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潮与运动概要

第一个十年：-------------------文学思潮与运动部分-------------------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二卷起易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即以此为肇始。

1917年《新青年》迁至北京。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语体改革，提出应从“八事”着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话、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同年二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上述两篇乃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

钱玄同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势在必行，指斥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廖种”。

刘半农则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散文，使用标点符号等许多建设性意见。

傅斯年也围绕“文言合一制定国语”提出一些设想。

但文学革命的主张，在思想禁锢的“无声的中国”一时还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于是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春年》演了一回“双簧戏”，即由钱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写信，模仿旧文人口吻，提出反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种种观点，然后由刘半农写复信，逐一辩驳，因而引起广泛的社会注意。

1918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来概括文学革命的宗旨，意在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

同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文学之本，试图将 19 世纪欧洲文学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道主义直接移用于中国新文学。

1918年冬天，陈独秀、李大钊又办了《每周评论》杂志，同时，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办了《新潮》月刊，也致力于提倡白话文，提倡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西文艺思潮，文学革命的影响就越来越大。

同时还批判“黑幕派”和鸳鸯蝴蝶派，有周作人《论黑幕》、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鲁迅《关于<小说世界>》等。

贡献和影响甚大的著名古文家、翻译家林纾（林琴南）出来正面迎击文学革命，反对以白话文取替文言文。

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攻击北京大学的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1919年3月18日《公信报》。

）北大校长蔡元培（蔡鹤卿）在致林纾的公开信中则重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我主义”（蔡元培：《答林琴南书》，1919年4月1日《公信报》。

）林纾还写过一篇影射钱玄同、陈独秀与胡适的文言小说《荆生》。

《新青年》将这篇小说全文转载，逐项批驳。

1922年，又发生了与“学衡派”的论辩。

此派以1922年9月在南京创刊的大型学术性杂志《学衡》而得名，其同仁梅光迪、胡先骕、吴宓都曾留学美国，寝馈西洋文学，多受当时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是相信启蒙的理性可以导致重大的社会变革的，那么像“学衡派”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更相信靠伦理道德的理论来凝聚中国，所以他们对“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激进行为甚为反感。

他们试图以学理立言，在中外文化比较中坚持一个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堂，不激不随。

”其中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评新文化运动》、胡先骕《评<尝试集>》等文章对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有较为系统的批评意见。

对此，鲁迅发表了《估学衡》，抓住一些实例以揭破此派“学贯中西”姿态下的窘迫。

此外，有许多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拥护者先后写文迎击，批驳“学衡派”的保守立场。

1925年还发生过与“甲寅派”的论争。

章士钊复刊了《甲寅》周刊，发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试图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史等角度论争白话文不能取替文言文，说“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甚至断定“白话文学”已成就弩之末，要重新提倡“读经救国”。

对此新文学阵线全力反击，撰写了许多批判“甲寅派”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批驳了“甲寅派”阻挡新思潮的本质。

在与守旧派反复的较量中，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循导更明晰有力，脚跟站得更稳。

文学革命发动后，很快形成规模和声势，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和取得重大实绩。

★·首先，白话文得到全面推广。

“五四”后，各地爱国学生团体纷纷仿效《新青年》、《每周评论》，创办白话报刊，仅1919年就出版400多种。

到1920年，连那些最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等，也都采用白话文。

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低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

“‘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遂呈双潮合一之观”，“轰腾澎湃之势愈不可遏”。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文学革命促成了言文合一的“国语运动”，又为新文学的语体变革拓展了广阔的天地，并迅速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

★·第二，外国文学思潮的广泛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

1、文学革命的发动者通过作品翻译介绍外国文艺思潮。

《新青年》从第一卷起，就先后译刊了屠格涅夫、龚古尔、王尔德、契诃夫、易卜生等各式外国作家的作品。

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破天荒地出了一期《易卜生专号》，发表《娜拉》、《国民公敌》等三篇剧作，都是以反传统、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为宗旨的，正和“五四”精神吻合，影响非常之大。

