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考古学概论_连载之十

合集下载

日本考古发现

日本考古发现

日本考古发现日本考古学家在一处被称为“日本庞培”的考古遗址发现1400年前身穿盔甲的武士尸骨。

关于日本考古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日本考古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日本考古发现之日本考古挖掘发现6世纪一具“庞培武士”尸骨这具尸体的历史可追溯至日本6世纪古坟时代,该男性死者被掩埋在喷涌的炽热火山灰中,从而使得他的尸体完好地保存下来。

尸体面向熔岩流经的方向,考古学家认为他死前试图逃离这个危险的环境。

日本古代武士的盔甲是由小铁片制成,通过从朝鲜半岛运输而来的皮革条捆绑在一起。

从死者的盔甲可以看到他生前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据悉,日本迄今为止发现大约600具古代盔甲,通常发现于墓室之中,这是首次发现被火山灰烬掩埋的武士尸体。

目前尚不得知关于这位男性更多的信息。

日本考古发现之武士的历史源流日本武士日本武士的产生是在平安时代,九世纪中期开始,一些地方领主开始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势力。

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一种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

到了十世纪,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更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日本的特权统治阶级。

日本镰仓幕府是日本武士道的发源地,不过并没有成型,而是后来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思想才最终成型。

镰仓幕府建立武士道之处,还是以倡导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为主,但做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的武士道,它根本不无法吸收到儒家和佛教的真谛,倒是日本民族固有的神道教,弥补了儒教和佛家的思想中不能满足武士道的某些缺憾。

日本考古发现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推荐度:点击下载文档文档为doc格式。

日本考古学概论_连载之四

日本考古学概论_连载之四

日本考古学概论——连载之四●小林行雄 著 韩 钊 李自智 译第十一章 弥生时代的居住弥生时代与绳纹时代最大的区别在于,弥生时代属于农耕文化。

从考古发掘资料着手,我们已能对弥生时代作出一个比较概括的解释。

当时自然环境与绳纹时代相同,但弥生人选择居址时,往往是倾向于适合经营水田的地点,可见水田耕作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

而且也利用河川来灌溉农田。

绳纹时代对于润湿地带是不感兴趣的,而在弥生时代则具有极大的价值。

弥生人并在低洼的土地上区划成畦,这种广阔的水田,无疑也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

过去只能单纯地受到山与海的恩惠的岛国人,现在经过自己的努力,用一锹一锄改变了自己国土的面貌,使这片土地呈现出一幅苇丰穗瑞的景观,一个新的国家也就这样形成了。

弥生时代的居住遗址,大部分还是竖穴。

但是,可以想见适应水田作业的低湿地未必是最好的居住地。

谈到弥生时代的聚落,前期在海滨附近还留有小贝丘遗址,前期以后多居住在低地。

中期新出现的聚落,往往是营建在小小的丘陵之上,能俯视到自己的耕地。

这种聚落与耕地分离的现象,到后期由于聚落的分散,有些居址又迁到低地而消失了。

上面主要讲的是近畿地方的遗址分布情况,其他地区大体相同 。

以定居生活为前题,属于农耕文化的弥生时代聚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集团住宅。

东京都大田区久 原・岭一带的多摩河西的肥沃台地,有着数以千计的竖穴居住遗址 。

遗址大小不等,而且保持着一定的方向,大约属于有着规定相隔距离的居住遗址。

即使不是同时期营建的,它们的布局与排列也是非常合理的,令我们惊讶不已。

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观察久 原遗址,竖穴居址的分布范围超过了600×200米的区域。

现代日本大和及河内平原的农村,实际上300米的范围就是一个村落。

可见当时的聚落就规模来讲,与今日相差无几。

据奈良县矶城郡川东村唐古池的发掘 ,了解到了这一地区竖穴住居址的分布状况。

就其数量和密度来看,可证久 原属于正常的分布范围。

日本考古学概论_连载之五

日本考古学概论_连载之五

日本考古学概论——连载之五●小林行雄 著 韩 钊 李自智 译第十四章 弥生时代的服饰弥生时代的服饰,与绳纹时代最大的区别,就是随着纺织物的出现给服饰带来了变革。

但如果要详细论述这个时代的服装,因没有实物留下,还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只能很概括地说与古坟时代没有多大区别。

