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效应与控股股东支持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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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的长期激励效应的分析研究与实际应用

股权激励的长期激励效应的分析研究与实际应用

股权激励的长期激励效应的分析研究与实际应用股权激励作为一种常见的企业激励机制,近年来在中国企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它不仅能够有效激发员工的积极性,还能帮助企业保持竞争力。

然而,股权激励的效果往往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尤其是在长期激励方面,能否实现预期的激励效果,常常需要时间的检验和实际的运作调整。

本文将从股权激励的长期激励效应入手,分析其实际应用中的优势与挑战,并探讨其优化路径。

一、股权激励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1.1 股权激励的定义与目的股权激励,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将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分配给员工,尤其是核心员工或管理人员,以此激励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

股权激励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将员工的利益与公司整体发展挂钩,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使他们从“为公司工作”转变为“与公司共成长”。

这不仅能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还能帮助企业留住优秀人才,降低人才流失的风险。

对于企业来说,股权激励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长期发展,而不是仅仅追求短期的业绩提升。

员工持有股权后,他们会更加关注公司的长期发展前景,因为公司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利益。

这种利益驱动,有助于促使员工为公司做出更多的努力,推动企业持续增长。

1.2 股权激励的长期效应与挑战股权激励在长期效果方面的表现相较于短期效果更为复杂。

在短期内,股权激励往往能迅速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帮助公司获得一定的业绩突破。

但是,长期激励效果却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比如企业文化的塑造、股东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度、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等。

尤其是股权激励计划的设计和执行不当时,可能会引发员工与股东之间的利益矛盾,甚至导致员工的离职或对公司未来前景的悲观预期。

因此,股权激励的长期效应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通过持续的管理与调整,不断优化激励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二、股权激励的实际应用案例2.1 国内知名企业的股权激励实践很多国内企业在股权激励方面做了积极探索,尤其是一些互联网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等,均实施了较为成功的股权激励计划。

剖析公司控股股东、政府补贴与企业盈利关系研究论文-工商管理毕业论文

剖析公司控股股东、政府补贴与企业盈利关系研究论文-工商管理毕业论文

剖析公司控股股东、政府补贴与企业盈利关系研究论文- 工商管理毕业论文摘要: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数据检验了控股股东持股或实际控制人性质、政府补助以及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在多数年份,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修正的盈余反应系数正相关,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国有股东时,盈余信息含量更高;控股股东在某些年份确实通过政府补助影响了盈余质量,控股股东通过政府补助提高了盈余,却降低了盈余质量,用股权的激励效应解释控股股东和盈余质量的关系并不完全合适。

关键词:控股股东;政府补助;盈余质量由于我国的特殊所有权结构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天然联系,控股股东或政府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会干预企业行为。

所有权结构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似乎是永远也研究不完的问题,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所有权结构与业绩之间或正或负、或U型或倒U型、或者无关的各式各样的结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很少探究业绩的质量。

近年来,学者们也十分热衷于研究所有权结构或大股东是如何“掏空”上市公司的(Johnson;Shleifer&Wolfezon;Fan &Wong ,2002;李增泉等;等等),很少有人研究政府的支持之手对盈余质量的影响。

而这个问题在我国要比西方国家更为突出。

1999年,我国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占上市公司总数约55%,均值达557万元。

本文将所有权结构、政府补助与盈余质量联系起来,研究控股股东是如何通过政府补助这只手来影响盈余质量的。

国外的研究多是以发达资本市场为例,而我国的所有权结构显著不同于西方国家,比如我们的国有股及国有法人股占总股本的40%左右,有3个以上控股股东的企业微乎其微,是否存在股权制衡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所以,在我国研究所有权安排与盈余质量的关系需要考虑中国的制度背景。

同时,国外鲜有以政府补助为视角研究盈余质量的,中国的背景为我们提供了平台。

国内的多数研究都围绕着所有权结构(股权结构)与业绩的关系,少有深入到盈余质量这个话题。

我国退市制度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基于ST板块“摘帽”现象的分析

我国退市制度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基于ST板块“摘帽”现象的分析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China's Delisting Syste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Uncap" Phenomenon in ST Board 作者: 冯科[1];李钊[2]
作者机构: [1]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1;[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北京100026
出版物刊名: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78-88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5期
主题词: 退市制度;“摘帽”;公司绩效
摘要:文章对我国特有的ST制度以及伴生的“摘帽”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建立了两个实
证模型。

第一个实证模型是运用回归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摘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
究结果表明:真正影响ST“摘帽”能否实现的因素并不是公司规模的大小和盈利能力的高低,而是宏观经济形势、控股股东的性质、非经常性损益等上市公司本身不能直接控制的因素。


