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辩证地认识、评价和运用-六书说

历史地辩证地认识、评价和运用“六书说”苏宝荣，李智（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16）摘要：要说明的问题有三点：（1）辩证地认识“六书”定义的内涵与外延，历史地说明传统“六书”理论的得与失；（2）采取更加达观的态度认识“六书”造字说与“四体两用”说的联系与区别；（3）人文学科不能完全用科学方法来说明，正确把握未来汉字构形研究的导向。

关键词：历史辩证的观点；“六书”造字说；“四体两用”说；汉字的人文性中图分类号：~122；~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87（2005）06!0069!04以“六书”离析字形，因形以说音、义，是许慎著作《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的基本原则。

汉代的“六书”理论，是许慎著作《说文》的基础。

“六书”之名虽非许慎独创，然“六书”理论的最后形成却应归功于许氏。

“六书”的名称，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

乃教之以六义：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然其具体所指，未作说明。

“六书”细目始于汉代刘歆的《七略》。

后来班固和郑众也分别列举了六书的条目：班固《汉书·艺文志》：“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以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郑众注《周礼》，以为“六书”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

然而，也仅是列举名目，未作说解。

而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则对“六书”理论作了全面的阐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扌为，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爱，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并且用他的“六书”理论逐一分析了《说文》所收录的数千个汉字，从而揭示了汉字形体结构的系统性和规则性，建立了汉字的形义体系。

此后至今，一千八百余年间，文字学者虽然对许慎“六书”的次第略有调整，对每书具体所指及其分合略有异义，但基本上沿用了许氏的“六书”说。

一、历史地说明传统“六书”理论的得与失，辩证地认识“六书”定义的内涵与外延“六书”理论是历史上汉字创制者与使用者总结出来的汉字形体结构规则，在近两千年的汉语文字学史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它的价值与功用是不可否认的。

同时，也应看到，传统“六书”说是前人提出的一种汉字构形理论，如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说”或理论观点一样，不能不受其产生时代客观与主观历史条件的局限，其有得也有失。

后人关于“六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六书”命名与划界是否合理，这实质上!收稿日期：2005!06!19作者简介：苏宝荣（1945!），男，文学硕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师范大学校长，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学、辞书学与文字学研究。

李智（1979!），女，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河北师范大学教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

2005年11月第28卷第6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 f ~ebe i N or m al u n ivers it y（Ph iloso p h y and S ocial S ciences e d ition ）N ov.2005"""""""""""""""""""""""""""""""""""""""""""""""""""""""""""""V o l .28N o.6涉及“六书”能否涵盖全部汉字，是否与汉字一一对应的问题；二是造字之法与用字之法的讨论，这实质是涉及“六书”是否处于同一范畴、同一层面的问题。

讨论者的分歧与争议，有的是《说文》本身历史局限造成的，有的则是讨论者认识上的差异所至。

许氏《说文》追求用语的简约，对“六书”的每一书，仅以8个字定义，仅举两字示例，对于复杂的汉字构形系统来说，确实留下许多难以破解的“空当”，影响了其自身体系的科学性与严密性。

“转注”一语含混不清，古往今来造成后世学者无谓的争论，就是一例。

但是，《说文》一书体大思精，我们绝不能对影响整个汉语文字学史、奠定了汉字构形理论基础的“六书”作片面的简单化的理解，而应辩证地认识“六书”定义的内涵与外延。

我们有时遇到一些古汉语课的教师由于汉字难以与“六书”一一对应而批评“六书”，殊不知“六书”理论的提出者许慎在《说文》中就没有一一标明某一字为哪一书。

除形声字外，许慎大多没有明确指出某一汉字的具体造字方法，直接标明“指事”的更是寥寥无几。

公认的注释《说文》的权威性著作———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也同样没有为汉字的造字方法一一定位。

事实上，人们只能根据典型的、或多数的汉字总结出造字规则，任何一种有关汉字构形的理论，也不可能涵盖全部汉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汉字仅体现一种造字方法，而有的汉字可能一字蕴含多种造字方法，因此不是“六书”一一对应每一个汉字，不应当、也不可能将每一个汉字在“六书”中一一对号入座。

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对汉字这种“六书相兼”的现象已有所认识，可惜他没有采取通达的态度，而是企图通过分类的苛细而给每一个汉字定位，致使《说文释例》分类繁琐而后世多有争议。

