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比较及转型路径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比较及转型路径作者：王薇任保平来源：《人文杂志》2014年第04期内容提要：数量型经济增长是中国在传统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增长方式，在“增长奇迹”的背后，产生规模报酬递减、结构偏差、利益冲突、环境成本增加等问题，导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及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非均衡增长。

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对数量型增长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旨在通过结构转化、创新驱动等方式形成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增长过程中注重人的发展、社会和谐及对生态环境的包容性。

通过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内涵、特征、形成机制及理论基础的对比分析，提出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实现路径主要在于体制转型、发展战略转型、增长模式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及增长动力转型，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数量型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4-0024-07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十八大以后第一次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从基础理论上比较数量型增长和质量型增长，探讨实现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一、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内涵的比较要区分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

在对经济增长内涵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才能深入理解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区别与联系。

国内外文献中关于经济增长有明确的定义，萨缪尔森的《宏观经济学》中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一国潜在的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

这一定义归纳出了经济增长最为核心的特征，即经济总量的增加或经济规模的扩张，如果以数量指标来衡量，则是指GDP的增加。

在实现总量扩张的过程中，必然要求GDP的增长率也有较快速度的增长。

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可以界定为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实现的GDP总量增加，体现了经济增长表层和狭义的含义。

库兹涅茨认为，人均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是与经济结构的改变紧密联系的，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与人口结构、法律和政治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联系。

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要考虑结构变化。

[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卫兴华认为，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

因此，从要素配置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种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

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相对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而言，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衡量的经济增长。

刘树成将“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提高以及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提高。

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

任保平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增长效率的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及创新能力的提升。

任保平：《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年。

因此，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到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判断。

以上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是一个总体概念，包括两个属性特征，即增长的数量和增长的质量，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划分在于两者对经济增长关注的侧重点不同。

数量型经济增长单纯通过增加物质要素投入而实现产出的快速增长，忽视增长过程的结构变化及增长结果，将社会福利、人的发展及生态环境平衡等目标排除在外。

质量型经济增长则通过创新要素的引入，实现传统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及经济结构优化。

将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也纳入增长目标之内，实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全面提升。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数量型经济增长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内涵，因而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粗放型增长、外延型增长、速度型增长或者投入驱动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而质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集约型增长、内涵型增长、效益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

二、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特征的比较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内涵，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在低级阶段单纯追求数量扩张产生的。

从实践意义上来说，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效率低。

全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除资本和劳动以外其他要素的贡献大小，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

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8%，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基本不超过2%，有些年份甚至为负值。

赵志耘、杨朝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9期。

第二，规模报酬递减。

经济学原理认为，在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单一要素投入的增加会带来边际效率递减效应。

因此，单纯依靠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产出的规模报酬递减。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的贡献远远大于劳动力等要素的贡献，并且增长速度较快，但这种资本的贡献多来自于资本绝对投入量的增加而非效率的提高。

1979～2007年，资本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3.5%，高于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与TFP的贡献率之和，但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5%，高于GDP的增速。

陈彦斌、姚一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 2007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

衡量资本投资效率的资本产出比从1978年的1.737上升到2007年的2.139，表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投资效率低下。

第三，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波动过大。

首先，数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拉动，并且高资本形成率造成投资对消费的挤压，会导致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失衡。

项俊波的研究表明，从1992年到2007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失衡指数从3.33上升到3.75，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指数从2.00上升到4.25。

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其次，资本投入的加大及资本贡献率的增长会造成收入分配向资本偏重，加剧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再次，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增长的趋势，不考虑增长过程的结构纠偏。

经济结构的偏差和错配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自我调整能力受限，各层次经济结构之间良性传递机制不能发挥，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较易受到冲击，具有较大的波动性。

第四，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过大。

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成本，不考虑福利分配、公共产品供给及生态环境破坏等社会、环境成本。

因此，如果从经济、社会、环境大系统的角度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成本和收益，增长的代价过大。

与数量型经济增长不同，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动力、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及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全面改善。

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第一，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生产效率提高。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水平决定了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改变技术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导致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

另外，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技术、制度、结构等因素驱动，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第二，规模报酬递增。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将技术进步的因素内生化，以此来解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生产要素包括知识、人力资本、分工和专业化等，它们通过外溢作用产生规模报酬递增，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这些因素来驱动，必将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

第三，经济结构协调并且经济运行稳定。

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相比，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通过投资规模扩张的线性路径实现，而是通过对创新、技术等要素的使用实现效率改进和结构优化，该过程表现为演化路径。

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依赖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单独作用，而是通过整个增长过程中各层次结构之间的良好配合形成稳定的自治系统，能够避免遭遇过大冲击。

第四，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降低。

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对经济系统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也将社会和自然环境等“隐性成本”纳入经济增长过程，通过整体考虑社会福利损失及资源环境损耗作出经济决策，使经济增长能以更小的代价实现。

三、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形成机制的比较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函数。

与此相对应，波特将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如廉价劳动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第二是以投资为驱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阶段；第三是创新驱动阶段，即经济增长主要靠知识、技术创新为动力；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以追求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和享受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

从这一角度来看，形成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是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依赖的驱动因素不同。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在技术、制度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加大资本、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投入来实现产出增加，将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作为增长动力，在增长的过程中忽视经济结构优化对资源配置的调整作用。

在缺乏资源有效配置、技术创新及组织结构改善的条件下，单纯的要素投入增加必然出现要素报酬递减效应，使产出效率低下，劳动、资本等要素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导致产出不足，为了达到一定的产出目标，必须通过更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弥补由效率损失引起的产出缺口，而更大规模的投入导致效率进一步下降。

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形成于要素报酬递减作用下，数量增长目标、要素过度需求与产出低效之间的恶性循环。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形成现有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其特殊的制度原因和客观条件。

首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施行赶超战略以迅速实现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转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被释放，但同时也形成了财政分权为基础的地方政府晋升激励和以GDP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评机制。

这两种机制为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激励。

其次，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客观的宏观经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