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
史家吕思勉
文史春秋阅读。
吕思勉这段为秦桧翻案的事，也因为社会各种思潮，屡屡被人们提起。
吕思勉（1884—1957），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家”。
吕思勉在中国现代史学界以治学勤、著述富、研究领域广而著称。
吕思勉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勉拒绝了，依旧留在学界‘排不上号’的光华大学。
吕先生不去北京大学的理由是：光华的文学院长钱子泉（基博）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离开光华等于拆他的台，我不能这样做……”“一物有多少相，是没有一定的，有多少人看，就有多少相，看的人没有了，就相也没有了。
”这是吕思勉在1945年出版的《历文史春秋史学札记以联络。
吕思勉规模最大的一套巨著，是断代史《中国通史》，有《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均由开明出版社出版。
另外还有《隋唐五代史》，在他去世后，由中华书局出版。
原计划写的《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因他精力不足而中缀，其中的精要内容改用札记的形式记录下来。
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这样评价吕思勉：“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亟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
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
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文史春秋吕思勉早年对文字学有很深的研究，撰写的《中国文字变迁考》“记篆、隶、真、草之变迁，其中论汉代所谓古文一段，自谓颇有价值”。
他的《字例略况》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对1930年出版的《章句论》，吕思勉说：“论章句二字之本义，即今之标点符号，中国古亦有标点符号，而后抄写印刷时逐渐失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他在书中启示读者，对中国的前途应充满信心。
上海孤岛时期，各大学次第停办，光华大学沪校也暂时停办。
1941年，光华大学的15位同学得知吕思勉和另一位教授回乡的消息，于当年除夕晚上相聚在十六铺一家酒楼，为这两位深受同学尊敬的师长饯行。
浅谈早期吕著中的学本国史教科书
浅谈早期吕著中的学本国史教科书史学家吕思勉与中学历史教学结下不解之缘，既长期在中学任教，同时又编纂了大量的中学历史教材，在中学教育领域影响深远。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和《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
本文即从教科书的发展变化角度探讨吕思勉学术思想的变化。
1 学界反映吕思勉《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时，就极力矫正旧时历史偏重政治方面的弊端，求整体上的系统性。
但同时认为，政治史是十分重要的，绝对不能“矫枉过正”，“拉着什么书就抄”，不管“正确不正确”，以至于“没有系统”。
这是近来编写教科书出现的不好现象。
吕思勉对自己编写的这部书还是比较满意的，强调其“只叙事实，不参议论”，但也是有自己的意见。
历史是社会科学，贵于注重客观的事实，减少主观掺杂的成分。
编纂历史教科书，更加需要如此。
如果编者的意见掺入，不但会减少学者研究的精神，而且会造成教者与编者意见不同。
意见不同便会生出质疑。
所以“本书是只叙事实。
不参议论。
但是前此学者的议论。
实系公允。
而且成为史学界的常识的。
也宜为相当的输入”。
在教授法上，吕思勉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这部教科书虽然是按照时间的顺序依次编写，主要是因为最近世史的事，和眼前生活较切近，学生容易了解，且容易有兴趣。
一方面，在理论上讲，读后代史必须探其古代，才能真实了解；另一方面，在事实上讲，读古代史须有后代的史事前后对照才能容易理解。
在客观撰述与主观感情上，吕思勉认为自己的考据无论如何精确，也只能算考据，不能算事实。
同时，吕思勉把历史归于社会科学一类，研究历史也要用科学的方法，客观的态度。
对吕思勉大力赞扬的，主要是黄现璠。
1932年黄现璠在《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中，把吕著《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评为“颇为适合”的教科书，突出其贡献，并概括出以下特点：“（1）叙述简要，言必有物。
（2）材料确实，且多注明出处。
（3）分量适当，不繁不简。
中国史学四大家
中国史学四大家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现代国学大师。
吕氏治学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即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书籍报刊，借鉴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
吕思勉视野宽广，著述宏富，其中《白话本国史》具开创之功，《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四大断代史和《吕思勉读史札记》更是久负盛名，现将上述六大吕著史学名著的最新修订版本汇为珍藏套装，奉献给广大读者。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
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史家严耕望于《治史答问》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并谓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
全套六种十一册：白话本国史（全两册）本书共五篇：上古史；中古史（上、中、下）；近古史（上、下）；近世史（上、下）；现代史。
分上下两册，共百万余字，洋洋大观，以朴实流畅的笔调，对这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行叙述、考证和议论，是吕思勉先生所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
《白话本国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所为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
