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与增长质量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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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宏观经济与物价调控蹇m

《中国物价》2022.4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研究----以上海市为例吕东阳张永庆①摘要:近年来,数字经济成为多地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词..202丨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也将数字经济纳入规划范畴,“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 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社会与数字中国本文尝试利用熵值法测算上海市教字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结合灰色相对关联度法研 究了教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指标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研究表明:上海市的教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呈逐步增长态势,然而近年 来其增速有所减缓,逐步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条件成为上海市教字经济水平提升的关键任务之一,比如加快智慧城市建 设与5G网络建设,努力在5G时代背景下逐步建成可拟人化的教字化应用场景及新兴的数字化产业生态,是有效提升上海市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一招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熵值法灰色相对关联度法

—、引言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逐渐迈向了数字经济时 代。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在后疫情时代实现 增长的关键动力之一,它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 活方式。因此推动数字经济以及贸易的发展成为后 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克服世界经济低迷,推动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的重要抓手。 中国更是在极不平凡的2020年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 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也与数字经济密不可分。 2020年我国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超过了 19万亿 元,约占GDP比重的18. 8%。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 逐渐增大的背景下,数字经济能够为经济增长持续 赋能。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 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 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和治理方式变革。本文以上海市的数字经济发展现 状为例,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有助 于客观认识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采取有效措 施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供参考,制定加快推进 数字经济发展行动计划,这对于转变企业经营模式 和进-•步优化市场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参考价值。

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中国的提升策略

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中国的提升策略

建设高速泛在的网络设施
01
加快5G、IPv6等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覆盖范围
和服务质量。
加强数据中心建设
02
建设大规模、高效率的数据中心,满足海量数据存储和分析的
需求。
完善数字化能源设施
03
推动新能源、智能电网等数字化能源设施的建设,为数字经济
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能源保障。
提升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03
04
产业数字化进程加速
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水平不断提升。
05
06
新兴数字化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数字鸿沟问题突
01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数字基 础设施和信息服务差距较大。
02
数字技能和素养的差距也制约
了数字经济的普及和深入发展
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各 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 实力等存在密切关系。
中国在G20国家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靠前 ,但仍有提升空间。
数字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具有积 极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安全、隐私保护 等挑战。
研究展望
深入研究数字经济的内在机制和影响 因素,为各国制定更加科学的数字经 济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g20国家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测度及中国的 提升策略
2023-11-11
目 录
• 引言 • 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 • 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 中国数字经济的提升策略 • 结论与展望
CHAPTER 01
引言
研究背景和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全球 经济结构的调整,数字经济发展 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经济增长方式与创新型企业的关系及测度研究

经济增长方式与创新型企业的关系及测度研究
济持续增长 的决定 因素。 自主创 新是技术进 步 的关 键和重 要方 式 ,技术 进步 的 方式 多种 多样 ,如技 术引 进、技术许 可 、设 备 引进 、技术 合作 与交流 、自主创 新等 。各 国各地 区根据 自身经 济发展
收稿 日期 :2O O 6—1 0 1- 1
技 未涟步墨 生业宴现 生产方 式 转变 的攘 心
济特 征,从资源驱 动 向创 新驱 动的任务 还很 艰 巨、潜 力也
的不 同阶段及不 同特点 ,可采取不 同 的技术进 步途径 自主 创新 。这 是科技 进步 的重 要方 式 ,是实 现持续 竞争 优势 的 重要途 径 ,也是实 现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的关键方 式。因此 , 企业 自主创新与实现经 济增长方式转 变可 以用 图 1 表示 。 来 在企业开展 自主创 新方式中 ,主要依 靠创新促进 经济发展 , 自主创新能力 比较高 的创 新型 企业在 企业 群体 的创 新 中又 尤为重要 ,是企业开展 自主创新 的核心队伍。
基金项 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项 目 ( 0 530 0 0 4 201 620 ) 8
维普资讯
曾祥效 :经济增 长方式与创新型企业 的关系及测度研究 投入的要素如何 组合 与配置 ,直接关 系到 产 出的数量 与质 量 。根据这一理解 ,经 济增 长类 型的划 分 ,主要依 据 经济 增长 的各 要素 或因 素 ( 资本 、土地 、人 力 、资源 、科 学技 术、产业结构 、对外贸易 、经 济 开放 度等 ) 的贡献 大小及 其配置。这些要 素 的变化 ,反 映出一个 国家 或地 区在一 定 时期和发展阶段所达 到经济 总量和经济规模 的途径与方 法。 因此 ,经济增长方 式 ,就是 生产要 素 的投入 与组合 、使 用 与配置 ,并实现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 。 经济增长 与产 出 ,首 先依 赖 于生 产 要 素投 入 的增 加 。 生产要 素一 般 包括 :资本 、土 地 (自然 资 源 ) 、劳动 与技 术 ,任何生产过程都离不开 这几个要 素。同时 ,重 要的是 , 国或地区经 济产 出的结果 ,往 往取决 于这 些要 素之 间的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评价研究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评价研究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评价研究一、本文概述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评价,对于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耦合协调测度评价体系,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文章首先界定了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概念,分析了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

