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评价问题
曾国潘反面评价
•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
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
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力，曾被辛亥革命后的部分革命党人斥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对曾国藩等封建时期的人物大加斥责。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曾国藩已患重病，李扬帆认为“曾国藩实际上死于处理天津教案导致的精神打击。
在如履薄冰的对外关系处理中，他的忠、信、笃、敬四字秘诀，未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乃至生命。
”••曾国藩也是心狠手辣之军事家，他在家书中即自称“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
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
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
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
当时金陵士大夫有隐语：“昨夜诸侯今庶人，江宁民家尽死人！”（昨夜诸侯今庶人，指“曾”为“国藩”）。
南京百姓至今仍以“曾剃头”“曾屠户”等词称呼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形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攻打南京时，屠杀平民无数。
•“汉奸”和“刽子手”是范文澜对曾国藩的基本评价，他这一认识出自谭嗣同和孙中山等抗清志士，结合曾国藩的一生，范老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范老称曾国藩为“汉奸”的理由。
范文澜说：“曾国藩是被清廷付与大权的第一人，因为他以血腥的手腕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丞救了清朝的大危机。
”“曾国藩从此不但与清皇帝更亲密的结合在一起，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终于将太平天国的革命火焰淹没在几千万人民的血泊之中。
洋务运动的人物评价和内容
洋务运动的人物评价和内容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运动，主要发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以下是几位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以及他们的评价和内容：1. 曾国藩（1811-1872）: 曾国藩是清朝末年的一位著名将领和改革者。
他主张以军事力量和西方技术改造中国，积极支持洋务运动。
曾国藩组织了北洋船政局，引进西方军火、船舶和军事技术，并建议修建铁路和制造机器。
然而，他在洋务运动中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且他的改革受到了义和团运动的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
2. 李鸿章（1823-1901）: 李鸿章是清朝晚期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和改革者，也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支持者。
他支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组织了多所学洋航海学堂，培养了许多西方科学家。
此外，李鸿章还主导了许多对内对外合作的条约，扩大了中国对外贸易。
然而，他在签订不平等条约方面备受批评，被视为是中国历史上的“卖国贼”。
3. 张之洞（1837-1909）: 张之洞是清朝晚期的一位官员和改革者，支持洋务运动。
他担任湖北总督时，积极引进西方技术，推动现代化建设。
他在水利、农业、教育和官员选拔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并尝试改革地方政府和官员贪污的问题。
然而，他的改革受到了地方官员和保守势力的阻挠，最终未能实现预期的成果。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的相关人物在推动中国近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理念。
然而，他们的改革受到了各种困难和阻碍，最终未能实现预期的成果。
这些人物的评价多有争议，既有认为他们是为中国近代化奠定基础的先驱者，也有认为他们的改革是不彻底的或不够成功的。
曾国藩曾是笨小孩，背书背不过贼
曾国藩曾是笨⼩孩，背书背不过贼何谓圣⼈？春秋时鲁国⼤夫叔孙豹称“⽴德、⽴功、⽴⾔为三不朽”，这三不朽是对圣⼈的⼀个评判标准，然⽽纵观上下五千年，中国所出现的圣⼈才两个半，其中半个就是曾国藩，然⽽曾国藩少时曾经是⼀个很愚笨的⼈，甚⾄智商低下的⼈。
梁启超曾评价曾国藩说“固⾮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意思是说，曾国藩本来就不是个超群绝伦的天才，跟他同时代的那些历史名⼈、豪杰相⽐，曾国藩是最愚笨的⼈。
在他的⼀篇⽂章⾥曾记载了曾国藩背书竟背不过贼的故事。
⼀个寒冬腊⽉的晚上，天⽓⾮常寒冷，⼀般⼈家早早地就熄灯上床睡觉了，但年仅⼗四岁的曾国藩仍然在埋头苦读。
这时，⼀个⼩偷早就悄悄进来了，趴在曾国藩读书的房间梁上，打算等曾国藩读完书熄灯睡觉后偷东西。
他想这⼤冷天的，这孩⼦点着灯读书，⼤概读⼀会⼉也就睡了，所以他⼀直在房梁上候着。
曾国藩正在背⼀篇古⽂，这篇古⽂也不是很长，⼤概也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那样的⽂章，没什么特别难背的，⼀会⼉肯定就背完：“庆历四年春，滕⼦京谪守……谪守巴陵郡。
越明年，政通⼈和……百废俱兴……”他是⼀遍遍地读，然后⼀遍遍地背。
但读得慢得要命，背得磕磕巴巴！这⼩偷听得着急啊，听这孩⼦翻来覆去地倒腾这篇⽂章，可就是背不会，他听这孩⼦读⼀遍，背⼀点，再读⼀遍，再背⼀点，这样来来回回⼗⼏遍下来，这贼对这篇⽂章都熟了，他都快背下来了，可让他纳闷的是底下这孩⼦还是背不顺。
这贼虽然等得很不耐烦，可他也只好在房梁上趴在那⼉等着。
这样⼜过了⼤半夜，那贼在房梁上都趴着睡了⼀觉了，可底下这孩⼦还在那⼉背课⽂呢，⽽且还没完全背顺溜呢！等这贼睡了⼜醒，醒了⼜睡，睡了再醒，眼瞅着天都快亮了，他以为背了⼤半个通宵的孩⼦总该背会了，总该要去睡觉了！可出乎意料，这孩⼦还在那⼉磕磕巴巴地背着呢，⼀点⼉要睡觉的意思也没有。
这贼耗了⼀晚上，挨了⼀夜冻，什么也没偷着，⽓不打⼀处来，突然蹭的⼀下就从房梁上蹦下来了。
评价曾国藩1
如何评曾国藩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显赫和最具有争议的大人物之一，他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
对于在中国近代学术理论与政治实践两方面均多有建树的曾国藩的评价，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体现于《讲堂录》：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
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
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在分析曾国藩的历史观点和历史实践时，毛泽东提出了“大本大源”的命题。
在谈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一番话中，他在对近代风云人物进行比较时，肯定了曾国藩在文化“基础”方面的优越。