至于谈及纺织品最为普遍的依据,是由于纺轮的存在,还有陶器的底部以及其他物品有布纹的压痕这一事实。

当时的纺织物的织布方法①,是最原始的平织法。

一般线的密度在一平方寸里有经线40或50根,纬线30根左右。

线的材料是苎麻等树皮草茎。

其稀疏程度,接近于麻布。

弥生时代用玉和角、贝等材料,制作了各种各样的装饰品,这点与绳纹时代相同。

而且装饰品的形状及材料也都比较固定。

但是具体地怎样用它们来装饰身体,我们还无法知道。

但贝制的腕饰是用芋贝和天狗螺这种大型卷贝切制而成的,通常男子用天狗螺的贝镯(图二四,1、2),女子用芋贝制的贝镯(图二四,3),它们属于一种区别性别的标志。

在福冈县饭冢市立岩遗址的瓮棺中,发现了人骨架上戴的贝镯。

它是以大小为顺序,若干个腕饰排列而成,小的接近手腕,大的接近肘部。

这说明弥生人已经注意到了佩戴装饰品的细小环节。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贝镯是什么时候戴上去的。

象立岩遗址发现的直径6厘米以下的小型贝镯,如果不是少年时期戴上的,长大以后那将是无法戴上去的②。

当时的情况是男女都戴着这种贝镯,左右两臂各戴10个以上,而且通常都在前肘。

这些装束无疑不适应劳动。

在神户市兵库区熊野河原遗址发现一个有盖的陶器中,放了35个天狗螺制成的贝镯③,这也许是有意取下放在罐中收藏的。

弥生时代因已掌握了青铜器的制作技术,所以以贝制腕饰为样本制造了青铜手镯④。

发现的青铜手镯并不十分多(图二四, 4),但分布范围很广,曾在佐贺县和静冈县出土过。

形制多属于天狗螺贝饰。

如贝制腕饰突起的部分,因受材料的限制,使这部分呈自由地变形。

除了这种青铜制的腕饰外,在奈良县唐古遗址出土的弥生时代前期的陶器中,还发现有涂红漆(图二四,5)的木镯⑤。

第一章 岩宿文化

第一章 岩宿文化

第一章岩宿文化(?—约8500年前)距今数百万年以前,人类的远祖通过劳动实践,逐渐从猿群中脱颖而出,在地球上印下直立行走的最初足迹。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学会将石块、骨角、木材等加工成简陋的工具,用以采集植物或猎捕动物;他们使用音节简单的语言,相互之间传递信息,形成小规模的群落,开始能动地作用于自然,从而揭开人类原始文化的序幕。

事实证明,人类的进化与文明的发展同步并进。

因此,探寻人类踏上日本列岛的最初足迹,也就意味着追溯日本文化生成的源头。

以岩宿遗址的发现(1949年)为契机,日本列岛的旧石器文化渐露端倪。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最早踏上日本列岛的远古人类,至少可以追溯到10万年以前的古人,3万年前新人的足迹遍布各地,约4千处遗存出土的石器、骨器甚至粗陶、雕像(即“维纳斯”),为我们了解这种文化(即“岩宿文化”)提供了大量素材。

1万2年前岩宿文化内部萌发一些新要素,距今8千500年前在外力作用下过度到绳纹时代。

我们将在这一章中主要利用考古学的成果,分成“化石人之谜”、“海底通途”、“智光初显”3节,追踪远古时期化石人迁徙日本列岛的足迹,描摹人类心智初开之际创造的文化景观,考察岩宿文化与绳纹文化的承继关系。

第一节化石人之谜1,寻根觅祖;2,岩宿遗址的发现;3,日本的化石人第二节海底通途1,大陆动物的东迁;2,北京猿人东渡说;3,陆桥通天堑第三节智光初显1,石器文化源流;2,最早的粗陶;3,远古“维纳斯”;4,原始艺术第一节化石人之谜1,寻根觅祖日本民族的起源,是个旷古之谜。

千余年来,人们始终上下求索,试图破译之。

然而,由于古人科学知识贫乏,结果只能坠入想象的迷雾,在神话中寻找心灵的归宿。

日本现存最古的汉文史书《日本书纪》(720年),辑录了大量上古流传下来的开天辟地的神话,兹引一则如下:“天地未生之时,譬如海上浮云,无所根系。

其中生一物,如苇牙之初生泥中也。

便化为人,号国常立尊。

”根据另一则创世传说,兄妹神伊邪那岐与伊邪那美相爱成婚,先造日本诸岛,继生山川草木,复育芸芸众生。

日本考古学概论_连载之六

日本考古学概论_连载之六

日本考古学概论——连载之六●小林行雄 著 韩 钊 李自智 译第十七章 弥生时代的习俗使弥生文化大放异彩的,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属于铜剑、铜矛和铜铎这些国产青铜器。

