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浅析

楚文化是中国春秋时期南方诸侯国楚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国先民最初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河南新郑），南迁后给楚地带来了先进的华夏文明因素，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别是姬周文明为基础向前发展楚文化。

从文化性质来看，楚文明更多地保留了中原姬周文明的特色，同时也吸收了少量蛮夷文化的特点，时间愈晚，自身的风格突现则相对较多，沿着整个楚文明始则模仿，继则变异，终则别创的发展路径前进。

文化起源编辑楚文化继承了许多商周文化特点，其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举世瞩目，作为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楚艺术品更是独步海内外，其设计形式和风格充分体现了想象力和审美意识。

楚国艺术设计乃至整个楚文化的成熟是在当时特有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追根溯源不能不与先秦时期的历史文明有关。

主要两点编辑楚国铜鼎所谓“文明”，包含多种含义，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指文化的总和，即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区具有特定性的文化，有时也指某一延续时间长、传播地域广且又有若干分支的总体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等同于文化。

二是指一个氏族制度已然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

一般来说，当一个先进文化达到了：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运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已有某些进步，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已经发展到足以解决一个复杂社会的秩序，安全和效能等方面的某些问题时，才表明它已进入了文明时期。

楚文化最重要的便是编钟。

信仰状况编辑楚俗尊凤尚赤、崇火拜日、喜巫近鬼。

楚人认为自己是日神远裔，火神嫡嗣，日火皆为赤色，故而尚赤。

楚地广阔，楚人的族源非常复杂，但楚王族是祝融（中国神话中的火神）后裔于史有载，尚赤之俗源远流长。

火神祝融编辑祝融，本名重黎，中国上古神话人物，号赤帝，后人尊为火神，广东一带亦有尊为南海神。

有人说祝融是古时三皇五帝三皇之一。

据《山海经》记载，祝融的居所是南方的尽头，是他传下火种，教人类使用火的方法。

《史记·楚世家》：“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帝喾）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这里祝融是一种官名，祝，大也；融，明也。

祝融氏是神农氏时代，或者早在伏羲氏时代出现的一个以善于取火管火用火而闻名的部落，对中华先民用火技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到五帝时代，“祝融”又因此被用作官职名称。

太阳神祇编辑东君，中国古代楚国神话中的神祇。

关于东君的神格，历来说法不一。

通常认为东君是指太阳神，但也有月神说，也有认为东君和东皇太一为同一位神明的说法。

屈原所著《东君》被编入《楚辞·九歌》中。

太一在民间信仰中，视为北极星，是最尊贵的星神，在《楚辞》中称为“东皇太一”，有人奉之为“天帝”。

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泰一，天帝之别名也。

”太一操控人间吉凶祸福，纬书《春秋命历序》：“太一主风雨、水旱、兵革、饥疫、灾害。

”祭祠太一，可以招致神仙。

拜祭时，信众以歌舞娱神。

《东君》-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羌声色兮娱人，观者儋兮忘归；緪瑟兮交鼓，萧钟兮瑶簴；鸣篪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敝日；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撰余辔兮高驼翔，杳冥冥兮以东行。

历史渊源编辑楚人，与中原华夏氏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楚人的祖先来自中原，为华夏族南迁的一支，给楚地带来了华夏文明的先进因素，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别是姬周文明为基础缓慢向前发展楚文化。

从统属而言，楚于西周初年为周成王所封，自然而然接受的是姬周文明的统治。

而且实物资料也表明，西周时期，楚文明的个性特征尚不明确，它还保留着相当大的中原文明特点，到春秋以后才逐渐形成既别于中原姬周文明又别于其它区域性文明的有自身特点的成熟的独特文化。

楚文明的初步兴起与其它文明一样，也应具备相应的文明诸要素，我们可以此来考察楚文明兴起的大致时间。

楚自鬻熊至熊绎受封的阶段，文献均记其“居丹阳”（今河南省淅川县），而非“都丹阳”，加上又无相应的考古学资料相印证，当时丹阳只是一个地名，而非都城，也无城邑的建制，大型礼仪建筑也尚未发现。

就是怀疑为楚国制作或断为楚国所有的青铜器，不仅未见于考古发掘，即使是传世品中也一无所见，文字就更不用说了。

此时，楚“辟在荆山，筚路蓝缕”，可见生产力之低下，其生产关系也只能是以较单纯的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

楚的社会形态自然也比较原始。

熊绎受封编辑楚文化熊绎受封是楚立国之始，他五传至熊渠之间的事实史载不详，也无明确的考古资料面世。

看来，楚即使立国，也未必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文明时代。

但到熊渠时，楚有了第一次扩张，它应是楚经济、军事实力有较大增长的反映，青铜兵器应该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应用。

湖北当阳赵家湖西周晚期楚墓中出有少量铜器，并有极少量的传世铜器遗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楚青铜冶铸业的兴起。

这一时期已有少量疑为楚城邑的遗址发现。

而且楚的社会形态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完成了由部落联盟集团的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

熊绎文化大道位于湖北省保康县城南牌坊湾地段，南起土门三岔路口，北至封银岩嘴，东至道路红线，西至清溪河边。

沿途兴建10个早期楚文化街头景点和2个早期楚文化广场，并与已建成的楚文化浮雕长廊连为一体，构成沿清溪河十公里楚文化景观带。

熊绎文化大道配套建设启明广场、承水玉桥、楚源凤台等3项景观节点。

保康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楚国800多年的历史，在保康就有350多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史料记载，熊绎，为祝融氏分支鬻熊一支的后裔。

周成王时代，熊绎受封为楚君，赐“子男”田地。

因此，保康沿河大道以熊绎命名，寓意是将“荆山楚源，早期楚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弘扬祖先熊绎率部族“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坚韧不拔、开拓创新、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精神。