梁启超：“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关于曾国藩的文章，梁启超说：“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饮冰室文集•新民说》）”民国学者郭斌和在《曾文正与中国文化》中说：“曾文正，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的最良之果之一。
故能才德兼备，文武兼资。
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才之成就，可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数觏。
”容闳中国第一个留美博士认为：“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
……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点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
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
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
”（《西学东渐记》）另外，学术上对曾国藩的整体评价有三种观点。
观点一（来自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
对曾国藩的总体评价
对曾国藩的总体评价
1. 从历史角度分析
经过小组的集体讨论，我们认为曾国藩对历史的作用还是以积极一面为主的。
首先，他倡导的洋务运动对中国的近代化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次，他的教育思想如“耕读”、“勤敬”、“孝友”等对后世影响深远，且培养了一批如李鸿章、左宗棠等外交人才；另外，在文化方面，他力主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造福了后世。
但其血腥镇压太平运动的行为，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2．从个人角度分析
曾国藩的人格有以下过人之处：第一，他面对长子夭折，朝廷不信任等挫折，并未从此消沉，而是愈挫愈勇。
第二，他严于修身律己，坚持每天写日记自省。
第三，他忠于自己的理想，不为钱色诱惑所动。
第四，他为人宽厚，无论对家人还是对下属，都优待有加。
总之，曾国藩作为晚清重臣，洋务先驱，思想文化名人，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其为人为官的处世之道，值得后人思考学习。
对曾国藩整体评价
对曾国藩整体评价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
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
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论文都涉及这一点。
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
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
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
有的论者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
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
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
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
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但有些论者的看法则有所不同，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
曾国藩的历史评价
曾国藩的历史评价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一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湘军的建立和治军作战的过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忠义”为准则的建军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建军思想的—个特色,就是在军队内部强化封建意识;他以孔孟的“忠义”为建军的宗旨,要求湘军绝对效忠清王朝的封建政权,绝对忠于自己;在“忠义”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在湘军的编制上主张先设官,由官自招士兵,各军内部以各级将领为核心,以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为惟一信条；全营归属营官,营官归属统领,全军归属大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私属性质的上下级关系;曾国藩选择将领以“忠义血性”为标准,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效忠清王朝,才能绝对服从自己;在招募士兵的问题上,曾国藩主张应招“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以便使他们树立“愚忠”的思想,能够充当炮灰,为清王朝卖命;同时,曾国藩主张采用原籍招募的办法,由统兵将领亲自筛选,通过私人的关系建立相互之间的情谊,在军队内部形成一种凝聚力,以此维系军队的协调和稳定;第二,以“礼、诚”为本,以“勤、恕、廉、明”为要义的治军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整治军队的第一要务是“礼”治,即以礼自治,以礼治人；他整治军队的另一要务是“诚”,即把“诚”看作“物之始终”,是维系国家和民族之命运的纽带;同时,曾国藩认为,治军还要以“勤、恕、廉、明”为要义,做到“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所谓“勤以治事”,就是要求湘军改变八旗、绿营的积弊,各级将领对待一切问题要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他认为治军之道以“勤以治事”为先,正是由于他要求下属做到勤劳,力戒懒散作风,才大大提高了湘军将领的指挥和决策能力;所谓“恕以待人”,就是凡事都要留有余地,对待下属要讲求“仁”、“礼”,使他们能够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命;所谓“廉以服众”,就是要求各级将领做到廉洁自律,以改变军中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腐败现象;所谓“明以应务”,就是要求统兵将领要了解治军和作战的具体环节,以便在军中做到赏罚分明;当然,尽管曾国藩治军严明有方,但是其阶级本性决定了他所训练的军队,不可能成为一支讲求“礼”、“诚”的“仁义之师”;第三,“以主待客”、“奇正互用”的作战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认为,两军作战时,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到战地者为主,后到者为客；两军对峙,先放枪者为客,后放枪者为主;他还把战场上的兵力分为正兵和奇兵,即“中间迎敌者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者为奇兵”,他认为用兵作战的关键是要区分主客、奇正的特点,并且在战场上做到忽主忽客,忽正忽奇,灵活运用,这样才能取得战役的胜利1;二曾国藩的外交