二个实证模型运用事件分析法研究了“摘帽”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虽
然“摘帽”在短期内能够增加上市公司股票的财富效应,但是这种效应的持续时间非常短
暂;“摘帽”对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影响也很小。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退市制度的实施效果并
不理想,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掏空与支持行为文献综述

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掏空与支持行为文献综述

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掏空与支持行为文献综述作者:李杨来源:《商情》2013年第34期【摘要】近年来,公司治理研究的重心从分散股权结构像集中股权结构转移,公司治理解决的核心问题由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转向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

这种冲突的突出表现是控股股东通过各种手段掏空上市公司。

随后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还有对上市公司的支持行为。

当前对控股股东掏空与支持上市公司的研究成为国内外资本市场研究的热点。

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掏空、支持行为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总结,从掏空、支持行为的含义与关系、产生背景、途径及对掏空的治理方面进行综述,试图发掘掏空与支持行为背后的深层内涵,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控股股东;掏空和支持;公司治理一、控股股东对掏空或支持的选择(一)掏空与支持的逻辑关系资本市场上,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不仅有掏空行为,还有支持行为。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许多学者运用大量的数据、案例进行长期深入的探讨。

Friedman等(2003)通过推论得出控股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和支持是对称的,即控股大股东有把资源从公司转移出去的动机,也有向公司提供私人资源以保持今后剥削小股东和得到合法的分享收益的选择权的目的。

(二)控股股东选择掏空或支持考虑的因素1、公司成长性高成长性的公司一般在未来有较高的盈利能力,能够给股东带来巨额的投资回报。

因而对控股股东来说有强烈的动机支持上市公司,以期在未来获得更高的回报。

李瑞力、廖杰(2010)认为在控股股东进行利益输送方向的选择时会将公司成长性纳入考虑范围,发现公司的成长性同控股股东的支持行为正相关,成长性越高的公司,控股股东越愿意对该公司进行资金支持,以保证该企业有足够的资金进行业务发展,实现控股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而上市公司成长性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相关性不显著。

2、公司盈利能力通常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也是控股股东选择掏空或支持上市公司的依据。

侯晓红(2006)发现,当上市公司陷入短暂经营困境时,大股东愿意选择支持上市公司使其不致于破产,当上市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低于预期水平,或濒临破产时大股东更愿意选择掏空上市公司。

制度变迁是否改善了公司治理效应_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证据

制度变迁是否改善了公司治理效应_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证据

制度变迁是否改善了公司治理效应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证据强国令1闫 杰2[内容摘要]本文从股权分置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效应及其内在机理。

运用chow 检验方法,以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为结构断点,发现公司治理效应的回归方程在2003 2009年全样本期间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股权分置改革显著改善了控股股东和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

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改显著改善了非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机制,而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有限。

研究发现,对从制度层面研究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视角,也为制度变迁影响经济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制度变迁;股权分置改革;公司治理;公司绩效作者简介:强国令(1973 ),男,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乌鲁木齐,830012),博士。

研究方向:公司金融。

闫 杰(1973 ),女,新疆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乌鲁木齐,830012),副教授。

研究方一、引 言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低下,公众投资者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一直制约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尽管中国上市公司建立起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结构,实现了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的分离,但是,这些在西方发达国家上市公司有效运作的治理机制在中国水土不服,并未达到保护公众投资者的目的。

相反,公众投资者的利益时常受到侵害,这主要是源于不健全的制度安排,尤其是股权分置制度安排。

中国的资本市场脱胎于中国的转型经济中,其设立的初衷是为国企融资提供服务,以帮助国企解困、脱困。

在当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背景和法制环境下,股权分置制度是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初期的一项制度安排。

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股权分置制度逐渐演变成为制约资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1YJC630176);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CXJJ-2011-335)。

本市场发展的根本制度问题。

由此,我国于2005年正式启动了政府主导设计的股权分置改革。

双重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研究--以小米公司为例

双重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研究--以小米公司为例

财经天地 »双重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研究—以小米公司为例♦张轩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摘要/双重股权结构将公司的股票分为两种类型,分别对外部投资者和企业创始人发行,二者在投票权和表决权上相差数倍。

为丰富双重股权结构制度相关研究,以小米公司为案例,结合股权结构、决策投票、创新分析和财务数据等内容分析该制度的治理效应,为企业治理提供参考范式。

关键词/公司治理双重股权重股权结构制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最早可以追溯 到1898年。

随着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企业多元化趋势不断发展.各国 开始逐渐重视并采用双重股权结构 制度。

