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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医患纠纷需以“理”服人《人民日报》（2016年01月18日05 版）王石川近日，一产妇在北医三院抢救无效不幸离世的消息引发关注。

亡故产妇杨女士所在单位发函称，希望医院对死者的离世原因做出公正、透明、翔实的调查。

医院则表示，初步判断猝死原因为主动脉夹层破裂，而杨女士去世后其家属数十人滞留产科病房，大声喧哗、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

杨女士家属否认打砸医院和天价索赔。

“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

”有“万婴之母”之誉的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曾如是说。

短短一句话，或许道出了所有妇产科医患人员的心声。

妊娠26周多的杨女士不幸离世，医护人员不愿意看到这一幕，家属自然更是难以接受，这是最正常的情感反应。

家属不认同结果，可寻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不满意调解，可拿起法律武器。

面对调解，院方有权利辩解；面对被诉，院方更有责任直陈事实。

这是解决医患纠纷的最好路径。

最糟糕的方式，则是将法律抛在一边，互相指责，甚至使用暴力。

在“医闹”已入刑的情况下，如果维权手段过激，恐怕难逃法律规制；而根据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若属医方有过错，同样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杨女士究竟死于何因，尚需调查；杨女士家属究竟有无打砸医院，同样需要调查。

而在这关口，死者所在单位、医院、医师协会三方各自发出声明，一时被人称为“某某院大战某某医院”，也属于过度解读。

法治时代，无非讲究一个“理”字。

这个理，既是道理，也是法理。

理直才能气壮，而不是比谁嗓门大。

一起医疗纠纷，演变成围观者众的舆情事件，恐怕也非各方所愿。

多年来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催生了频繁出现的专业“医闹”，不仅让医护人员惶恐，也给很多患者带来不安。

曾有医生感叹，不怕你告、就怕你闹，不怕流泪、就怕流血。

化解医患矛盾，已到了必须重装“操作系统”的时候了——不再是小修小补，安装“杀毒软件”，而应该重建医患伦理，重构调解规则。

当前，处理医患纠纷，既不缺调解机制，也不缺诉讼手段。

但是，对于少部分患者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专业医疗知识匮乏，导致他们不确定调解机构能否保持公正，也不确定司法机关能否主持正义，于是不相信规则，也不相信法律。

如何确保规则透明，如何力求信息对称，如何使法治的公正运送到世人心中，亟待破解。

规则有公信力，法治有生命力，暴力“源代码”就失去意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固化思维就失去滋生空间。

更应看到，司法救济毕竟是最后的手段，而且事实上也不能“包治百病”。

化解医患纠纷，更需重在防范。

这既需要患者意识到，现代医术再发达，也有无能为力之时；也需要医者有严谨态度，有慈悲情怀，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药方，应是关爱。

正如“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所说，我们面对的不是机械也不是冰冷的石材，而是一个个热血沸腾的生命，要求我们不仅是用头脑去思考该怎么治疗，还应该用心去感受、去帮助、去安慰。

医护人员和患者是不折不扣的命运共同体。

在医疗水平贫瘠、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医患同舟共济，共驱病魔；如今，医疗卫生条件已经大为改观，医患可说是同乘“豪华游轮”，更应齐心协力，毕竟病魔才是共同的敌人。

你若深信不疑，我必全力以赴。

不断增进互信，不断激活制度的力量，相信医患关系终能走向融洽，实现共赢。

安全生产需要更多“笨功夫”《人民日报》（2016年01月15日05 版）刘志强重特大事故频发绝非偶然发生、外力所致，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串联着一系列内部原因据了解，2015年全国安全生产统计数据显示：与2014年相比，全年亿元GDP事故死亡率等主要相对指标持续下降，较大以上事故起数和人数继续减少，重特大事故起数下降、死亡人数持平。

安全生产总体平稳的背后，我们依然不能忘记去年重特大事故频发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

天津港“8·12”火灾爆炸、深圳“12·20”滑坡、陕西咸阳“5·15”交通事故、河南平顶山“5·25”老年公寓火灾……去年，全国共发生37起重特大事故，平均约10天就有一起，人员伤亡惨重，社会影响恶劣。

相比统计数字，那些触目惊心的凄惨场景、失去亲人的锥心伤痛无疑更能触动人民群众对安全感的体认。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重特大事故频发绝非偶然发生、外力所致，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串联着一系列内部原因：从生产经营主体看，有些企业发展“粗线条”，工艺落后、能力有限，对生产线上的隐患浑然不觉；有些企业对安全“缺根弦”，意识淡薄、重视不足，隐患排查不力、安全投入不够、日常管理不严；还有些企业扎着“松紧带”，业绩好了抓一抓、经营差了放一放，怀揣侥幸心理、跟风险讨价还价。

从监管体制机制看，“篱笆墙”还远谈不上牢靠。

一些地方将重视留在口头、行动止于文件，没有真正地把管理落实到岗、把责任具体到人；一些地方基层监管人手紧张、专业水平不高，既缺精力也无能力堵漏洞去风险。

人的生命高于一切。

只要重特大事故还时有发生，只要不期而至的灾难还无法避免，我们就没有丝毫理由放松对每个生命的悉心防护、对绝对安全的不懈追求。

当前，安全生产领域最紧迫的任务、最有效的抓手正是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势头。

为此，我们必须踏踏实实下些笨功夫，从根本上提升全社会的本质安全水平，把风险隐患排查清楚，将事故概率降至最低。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长期以来，矿山、尾矿库、危化品、油气管道、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涉爆粉尘等一直是事故“高发地带”。

