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小说中的文化意识

试论贾平凹小说中的文化意识摘要：贾平凹是当代著名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位不断追求创新多变、艺术上日臻完善的作家。

他的文学创作以小说起家，同时旁及散文与诗歌，并且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可以说他的散文已成定论，大都认为是上品。

但对于其小说历来争议较大。

有鉴于此，本文只从“文化意识”转型的角度，对贾平凹的小说作品进行了一番盘点和检视，发现他在文化追寻上由和谐到错位到崩塌再到建构的螺旋轨迹，而这又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的一种文化思考和追寻。

关键词：贾平凹；小说；文化追寻贾平凹是当代文坛上少有的持续高产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位不断追求创新、艺术上日臻完善的作家，更是一位在理论界备受批评家关注的作家，尤其是他的小说创作一直争议很大。

有鉴于此，我们只从文化的角度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一个宏观的梳理和窥探。

从“文化意识”转型的角度，我们首先把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7年——1983年）：即《满月儿》时期的创作。

这一时期我们认为是作家自我文化意识的萌醒阶段。

其创作大都合乎规范，合乎当时人们的审美习惯和社会价值尺度，具体表现为笔调清新而浪漫，自然而流动，情调趋于“田园牧歌”式的和谐与恬淡。

第二阶段（1983年——1993年）：即“商州系列”小说创作阶段。

这一时期作家的创作开始进入自觉阶段，也逐渐走出了农耕文明的那种水月山色的和谐，并且伴随着这种和谐与圆满的破裂，从而逐渐进入到了一种动态的文化追寻当中，风格上也趋向了沉稳朴实、厚重深沉。

第三阶段（1993年——1995年）：即从《废都》到《白夜》的创作阶段。

此时的作者开始都市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尤其《废都》的发表，那种与时代相契合的文化的崩塌和精神的颓丧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同时，这也标志着其创作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第四阶段（1996年——1998年）：即从《土门》到《高老庄》的创作阶段。

这一阶段的作者进一步自觉地从深层文化的角度去思考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

并且，因为逐渐走出了《废都》时期文化思考和追寻的那种犹豫和徘徊，漂泊和茫然。

于是，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便多多少少露出了一点文化建构的端倪。

基于此，我们可以归纳总结出，作家在文化追寻上由和谐到错位到崩塌再到建构的发展轨迹。

一、《满月儿》时期的创作《山地笔记》是贾平凹1970年代的短篇小说集，其中以《满月儿》等小说作品为代表，歌颂了理想的事业和爱情，笔调浪漫，自然而流动，情调趋于“田园牧歌”式的和谐恬淡。

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我们认为是作家自我文化意识的萌醒阶段。

如果仔细阅读贾平凹这一时期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为了能够发表，作者不惜迎合意识形态，图解政治、政策，有些小说甚至是依照当时的“阶级斗争”模式写作的。

当然，这与作者创作之初的特殊境遇有关。

作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他虽然有幸进入了高等学府，但依当时的政策，工农兵大学生原则上是哪里来回哪里去。

他要实现留在省城的梦想，就必须在创作上有所出息，而且，生性的敏感、遭遇的不幸等也使他胸中有很多话要说，这便有了与文学的结缘。

可是，贫寒的家庭出身，自认丑陋的外表，羸弱的身体，贾平凹的天性自卑孤独，既便有机会进入大学进行深造，并终于发表了若干作品，凭此进入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当上了一名编辑，成了一名真真正正的“城里人”，但他仍然无法摆脱自卑与孤独。

“按照创作心理学来说，那些出身卑微、地位低下的作家，最开始的写作，最原始最直接的动机也许就是梦想倚此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处境。