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外交人物,学术界对其外交思想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对曾国藩外交思想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妥协投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胡绳、乔还田、姜铎、吴世英、朱东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自始至终推行的是一条“忠信笃敬”、“守定和约”的妥协外交路线;这种观点目前来看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第二,“汉奸卖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何玉畴、林庆元、刘乐扬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自始至终推行的是一条卖国的外交路线;这种观点对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仍然缺乏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第三,“阶段”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王少普、王继平等人,他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王少普认为曾国藩一开始就有妥协倾向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而王继平对曾国藩的“制夷”思想则重视不够;第四,“务实”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顾卫民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已有近代外交的萌芽意识,这种观点有待进一步深入;第五,“妥协与抗争并存”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徐泰来、成晓军、殷诏基、陈谷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中存在“妥协”与“抗争”的双重特点,但以何者为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第六,“爱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许山河等人,目前学术界尚未接受这一观点,还有待学者们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七,“有过错而非卖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沈嘉荣等人,这种观点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目前还未引起学术界的共鸣,也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2;三曾国藩的法律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不但崇尚“礼治”,而且也十分重视法制在维护封建统治中的作用;概括起来其法制思想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重视法制,严格执法”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要真正治理好国家,就得依靠法制的威力,做到有法必行,对犯罪行为不能任意赦免;第二,“执法严而适当,不能过分和冤滥失实”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执行法律固然必须从严,但也要做到严而适当,使法律的实施恰到好处;第三,“任法不如任人”的法律思想;曾国藩在重视法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执法人才的作用,他认为执法者做到“公明”与“便民”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将会导致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的恶果;第四,“用法律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维护所有者的权益”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国家税务的征收必须制度化和法律化,做到奖惩分明,使财产所有者的权益能够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第五,“反对军队经商”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盐是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因此,军队不能贩卖私盐,任何人不能对此进行包庇或从中渔利,否则,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会被打乱;第六,“遵守和约”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条约是国家法律意志的具体体现,因此,签约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严格遵照条约中的规定来执行3;四曾国藩的洋务思想有关论文指出,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期,学术界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评价甚少,普遍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是对外妥协投降;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牟安世、姜铎、吴松龄等人,他们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了洋务运动的“自强”和“制夷”的积极一面;但也有个别学者如戴逸、夏东元等论及到了洋务运动的“御侮”、“自强”的积极因素,这种观点是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评价开始走上正轨,学者们纷纷各陈己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反动落后”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姜铎、黄逸峰、胡绳、朱东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镇压农民起义,其性质是反动的;这一观点忽略了洋务运动“自强”、“御侮”的积极一面,显然有失偏颇;第二,“抵御外侮”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杨国强、许山河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是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虽然这种观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目的,但却忽略了其防范农民起义的一面,因此,这种观点也同样是不全面的;第三,“内外并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殷诏基、卞哲、黄明同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既有“借师助剿”的一面,又有“渐图自强”的一面；特别是黄明同提出