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_文选_的编者问题_力之

文学评论　1999年第1期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力　之内容提要:《文选》出于众手,几成定论,甚者以刘孝绰为其实际编撰者。

而本文经考辨后,最终认为:刘孝绰与《文选》的编辑无实际关系;《文选》乃昭明太子独力所成,而非出于众手。

《文选》这部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而深远影响的诗文总集,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纂的,此点本来是常识,不用多说。

不过晚近以来,中日不少学者认为《文选》是昭明太子延集文人们一起编纂的。

不同的是,我国学者均认为昭明太子为其主编(中心人物)(1);而日本有的学者,如清水凯夫则认为其“实际编者是刘孝绰”(2)。

笔者很佩服这些探索者,尤其是清水凯夫先生。

然而,就笔者所见,不唯“实际编者是刘孝绰”说难以成立,即使是以昭明为主编说,亦无坚确的理由。

对现存有关昭明与《文选》和《文选》选文以及其它相关问题的考察,我们只能得出:《文选》乃昭明太子一人所编的结论。

一从曹魏时代的文帝“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曰《皇览》”起(3),历代统治者多令文人撰集类书或总集。

不过,绝大多数署名的,均非帝王本人,而且史书多说明其情况,如上所举的《皇览》。

又,《三国·魏志·刘劭传》说:“(刘劭)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

”同书卷九《曹爽传》和卷二十三《杨俊传》注,均引《魏略》所载有关撰《皇览》之事。

前者云“桓范……与王象等典集《皇览》”;后者云“王象……受诏撰《皇览》”。

再者,《隋书·经籍志》子部杂类著录是书,注云“缪袭等撰”,而非曹丕。

其它署名者,如唐高祖诏欧阳询等修《艺文类聚》,唐玄宗使徐坚等修《初学记》,宋太宗诏李等修《太平御览》,宋真宗命王钦若等修《册府元龟》等类书,清康熙命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等总集,署名的全是领修(编)者。

这些没有一部是帝王躬修(编)的,但与此相应,亦没有一部署上帝王之名。

具体说到萧梁时代,《梁书·安成王秀传》载昭明太子叔父萧秀“精意术学,搜集经记,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

《梁书·文学·刘峻·101·传》亦载此事:“安成王秀好峻学,及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抄录事类,名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

不过,《梁书》与《南史》并没有把《类苑》归到萧秀名下;而《隋书·经籍志》子部杂类著录“《类苑》一百二十卷”,则注明“刘孝标撰”。

武帝恶刘峻,《南史·刘峻传》说:“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

”关于命撰《遍略》之事,《梁书·文学传》有几处记载:“天监十五年,敕学士撰《遍略》,(钟)屿亦预焉”;“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等五人以应选”;“徐勉举(刘)杳及顾协等五人入华林撰《遍略》”。

同样,《梁书》、《南史》、《隋书·经籍志》亦没有将梁武帝命学士撰的《遍略》,归到其名下。

清水凯夫先生在其大作《〈文选〉编纂实况研究》中(4),大略引上述材料并有云:“安成王……自己没有作为中心编纂,而特意招聘当时著名文人学士刘孝标进行编纂”;“《华林遍略》,武帝本人并未参加编纂,依然是命令臣下撰写的”。

但清水先生太疏忽了:这些材料和他的这些话,只能从反面证明《文选》为昭明太子撰。

又,《梁书·简文帝纪》载简文帝“所著……《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并行于世焉”。

其中,《长春义记》又见于《隋书·经籍志》经部《论语》类,注云:“梁简文帝撰。

”不过,《梁书·许懋传》明白地写着“中大通三年,皇太子(萧刚时为太子)召诸儒参录《长春义记》”。

《陈书·儒林·沈文阿传》亦说:“梁简文在东宫……及撰《长春义记》,多使文阿撮异闻以广之”。

至于《法宝连璧》,《南史·陆罩传》云:初,简文在雍州,撰《法宝联璧》,罩与群贤并抄掇区分者数岁。

中大通六岁而成书,命湘东王为序。

其作者有侍中国子祭酒南兰陵萧子显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刘邵之《皇览》焉。

萧绎在序中具体地写出了萧子显等三十七名参撰者的官职、郡望、姓名与年龄。

与安成康王萧秀“使(刘孝标)撰《类苑》”和梁武帝“命诸学士撰《遍略》”不同,这里明明写着梁简文帝“在东宫……撰《长春义记》”,“在雍州,撰《法宝联璧》”;而“诸儒”只是“参录”,“群贤”不外“抄掇区分”。

可见,萧纲实为《长春义记》和《法宝联璧》的主编(中心人物)。

准此,清水先生说《法宝联璧》的“实际的选录工作,萧纲本人并没有参加”;《长春义记》“实际上是太子萧纲招聘许懋和其他文人一起参加选录”(同上)云云,未得其实。

而这些材料,不但不能证明刘孝绰是“撰录《文选》的中心人物”,反而从侧面说明刘孝绰没有参与《文选》的实际工作(后详)。

回到《文选》上来,比观上述例子,《梁书·刘孝绰传》记孝绰事迹甚详,从“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看,昭明太子周围的文士,当以其为首选,故还有这样的记载:“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