这些国产青铜器中,铜剑、铜矛为利器,铜铎为乐器,各自的起源还不甚明了。

譬如它们的原始型是什么样的?又如何从利器和乐器变成了一种大型的器物?为何有些器物又埋入了地下。

本章将对这些问题作出论述。

首先我们对弥生时代的舶来品青铜利器按种类述之①。

剑、矛、戈这三种,据国产铜利器的分类,分别被称为细形铜剑②、狭锋铜矛、狭锋铜戈。

它们都属于秦式青铜器文化,具体制作地不详。

据说朝鲜半岛也在流行。

它们在其他地区原来是作为一种实用的武器,其锋锐利,刃也是铸造后又细心磨研的。

根据此模式,日本铸造出了平型铜剑、广锋铜矛、广锋铜戈,均形体较大,锋呈扁平,刃部因没有开刃,难以使用。

矛和柄孔中还含有范的残土,可见从没有使用过。

铜铎作扁圆形,铎的上半部有半圆形的钮③,左右还有叫作鳍的突起纹带。

这是一种国产的青铜器,据说起源于中国秦式青铜器中的编钟,但与其还稍有差异。

朝鲜半岛发现的小铜铎的形状与日本的铜铎非常接近。

铜铎根据纹饰和细部的特征分型,有横带纹式、定型式、突线带式三种。

横带纹式非常小,高不到20厘米。

定型式以40、50厘米高为标准。

而突线带式为大型,高达150厘米。

其形式的变迁也以上述为顺序。

横带纹式铜铎因铎身的纹饰呈横带状而命名,形状小而厚重,带有铜质的黑色。

它是将输入的铜器熔毁后再造的,这是学术界的共同看法。

而且这类铜铎锡的含量多。

定型式铜铎有流水纹铎(图三二,1)和袈裟纹铎(图三二,2),是铜铎最普通的两种形式。

铜铎上铸有各种画面的,主要也是这类铜铎。

突线带纹铜铎是铎身的纹饰中带有显著的隆起实线,以此而命名。

大型的身高有丈余,钮也一样增高。

但钮不是头盔形而为钱币形,钮及鳍部分有装饰的耳出现,这是它的特点所在。

这种形式的铜铎因器体大而为了便于铸造,减少了合金中锡的成分,这或许是这类铜铎含锡少的原因之一。

关于考古的文章-概述说明以及解释

关于考古的文章-概述说明以及解释

关于考古的文章-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致力于通过研究文物、遗址和遗迹来探寻人类历史的真相。

它是一门融合了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学科,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化价值。

本文将深入探讨考古学的定义、历史背景、方法和技术以及它对人类文明的意义。

首先,我们来了解考古学的定义和起源。

考古学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古代的”或“古老的”。

它最早出现在18世纪,当时人们认识到通过发掘和研究文物和遗迹,可以了解到远古时期的人类生活和文明状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发展出各种研究方法和技术。

其次,历史背景是理解考古学发展的重要一环。

考古学在不同的文明中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

早期的考古学主要是为了研究古埃及和古希腊的文化和文明。

随着欧洲殖民扩张的推进,考古学的地理范围逐渐扩大到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地区。

二战后,考古学家们的兴趣逐渐从古代文明转向古代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

然后,我们将深入探讨考古学的方法和技术。

考古学家通过系统的发掘、清理、记录和分析等工作,逐步还原出历史遗存中的信息。

他们利用各种科学手段,如碳14测年、卫星遥感、地质勘探等技术,来推测遗迹的年代、环境和人类活动等方面的信息。

这些方法和技术的发展,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准确和全面的资料。

最后,我们将探讨考古学对人类文明的意义。

通过对文物和遗址的研究,考古学为我们揭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演化过程。

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古代人类的宝贵信息,还为我们认识历史和挖掘文明发展的启示。

考古学的成果对于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教育普及和民族认同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将以全面、系统的角度探讨考古学的定义、历史背景、方法和技术以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意义。

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探索,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人类的过去,同时也为未来的考古学发展提供一些启示和思考。