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中具有“使古老的中国近代化”这一前人没有提过的新观点;上述观点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没有指出哪一方面占主要地位;第四,“内重外轻”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谷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虽有抵御外侮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这种观点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第五,“内轻外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徐泰来、喻盘庚、王继平、李时岳、胡滨、成晓军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虽然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但更主要是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应该说这种观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办洋务的思想;第六,“阶段变化”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贵宗、李永璞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先后主次之分,经历了—个以镇压农民起义为目的到“内外并重”的变化过程;这一观点目前看来缺乏事实依据4;五曾国藩的官宦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为政善于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能够妥善处理自己与朝廷、地方督抚及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使自己在仕途上一直处于不败之地;曾国藩虽然是一位封建的官僚大臣,但他的官宦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一,“读书非官”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认为,读书的目的是进德、修业,并不一定单纯是为了做官;他一反中国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多次劝告自己的弟子不要汲汲于科名;第二,“尽忠直言”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认为,做官应有为官之道,对上应当尽忠直言;他在朝廷做官期间,曾多次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杀身之祸上奏朝廷;如他在应诏陈言疏中劝告皇上以身作则,广开言路；在议汰兵疏中提出裁减绿营的合理建议；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揭露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事实;从上可见,不管曾国藩上奏的主观目的是什么,他这种“尽忠直言”的精神在当时来说还是难能可贵的;第三,“不贪钱财”的官宦思想;曾国藩对贫官污吏历来是十分痛恨的,他曾多次提出要严厉惩治贪污腐败,他一生以“不要钱,不怕死”自诩；他还多次告诫家人千万不要受贿,不要贪财；在攻陷南京后,他针对其弟曾国荃贪恋钱财的表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奉劝他辞职告老还乡;第四,“严管家属”的官宦思想;曾国藩曾力劝家人不要干预公事,并多次写信劝其父亲不要参与地方事务,要遵守地方法规,照章纳税；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经常告诫他们力戒“奢”、“傲”之风气;第五,“居安思危”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虽被封为一等侯、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地方总督等职,手掌大权,手握重兵,统治着清王朝的半壁江山,但却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已将他作为最大的威胁者;因此,他以“清、慎、勤”作为座右铭自勉,处处小心谨慎,并辞去部分官职,终于打消了皇上的疑虑,被清廷誉为“文正公”;六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作为“一宗宋儒”,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是程朱理学,他的理学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性命并重”说;曾国藩将“性”与“命”两个命题并列,认为“性”与“命”不但是立“天、地、人”之才的大本大源,而且是一切阴阳、刚柔、动静、开合以及人的貌、言、视、听、思“五常”的主宰;同时,他将“性”与“仁、义、理、智、信”联系起来,将“命”作为维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纽带;他不仅赋予“性”与“命”以鲜明的道德属性,而且赋予它们以强烈的政治属性,使之成为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与纲常伦理关系的重要的思想武器;第二,“格物穷理”说;曾国藩认为,“格物”的目的是为了“穷理”,即穷“存心之理”,穷“性命”之理,以此维护“仁义礼智”、“忠孝敬慈”这一套封建的纲常礼教；同时,他还继承了孟子的“性本善论”,认为“格物穷理”的目的就是为了“复性”;第三,“立诚居敬”说;曾国藩认为,“圣学王道”的核心是“诚”,而个人的涵养功夫就是以“诚”为本,为此,他将“诚”作为一种提高自我涵养功夫的理学思想来看待,并把“居敬”看作是达到“立诚”的一种手段;其“敬”的范围很广,既包括一个人外表的严整,又包括—个人内心的专一；既包括一个人处事的严谨,又包括一个人内心的慎独;当然,曾国藩“立诚居敬”的实质还是为了通过它来实现“仁”、“义”,以此来维护体现封建宗法制度的“礼”；他将“诚”称为“圣人之本”和“五常之本”,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驱使人们去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卖命;第四,“知先行后”说;曾国藩一方面认为“知”与“行”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知”先“行”后;可见,他是一个典型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者;七曾国藩的人才思想有关论文指出,虽然曾国藩是一位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但是他培养的人才大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人才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制胜在人”观;曾国藩认为,清王朝腐败没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匮乏,因而提出了“人存而后政举”的观点;在他看来,要拯救清王朝虽应重视法制,但更重要的是应重视人才,他说“任法不如任人”,将事物的成败得失都归于用人之上;虽然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说明曾国藩对人才确实是十分重视的;第二,“广收慎用”观;曾国藩认为,用人要不拘一格,不求全才,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要发挥他的作