1920年12月，拟定写作序例，至1923年完成全书的编撰。
1923年9月，《白话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并一再重印，成为20世纪23年代发行量很大的一部中国通史。
1931年，吕先生应商务印书馆的要求，对第三篇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的文字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作为国难后的修订本继续发行，1935年，修订本已发行到第四版。
本次《白话本国史》的新版，以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为底本，参照了作者生前的修改和吕翼仁先生的校订，原书直排繁体、双行夹注，现必为横排繁体、单行夹注。
吕思勉与历史编纂的新探索
吕 思 勉 与 历 史 编 纂 的 新 探 索
刘 永 祥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历 史 学 院史 学 研 究 所 ，北 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 ：吕思勉 先 生是 梁启 超所 开创 新 史学的承 继者 和 实践 者 ，一 生著 述宏 富 ，尤 以 两部 中国通 史和 四部 断代 史奠 定其在 ２０世 纪 中国史学 史上 的 重要 地 位 。《白话 本 国史》以其 鲜 明 的进化 史观 ，严 密的历 史考证 和 流畅 的文 字表 述 开创 了通 史编 纂 的新 纪元 ；《吕著 中国通 史》 在 继承传 统 历 史编 纂遗 产的基 础 上 ，极 富创 造 性 地发 明 了两 大板 块 的新 式 体 裁 ，且 已显 现 出 对 马克 思主 义唯物 史观 的服 膺 。其 通 史编纂 思 想和 编纂 经验 在 《先 秦 史》、《秦 汉 史 》等 四部 断代 史中明显地 得到 运 用和发展 ，因而做 到 以丰 富翔 实的 史料 和 独 到深 刻 的议论 赋 予历 史记 载 以 巨大的震撼 力 。他 对历 史编纂 的不 断新探 索 ，亦折 射 出其 学术 思想 演进 的脉 络 。
纂 学 遗 产 的基 础 上 ，创 造 了 立 体 式 撰 史 的新 综 合 体 ，被 学 术 界 誉 为 “２０世 纪 中 国 史 学 的 压 轴 之 作 ”。然 而 ，在 ２０世 纪 历 史 编 纂 的探 索 过 程 中 ，有 一 位 史 学 名 家 亦 曾 作 出 独 特 贡 献 而 未 得 到 学 界 应 有 重视 ，他 就 是 吕思 勉 先 生 。
关键词 ：吕思勉；历史编纂 ；《白话本国史》；《吕著 中国通史》；断代史 中图分 类号 ：Ｋ０９２ 文献标 识码 ：Ａ 文章编 号 ：１００７．８４４４（２０１０）０４￣４８９—１１
吕著中国通史读书笔记
吕著中国通史读书笔记由《吕著中国通史》想开去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推崇吕思勉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吕氏之书“博通周赡但不够深密”严耕望，《治史三书》。
这些特点在《吕著中国通史》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这里，我就《吕著中国通史》一书的优点做一个简要的探讨。
首先，吕先生在写本书时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及学者的社会关怀意识。
在上册文化部分，涉及到的内容是与一般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包括：婚姻、族制、财产、赋税、实业、衣食、货币、住行、教育和宗教等，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在研究中重视文化、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不是像过往的帝王将相史研究一样，把视野集中在上层，尤其是上层的政治领域，这点在同时代的史学家来说是十分罕见的。
书中能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而不为其所限，较为全面的研究社会各个层面、诸多领域，具有自己的特点。
在关于阶级的论述中，既看见了阶级剥削的残酷，上下层之间的不可变动性，又看到了盲动的阶级斗争的危险性，对社会的分析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可谓“成一家之言”。
其次，吕先生在本书中有很鲜明的进化史观立场，弥补了传统史学对于社会变革的不足认识。
梁启超说“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
”吕先生在《白话本国史》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因而“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换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吕思勉，《白话本国史》。
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称《吕著中国通史》“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
先生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的社会现实为关怀，言论多有创造性。
在论及婚姻家庭制度时，纵观历史全貌，语言家庭制度必将改革，男女终将平等：论及政体时推崇民主原理，但感慨中国无代议政体的历史条件，急转而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等等，都是本土性与时代性相冲撞而产生的火花。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岳飞诸将罪状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岳飞诸将罪状：
1 所部兵“召群盗而用之，既无训练也无纪律”。
2 中央政府无权力，诸将骄横。
3 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宋高宗被金兀术一路追击，从浙江一直逃到海上三百里。
4 岳飞只在郾城打过一次胜仗，以两万胜一万五金兵，不足为奇。
5 韩世忠不救杜充，至使金兀术逼进临安，宋高宗往浙江鄞县逃窜。
6 杜充和金兀术大战，韩世忠却忙着把镇江所储之资尽数装上大船，焚烧城郭准备往海上逃窜。
7 金兀术回兵时被韩世忠拦截在镇江，最终因为韩世忠的大船无风不得动，被金兀术用火攻所破。
8 诸将之家，金帛充盈锦衣肉食。
9 韩世忠在秀州放军四掠，以至于绑架县宰以取钱粮。
10 每出兵必身在数百里之外，远离战场，谓之持重。
11 冒功邀赏，临战先遁。
点评吕思勉《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