1.2 文章结构本文按照以下结构进行组织和展开:引言:通过对考古的概述,引出文章的主题和重要性。

岩宿文化

岩宿文化

第一章岩宿文化(?—约8500年前)距今数百万年以前,人类的远祖通过劳动实践,逐渐从猿群中脱颖而出,在地球上印下直立行走的最初足迹。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学会将石块、骨角、木材等加工成简陋的工具,用以采集植物或猎捕动物;他们使用音节简单的语言,相互之间传递信息,形成小规模的群落,开始能动地作用于自然,从而揭开人类原始文化的序幕。

事实证明,人类的进化与文明的发展同步并进。

因此,探寻人类踏上日本列岛的最初足迹,也就意味着追溯日本文化生成的源头。

以岩宿遗址的发现(1949年)为契机,日本列岛的旧石器文化渐露端倪。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最早踏上日本列岛的远古人类,至少可以追溯到10万年以前的古人,3万年前新人的足迹遍布各地,约4千处遗存出土的石器、骨器甚至粗陶、雕像(即“维纳斯”),为我们了解这种文化(即“岩宿文化”)提供了大量素材。

1万2年前岩宿文化内部萌发一些新要素,距今8千500年前在外力作用下过度到绳纹时代。

我们将在这一章中主要利用考古学的成果,分成“化石人之谜”、“海底通途”、“智光初显”3节,追踪远古时期化石人迁徙日本列岛的足迹,描摹人类心智初开之际创造的文化景观,考察岩宿文化与绳纹文化的承继关系。

第一节化石人之谜1,寻根觅祖;2,岩宿遗址的发现;3,日本的化石人第二节海底通途1,大陆动物的东迁;2,北京猿人东渡说;3,陆桥通天堑第三节智光初显1,石器文化源流;2,最早的粗陶;3,远古“维纳斯”;4,原始艺术第一节化石人之谜1,寻根觅祖日本民族的起源,是个旷古之谜。

千余年来,人们始终上下求索,试图破译之。

然而,由于古人科学知识贫乏,结果只能坠入想象的迷雾,在神话中寻找心灵的归宿。

日本现存最古的汉文史书《日本书纪》(720年),辑录了大量上古流传下来的开天辟地的神话,兹引一则如下:“天地未生之时,譬如海上浮云,无所根系。

其中生一物,如苇牙之初生泥中也。

便化为人,号国常立尊。

”根据另一则创世传说,兄妹神伊邪那岐与伊邪那美相爱成婚,先造日本诸岛,继生山川草木,复育芸芸众生。

日本考古学概论_连载之一

日本考古学概论_连载之一

日本考古学概论——连载之一●小林行雄 著 韩 钊 李自智 译 编者按: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考古学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已成为引人关注的课题。

为此,有必要把国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考古研究论著介绍给国内读者。

从本期起将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已故著名日本学者小林行雄的《日本考古学概论》的译文,以飨读者。

小林行雄是日本知名的考古学家,一生著述等身。

他的《日本考古学概论》为其代表作之一,在日本一版再版,代表了目前日本考古学界的学术水平。

小林行雄博士略历《日本考古概论》1951年12月作为《创元撰书》第218本公开发行,它不局限于单纯地介绍日本考古学的遗迹、遗物,而且还论述了各个时代的文化史,即使在今天,它也作为著名的概论书多次再版。

正如博士在序文中所叙述的那样,这本书作为大学里一个学年的教材开始编写于1947年,那是他在立命馆大学文学部讲课时所用的,其后对原稿作了反复推敲和绘制插图,五年后以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形式公开出版发行。

从今日的角度来看,本书没有记述旧石器时代的内容。

正如第一章的注4中所写的那样,本书执笔中,尽管1947年群马县岩宿发现被确认为日本最早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但关于旧石器时代其后仍有进一步的研究。

博士在后来也想加上旧石器时代的叙述后再出版一个改订版,但终于没将此事完成便逝世了。

而且关于历史时代的考古学,象他在第一章的末尾所说的那样:期待着续编早日问世。

1962年的《古代的技术》、1964年的《继古代的技术》,便是这方面的书籍。

小林行雄先生1911年出生于神户市。

1929年从兵库县神户一中毕业,同年进入神户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

1932年毕业后被任命为该校建筑科的副手,仅仅三个月便退职,到了建设设计事物所去工作。

从中学生时代开始,他就对考古学有兴趣。

1928年向史前学杂志投稿,发表了题为《关于摄津国神户市筱原遗迹》的处女作。

1930年面见东京考古学会的主干森本六尔,其后在《考古学》上连续发表了关于弥生时代陶器的重要论文,与森本共同完成了《弥生陶器聚成图录》一书。

  1.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2.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3.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日本考古学概论——连载之十●小林行雄 著 韩 钊 李自智 译第二十九章 古坟时代的葬制(三)古坟时代的坟墓,从外形到内部设施,有各种各样。