在《新青年》的带动下，翻译活动迅速开展，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沈雁冰、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田汉、潘家驹、黄仲苏等人，都是极为活跃的译介者。

在“五四”后短短几年内，可以说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样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都先后涌入中国。

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尼采超人哲学、叔本华悲观论、弗洛伊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有人介绍并有人宣传、试验、信仰。

当然并非所有外来思潮都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大部分先驱者并不是盲目地照搬。

现实主义特别是俄国的现实主义影响最大，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学主流；浪漫主义也有较大影响，但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属于现代主义范围的各种思潮也曾吸引了许多作家，做了多种试验。

鲁迅就参照外国的近代小说的格式，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广泛吸取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手法，写出《狂人日记》等一批堪称中国现代小说基石的作品。

郭沫若《女神》也受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华格纳等外国作家创作的多元的影响。

郁达夫《沉沦》等“自叙传”抒情小说则是取法于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以及近代日本“私小说”的产物。

2、受不同文艺思潮和艺术方法影响的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群，又各自聚集为文学社团。

其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也最有代表性。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是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

发起人有周作人、沈雁冰、叶绍钧、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朱希祖、蒋百里、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等12人。

后来发展成员170多人。

主要刊物是《小说月报》，陆续编印了《文学旬刊》及《诗》、《戏剧》月刊等刊物。

主要提倡“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想。

创造社：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最初的成员有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穆木天、张凤举、徐祖正、陶晶孙、何畏等人。

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

他们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讲求文学的“全”和“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

新月社：1923年在北京发起，发起人有胡适、陈源、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

原是一个文化社交团体，成员大多数曾是旅英美留学生。

不久其内部逐渐形成一个诗人群，由此产生新月诗派，以1926年4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开辟的《诗隽》作为他们代表性的刊物。

前期新月派（指1928年徐志摩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之前）提倡新格律诗，因此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

他们致力于新诗艺术形式的探索，促使新诗艺术上走向成熟。

在诗歌创作上卓有建树的这一派诗人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等人。

语丝社：鲁迅所支持的语丝社，1924年11月成立，办有《语丝》周刊，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以倡导这种文体而获“语丝派”之称，主要成员有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冯文炳、俞平伯等等。

他们所创造的那种着重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任意而谈的随笔文体，又称“语丝体”，在现代散文发展中影响甚大。

与语丝社同时开展活动的有莽原社、未名社，办有《莽原》、《未名》等刊物，也在鲁迅扶掖下产生过一些作者，如高长虹、尚钺（yuè）、台静农、李霁（jì）野、韦素园、曹靖华、韦丛芜等等，多写反映农村现实的“乡土小说”，并译介许多俄国文学与十月革命的苏联文学作品。

1922年成立的浅草社办有《浅草》季刊，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中出过《文艺旬刊》，其骨干成员又于1929年秋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面则有冯至的诗歌，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多抒写知识青年苦闷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的色彩。

此外还有以写作爱情诗闻名的湖畔诗社，成员有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四人，1922年4月出版的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和后来的一些诗作，很能代表“五四”所唤起的一代新人的纯真和热情。

★·第三，文学理论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就整体而言，“新文学”是理论先行，即先有舆论倡导，后有创作实践。

在文学革命酝酿、发动和发展的过程中，先驱者始终在探讨如何建设新型的文学，核心是文学的现代化问题。

他们的思考大都援引还来不及充分消化的西方文学经验，又急于解决时代变革与文化转型所提出的迫切的问题，难免粗疏或偏激。

这一代思索者直接置身于新旧文化交替与东西文明撞击的漩流中，视野开阔，思想解放，使得“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极有生气，所议论的话题也比较实际，能引起普遍的关注，形成理论震荡，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除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两篇发难之作外，较重要的还有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钱玄同的《寄陈独秀》、《寄胡适之》，傅斯年的《文学革命申议》、《文言合一草议》，以及陈独秀与胡适、钱玄同等人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