”但是,整篇本传没片言只语涉及到孝绰参加《文选》的选录工作!不仅如此,整部《梁书》以及《南史》相应部分,亦没有半句涉及孝绰或者其他什么人参加《文选》的选录工作!再说,萧绎奉萧纲命写《〈法宝联璧〉序》,具体地写出了三十多位参撰者的姓名等,可谓实事求是。

又,萧绎在其《金楼子》中,虽然说自己编纂了不少的书,但他“常笑淮南之假手,每嗤不韦之托人”(《〈金楼子〉序》),明确地写出了编纂这些书的实际情况,如其在“《碑集》十秩百卷”后注云“付兰陵萧贲撰”;在“《长州苑记》一秩三卷”后注云“金楼与刘之亨等撰”等(见丛书集成本《金楼子》卷五《著书篇》)。

可见,萧氏兄弟于著书立说,未见乾没他人之功。

因之,《文选》·102·的编纂,如有他人参加,昭明在《〈文选〉序》中当有交待(退一步说是序即使是刘孝绰作,亦然。

后详)然而,全序没有一处谈及他人参加《文选》的选录工作,那么,他人参加云云,何从说起?二人们往往会问,一部《文选》,几乎涉及到自周至梁上下千年间的所有作家和作品,以一人之力,如何能任?而《梁书·昭明太子传》有载昭明“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

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这么一段话,于是便推想出昭明与众学士一起撰《文选》来。

如明人杨慎曾自诩云:梁昭明太子统,聚文士刘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悦、徐陵、王囿、孙烁、鲍至十人,谓之高斋十学士,集《文选》。

今襄阳有文选楼,池州有文选台,未知何地的为。

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

(5)此可谓以不悖者为悖。

近人郑石君、高步瀛已辨其非。

将昭明太子与其同时代或其前人比观时,我们便会发现,他完全可以凭一己之力编撰《文选》。

他是依靠前人的“帮助”来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的。

《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小序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

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

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又,《晋书·挚虞传》云: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词理惬当,为世所重。

据此,我们可以说《流别集》是一部早期的“《文选》”。

然而,《流别集》成书的难度,恐怕要比《文选》大得多,因为挚虞不仅要“芟剪繁芜”而“采孔翠”,还要区分各种文体,并加以论述。

《流别集》之论,追溯文体的产生,考察其流变,列举名家之作并加以评论,此其一。

其二是后其它总集不断问世,这些书给昭明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其实,《文选》所录作家作品,多为向来有定评者,不少地方反映了齐梁人对诗文普遍的审美趣味。

如沈约在其成于齐代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及的历代作家有屈原、宋玉、贾谊、相如、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崔、蔡邕、张衡、魏武帝、魏文帝、曹植、潘岳、陆机、殷仲文、谢混、颜延年和谢灵运等人。

此中,除刘向和崔外,均有作品为《文选》所录。

至于被称为“茂制”的“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四诗,全见于《文选》。

又如将《文选》所录有五言诗的作家与成书稍早于《文选》的《诗品》所论的五言诗作家比观,情况亦是如此:《文选》录五十八位五言诗作家(徐悱因卒后于钟嵘,故不计),只有司马彪、王康琚和刘铄三人不为《诗品》所“品”(苏武,虽不见于《诗品》正文,但《诗品序》对其别的作品有所称扬),而此三人,《文选》所录最多的亦仅二首。

另外,被《诗品序》称为“五言之警策”的“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原`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衣》之作”中,除苏武、何晏、王微和谢混之作外,均载于《文选》(组诗或全录,如左思《咏史》;或录其一部分,如阮籍《咏怀》)。

·103·再将与稍早的《文心雕龙》及其同时的《南齐书·文学传论》相比,结果亦大致如此。

这样,千年之久,就不显其漫长;充栋之多,便易见其“孔翠”。

如前所述,《流别集》的成书要比《文选》难得多,而它却是挚虞以一己之力完成的。

不过,他因不是皇太子,故无后人对其能力有所怀疑。

或曰:挚虞能专心致志于是,无他杂事,非如太子有“监抚”之务。

此说非也。

请看下面的另一个比较———《文选》与《文心雕龙》。

我们知道:使刘勰彪炳青史的是他写作了《文心雕龙》。

而是书不过是他三十来岁时对定林寺经藏“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之外所搞的“副业”。

但当我们细细比较这两部书时,就不能不承认:别说《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即其中论文体的二十篇再加上《辨骚》,共二十一篇的写作,其难度就要比编纂一部《文选》大。

因为《文选》不外将所录的诗文分为三十八类,每类录其“清英”而已。

而《文心雕龙》这部分,正如《序志》篇所说:“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

”即除“区分”与选文外,还要比太子多做论述所及各体文章的起源与流变,解释其名称的含义,评论其代表作家、作品以及其标准风格等项工作。

据此,刘勰用四、五年业余时间能写成《文心雕龙》,“居多暇日”(《文选序》)的昭明太子以其优越的条件,能用更短的时间,凭一己之力编成《文选》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三当然,《文选》为昭明太子和其周围文士共编之说,非出今日,而是自唐代就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