因此，为了作品能够得到发表，自己的价值能够得到社会认可，他们的创作肯定要力求合乎规范，合乎当时人们的审美习惯和社会价值尺度。

然后，才是突出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这样才容易为人们所认可，为社会所接纳。

”[1]（P50）事实证明，贾平凹早先的小说，尤其《满月儿》时期的作品，是合乎规范，合乎当时人们的审美习惯和社会价值尺度的。

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小说整体上展示的都是社会的和谐、文化的和谐以及心理和谐的一面。

从《兵娃》起步，一直到《山地笔记》的结集，贾平凹就一直默默地体察着一种平静的乡土生活氛围，追求着一种静达、清朗的意境。

其中虽不乏对时代动律的描摹速写，但更多的还是在平和旷远之中积淀了富于传统音韵的日常情趣，“拙厚、古朴、旷远”是他的审美追求。

对于这一时期的小说，我们还可以对应其“商州系列”的散文创作来看，大都呈现出一种恬静的、月亮石头和水月山色的和谐与圆满。

此时的贾平凹内心是平静的，他以故乡的儿子的身份和热情，用优美的笔触给我们尽力挖掘着商州那块神秘的文化土壤，竭力地展示着那古老历史演进的缓慢节奏和充满和谐的稳固性。

因此“月儿是圆满的”。

1983年以后，贾平凹的小说风格虽然走向了沉稳、朴实，并伴随着《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这三部中篇的问世，作家的创作真正进入了自觉阶段。

但是，文化意识上仍处于和谐阶段。

在《小月前本》中，作家重在描写小月的爱情婚姻的发展变化，揭示出受到强烈的现代意识冲击下的人物的命运。

小月本不爱才才，但受到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道德意识的父亲的逼迫，再加上自身存在的传统文化道德基因，只好向传统低头，与才才缔结了婚约，但仍不能忘情于门门，最后遭受毒打，迫于无奈，才与门门私奔外逃，而直到那时，仍不能表现出她对传统的彻底反叛与决裂，她不可能忘情于才才。

小说中她最后站在木排上，心里酸酸地说：“……如果门门和才才能合成一个人，那该是多好呢？”[2]（P397）对才才的歉疚和留恋，再一次强化了她的道德感。

在这里作者重点并没有给人一个明确的回答，最终还是传统文化道德占据了支配地位。

在反映农村改革的《腊月·正月》里若按现实发展的需要，就要表现出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竞争观念和独立的人格意义，可是深怕失去传统的道德的贾平凹非要把它扭回到“仁义”的框架里：专业户王才为了发展经济，根据党的“富民”政策开办食品加工厂，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是改革的需要，可是代表着传统势力的韩玄子却百般设障阻拦，不仅反对自己的儿子去帮助他，就连王才的土地让人承包、王才想买下队上的房屋他都要从中作梗，不仅如此，还到处散布谣言，推波助澜。

而王才对于这个传统人物呢，不仅不表示不满和义愤，还总是以谦卑的态度去求得韩的谅解、同情和支持，有时诚恳咨询，有时厚礼求助，简直成了传统道德的学究。

在这里作家企图复活自然经济时代的田园牧歌，让人们和乐共处，求其友声，以求得和平、自然。

《鸡窝洼的人家》写的是发生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山区常有的“换妻”现象，虽然不乏经济改革时代的印迹，表明作家已经对渗透而来的现代意识的一种建构，但是作家所竭力追求的还是以传统的文化伦理观照其遗落于荒村野店、山区农舍的文化情趣，仍然流露出一种宁静、合谐、疏淡潇洒的审美理想。

“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刻意追求现实原本的‘真’在叙事结构上都钟爱于原生的故事形态，而在表现时大都择定‘凡人小事’，在各种叙事因素的自然发展中，显示出一种朴素意义的暗示，对风俗掌故，自然景致的耐心铺叙，无不显现了农经文明时代的超然静观、和谐圆满的文化神韵”。

[3]（P83）总之，贾平凹的早期商州系列小说中总是尽可能地呈现传统文化的精神及其叙事风格。

作品的情节发展和变故都被以传统的方式赋于意义，加以解释，回避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因而平息了应有的跌宕感，所有的故事均被安全地定位于宁静和谐的格局之中。