在此基础上,文章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测度的相关研究,总结了现有研究的成果和不足。

随后,文章提出了一个包含多个维度的耦合协调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我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

通过实证分析,文章揭示了我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这些建议包括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优化数字经济政策环境等,旨在促进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本文旨在全面深入地研究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评价问题,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为企业家提供创新思路,为学术界提供研究基础,共同推动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和协调发展。

二、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探讨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评价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深入理解两者的理论基础。

数字经济,作为新时代下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主要依赖于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应用。

其核心在于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实现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传统经济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也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而高质量发展,则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数字贸易测度的概念架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初探

数字贸易测度的概念架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初探

数字贸易测度的概念架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初探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进程不断加速,数字贸易作为新的贸易形态,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然而,数字贸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对其进行准确测度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因此,本文旨在探讨数字贸易测度的概念架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以期为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企业界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将首先对数字贸易的概念进行界定,明确其内涵和外延,进而构建数字贸易测度的概念架构。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梳理现有的数字贸易测度指标,分析其优缺点,并提出一套更加全面、科学的指标体系。

本文将探讨数字贸易的测度方法,包括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等方面,以期提高数字贸易测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数字贸易的测度提供一套科学、实用的方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为企业界提供更加清晰的市场导向,推动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

我们也希望本文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和专家的关注,共同推动数字贸易测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为数字经济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数字贸易的概念界定数字贸易,作为信息技术和全球贸易深度融合的产物,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

然而,对于数字贸易的准确概念界定,学术界和实务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

为了深入探讨数字贸易的测度方法,我们首先需要对其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

数字贸易,顾名思义,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进行的贸易活动。

它涵盖了通过电子方式传输的商品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电子商务、数字内容、云计算服务、数字广告等。

与传统的贸易方式相比,数字贸易具有交易速度快、成本低、透明度高等特点。

在数字贸易中,数据的流动和使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据不仅是数字贸易的核心要素,也是驱动其发展的关键因素。

数据的收集、处理、分析和应用贯穿于数字贸易的整个过程,为贸易双方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和精准的服务。

数字贸易还涉及到了众多新技术和新应用,如大数据、区块链等。

这些技术的运用不仅推动了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也为其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前景。

天津市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天津市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目前,随着数字经济的深人发展,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化。 根据现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统计制度,准确界定数字经 济存在难度。其中,计算机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电子设备 制造、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等行业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产业,互联网零售、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等全部架构于数字化之上的行业,可看作数字经济 范畴。数字经济难以准确界定的另f原因在于它是融合性 经济。其他行业因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与向数字化转型所带 来的产岀增加和效率提升,是数字经济的主体部分,在数字 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这部分更难以准确衡量。
理论探讨
天津市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摘要: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020年,我国数字 经济增加值规模为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较2005年增加了 了36.6万亿元,占比提高了24.4个百分 点。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一些省市,如浙江、贵川、重庆结 合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实际,探索建立能够反映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数字经济统计扌艮表制度。因此,天津 也应立足本地实际,积极扌采索数字经济测度。本文从数字经济的内涵、构建目的与原则、指标构建与建议 等角度出发,构建了包含投入、环境、融合、效益等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38个三级指标在内的天 津市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津发展数字经济的相关建议。
要包括数字化基础设施、数据开放共享水平、数字化创新投
入。数字化基础设施包括移动宽带普及率、固定宽带普及率、
数据中心数量服务轍量、5G基站数;娠开放共享水平涵 盖公共数据集开放数量、数据交易规模、数据资源共享率;
数字化创新投入包括技术研发投入资金规模、R&D人员折合