点评吕思勉《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书店影印版《民国丛书》，收吕思勉1923年《白话本国史》，与诚之先生后来的修改版略有不同，现将此段摘录出来，供参考。
该书纪年法颇为特别，乃以民国纪元倒推，如“前七七五年”，指的是民国元年775年前。
]第三篇第一章第二节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金人知道刘豫是无用的，并不能靠他抵御宋人，前七七五年，十一月，就把它废掉，在汴京立了个行台尚书省。
点评——刘豫（1073—1146），字彦游，景州阜城（今属河北）人。
南宋叛臣，金傀儡政权伪齐皇帝。
北宋时历任殿中侍御使、河北提刑等职。
金兵南下时弃官潜逃。
建炎二年（1128年）杀宋将降金。
四年九月，被金人立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今属河北），后迁汴京（今河南开封）。
统治河南、陕西之地，配合金兵攻宋。
七年为金帅挞懒黜为蜀王，后改封曹王。
绍兴七年（1137年）被废黜，迁居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而死。
即绍兴和议是在绍兴七年刘豫被废后开始的。
吕思勉却从秦桧逃归开始谈，并且节选两篇建炎四年(1130年)的奏疏来说明南宋军事实力不足，必须议和。
为什么不用绍兴七年以后的军事状况来说明呢？于是和议开始了。
和议的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参看《廿二史剳记》卷二十六和议条）。
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真冤枉极了。
当议割三镇的时候，集百官议延和殿，主张割让的七十人，反对的三十六人；秦桧也在三十六人之内，金人要立张邦昌，秦桧为台长，和台臣进状争之。
后来金朝所派的留守王时雍，用兵迫胁众官，署立张邦昌的状，秦桧抗不肯署，致为金人所执。
二帝北徙，桧亦从行。
后来金人把他赏给挞懒。
前七八二年，挞懒攻山阳（楚州），秦桧亦在军中，与妻王氏，渡海南归。
宋朝人就说是金人暗放他回来，以图和议的。
请问这时候，金人怕宋朝什么？要讲和，还怕宋朝不肯？何必要放个人回来，暗中图谋。
秦桧既是金朝的奸细，在北朝，还怕不能得富贵？跑回这风雨飘摇的宋朝来做什么？当时和战之局，毫无把握，秦桧又焉知高宗要用他做宰相呢？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
中国近现代外交史参考书目
《中国近现代外交史》参考书目入门级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
3. 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进阶级1.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
2.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4. 金重远：《20世纪的世界》，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
挑战级1. [美]詹姆斯汤森、布兰德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 [美]帕尔默：《现代世界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
《非传统安全》参考书目入门级1.余潇枫：《非传统安全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进阶级1.[英]布赞：《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李晓敏：《非传统威胁下中国公民海外安全分析》，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国家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
4.余潇枫：《非传统安全蓝皮书：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非传统安全研究》。
6.赵远良：《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外交新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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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
他的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就说过，“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1]。
但是目前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比较重视，对吕思勉先生则相对冷落，这与他在学术界应受到的重视程度是不相称的。
加强对吕思勉先生学术的研究，对于科学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推进当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白话本国史》的开创之功在吕思勉先生众多的学术著作中，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本国史》是他《白话本国史》曾长期被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
用做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仅1933年至1935年间就重版了4次，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吕思勉先生曾在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任过编审历史教科书、参考书的编辑，又长“中国历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实践，对当时流行的通史教材状况有很深的了解。
他认为，史是很繁的。
要想博览，很不容易。
专看其一部分，则知识偏而不全。
前人因求简要，钞出的书，亦都偏于一方面。
如《通鉴》专记理乱兴衰，《通考》专详典章经制等。
且其去取的眼光，多和现在不同。
近来所出的书，简是很简的了。
但又有两种毛病：(1 )其所谓简，是在全部历史里头，随意摘取几条。
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都是有关紧要的。
(2)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主观羼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这样的著述既不能适应历史教学，又不能满足学生求知的欲望。