随着时代的推移,墓葬结构发生变化,随葬品也有所不同。

具体来说,早期古坟中以随葬铜镜、装饰品、利器等为主。

晚期古坟中铜镜的随葬减少,而出现了用马具、陶器随葬。

如前所述,马具及须惠器传入日本已是古坟时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古坟随葬品中不会有这些器物。

当时一般都是选择贵重物品随葬的,但中期有许多的石制模仿品随葬,后期出现了大量的陶器随葬。

随葬品的放置,棺内有装饰品及刀剑等物,死者生前的其他用品放置在棺内外,其中有一些是专门制作的明器。

前期、中期多随葬石制模仿品,后期出现灶形陶器,这些都是非实用品。

当时还有一类器物也随葬,即送葬仪式中使用的器物。

例如后期的横穴式石室中,多放置有须惠器,这些实际上是给死者供奉各种食物的器皿 。

须惠器随葬在石室内的风气,也许是随陶器的传入而从大陆一并带来的习俗。

但放置陶器祭祀死者的风俗,实际上日本早就流行了,只是不是在石室内,而是在坟丘的表面放置土师器,而且还发现古坟上土师器和须惠器并列放置的现象,它们也许就是某种仪式后留下来的遗物。

围绕着坟丘放置几重圆筒埴轮,最早的意义是在埋葬之后又在坟丘外进行某种仪礼。

它除了认为有固定土的作用外,并且有强化古坟这种圣域区域的意义。

我们是从在圆坟或者前方后圆坟的后圆顶上,特意将圆筒埴轮围成一个方形这一做法作出上述推测的 。

各种各样的埴轮在古坟的什么位置(图六三,1—10),怎样排列?对此问题实际上还没有搞清楚。

前方后圆坟的情况是这样的,房屋形埴轮多放置在古坟后圆部的顶上,华盖、箭袋、盾等器物埴轮,原先也放在房屋形埴轮旁。

前方后圆坟的前方部是进行埋葬仪式的场所,后来这部分也放置器物埴轮。

同时还有人物埴轮和鸡、马等动物埴轮,这些种类,几乎作为常设的装饰物摆在墓上。

人物埴轮的出现,有一种推测是人们曾集中在墓旁进行祭祀,用陶土做成人俑也可以代表祭祀这层意思,所以就有了墓上放置人物埴轮的现象。

中期以后,出现了周围有濠沟的前方后圆坟,这时也有将人或马的埴轮放置在濠沟外堤上的例子 。

它表示实际上这时人们的祭祀场所已经离开了濠沟。

后期的横穴式石室墓圆坟,也有埴轮继续使用。

这个时期除了房屋形埴轮和华盖形埴轮放在坟丘的顶部外,在石室入口的中心,还左右站立着人物埴轮 ,这是由于围绕古坟有一圈濠沟,人物埴轮还残留坟丘上。

祭祀物一度移至濠沟,但横穴式石室墓开始流行后,又转入石室内,在墓前祭祀。

这时外部放置埴轮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渐渐地衰落了下去。

由于要给死者供奉食物,所以代替埴轮是灶形陶器,以及利用别的器具来盛放祭品,通常都在横穴式石室的入口处进行祭祀活动。

可以说古坟时代在全国范围内,都用埴轮随葬。

但在福冈、熊本、大分三县及九州的一部分地区,还有用阿苏熔岩作成石人、石 考古与文物 1998年第2期 图六三 古坟时代的陶器1.马2.猴3.犬4.鹿5.鸡6.水鸟7.盾 8.华盖 9.短甲 10.船马随葬的。