赶超“亚洲四小龙”:从数量到质量的超越

赶超“亚洲四小龙”:从数量到质量的超越

一 引言
1992 年初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 话” , 对中国 1990 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中曾赋予广东追赶 “亚洲四小龙” 的历史使命: “广东在改革开放中起了‘龙头’作用,今后还要继续发挥‘龙头’作用。广 东要上几个台阶, 争取用 20 年时间赶上 ‘亚洲四小龙’ ! ”①东自此进入了追赶 “亚洲四小龙” (简称“追龙” )亦即事实上的“对标管理”过程。今年是整个战略期(1992-2012)届满后 的第一年,相应的数据也已出炉。为此,本文拟通过结果与目标的对照来检视小平赋予广东 的赶超任务是否已如期完成(或实现度如何、还存在哪些不足) ,借以缅怀和告慰这位中国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回眸广东“追龙”战略,一是可能有助于增进知己知彼并据以优化广 东未来的发展目标和路径,具有实践意义;二是可能对整个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应对未来全 球竞合提供有益启示, 具有借鉴意义; 三是可能有助于丰富区际对标理论并强化经济发展评 价的质量意涵,具有理论意义。
二 综述
(一)关于对标管理 “对标管理” (Benchmarking)亦作“标杆学习” ,形成于 1970 年代末的美国施乐公司 (Xerox) ,时为该公司针对“后来居上”的日本同业竞争对手采取的一项对比与赶超活动。 后来参与并主导这项工作的工程师坎普(Robert Camp)出版了《对标管理:寻求行业最佳 实践以达成卓越》书 ②,总结分析了施乐公司开展对标管理的做法和经验,成了这一议题的 经典之作与管理畅销书。继而西方学界及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 APQC)对之加以了系统 和规范,用以指企业选择、确立、比照、学习、赶超“样板” 、 “基准” 、 “标杆”的管理方法 和过程。由于化“竞争对手”为“学习标杆” 、改对抗性竞争为双赢性竞合、变“彼消此长” 为“彼此竞长” ,对标管理逐步得到普及和推广:一方面跨越行业甚至企业界被广泛运用到 学校、医院、科研机构乃至团体、部队、政府等,另一方面跨越地域走向全球包括中国。尤 其区域对标(Interregional Benchmarking)日趋活跃,成为优化域际竞合的一项重要工具。 (二)关于经济增长 /发展水平的评价 萨缪尔森把经济增长定义为代表一国潜在 GDP 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 性曲线的向外推移。 ③而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不仅仅在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更强调在技术 改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后者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映。 ④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 1977 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中也认为经济增长不仅包括生产资源和生产量的 增长,而且也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 ⑤另 一方面,在托马斯等著的《增长的质量》中,把增长质量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 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 比如机会的分配、 环境的可持续性、 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⑥可 ①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 1993 年,页数:111-113. ②Robert C.Camp, 《 Benchmarking:The Search for Industry Best Practices that Lead to Superior Performance》 [M],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7 年,Page:57-61. ③Paul Samuelson, William Nordhaus,Economics 《经济学》 [M],18th Edition,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8 年,Page:483-500. ④Simon Kuznets, The fact and thinking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各国经济增长》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年,中文授权商务印书馆出版, 2005 年,Page: 1-13. ⑤B·D, Kama Aliyev,Developed socialism, speed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发达社会主 席,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M],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Page:19-32. ⑥Vinod· Thomas,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增长的质量》 [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研究

