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宋代笔记为例看宋人对唐诗的认识-2019年文档

以宋代笔记为例看宋人对唐诗的认识唐诗在我国文学史甚至是文化史上，都堪称是璀璨的明珠。

对处于唐代之后的宋人而言，面对如此耀眼的明珠，必然有自己的体认和观点。

本文拟以宋代笔记为研究范畴，就宋人对唐诗的宏观认识做一浅探。

本文所谓笔记，即是指由撰著者随意记录而非刻意著作的文字。

所采宋代笔记，有三个来源：大象出版社《全宋笔记》第一编十册，共49 种，第二编十册，共45 种；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39册，共60种，除去唐人所著的5 种以及与《全宋笔记》重复的20种，共35种；泰山出版社《中华野史•宋朝卷》三卷205 种，其中，除去非宋朝人所著的7 种以及与前两者重复的76 种，共122 种。

三者相加，共251 种。

这251 种笔记，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涵极其丰富，其中论及唐诗的有50 余种，贯穿了两宋200 余年。

重要的笔记著作，有欧阳修《笔说》、《欧阳文忠公试笔》、《归田录》、苏轼《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渔樵闲话录》等。

研究宋人对唐诗的接受，笔记资料自然是一座宝库，不可回避。

其中有对唐诗作家、作品、流派的具体评点，也有对唐诗风貌的生动概括；有认真、刻意的分析，也有不经意的集体无意识的流露。

. 集体无意识的感性肯定在宋代笔记中，有一种现象格外耐人寻味。

即：唐诗被作为评判诗人诗歌优劣的不二标准，人们往往喜欢自比或者将人比作唐人。

欧阳公顷谪滁州，一同年将赴阆卒，因访之，即席为一歌以送……其飘逸清远，皆白之品流也。

一一文莹《湘山野录》材料所及为同时代人对欧阳修作品的赞扬：飘逸清远，得李白神韵。

翰林郑毅夫公，晚年诗笔飘洒清放，几不落笔墨畛畦，间入李、杜深格。

文莹《玉壶清话》文莹认为，郑毅夫晚年诗歌风格飘洒清放，不落俗套，有的作品甚至还有李白杜甫之风。

杨诚斋：“老夫此作，自谓仿佛李太白。

林玉露》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亦以诗歌神似李白而颇为自得。

此种情绪中透露出的正是他对李白的崇敬之情。

（罗樁诗）颇有少陵意态。

罗大经《鹤林玉露》罗大经对于杜甫，无论从其为诗还是为人方面，都极为推崇, 此处称罗樁诗有杜甫之风，可见对罗樁的高度评价。

由上文可见，自比为唐人或将他人比作唐人的现象，并非存在于有宋一时一派诗人中间，而是广泛地存在于各个时期的许多宋人中。

细究其本质，实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也就是说, 它与个体的经历无关，是一种超越个体经历的“种族记忆”。

于唐代诗歌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经过世世代代的沉淀，在宋人的头脑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本能性的遗传心理。

它存在于有宋一代人的潜意识里，既不会被忘却，也不易被感知，于平时并不见得会如何体现。

当适当的时机触动时，例如得见佳诗时，便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状态，表明宋人对唐诗的深刻的感性体认与肯定。

二. 对唐诗长短处的理性认识与上述深刻的感性认识并存的，宋代笔记中还有对唐诗长短处的理性认识。

宋人在对唐诗的整体观照中，往往有较客观的判断。

一）肯定唐诗长处宋代笔记中相关材料显示，宋人看到了唐诗的许多优点，对其加以肯定。

1. 意正所谓意，是指诗歌的思想内容。

意正，是指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言志抒情内容。

宋人认为，唐诗值得肯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意正。

最奇者有聂夷中精于古体……所谓言尽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

——孙光宪《北梦琐言》此中所谓“言近意远”乃就聂夷中的古体诗而言：言或已尽，但有无穷的令人深思的意蕴。

而能令人深思悟道的诗歌自然可谓符合儒家传统的诗歌教化观念的诗歌，可称意正。

杜羔妻刘氏，善为诗。

羔累举不第，将至家，妻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

”羔见诗，即时回去。

寻登第，妻又寄诗云：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

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可谓能勉其君子以正矣。

——钱易《南部新书》此则所叙杜刘氏以诗劝诫夫君杜羔奋发图强之逸事，虽不一定确实，但客观上却证明唐诗具有儒家所推崇的警戒教育作用。

杜刘氏在夫君未登第时以诗激励他上进，在夫君既登第后又以诗劝诫他戒骄。

其中所涉及到的，并非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家，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