用;用人还要做到知人善用,根据各人的特点,用人所长,量才而用;第三,“勤教严绳”观;曾国藩认为,社会风气对人才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他大力提倡引用正人,主张培养“有师长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的人才;在培养人才的方法上,他强调要严格要求,不姑息,不迁就,不放纵,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代济世人才八曾国藩的教育思想有关论文指出,虽然曾国藩不是一个职业教育家,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第一,伦理道德教育观;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子弟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首先,他认为立志是成就大业的根本,为此,他教育子弟要自立自强,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将来报效国家和社会;其次,他教育子弟要孝悌仁爱,要以仁为己任,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再次,他告诫子弟要谦虚谨慎,勤劳节俭,力戒“傲”、“奢”之风;第二,“西学为用”教育观;曾国藩虽然是一位封建士大夫,但却具有一定的开放意识,提出了“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首先,设立翻译馆;为了兴办洋务,曾国藩聘请洋人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了翻译馆,培养翻译人才,翻译外国书籍,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其次,创办技术学校;曾国藩支持容宏在江南制造总局内创办机械学校,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的熟练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再次,奏派幼童出国留学;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曾国藩不顾顽固封建士大夫的反对,毅然奏请朝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为中国近代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力量;第三,“知行并重”教育观;曾国藩认为,要培养和造就大批的有用之才,必须从教育方法上入手;首先,他强调教育不能脱离实际,主张教育只有与社会实际联系起来,才能使受教育者成为“匡时救世”的栋梁;其次,他提倡启发式教育,反对生搬硬套的呆板式教育方法,主张利用启发式教育方式调动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再次,他强调因材施教,主张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九曾国藩的行政管理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一,“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导致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行政官员的腐败,而要惩治腐败,就必须提高行政官员的政治素质;为此,他进一步阐述了用人的四项原则,即德才兼备的原则,慎用的原则,注重培养的原则,提拔、保举适度的原则;第二,“实干、高效、廉政”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朝廷上下办事效率低下,就是因为行政官员只务虚名,不干实事;因此,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他要求下属不说大话,不务虚名,务求实干；同时,他还严格要求家属不谋任何特权,确保“寒士”的家风;第三,“妥善处理朝廷与地方关系”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妥善处理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是维系一个国家政权正常运转的重大问题;正是由于具有高超的行政领导艺术,曾国藩才赢得了清廷的信任,使自己在领导核心中游刃有余,这不能不让世人叹服; 十曾国藩的历史地位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虽然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犯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是从他的整个一生来看,可以说是功大于过,应该划入中国近代进步爱国人物之列;第一,关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问题;有学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固然有罪,但不能将其无限扩大;事实上,太平天国在后期已经转化成为一个封建制的神权主义政权,曾国藩镇压了它,结束了两个封建政权长期对峙的局面,有利于中国的重新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客观上减轻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干涉,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关于开展洋务运动问题;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他创立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奏派幼童出国留学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他的这些历史功绩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陶红亮曾国藩传评价
陶红亮曾国藩传评价
通读《曾国藩传》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年轻的时候，性格中有很多毛病，傲慢、虚伪、懒惰，也曾浮躁、迷茫、自卑同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一样说到这里，不禁想问“为什么曾国藩会成功？”曾国藩的一生得力于一“悔”字，他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通过“写日记”来对自己的性格、脾气进行反省，抓住生活中的细节，记录一天中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然后分析哪件事做的不对、那句话说的不对，并立即付诸行动，简单总结成三个环节就是：记录-分析-改过。
不过，曾国藩早期的日记，和我们大多数人的日记一样，会因为偷懒而时常中断日记；也会把日记记成流水账、敷衍了事，在日记中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不能做到，比如早起的失败率高达50%。
经过不断的失败，曾国藩领悟到，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中的，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关键是不能放弃。
最后，他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一生，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炼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逐渐发生着变化。