它们与象形埴轮的作用相同(图六四)。

石人有立体的和扁平的两种,后者用板状石材加工出盾和箭袋,人体仅是浮雕式的轮廓。

如果这些盾和箭袋是表示象形埴轮的话,那么立体的石人中,除了人体,连甲胄也表现出来了。

另外还有仿照刀和陶器这些形状的。

一般认为,石人石马是由雕造石棺技术熟练的工人模仿象形埴轮制作出来的。

同时,这些地区在横穴式石室的内部壁面,或用线刻,或用色彩,描绘种种图案,并且有日本独特的直弧纹装饰,通常叫装饰古坟。

装饰古坟有一个发展过程,它是经过圆形或三角形等几何图形,发展到绘有人、马、舟等图案的。

但这仅仅流行于九州地区。

有学者认为,这些古坟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比如石人石马是受中国六朝墓葬的石人石兽的影响,装饰古坟是根据朝鲜高句丽墓壁画而来的。

因为九州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距大陆最近。

上述观点,我们觉得还有继续研讨的必要。

它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目前尚不明了。

但墓室内部加饰壁画的现象,在畿内或者关东地区都少见。

墓前祭祀场所要求庄严,这是当时人们潜在的意识。

古坟时代并不是一墓只限埋一人,横穴式石室中有安置两人的设施。

前面所讲的福冈县嘉穗郡桂川町寿命的王冢古坟的石室(图六五),以棺床上雕刻出两个石枕而有名 。

墓室设计时就有收容几个个体的思想。

即使当初没有这个计划,但在横穴式石室内放置两个以上石棺的例子也不止两三个。

从这些资料来看,尽管横穴式石室的筑造一开始是为了某个死者,但决不是个人所独占。

如果他人也使用,对最早的死者也并不是一种非礼。

但一个石室内所埋葬的人恐怕仅限于同一家族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墓葬看作是一个冥间的话,就是接二连三地把死者送了进去。

京都市左京区太秦天冢古坟 是一座两个横穴式石室的前方后圆坟,为一坟两人合葬墓。

一个古坟数次埋葬使用,仅是在前期。

滋图六四 古坟时代的石人石马1、2.石人 3.石马贺县蒲生郡安土町葫芦山古坟,后圆部分有三个竖穴室,前方部分有两个箱式棺,一个前方后圆坟设计了容纳五个人的墓室,这在前期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如果把前方部分和后圆部分分开来计算,那么埋入两棺的圆坟,将是不胜枚举。

合葬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的葬制。

一个石棺有收容两个或三个个体的遗骸。

箱式棺比当初只放一具遗骸要宽大一些。

舟形石棺一端刻有石枕,或者在组合式的长方形石棺中,有放置两个人用的石枕。

山梨县东八代郡右左口村大丸山古坟就是这种情形。

还有的是最初只是为一个人做的石棺,但后来连续放入几个死者。

古代的坟丘石室,两个人以上的合葬墓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我们考察一下中国汉代的墓制,它们有以夫妇为单位营造坟墓的习俗。