该书虽然有“能启氵交长未传奥旨”（潘祖荫《说文释例·序》）、“补茂堂所未备”（王筠《说文句读·序》）的称誉，其对“六书”及《说文》条例、体制的说明，也用力颇多，后人却多有异议。

如其将“指事”区分为正例一，变例八：“独体指事”为正例，“以会意定指事”、“省体指事”、“借象形以为指事”等为变例；“象形”区分为正例一，变例十；“会意”有正例十，变例十二等。

后世不仅对他的具体类别的划分持有疑义，而且也没有引起多数《说文》研究者与使用者的关注。

何添在《王筠说文六书相兼说研究》一书中指出：“王筠《释例》，实为详细析论《说文》体例之书，诸字研求，而知文字构造之法，有非许氏六书所能尽也。

该指事、象形之合体，会意、形声之复体，往往有出于一书之外者，于是多立名目，以求靡遗，故正变之例，由是而生矣。

然由于用心太过，不能无失……欲其界域分明，故分类不得不苛细；更有于不必分而强分之，非有所兼者而强兼之，遂致芜累繁琐，碎义难逃。

”［1］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2］是近现代《说文》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他研究重点放在对“六书”理论的发凡与《说文》中每一个字的“六书”归类上。

虽然马氏所提出的“六书二系”，“形系”与“声系”联贯相生之说，有一定价值，但其对具体汉字的归类也颇有争议（如该书的《说文解字六书表》将“一”归入“象形”等）。

作为一位近现代著名学者的代表性著作，刊行后在学术界面临的沉寂与冷落，不能不让人们从学术演进的宏观背景上作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实际上，在运用“六书”对汉字进行形体结构分析时，对于典型的只包含一种造字方法的汉字，可以作对应的分析。

而对于蕴含多种造字方法的汉字，如有一种方式为主体，则可按主体归类；如其主体方式不明显，可只作分析说明，不必强行归类。

二、采取更加达观的态度认识“六书”造字说与“四体两用”说的联系与区别“六书”的前四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与后二书分属于不同层面，古代学者却将它们并列在一起。

作为具有“重感悟，轻理念”的东方文化传统的我国古代学者来说，将其混同在一起，是不足为怪的（堪称中国古代学术经典的《毛诗序》中也有“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的说法，不仅将作为“诗之体”的“风、雅、颂”与“诗之用”的“赋、比、兴”相提并论，而且交错排列），但却给后来的研究者和使用者造成了不少麻烦，并形成了学术上的分歧。

明代杨慎始倡“六书”为“四体二用”说：“六书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声居其四。

假借借此四者也，转注注此四者也。

四象以为经，假借、转注以为纬。

四象之书有限，假借、转7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注无穷也。

假借者，借义不借音；转注者，转音而注义。

”［3］清代著名学者戴震、段玉裁继承杨慎之说，并全面论述了这一观点：“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

’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

”“盖有指事、象形，而后有会意、形声。

有是四者为体，而后有转注、假借二者为用。

戴先生曰：‘六者之次第出于自然。

’”［4］作为“《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也力主此说，在《说文释例·六书总论》中指出：“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法也。

或疑既分经纬，即不得名曰‘六书’，不知六书之名，后贤所定，非仓颉先定此例，而后造字也。

”［5］自此，“四体两用”说为多数人所接受。

但是，学术上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罢休。

由于人们对《说文》“六书”理论的迷信和“维护”，加之《说文》“转注”一语概念的含混，后人的解释达十数种之多，有些已远离《说文》原意；汉代学者的“假借”与后世不同，“清代以前的文字学者绝大多数是把引申包括在假借里的”［6］，近二百年间，“六书造字”与“四体两用”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坚持“六书”是汉字造字的法则，并且对后代乃至现代影响较大的是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中的“转注假借说”：“余以转注、假借悉为造字之则。

”“转注者，繁而不杀，恣文字之孳乳者也。

假借者，志而如晦，节文字之孳乳者也。

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

”［7］章氏的“转注”“假借”造字说是指二者为汉字发展的规律。

章太炎“六书造字”说，也同样认为前“四书”与后“二书”分属于不同层面，后者是指汉字动态发展的原则。

杨慎、戴震、段玉裁等所讲的“四体两用”之“用”，也是讲文字的动态变化。

杨慎所讲“转注者，转音而注义”，“假借者，借义不借音”，说的是文字发展中“孳乳”与“节制”的关系；而戴震、段玉裁所说的与“字之体”相对的“字之用”，意在说明事物内部“体”与“变”、“经”与“纬”的关系，似乎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文字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