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待人接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也一天比一天多。
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的越来越高，看的越来越远。
这样一位伟人，能从他身上学到一点皮毛，就已经是极为幸运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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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评价问题
关于曾国藩在太平天国中和洋务运动中的功过是非是非问题，在史学界一直是广泛关注的问题，也是学生们关注的问题。
1、曾国藩的简要情况介绍
1811-1872，号涤生，谥号文正。
汉族，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
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
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的创立人。
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
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
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2、后人对他的评价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百年来，后人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不一。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
梁启超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
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
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
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
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
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
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历史学范文澜在其所著的《中国通史》一书中，对曾国藩的一生做出了“汉奸、刽子手、卖国贼”的定性。
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
被誉为“中国研究曾国藩第一人”、编辑《曾国藩全集》，著有长篇小说《曾国藩》的当代著名学者唐浩明说：“曾国藩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得借鉴之处。
”
章炳麟评价曾国藩：“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
2、客观评价曾国藩
客观评价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曾国藩：
曾国藩是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有近20年的时间与太平军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
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
评价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我们要从当时历史的实际出发客观评价曾国藩。
曾国藩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攻陷南京时屠杀10万太平军，屠杀3天3夜，是他的一大罪过，体现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性和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这一点毋庸置疑。
就曾国藩本人而言，镇压农民起义是地主阶级的本性使然，这是他的阶级局限，中国历史上许多地主阶级的优秀分子都仇视或镇压过农民起义，从南宋的岳飞，到近代的林则徐等，但都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成为民族英雄等正面人物。
从历史的角度看，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造成的，将太平天国的失败完全归结为曾国藩的镇压是不客观的。
客观评价洋务运动中的曾国藩：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
曾国藩开展洋务运动的进步性体现在：曾国藩是按照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实行洋务运动的，并且在魏源“师夷制夷”的主张基础上提出“自强”，并付之实践的第一人。
在他的推动下，清政府在1860年正式管理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部，中国洋务正式起步。
创建了安庆军械所，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军工企业，而且又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技术研究所和科学技术研究所。
还派容闳去国外采购了100
多种机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
提出建立近代化海军，还创办了专门培养专业科技人才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兵工学堂，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
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总之，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
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来说，开启了中国近代化改革自强的先河，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打下了基础。
从局限性来说，曾国藩创办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缴发捻，勤远略”，其根本出发点是维护清朝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从洋务运动的结果来说，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
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曾国藩等洋务派的思想局限最终导致实践的失败，但是我们又不能把洋务运动的失败完全归结到曾国藩的身上。
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1、要用历史语境评价，而不要用现实语境去苛求。
2、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因为失败了就去否定，因为成功了抬高。
以是否促进生产力、是否促进社会进步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