2014年,我国优先股试点管理措施实行,改变了中国股票种类单一的状况。

2018年,香港证券交易所在《主板上市规则》明确规定,允许赴港上市公司采用不同投票权效应评价小米公司结构,为在港上市的公司拓展了新的上市渠道,标志着我国正式从法律上允许双重股权架构上市模式,也为在美上市企业回归港股开拓了一条新的路径。

一、文献综述双重股权结构将公司的股票分为两种类型,分别对外部投资者和企业创始人发行,二者在投票权和表决权上相差数倍。

双重股权结构通过公司章程形成一种契约,由社会投资者持普通股享受相关投资收益,而创始人团队则通过股权结构设计享有数倍于普通股的投票权股,从而凭借少数特殊股权获取对公司决策的绝对表决权,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者。

作为一种集权形式,双重股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公司业绩和估值,但也可能由于投票权过于集中有序地发展。

2.加强对舞弊行为的惩罚力度,将行为恶劣的人员列人失信名单,同时可以派相关人员时刻注意做空机构的动态,发现有问题的企业及时跟 进,加大监督力度。

(四)上市公司1.上市公司应该意识到财务欺诈 的严重后果,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做好信息披露,重点关注现金、收 入以及资产的披露水平.细化对并购 信息的披露,积极应对市场的检验. 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2. 在财务报告的产生过程中,上市公司应当加强监督作用,可以通过不相容职务的分离达到相互制约的目的,以及充分和完备的授权、审核、监督,保证财务报告披露内容的可靠性。

董事长任期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制度背景的研究

董事长任期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制度背景的研究

董事长任期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制度背景的研究潘永明; 郭莹【期刊名称】《《华东经济管理》》【年(卷),期】2019(033)009【总页数】8页(P119-126)【关键词】董事长任期; 制度因素; 经营绩效【作者】潘永明; 郭莹【作者单位】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 30038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72.5; F272.9一、引言经营绩效是指公司在一定时期内利用有限资源从事经营活动所取得的成果[1]。

它主要表现在能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提高经营绩效对提升公司市场价值,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正因为如此,有关经营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现有文献表明,公司规模、资产结构、治理水平、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因素都会对公司经营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

然而这些影响因素的研究均未考虑到管理者是异质性群体。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不同人口背景特征的管理者对公司的战略决策和绩效会产生不同的影响[2]。

相关文献表明,管理者人口背景特征与公司治理[3]、战略选择[4]、风险承担[5]、会计稳健性[6]、投资效率[7]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相关性。

这是由于不同的人口背景特征会影响管理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8]。

在两职分离的现代企业中,研究管理者人口背景特征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掌握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的驱动因素,基于此选择管理者人口背景特征这一角度做进一步研究。

自高层梯队理论提出以来,学者们已经认识到研究管理者人口背景特征的重要性。

有文献表明,管理者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任期等人口背景特征通过影响自身的经营理念、社会资源和管理行为来进一步影响公司的战略决策,进而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9]。

然而依然存在三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一是董事长的人口背景特征。

一般情况下,董事长是公司真正的控制人,对公司战略决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而确定了董事长的特殊地位[10]。

我国实用新型制度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1989-2015年的时间序列分析

我国实用新型制度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1989-2015年的时间序列分析
又 开 始 逐 渐 上 升 。
· 115·
晋 阳 学刊 2018年 第 4期
·经 济 学 与 法 学研 究 ·
实质 审 查 。也有 人 认为 实用 新 型制度 是 “财 富”而非 “垃 圾 ”【81,并 未 诱 发 专 利流 氓 、未 构 成 “专 利 威 慑 ”[91, 是 中国专 利 制度 的基 础和 核 d ̄dl ̄l。这 些论 点 之 所 以 截然 相 反 ,其 根 源在 于如 何 评价 实 用新 型制 度 及其 效能 。对 已有研究 归 纳 ,发 现 针对 实用新 型 审查 模式 与其质量问的定性定量实证分析 尚不多见 ,而本文 的 主要 贡献就 在 于 :利 用 1989—2015年 的相关 微 观数 据变 量 ,建构 线性 回归 模 型 ,实证 分 析实 用新 型 申请 量 和 授予 量 与作 为实 用新 型 质量 代替 变 量 的授 予率 之间 的相 关 I生。若 证成 呈正 相关 性 ,表 明现行 实用 新 型的制度具有合理性 ,有利于专利质量的提高和经 济增长 ;若呈负相关性 ,则现行实用新型制度 ,尤其 是 初 步审查 制 须做 进一 步检 视 。
明初步审查加评价报告制模 式下的实用新型质量和稳定性都较强 ,这 与已有的研 究结论不同。实用新型不宜适用创造
性实证审查 ,但可 以适 当调整实质条件设置 中的“三性”标准。
关键词:实用新型 ;初步审查 ;创造性;新颖性
中 图分 类 号 :D913.6
文 献 标 识 码 :A
文 章 编 号 :1000-2987(201 8)04一O11 5-07
对 于我 国实用 新 型专 利 制 度 的效 能 ,学 界存 在 着 不 同看法 :有 人认 为实 用新 型专 利催 生 了大量 “垃 圾 ”专 利 、僵尸 专利 、专 利流氓 翻,阻碍 了中 国的创 新能 力[41,他们 认 为要 么应废 止 实用 新型 专利 制度 [51,要 么 应从 根 本上重 构 实用 新型 专利 制度 [61,或实行 创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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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效应与控股股东支持行为研究
控股股东支持行为是近年来公司金融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