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研究
影响的因素纳入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
蒋长流和江成涛 [10] 、 王慧艳等 [17] 的研究, 选择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ECO)、 人力资本水平( HUM)、
创新投入水平( RD) 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经济发展
水平采用人均 GDP 测算, 人力资本水平采用各省
(区、 市)每十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测算,
判断矩阵, 然后根据调整后的判断矩阵, 得到各
个指标的权重, 对评价对象的每个指标采用标准
化的方法进行无量纲处理, 建立反映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的发展指数, 见式 (2) :

f( X) = ∑ α i X ij
(2)
i=1
(3) 控制变量: 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
外, 还需要将其他可能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10-13] 。 金融发展将从创新、
代表的 “ 数字贸易” 也在持续增长。 数字金融的
质量的持续提升。
使得信息不对称和贸易壁垒得以消除, 数字技术
协调、 绿色、 开放和共享 5 个层面促进经济发展
(1) 金融发展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力。
发展改变了传统贸易格局中弱势群体的相对地位,
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金融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投入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 并据此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 关键词〕 金融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理念 指标体系 影响研究 系统 GMM 估计 政
策协调
DOI:10.3969 / j.issn.1004-910X.2021.11.019
如下:
lnHQ it = α0 + α1 FE it + α2 FS it + α3 FC it + α4 ECO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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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方式与增长质量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九五”重点课题《新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研究》部分成果 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我国经过建国以来几十年的经济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发展,经济总量、结构、体制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买方市场形成,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资源消耗高、资金周转慢、损失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成为当前经济生活中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关键是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实现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被列为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方针。 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和探讨更多地集中在定性分析上,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量测度和评价研究很少。建立一套全面、完整的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度量与评价经济增长方式与增长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过去,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主要以产值和速度来衡量,其结果是加剧了追产值、求速度、忽视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使用经济集约化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可以促使人们从根本上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此外,各地区采用这套指标体系,能够对本地区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增长质量有一个科学的测度与评价,也可以与其他地区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同时,还可以提出未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量化目标和任务。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就是使经济增长由产值型、速度型和数量型增长向效益型、结构优化型和质量型增长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不顾市场需求状况和资源条件,盲目上项目,随意扩大生产规模;不重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一味铺新摊子,片面追求产值和产量;不注意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不注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注意保护环境,造成环境破坏,等等。而集约型经济增长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不断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宏观的和微观的经济效益,使经济增长质量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从而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根据上述定义,对于增长方式转变,我们将从以下两个层面来把握。 1.对于经济增长方式或增长质量的把握,即对国民经济整体经济效益的把握。经济效益的高低及其变化趋势,可以综合体现经济增长方式所处的阶段、转变的程度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 2.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因素去把握,即剖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与机制,如经济结构的优化,规模经济水平,科技进步水平,市场化水平以及可持续发展水平等。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特征 根据上述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参照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体制转轨所处的阶段,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方式转变,其主要特征可归纳如下: 1.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即社会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的提高用较少的要素投入,获取更多的产出,实现在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下形成的低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良性循环,这是衡量社会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的尺度,综合反映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体现经济增长集约化的程度和经济增长的质量。 2.合理、优化的经济结构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一个重要的特征。经济结构的状况在一定程理论与方法 38中国软科学6/1999度上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处的阶段。经济结构的优化与集约型增长是相伴而生的。只有在经济结构不断走向合理、优化和升级的条件下实现的经济增长,才是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表现出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与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相关。 