鉴于此，吕思勉先生本着“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而有用极严谨的法子，都把原文钞录，有删节而无改易。
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2]的原则撰写了《白话本国史》。
该书是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全书分4册，约60万字。
内容框架由绪论和五编构成，在每一编里又分若干章，详细地记叙了上起远古时代，下至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历史，既有政治史事又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而且还叙述了东南亚中西亚各国、各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具有世界史的眼光。
全书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分为六个不同的时期，即：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汉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西力东渐至清朝灭亡)；现代(辛亥革命以后)。
这种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明显区别于以往的史书，对时人和以后的史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白话本国史》出版以前，严格地说，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一部真正的新式通史。
1902年出版的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是在日本学者那珂通世著的《支那通史》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
由于《支那通史》是专为日本人而写，虽经柳诒徵改编，从总体上看仍然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的历史；1904年出版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是未完成之作，夏曾佑的书下限只到隋朝，刘师培的书下限只到西周末年。
而《白话本国史》则是从远古时代写到了民国初年，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通史。
由于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内容体例等方面都明显地具有新意，高于时人的地方很多，因而受到了人们的赞誉。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
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
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白话本国史》四册，书中虽略有可议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为一部极好的著作”[3]。
《白话本国史》为中国通史的编撰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另外，就《白话本国史》对秦桧和岳飞的评价而引起的诉讼案实际上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很多学者如明代的丘①、清代的赵翼等对秦、岳二人都有过不同的看法。
吕思勉先生对这一问题做了如下说明：“此书(《白话本国史》)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
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
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
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余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
”[4]表明吕思勉先生十分注重自己独立思考所获得的见解，主张“治学要根据自己研究的心得，不要妄从一般人和什么权威的说法”[5]。
这场诉讼案在学术界可以见仁见智，但沸沸扬扬的修改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白话本国史》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二、《白话本国史》的独特风格吕思勉先生是一位时代意识很强的史学家，他在史事考证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但又不同于乾嘉学派的为考证而考证，其思想能够紧紧跟上史学进步的潮流。
《白话本国史》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因此有着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与西方著史风格交互影响的特征。
《白话本国史》之所以有很大的学术魅力，与该书的独特风格和吕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是分不开的。
第一，《白话本国史》热情地宣扬进化史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变革的时期，中西文化交融为史学研究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进化史观最先由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介绍到了国内，与此同时梁启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系统地向国人论述了进化论历史观，发出了“史界革命”的号召，要求推翻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从而使中国史学的传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进化史观一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吕思勉先生热情地接受了进化史观，并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撰写了《白话本国史》，以此来声援新文化运动。
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热情地宣扬了进化史观，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实体。
