的研发活动导致创新。
(2)研发成果是新资本品，企业利用新资本品可以更有效生产最终产品。
(3)新资本品被垄断使用，垄断价格将高于研发成本，从而为研发创新提供投资回报。
这样一些思路为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一直悬而未决的技术进步机理问题提供了合理解释，也顺利完成了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到内生创新增长理论的过渡。
(二)“创造性毁灭”思想的内生化基于产品多样化研究创新增长的一个重要局限在于没有考虑旧产品的消失，如果新技术的产生使旧的中间投入随时间而逐步变得过时，那么淘汰旧中间产品将部分中和新中间产品的引入，使水平创新模型中的产品数目扩张难以实现，也就无法抵消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边际回报递减效应。
AShion & Howitt(1992)以垂直创新模型提供了将“创造性毁灭”内生化的开创性思路，其中增长是由一系列随机的质量改进而来，创新本身也来自于具有不确定性结果的研发活动。
在其模型中，技术进步描述的不是新产品开发，而是创新带来的产品质量改进，并引发技术水平呈阶梯式增长。
为了修正水平创新模型中的创新结果确定性假设，他们将创新行为赋予专业性、竞争性的研究部门，每一次创新规模是确定的，但在任一时期中，“突破性创新”(drastic innovation)按照某种概率机会发生，下一次创新会导致当前垄断利润完全丧失，而下一次创新产生“毁灭”效应的速率又取决于创新的泊松抵达率。
这样设定的结果是，一项创新的价值取决于垄断利润流以及经“创造性毁灭”效应调整后的利率水平，该利率水平同研发活动数量正相关。
如果新一轮创新之后预期研发出现得越多，创新者所能享受的垄断时间就越短，所获得的创新收益也越小。
Gmssman & Helpman(1991)则提供了将“创造性毁灭”思想内生化的另一种思路。
他们将竞争范围局限于不同的行业，行业内研究活动是连续而非跳跃的，创新将在许多行业内同时出现。
通过引入质量阶梯(quality ladder)概念，可以研究不同质量产品的定价策略，在伯川德市场(Bertrand market)中，赋予创新者“限制定价”能力，将低质量产品完全排挤出市场。
这样一种巧妙的建模思路使新旧产品之间的完全替代性看起来具有了逻辑上的合理性，也为“创造性毁灭”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其分析框架推衍出的经“创造性毁灭”效应调整后的利率、均衡经济增长率以及内生创新规模都同Ashion & Howitt(1992)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Caballero & Jaffe(1993)以及Englmann(1994)意识到“创造性毁灭”和知识外溢是同时发生的，每次创新既使创新者获取了垄断地位，将旧产品挤出市场，又增加了全社会知识存量，使其他潜在的创新者能够“站在巨人肩膀上”进行新的研发创新，并导致新一轮的“创造性毁灭”。
从上述文献可见，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将创造性毁灭内生化的几个要点在于：(1)考虑垂直创新模型而不是水平创新模型，因为水平创新模型从产品数目扩张角度分析创新效果，难以体现出对旧产品的毁灭效应。
(2)将创造性毁灭效果同垄断者面对的利率和创新价值相，这是由于当新的创新发生时，“毁灭”效应会将原来的垄断者挤出市场，使其失去垄断收益。
(3)引入一个创新发生的概率函数，简化对创新结果不确定性的分析。
创新性毁灭内生化将非均衡增长思想数量化、模型化，也使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将研究视角转向了更接近现实世界中的垄断市场。
(三)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化一个经济体系的创新能力并不是外生的，人的知识、技能必然影响到区域创新能力以及赶超经济发达地区的能力。
Lucas(1988)指出人力资本积累的两个途径在于教育和边干边学(1earning-by-doing)，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在将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化上也是从这两个角度分别展开的。
在人力资本积累和教育的关系上，Azariadis & Drazen(1990)认为，技术外溢性使人力资本投资的私人收益同现存人力资源平均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发达地区投资于教育的私人回报一般高于不发达地区，导致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threshold effect)。
如果两种地区中的教育投资力度不同，不同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会形成多重的、属地化的均衡发展路径，出现所谓的低发展陷阱问题。
Benhabibi & Spiegel(1994)通过跨国增长核算，更进一步分析了人力资本、教育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指出人力资本积累决定了教育边际生产力并使之保持在一个正的水平，但除非教育同创新速度和技术赶超速度建立关系，否则对生产力增长没有显著贡献。
教育增加个体的能力首先表现在创新(如发明新产品、新技术、新的工艺流程)，其次表现在采纳新技术，然后是加速技术在经济中的扩散。
另一种思路将“边干边学”内生化于创新增长模型。
从功能来看，边干边学主要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一般被设定为创新规模和垄断地位持续时间的内生决定因素。
Young(1993)将研发和边干边学融入一个模型框架，其中边干边学被设定为“约束型”的，不能外溢到特定产业之外。
这样设定的结果是研发和边干边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相互牵制的，影响结果是混合的。
如果相对于市场规模来说研发成本较高，收益过低，研发创新就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限制因素；如果研发收益较大以至创新规模超前于边干边学积累的，边干边学就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
其后很多研究人力资本积累的文献，如Aghion & Howitt(1998)、Zeng(2003)等，基本都沿循这一思路展开分析。
从上述研究可见，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化的要点在于：(1)考虑边干边学和教育对提升人力资本效果的差异：教育过程中获取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能够外溢到整个经济体，使全社会受益；边干边学则发生于从事特定行业所获取的经验、技巧，这些专业化知识使人力资本收益更加内部化，很难扩散到行业之外。
(2)将资本扩展为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概念，实现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向下兼容和扩展。
(四)模仿与技术扩散的内生化在市场研发创新过程中，竞争者的模仿行为不仅使抽象的原理易于到新，甚至领先者所发明的设计方案和产品本身都会被复制，从而加速“创造性毁灭”过程。
只有将模仿和技术扩散内生化于创新模型，才能从成本和收益角度分析其对产品研发、经济收敛和国际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
Grossman & Helpman(1991)将模仿和技术扩散内生化于南北贸易问题，其中特别分析了厂商定价策略。
他们在寡头竞争条件下找到了南方厂商的边际收益曲线，分两种情况考虑了南北方定价博弈达到纳什均衡时，南方厂商的价格和利润。
当南方厂商成本同北方相比具有微小差距时，南方厂商定价为北方厂商成本；而在这一差距是巨大差距的情况下，南方厂商定价只考虑自身成本。
利用股权收益和投资成本的无套利条件，发现南北方国家各自的经济结构特征共同决定了长期创新率和模仿率，模仿行为将提高新产品预期利润，增加北方国家的创新积极性。
Barro & Sala-i-Martin(1995)更注重研究模仿与技术扩散导致的经济收敛。
在其模型中，模仿成本同样被分为两种情况考虑：如果模仿成本固定，那么当两个国家的外生技术参数和劳动力规模相同时，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绝对收敛”一致，追随国将获得更快增长速度；如果模仿成本被设定为产品数量比例的减函数，追随国将逐步逼近领导国经济增长率，直至最终保持同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