在学者们之中,一个古坟埋入两人,有人认定必然是男女合葬。

实际上在日本的古坟中,除依人骨来判断性别外,从装饰品及随葬品来分析性别比较困难,因为男女的区别在这方面并不显著。

因此,就一坟两人合葬来看,即使作出与中国汉代合葬相同的推图六五 古坟时代的装饰古坟断,也还是显得论据不足。

日本以家族为单位,除过夫妇,作为家族的血脉延续,也有资格在墓地占有一席之地,这或许也是一种可能吧。

第三十章 古坟时代的年代上面我们对古坟时代的文化作了概括性的介绍。

本章主要想讨论一下古坟时代的绝对年代。

因为古坟时代的材料甚少,只能从弥生时代末期的年代中,推测出古坟时代的起始年代。

日本使用公元纪年,已是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公元645年)以后的事。

在这以前是用天皇的谥名,以干支表示年号。

和歌山县伊都郡隅田八幡神社所藏的仿制画像镜(图六十六),有“癸未年八月日十大王年男弟王在意柴沙加宫时”(即继体天皇继位前在押坂宫住) 的铭文。

熊本县玉名郡江田町船山古坟发现的大刀,有“治天下犭复□□□齿大王世”(即在多治比宫治天下的是反正天皇这一代)的镶嵌铭文。

但是,象这样的纪年不过是宫廷的记录,在古坟时代的随葬品中非常少见。

因此,依靠随葬品器物自身的铭文,要想搞清楚古坟时代的绝对年代是比较困难图六六 仿制画像镜的。

即便日本没有纪年器物发现,如果从大陆输入的器物中有大陆纪年的话,也是推断日本纪年的有力资料。

实际上日本有中国的纪年铜镜出土,如铜镜上有魏的正始年号、吴的赤乌年号,这些都能推算出古坟时代的一部分墓葬年代(图六七)。

还有一种方法,即使遗物本身没有纪年铭文,但可以与有铭文的同种遗物相比较,根据遗物的样式及流行的年代,就能间接地推算出古坟时代相应的年代来。

最合适的遗物,就是各地古坟中出土的中国传来的铜镜。

日本古坟中所发现的铜镜,有内行花纹镜、方格规矩四神镜等汉代中期的镜,还有画像镜和神兽镜这些汉末乃至三国时代的镜。

而画纹带神兽镜是六朝时代流行的。

尽管发现的铜镜并不是很多,但在日本发现的中国铜镜实际上已包含了其自身发展将近六百年的历史,且数量也有490多面。

《魏志・倭人传》记载,汉代对邪马台国的使者一次就给予了百余面铜镜。

在日本发现的中国铜镜,几乎包含了各个时代的各种样式,因而很难说仅仅是通过四五次的交往而输入进来的。

如果镜的输入频繁的话,那些拥有铜镜的人死后就将其随葬入墓。

因此,根据镜自身年代便可以推断出古坟的年代来。

但是,从古坟中发现的四百余面舶来镜的年代来看 ,占总数50%以上的是三国时代的镜,而汉镜占30%,六朝镜占20%。

汉镜作为随葬品的较少,大多是三国时代的镜。

换言之,用随葬的铜镜来判断古坟年代的方法,比较多的是能把三国时代和六朝区分开来 。

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同一古坟出土的汉镜和三国镜,三国镜几乎没有使用痕迹,甚至连手摩擦的痕迹都没有,而汉镜是西汉中期制作的镜,钮周围及镜边有明显的摩擦痕迹。

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同时埋入古坟中的镜,有很早就传来的铜镜,也有刚刚到手就马上随葬的铜镜。

汉代铜镜传入日图六七 日本出土的中国镜1.清白镜2.方格规矩四神镜3.花纹镜4.画像镜5.三角缘神兽镜6.画纹带神兽镜本是在弥生时代,但区域仅限于北九州一带,在墓中随葬铜镜的现象并不普遍。

三国时代在输入铜镜的时候,也带来了铜镜随葬之风。

这时建造的坟墓,是前方后圆坟。

前章我们已谈到圆坟及前方后圆坟都有随葬汉镜的现象,属古坟时代前期的墓葬,时当三国时代。

因此,就我们今日的研究结果可知,古坟时代前期的开始年代,大概是公元三世纪以后。

关于三世纪日本已有了文献记载,即《日本书纪》。

记载了在位69年的神功皇后的摄政时代,其后是应神天皇的统治。

但这些都是难以确信的。

《书纪》所言的前一世纪约当崇神天皇时代,大概相当于三世纪的前半叶。

据管政友以来的诸学者的说法,作为皇陵的崇神陵是一个初具规模的陵,在这以前的皇陵就不太明确了。

这大概不是一种巧合。

但是,前面所谈到的邪马台国卑弥呼对于魏的朝拜,是三世纪中叶的事情,并在中国传闻卑弥呼死后建有直径百步的大冢。

中国铜镜的制作年代与传入日本后埋入墓中的年代,即使有一段时间的间隔,但属于三世纪的中叶是无可置疑的。

那么,古坟时代的中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中期古坟出土的六朝铜镜来看,还难以定出具体的年代来。

中期是规模较大的前方后圆坟的流行时期,应神陵、仁德陵便是这个时代营建的。

因此,根据天皇所下葬的年代来判定是比较正确的方法。

仁德、反正、允恭、安康、雄略诸天皇,在《宋书・倭国传》中分别给予赞、珍、济、舆、武的名字,认为他们是五世纪开始相继在位的五位倭国王,这是诸位先学的观点。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占据五世纪前半叶的是以仁德天皇为中心的时代,四世纪后半叶到五世纪后半叶是属于古坟时代的中期。

古坟时代中期和后期的界限,畿内以横穴式石室墓的出现为后期的一个标志。

但还难以明确中、后期的界限。

后期的中心是六世纪,从圣德太子的矶长陵 和天武天皇的桧隈大内陵的积石横穴式石室来看,七世纪的后半叶还有这样的石室墓。

奈良县南葛城郡葛村水泥古坟的房屋形石棺在绳挂突起物的正面 ,雕刻有浮雕式的六瓣莲花纹,这种石棺据考察到飞鸟时代仍在使用。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