唯其如此，更可见宋人对于诗歌教化作用的重视。

钱易言“能勉其君子以正”之意即指诗歌具有教化人的作用可称意正。

可见，在宋人看来，意正，是唐诗最值得肯定的特点之一，也是唐诗取得高度成就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

2.境佳所谓境，指诗歌意境。

这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范畴。

所谓境佳，是指意境范畴中所涉及到的主客观因素的统一，情与景的交融”，堪称一种审美的理想境界。

宋人认为，唐诗之境佳，可谓其重要长处之一。

宋代笔记中有关唐诗意境之佳的表述不胜枚举。

今仅以一典型之例证之。

欧阳修十分欣赏温庭筠《商山早行》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与严维《酬刘员外见寄》之“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 两联，曾在其《试笔》中两次对之进行解读：其余林翁、处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

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羁孤行旅，流离辛苦之态，见于数字之中。

至于“野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则春物融怡，人情和畅，又有言不能尽之意。

兹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一一欧阳修《欧阳文忠公试笔》余尝爱唐人诗云“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天寒岁暮、风凄木落，羁旅之愁如身履之。

至其曰“野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则风酣日煦、万物骀荡，天人之意相与融怡。

读之便觉欣然感发，谓此四句可以坐变寒暑。

诗之为巧，犹画工小笔尔。

以此知文章与造化争巧可也。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试笔》第一则，欧阳修以旁观者的姿态，赞扬诗人“用意精到”、“精意雕琢”，主体之情感融注在客观景物中，形成了极佳的意境：“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写诗人在旅途中，暂宿于路边茅草店中，次日鸡鸣之时，便起身赶路，其时，残月尚在树梢;因路人极少，夜间落了秋霜的木板桥上，只有极疏的几个脚印。

此景，不由得使人生出离乡背井、人在旅途、愁苦万状之情；而“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两句，以“慢”写水，赋予其以人的从容，可见水流之从容缓慢，水带春色，可见春意之浓郁盎然, 水塘无主自春，春水贪恋其春色，故而缓流以尽其从容；以“迟” 写太阳，亦赋予太阳以人的慵懒，可见太阳之慵懒闲适，太阳西落，可知时间之迫近傍晚，花坞五彩烂漫，夕阳贪恋其美妙，故而迟落以尽其闲适。

两句合而言之，春日傍晚一派暖意融融、万物和顺、人情酣畅之情油然而生。

第二则对意境的解读上，加上了接受者即欧公本人的主观感受，写出了圆融的意境所具有的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并因此赞叹，能够塑造如此绝佳的意境，诗歌就能与造化争巧了。

可见，是两联诗歌的意境之佳引起了欧公的激赏。

而宋代笔记中，宋人对唐诗的频频激赏也大多是因为唐诗意境之佳。

3. 句好句好，是宋人对唐诗语言运用方面优点的认识。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赞美唐诗语言清丽矫健；其二是肯定唐诗善于用典。