在最初的相关研究框架下,控股股东支持(propping)是指弱法律保护环境下控股股东为帮助上市公司应对不利的经济冲击向其输送利益的行为,目的是为了提升上市公司业绩避免其违约、退市或破产,由于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方向相反,因此也被称为负掏空(negative tunneling)。

但是,国外文献主要依赖于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环境与制度的先验分类,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国内学者基于制度层面系统地对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支持行为的考察也还比较薄弱。

我国新兴加转轨的制度环境与证券市场实践为我们从制度矩阵视角系统地
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支持行为提供了天然的场景。

论文首先阐明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确立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

接着,对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与评述,既为论文创新方向的突破奠定了文献基础,同时也为本
文实证研究主要变量的测度方法、实证检验模型及控制变量的合理选择找到了研究依据。

其次,从现代公司契约理论、控股股东行为理论与内部资本市场理论等方面夯实了本文的主要理论基础,沿着Berle和Means开创的LLSV发展的研究主线,分析了现代公司代理问题的研究范式与内容的演化。

此外,对我国证券市场股票发审制度、ST制度等进行了总结,这为后面的研
究作了制度背景铺垫。

这些制度安排使得上市资格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壳”资源,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控制与“一股独大”的特征正是控股股东各种行为得以存在的客观条件。

然后,在对相关文献和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以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近年的数据为基础,按照“制度—行为”的逻辑主线,运用单变量检验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变量交互效应检验模型及二阶段最小二乘法等多种计量模型与案例研究方法,基于大制度分析框架论证了政治制度对控股股东支持行为有外部干预效应、证券市场制度对控股股东支持行为有机会主义效应及企业制度对控股股东支持行为有内部寻租效应,证明了企业集团形式有外部制度的替代效果与内部资本的配置作用。

本文侧重于“制度影响行为”的效应分析,研究结论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主要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如下:从理论上分析政府作用的两种观点——发展观和政治观出发,实证结果证实了控股股东支持行为中存在政府干预效应。

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控股股东产权性质下的结果有一定差异,冗员率与上市公司的中央国有控股股东支持的正相关不显著,GDP、金融市场变量与上市公司的民营控股股东支持的相关性不显著,而所有解释变量与上市公司的地方政府控股股东支持都存在显著相关性。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在股权再融资中有巨大的潜在利益,因此,控股股东有支持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也正是基于获得再融资机会的考虑,所以支持性盈余管理是一种机会主义支持。

实证结果证实了控股股东的“支持性盈余管理”假说和“机会主义支持”假说。

为避免失去上市资格以及防止集团内财务危机的扩散,控股股东有支持财务困境公司脱困的激励。

实证研究表明,ST状态与控股股东支持性资产重组频率显著正相关,并且与资产收购、资产剥离、资产转换与债务重组显著正相关;由于控股股东“保壳”动机的存在,集团控股股东能够通过内部资本市场对集团内ST 公司进行支持帮助其脱困,因此企业集团具有盈余溢出效应。

上市公司经理游说能力影响控股股东支持行为。

本文从经理在企业服务的时间、任总经理的时间和担任集团或控股股东单位职务情况等四个方面构建了经理游说能力指数,实证结果表明,经理游说能力的相对指数值越大,则经理的游说能力相对于其他成员公司的经理越强,从而对集团控股股东的支持行为和资源配置影响越大。

集团控股股东通过内部资本市场支持成员企业的创新研发。

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企业集团在创新中的制度替代与组织作用这一现实出发,实证研究发现,集团控制型民营高科技上市公司R&D投入对现金流具有敏感性,而对外部股权融资不敏感;在受到现金流约束时,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为成员企业获得更多的财务资源起到基础制度作用;集团内上市公司R&D投入随着所获取的内部资金的增加而增加,集团控股股东对成员企业的资金支持会随着所有权的上升而增加。

最后,本文指出新兴市场的政府干预应注重解决分配公平问题和缔约自由,同时要注意防范上市公司在成长过程中对控股股东支持的路径依赖与内部资本市场的搭便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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