各地区理应结合实际，定下重点监管领域、拉出企业排查清单，经常说、反复管、不厌其烦地查，督促企业将隐患环节整改到位、把培训投入强化到位、把防范机制覆盖到位。

同时还要在高风险行业建立风险分级管控机制，构建预防性的“双保险”，将安全生产关口前移。

追责是最好的警示灯。

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市县都已构建起“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要让责任意识入心入脑，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对失职失责行为进行严肃追惩。

越是发生重特大事故，我们就越要不留情面地问责党委政府有关责任人，就越要依法让企业为漠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付出惨痛代价，就越要以此为契机向社会发出强有力的警示。

技术是最好的泄压阀。

在高危行业，我们尤其要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通过技术进步把人从高风险的生产环节上解放出来；要优化作业场所布局，采用空间物理隔离、技术监控等措施掐掉事故发生的“捻子”，将其拒于千里外。

岁末年初，既是事故易发多发之际，也蕴含着事业起承转合之机。

在新一年能在安全生产上付出更加扎实有效的努力，让重特大事故不再频发，我们才能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安宁更顺当。

遏制“后院腐败”何处着力《人民日报》（2016年01月12日05 版）刘成友“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与其冒着风险给子女留下大笔钱财，不如给子女留下好家风、好作风，那才是让子女受益无穷的东西骨肉相亲的儿女，却让自己身陷囹圄；情同手足的兄弟，却把自己送上法庭……日前中央纪委公布去年被查处的34名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中，有62%的违法违纪涉及亲属，其中一半以上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在近年来查处的贪腐案件中，人们对“父子兵”“夫妻店”“全家‘腐’”等，已见惯不惊。

有的主政一方，家人经商办企业，包揽工程、批发项目，套取巨额利益；有的搞“一家两制”“前门当官，后门开店”，大发横财，自己成了“权钱交易所所长”。

多年前山东一名贪官在法庭上曾忏悔说，“冰冷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再形象不过。

关心家人，照顾亲属，本是人之常情。

不同于一般群众的是，领导干部手中拥有很大权力，容易被利用。

家人一旦把这种权力当作捞钱资本，拉大旗作虎皮，为所欲为，原本温馨的“避风港湾”，就会演变成“亲情陷阱”。

而一些领导舍不得“情分”，拉不下“面子”，一味的“义气”，到头来不过是害了自己，害了家人。

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经过亲友或身边人完成寻租，有专家把这种现象称为“权力递延”。

这其中，有的是领导本人有意递延权力，认为权力过期作废，不用白不用，所以主动与亲属和身边人一起贪腐；有的是领导亲属或身边人打着领导旗号，狐假虎威，利用其职务影响为自己谋利。

从一些腐败案件看，往往是领导干部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其权力的递延效应也就越强，其亲属以此谋取利益的空间也就越大。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围绕“三严三实”，习近平同志提出领导干部要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发现问题及时提醒、坚决纠正。

这对于遏制权力递延，防止“后院起火”“亲属腐败”，无疑是很好的提醒。

严以用权，提高“免疫力”。

位置越高，权力越大，越要时刻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经常提醒自己不为亲情所误、不为亲情所累，决不能纵容亲属“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要做到“思想不放松，耳根不发软”；大事管得住，小事不马虎；常打“预防针”，增强抵抗力。

树好家风，严管才是厚爱。

古人说：“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

”要看到，好的家风，能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领导干部首先要“正好家风、管好家人、处好家事”，才能看好“后院”、堵住“后门”。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与其冒着风险给子女留下大笔钱财，不如给子女留下好家风、好作风，那才是让子女受益无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为之计深远”。

加强监督，戴好“紧箍咒”。

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应当加以规范。

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申报制度，应该加强抽查，及时纠正处理。

对领导干部用权行为，党内监督、舆论监督以及群众监督正在逐渐强化，需要进一步发挥好监督的力量。

事实表明，只有扎紧制度的篱笆，权力才不敢乱伸手、寻租、递延。

谁动了城市的文明神经《人民日报》（2016年01月07日05 版）王石川元旦过后，一段拍摄于上海地铁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视频中，一名女乘客在吃泡椒凤爪，并有数粒骨头残渣散落车厢，在遭到指责后，她与周围乘客产生言语冲突，还拿出手机与人对拍。

后在接受采访中，当事人坚称“没有乱扔，没有妨碍他人，没有影响公共环境”。

无独有偶。

1月3日，广州一男子在地铁上嗑瓜子，随地吐瓜子壳；1月4日，一名身穿红衣、在南京地铁上脱鞋的女子，被人拍照并发到微博上。

这些说起来并不算令人“深恶痛绝”的举止，之所以引起广泛热议，在于挑起了“城市的文明神经”。

今天的社会，人们的文明素养较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过去“膀爷”满街晃也见怪不怪，现在谁要是衣冠不整，至少在正式场合会招致异样眼光；过去“房间那么大，吐痰还要找什么痰盂”，现在随地吐痰的现象在很多地方连小朋友都会制止。

往大了说，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的表现，往小了讲，“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对不文明现象的敏感度在不断提高。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说到宜居城市，我们就会想到优美的环境、洁净的空气和成熟的配套等等，宜居不只是体现在硬件，还体现在软件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