他说：“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唤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
“这是朴素的正确的历史发展观点。
”[6 ]他运用进化史观对中国远古的历史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可考的历史起于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伏羲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代表农耕时代，人类社会是由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的。
这种用进化观点诠释传说中的历史的做法虽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上古时代作阶段性的划分，这在前代是没有出现过的，读来使人耳目一新，用吕思勉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
此外，吕思勉先生还依据进化观点对婚姻、官制、赋税、兵制等进行了论述。
《白话本国史》全书就是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叙述的中国历史，证明了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进化之中走向发展的，从而打破了古人的循环之见和崇古卑今的观念。
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反映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
也正是基于此，《白话本国史》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通史。
第二，《白话本国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
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史学著作的语言风格，一些史家也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来撰写史著，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特别是当时的《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刊物，专辟有‘历史’或‘历史故事’栏，以通俗的口语向人们介绍中外历史知识。
……同时，中国历史通俗读物激增，……此后，北京教育部也正式提倡国语，训令学校教材使用语体文。
”[7] 吕思勉先生积极地接受新思想，首次使用白话文来撰写通史，《白话本国史》成为最早使用白话文撰写的新式中国通史。
《白话本国史》全书基本上是用较为浅显的白话写成的，“但遇到①文言不能翻译成白话处；②虽能翻而不免要减少其精神处；③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原文”[2]，这表明吕思勉先生是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来对待白话文的。
在1920年发表的《新旧文学之研究》一文中，吕思勉先生认为文学创造美的途径是“心有美感，以语言为形式而表现之”，运用白话文可以使语言具有美感、突出时代性，且更易于“行远而传后”；而文言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陈旧、不合时宜和不易流传。
所以文言必须去掉其不适合当代人的思想和古代专用语的部分以此来白话化。
但是文言也有用简洁的句式表达深刻的内涵和语法严谨等优点，所以，应当文言与白话互相取长补短，同时进行。
虽然吕思勉先生的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有可议之处，但在白话文刚刚起步的20世纪20年代，他能够看到二者的利与弊，大胆地肯定白话、运用白话的做法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进步得多。
由于《白话本国史》使用了通俗的白话文，去掉了晦涩难懂的文言词语，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时代特征，从而受到了欢迎，成为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对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第三，《白话本国史》注重从社会经济、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阐述与分析历史发展的原因和过程。
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统计学》中指出，“我们以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完结，重要的是看到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局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8]，也就是要求历史研究者应关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加注意被旧史家忽略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以便从中发现有价值的史料，拓宽史学研究的范围。
吕思勉先生自言一生思想经过了三次较大的变化，少年时期最信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17岁时服膺法家中的术家之说；47岁时开始信仰马列主义。
所以，当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时，当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吕思勉先生在思想上的震动是巨大的，他抛弃了旧的史学观念，在思想上开始追随梁启超，在实践中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以后吕思勉先生“在治史的规模上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如将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与梁启超在1901年所拟的‘中国通史目录’做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正是梁启超所设想的‘新史学’的具体实践”[9]。
也正是基于此，吕思勉先生在他撰写的《白话本国史》中，摆脱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着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