唐亘宗皇帝宰臣出镇，赋诗以赠之，词皆清丽。

孙光宪《北梦琐言》此则孙光宪认为，唐宣宗赠给大臣的诗歌语言清丽，值得肯定。

至于唐人的用典，宋人也多有评述，从其评述中，可见宋人对唐诗成功用典的肯定：诗人不以事害意。

古者用事简而当，亦不以字害句，故音韵清浊随宜改易……直取意顺则已。

至唐人以律格自拘，不复敢用，惟白居易用其音于语中晏丞相尝许之曰：诗人乘语俊，当如此用字。

”宋祁《宋景文公笔记中：考古》古善诗者善用人语，浑然若己出，唯李、杜。

颜延年《赭白马赋》曰：“旦刷幽燕，夕秣荆越。

”子美《骢马行》曰：“昼洗须腾泾渭深，夕趋可刷幽并夜。

”太白《天马歌》曰：“鸡鸣刷燕晡秣越。

”皆出于颜赋。

——王得臣《麈史》卷中第一则言用典的最基本要求是不能损害诗歌本身的意蕴，即不以事害意。

换句话说，不能单纯为用典而用典，最基本要做到简而当”，亦即恰如其分且意味无穷；至于用字，亦有原则，即不以字害意害句。

即如果诗歌用字损害了诗歌意义和诗句本身，则应适当加以改易。

唐人中白居易之诗颇可为证。

第二则可谓在第一则基础上进一步而言，是指唐人用典的最高水平，以李白杜甫为例，表明如二人般善诗者要善于继承前代诗人对诗歌艺术包括语言艺术的贡献，巧妙化用前人的诗句（用典）为自己的诗歌服务即是其中之一。

由此可见，宋人首先认为，唐诗语言（包括风格和用典）方面是成功的，而这种成功，和对于前代诗歌语言艺术的继承是分不开的。

二）扬弃唐诗短处当然，宋人也看到唐诗的缺陷，认为唐诗也有需要摒弃的方面。

1. 少理所谓“理”，是就诗歌内容而言的，是符合客观世界和人们认识规律的真实。

如果说，前文所言意正为宋人对诗歌内容的最终要求的话，那么，理就是宋人对诗歌内容的基本要求。

也就是说，只有符合客观世界和人们认识规律的真实的诗歌，才有可能达到宋人所谓意正的要求。

宋代笔记中，宋人对唐诗“少理”这缺陷的关注颇多：愚尝览李贺歌诗，慕其逸才奇险，虽然，常疑其无理，未敢言于时辈。

或于奇章公集中，见杜紫微牧有言，长吉若稍加其理，即奴仆命骚人可也。

——孙光宪《北梦琐言》庆历间，宋景文公尝评唐人之诗，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其余不尽记也。

然长吉才力奔放，不惊众绝俗，不下笔。

有雁门太守诗》，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 王安石曰：“是儿言不相副也。

方黑云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王得臣《麈史》上面两则材料中对李贺及其诗歌，都肯定其主体气质方面的超现实性，都否定其诗歌少理的缺陷：第一则孙光宪同意杜牧的见解，认为李贺主体气质超群，而诗歌缺少符合客观世界和人们认识规律的真实；第二则，王得臣亦认为李贺主体气质出类拔萃，而王安石对“黑云”二句的解读或许刻板些，但也表现出他对诗歌不符合客观世界规律的态度是否定的。

由上可知，宋人对于唐诗少理这一缺陷是颇为关注的，认为唐诗中许多诗歌，正是由于欠缺“理”，丧失了其可取性。

而宋人对理的格外关注，也使得其在自身诗歌创作中颇为注重合理”，从而形成了宋诗有别于唐诗的颇为重大的一个特点。

宋代笔记中，浅俗、粗鄙用以指唐诗，是指由于语言而造成的风格方面的缺点。

也就是说，宋人以浅俗、粗鄙来批评唐诗的用语和风格，认为如此诗歌是必须要加以摒弃的。

欧阳公于诗主韩退之，不主杜子美，刘仲原父每不然之。

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头，元都道士来相访'之句有俗气，退之绝不道也。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予观其词意鄙浅。

白为杂律诗讥世人，故人得以轻效之。

王得臣《麈史》复有包贺者，多为粗鄙之句。

——孙光宪《北梦琐言》杜甫、白居易在唐代诗人中，均可称大家。

杜甫自不必说，即使如白居易，其影响也不可小视。

而因为才力杰出，语言表现力十分之强，所以白居易之俗实质上却是锤炼所得，后来者不明白这一点，学白之俗却落入了真正的俗套，故而可弃。

如晚唐包贺即是此类后来者之典型人物。

至于杜甫，其才力高卓自不必言，但偶一为之的俗，却也不可取。

可见，宋人对唐诗之浅俗、粗鄙的批判可谓不留情面，认为必须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