当然，作者在这种审美意韵的统摄下，有时也会升腾起一些明晰的价值倾向，从而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的、文化的批判深度。

“不过，这种社会的、文化的揭示和批判，大多是在生活湖泊漫长的历史沉淀中进行的，又常常敷上了一层山光水色和月的朦胧，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冲突作了静化和淡化的处理。

”[4]（P26-27）使作品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浪漫的理想的色彩。

二、“商州系列”小说创作阶段如果说《满月儿》时期以及“商州系列”时期的大多数小说作品，贾平凹常常在展示社会、文化、心理的和谐。

那么，到了《浮躁》，这种和谐、圆满被社会变革的实践打破了，从而进入到了动态的文化追寻当中，即《浮躁》写出了现实与文化的错位。

《浮躁》是贾平凹第一部对变革社会与人生作了深层次探讨的长篇小说，它标志着作者对现实的把握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审美境界，从而逐渐走出农村文明的那种水月山色的和谐。

《浮躁》以纵览商州地域的宽阔视野，以流贯商州的州河为纽带，描写了中国农民进入了历史新时期以来为摆脱贫困、封建残余势力和自身旧意识的束缚所经历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心理的复杂曲折的斗争。

这种从改革的社会实践层面，展开人物故事和情节的写法，不同于《满月儿》时期那种采用散点透视，几近散文的写法，尽管仍有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等的描绘，但“小说高视点、宽视野，写的不是一个人、一件事，而是以商州州河为纽带，把聚光点投到州河子孙们的心态上，透过性格各异的人物心态的描写，反映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并循着农民心理演变的轨迹概括出社会转型期当代人那种既躁动不安、又充满生命追求和活力的典型情绪——浮躁”，[5]（P450）而“浮躁”这个象征性极强的文学语言又给人以丰富的时代意义上的叹息。

“州河的子孙们，从心理内应力、精神承受力上说，几乎是一夜之间面临另一种时代。

于是，他们兴奋、激动、鲁莽、困惑、宽厚、忠实、狭隘、愚昧、浅薄、刁滑、奸诈……都挤上了‘浮躁’的舞台。

”[3]（P84）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对极富“文化层”意义的个性形象：金狗和雷大空。

在时代的洪流不可遏止的进入商州这片土地之时，他们走向两极，金狗的浮躁发展为深沉，坚定完善，是向良性发展，而雷大空则发展为浅薄盲目失落，向兽性发展。

生活本身加上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导致了完善与毁灭的趋势，而在本质上，这二者是互补的，是势所必然的。

这一对在偏僻、闭塞、狭隘、愚昧的宗法制农业文化色彩浓厚的“文化层”中生长起来的后代，除了他们固有的文化心理构成之中集体无意识的胎记的内容外，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同样的文化土壤造就出来的另一些州河的子孙田有善、田中正、巩专员们，自觉不自觉的夸大和竭尽所能的利用着农业文化中的宗法制性质，并把它与极左路线嫁接在一起，这就使得主体意识崛起或将起的金狗、大空的心内浮躁有了更强烈、更明显的反作用依托点。

从而，为我们形象地揭示出了，作为改革者在变革现实的同时，还应不断完善自身，也表达了作者的社会文化思考。

于是，在《浮躁》中我们看到了从社会实践到社会心理，从群体精神世界到个体精神世界，方方面面、里里外外的不协调、不同步。

至此，那种传统的农业文明的和谐与圆满被社会变革的实践打破了，并发生了错位，作者内心不再平静，对客观世界和社会文明的进程有了深切关注，对人类生存意义和自身灵魂进行不懈追问，尤其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更有了痛苦的反思。

三、从《废都》到《白夜》的创作阶段以《废都》和《白夜》为代表，文化的崩塌和精神的颓丧被表现的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