3.规模化经营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一大特点就是不考虑社会化大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一味铺新摊子,搞重复建设、“大而全”、“小而全”,企业普遍达不到合理规模。其结果是争原料、争市场,单位产品成本居高不下,劳动生产率低,竞争能力差,无法实现规模效益。因此,达到规模经济,实现规模效益,也是集约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4.科技进步水平经济增长除了依靠要素投入增长推动外,还要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要素的合理配置以及科学的管理等,即依靠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经济赖以增长的主要源泉。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我国现阶段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没有达到这一水平。因此,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科技成果转化率、技术装备水平以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份额,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提高增长质量的重要途径。 5.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将经济体制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同时提出,是因为,在我国的现阶段,两个转变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实现集约型增长的关键和前提。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建立,计划性配置资源的方式还大量存在。不能实现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就不可能形成经济集约型增长的良性循环机制,对于市场的主体企业来说,也不可能产生集约型增长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只有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才能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成为现实。因此,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6.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高要实现经济持久、高效的增长,就必须保证经济运行的质量与稳定性,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同时,保持经济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如果供需持久失衡,通货膨胀率过高,或经济增长伴随高能耗、高污染,以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那么,经济增长是不会持久的,也是低质量的。因此,保持经济总量的供需平衡和较低的通货膨胀,克服经济增长中的短期行为,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是经济集约型增长的又一重要特征。 三、建立经济增长方式与增长质量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项涉及诸多因素和方面的系统工程,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与考核不是单一指标或部分指标就能完成的,必须根据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与主要特征,构建一个系统化的,既能测度经济集约化程度,又能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源泉与机制的指标体系。在我国,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的测度指标体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还没有一套社会公认的指标体系。我们以为,建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指标体系要科学准确地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与主要特征,避免现行统计指标的简单堆砌和交叉重复,尽可能选择最能科学体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特征的指标。 2.可行性指标体系要在尽可能科学、客观、合理的基础上,兼顾指标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度与评价是一项实用性很强的工作,因此,在指标的选取上,要充分考虑到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尽可能通俗易懂且便于数据采集和计算操作,割舍部分有价值、有评价功能,但无法统计或难以取得数据的指标。在指标设计上,应尽量以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数据为依托,不给经验判断、人为假定等方式留下空间,从而避免评价结果的随意性。 3.可比性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测度评价指标体系中,需要有作为衡量和评判标准或参照数值。这类数值可以通过纵向比较(与历史状况相比)取得,也可以通过横向比较(与国外、全国平均水平或国内部分省区比较)取得。由于通过纵向比较取得的参照数值缺乏系统外的参照系,对外没有可比性。因此,衡量标准或参照数值应尽量以国外、全国或部分省区水平作参照,这样得到的结论理论与方法可比性强,既可以纵向考察,也可以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同其他地区进行对比分析和评价。 四、经济增长方式与增长质量的测度评价指标体系 (一)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测度指标──集约化指数 首先,我们从投入产出的角度,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产出的主要标志,分别考察劳动、能源、投资、贷款、工业等方面的投入产出状况,选择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能源产出率、投资产出率、贷款产出率、工业增加值率等五个单项指标,综合反映宏观经济效益的水平和状况。并以此五项指标为基础,分别测算劳动、能源、投资、贷款、工业集约化指数,从而计算出经济增长集约化的综合指数。 劳动生产率,是国内生产总值与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值,是全社会平均每个劳动者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标志着平均每个劳动者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多少,是衡量劳动力投入产出水平的指标。 能源产出率,是单位能源消耗所提供的国内生产总值,它反映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益以及节能技术的改进与提高。 投资产出率,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是从投资效率的角度反映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此值越大,投资效率愈高,反之则愈低。 贷款产出率,是指单位贷款所能提供的国内生产总值,它反映银行贷款的使用效率,此值越大,表明贷款资金的效益越好,集约化程度也越高。 工业增加值率,是工业增加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它反映工业的附加值率高低和工业生产的中间消耗水平。一般而言,工业增加值率高,表明工业投入产出效益水平高。 下面我们将分别对宏观经济效益指标劳动生产率、能源产出率、投资产出率、货款产出率和工业增加值率确定集约化标准,计算劳动、能源、投资、贷款和工业集约化指数,并在此五个单项集约化指数基础上,确定经济增长集约化综合指数和集约化区间。 1.劳动集约化指数劳动生产率计算公式:劳动生产率=本年国内生产总值/本年全社会从业人员 公式中国内生产总值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 集约化标准:考虑到用货币汇率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比较我国与其它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以世界银行公布的1990年各国购买力平价(见表1)来计算199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并取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五个发达国家1990年折成美元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值约为47000美元/人·年(见表2)作为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集约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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