保康熊绎文化大道文化艺术编辑由于在西周早中期，楚国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地域，且主要是在中原姬周文明的影响下发展，因而，楚人统治区内的文化面貌接近于中原姬周文明的风格，是时，楚文明虽处于襁褓中，但其个性特征开始孕育。

西周早期，随着楚第一次扩张军事行动的开始，楚人有了进一步与外围蛮夷文化接触的机会，华夏文明与蛮夷文化的交融使楚人在继承华夏文明即姬周文明的同时，也按已逐步形成的自我意识对其进行改造。

楚文明就在这种既坚持主源又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初步兴起了，这一过程可持续到春秋初年。

楚人图腾楚文化美术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系列神秘古怪的意象组合，鹿角立鹤、虎座凤鸟、漆绘上的人神杂糅、织绣上的龙蟠凤逸、青铜器上斑驳陆离的色彩等等，这是楚人文化精神上无碍于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而花朵流动与生长的造型，正给人自由、生动的想象。

[1] 楚国盛产细腰美女。

楚文化科技：在湖北枣阳市，九连墩战国古墓群进行考古发掘，传说是楚国无头将军墓，因他在前线吃了败仗，被楚王所杀，但楚王后悔，就以一金头厚葬了这个将军。

这使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战国时楚将唐蔑。

这个墓葬很可能是齐楚垂沙之役中战败的楚国将军的墓。

在距该墓不远处还发现有东周城址，而湖北枣阳在春秋时代就是唐国的故地。

唐蔑很可能是该地的封君或是出生地在此（唐地），则称唐蔑。

再说齐楚垂沙之役，垂沙在今河南唐河县，双方在沘水（即今唐河上游）交战，楚将唐蔑等战死。

[2] 枣阳离这个古战场（河南唐河）非常近，仅仅隔着一个桐柏山，也许楚国正是调动了方城以内的驻军与随枣地区的古唐地的驻兵进行作战的。

可推想，楚军战败后，楚王怒杀楚国将领，后又因楚国随后发生庄矫起义，使楚国四分五裂，所以楚王在懊恼中厚葬了战败将士，其中就有唐蔑。

武汉市黄陂区的鲁台山古墓葬群，属周代楚国重要遗址，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出土了“长子狗”铜鼎和“公大史”铜方鼎等重点文物。

铜器造型严谨，花纹繁缛，创新了铜器制作工艺，大大改良了制造工艺。

[2]这一考古发现，与随后的荆门包山二号墓漆奁彩绘等，给考古学以至艺术史学界带来空前的惊喜。

史学家称，这一批文物的出土，使得中国美术史的源头上溯至三代。

破除了中国文化的“西来说”，为中国美术本原做了根本性补充。

艺术界兴起“楚文化热”。

[1]迅速发展编辑楚文化楚武王熊通即位后开始谋求向外发展，“辟在荆山”这一狭小的区域也不能满足发展要求，楚文王迁都位于今荆州纪南城的郢，自此至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吴师攻陷郢都止，是为楚文明的成熟定型期。

这一时期的楚国在巩固后方的基础上逐步吞并了江汉地区、南阳盆地及淮河上中游地区的数十个文化因素各有特点的国家，这一范围内各种经济、文化因素相继融入楚系，从而为楚文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大量新的因素和有利基础。

洗礼融合编辑实物资料表明，独具特色的楚文明是在西周以来已有的姬周文明的基础上，历经这一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的洗礼，通过融合、吸收被吞并的众多周王室同姓、异姓封国及其它诸侯国的先进文化因素加以综合、提炼并经过创造而成，正是在此时，楚文明以非凡的气势率先突破了中原姬周文明的樊篱，从而完成了自己由幼年期到成熟期的重大转折。

楚文化楚昭王十一年（公元前505年），楚借秦力击败吴，后昭王迁都于鄢（今湖北宜城），后又返郢，直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止，是为楚文明的繁荣鼎盛期。

这一时期楚国历史虽然有起有伏，但楚国的发展未受到大的打击，而是连续不断直至达到最繁盛、最光辉的顶点。

其政治体制方面有断断续续的改革，旧的县由大化小，并已在全境范围内普遍设立，边境设郡，官职爵秩已经相当完善，经济快速发展，生产力大大提高。

发达的经济基础为楚文明的繁盛创造了有利条件。

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社会生产蓬勃发展，政治局势迅速改观。

到战国早中期，楚国在北面与中原诸国争雄，时有进退；西北、楚人漆器西南分别防御秦与巴蜀而主要是来自秦的威胁，以秦岭、巫山山脉相阻隔，并分别设立了汉中、黔中、巫郡等；东面是楚国发展相对比较顺利的方向，其军队多次出入齐鲁国境，并直至海滨，但战争频繁，建设难以连续持久；南面主要是“蛮夷”之帮，楚人沿洞庭湖两侧南进，直到五岭，这一区域基本没有大的战争，政局稳定，楚文明也得以持续发展。

鼎盛期的楚文化遗存就主要在江汉平原及楚国南部的今湖南境内发现，并向楚全境辐射。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因白起拔郢而迁都陈城，习称陈郢，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又迁都寿春城，习称寿郢，直至楚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是为楚文明的滞缓衰退期。

这一时期楚国基本处于动荡之中，尽管有相对的稳定，也是十分短暂的。

楚国政治腐败，思想保守，经济上又因国土的沦丧受到了惨重的打击，楚文明也丢掉了赖以发展和昌盛的坚实基础。

楚国历史已成颓势，楚文明也随之凋敝，偶有出色成就，也是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