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的政治

汉武帝时期的政治

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武帝时期人才之盛，由此可见一斑这些文武百官成为他帝国的支柱，为他冲锋陷阵，帮助他建立盖世的文治武功能重视人才并能驾御人才可以说是武帝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

武帝对复杂的民族问题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和措施，把政治上的统一放在首位，对于其它如文化习俗社会组织经济形态则采取因其故俗的办法进行管理统治，使各民族乐于接受汉王朝的统治从民族政策上也可看出他是非常善于把儒家思想和法家精神融会贯通的武帝对匈奴的民族政策为后世更好地处理复杂多变的民族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法治与德治是维护国家存在的两个基本手段法是刚性的一手，德是柔性的一手。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16]统治者以德作为柔性的一手，为国家的存在提供合法性论证；以法作为刚性的一手，为国家的存在提供强大的保证手段，二者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历史也昭明了这一点，凡是只用柔性一手或刚性一手的王朝，都迅速地走向了衰落灭亡战国时期的鲁国单纯用德治，很快被吞并；秦朝开启了法治作为统一封建国家治国方略的先河，但其将法治推向极端，结果秦王朝虽迅速崛起，却又二世而亡秦短命而亡也警示着后代统治者实行统治时要考虑法德二者之间的适度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借鉴前人经验，在治国方略中首次把儒家的德治和法家的法治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二者互相补充，互相兼容，共同作为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以儒家思想构成五帝三王式的理想蓝图，用德治以道德的垂范作用使万民归服；以法家思想规定出君权中心论的严刻的行为方式，用法治以强制力来巩固皇权。前者以仁义为本，安定社会，后者重在开拓进取，富国强兵两相对立的矛盾特性刚好又为武帝解决当时社会问题提供了两种方式，一是礼乐教化，一是严刑峻法。儒法两家虽各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在维护君权上则是一致的，因而在两者的矛盾性中又显出一种整体性与灵活性。这正是武帝偏爱它们的原因武帝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德治和法治的许多做法在今天也是很值得人们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