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研究毕业论文（设计）中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研究摘要：面对我国经济尚不发达的现实，为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和财政供给困难的矛盾，在人力资本、教育个人收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支持下，我国进行了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

但改革的成果不尽如人意，本文在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的基础上着重从分担比例的角度对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以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目录1 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的演化过程 (1)致谢 (12)3.1 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必要性 (3)3.1.1 国家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 (3)3.1.2 经济活动的多样化的必然要求 (3)3.1.3 成本补偿有利于促进受教育机会的均等 (4)3.2 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可行性 (4)3.2.1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4)3.2.2 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 (4)4 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主体及其分担状况 (4)4.1 国家 (5)4.2 个人 (7)4.3 社会 (9)5 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的对策建议 (9)5.1 建立科学的高等教育成本核算体系，制定合理的收费政策 (9)5.2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10)5.3 鼓励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的支持 (10)5.4 优化资源配置，增加高校自身收入 (10)5.5 完善高等教育资助体系 (11)5.6 提高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降低教育成本 (11)6 致谢 (13)1 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的演化过程成本分担是指高等教育成本完全或几乎完全由政府或纳税人的负担转向至少部分地依靠家长和学生负担，以交学费的方式补偿部分教学成本，或以支付使用费来补偿由政府或大学提供的住宿和膳食。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在高等教育中实行的是免收学费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经费投入的不足和规模的扩张导致高等教育经费紧张状况不断加剧，政府决策者注意到继续实行这种免费教育制度，不仅国家财政难以承受，而且也不利于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

因此，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高等学校“可以在计划外招收少量的自费生，学生应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

1989年国家教委等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规定从1989年开始，对新入学的本、专科学生实行收取学杂费制度。

这就从政策上肯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应该实行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制度。

1992年，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较大范围地推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自费学生的比例得到提高，1997 年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普遍“并轨”，我国高等教育全面实行收费制度。

至此，50年代以来实行的高等教育免费制度宣告结束。

[1]2 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理论基础2.1 高等教育的属性在谈及教育成本分担问题时，人们往往先从教育产品的属性着手。

首先，我们来了解准公共产品的概念。

公共产品是指那些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产品。

不同的公共产品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程度不同，根据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程度，公共产品又被进一步划分为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纯公共产品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准公共产品只具有局部非竞争性与局部非排他性。

如果某种产品属于公共产品，则从理性层面或至少从学理层面上讲，生产这种产品的所有成本，应完全由公共社会或能代表公共社会的国家来承担；如果是私人产品，其成本则要由拥有这种产品的私人承担；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则私人和公共社会应当按某种比例分别承担。

[2]高等教育产品就是典型的准公共产品。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的某些收益是发生在受教育者个人身上，具有受益的排他性和效用的可分割性，而且高等教育也具有较高的边际成本，其机会是竞争性的；但是高等教育除了具有可分割的私人利益之外，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利益，这些利益从受教育者本人和家庭成员延及社会的其他成员。

因此，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其成本应当由享受个人收益的受教育者个人或家庭与国家及社会共同分担。

2.2 西方经济学家的教育成本理论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D．约翰斯通(D.Bruce Johnstone)提出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认为应由纳税人(政府)、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捐赠)共同分担高等教育的成本。

1986 年，约翰斯通出版了《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英国、联邦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的学生财政资助》一书，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成本分担理论。

此后，“成本分担”论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制定高等教育学费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3]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认为，高等教育的教育成本应当由在教育中获得益处的各个方面分担。

这种分担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利益获得”原则，即谁从教育中获得好处和利益，谁就应当支付教育经费；二是“能力支付”原则，即谁从教育中获得的好处越多，谁就应当支付更多的教育经费。

[4]2.3 我国高等教育成本的组成提出成本分担理论(cost sharing)的约翰斯顿教授认为，教育活动的运行，必须投入一定的社会劳动，耗费一定的人力和财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于教育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便构成了一定的教育成本。

高等教育成本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教学成本，诸如教师和行政人员工资、设备、图书、行政活动等支出。

二是研究支出，由于各校对于研究重视程度的差异，这项支出差异比较大。

三是学生生活支出，诸如住房、饮食、服装等方面的费用。

这些支出尽管与学校财政支出关系不大，但学生和家庭必须支出，这是他们接受高等教育所付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关注高等教育成本上升的重要方面。

四是放弃的收益，从理论上讲，它是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组成，无论对于劳动力短缺的社会来说还是对于学生个人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成本。

3 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3.1 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必要性3.1.1 国家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我国投资基础建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但是，国家资助重点的“多极化”发展，使国家在安全、环境等领域的投入不断加大，从而相对削弱了对教育的增量投入能力；另一方面，我国教育规模的扩大，使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政府财政难以继续全面支持。

我国的2020年规划中，反复呼吁提高教育经费，提高教育经费不能转嫁到学生身上，政府是经费来源的主渠道。

国务院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

但是到2000年，这个指标仅为2.58%，与目标的缺口约为900多亿，其中1995年财政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仅为2.32%，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

2005年也不过2.80%，始终没有达到4％。

（见图1）3.1.2 经济活动的多样化的必然要求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专业分工日益精细，经济活动多样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而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必然要求有教育活动的多样化作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教育成本仍然由政府“单挑”，必然是教育完全处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从而不利于教育多样化的实现。

相反，如果由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和政府一起分担教育成本，就会使它们各自获得一定的对教育的影响权，根据自身的需要量身打造一批专业人才，使整个社会经济以多种形式蓬勃发展起来。

3.1.3 成本补偿有利于促进受教育机会的均等教育公平问题始终是各国政治生活中很敏感的一个话题，这是影响到一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对实现教育公平、机会均等与提高高等教育系统资源配置效率都有积极的意义。

因为适度的收取学费，可在一定程度上舒缓公共财政压力，增加高校收入，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规模，更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与个体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而且国家可以有更多的经济能力来搞好我国的基础义务教育，有利于整个社会教育公平的实现。

[5]3.2 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可行性3.2.1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家财政收入的份额逐年降低，而国民收入中分配给个人的部分不断增加。

这就为我国实行教育成本分担政策提供了可能。

3.2.2 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和投入趋于稳定，而对教育等奢侈品的需求不断提高，家庭对子女教育期望明显升高。

而且，广大居民已经接受了非义务阶段“谁受益，谁出钱”的观念，即政府支付的只应是与公共收益相适应的教育成本，企业、受教育者个人也应承担与其所获收益相适应的教育成本。

4 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主体及其分担状况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实现了多渠道,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学费和杂费及其他教育经费五项（如图2所示）。

基于国家和个人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成本分担的两个最主要的主体，本文将试着重从研究国家和个人所承担的教育成本比例来分析我国教育成本分的现状。

4.1 国家国家之所以作为政府的代表应成为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补偿者，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它的外部效应也是十分显著的。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当今，发展高等教育已成为增强综合国力的基本途径，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等，都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发展。

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和较大的社会收益，这就决定了作为这种收益代表的政府，自然应分担与补偿其成本。

也就是说，国家和社会肯定应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受益者，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的外部效应是巨大的。

[6]下面具体作国家教育成本分担的实证分析。

选择学杂费为被解释变量， GDP 为解释变量。

建立双对数模型：01ln ln y a a x =+。

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修正后的相关数据如表2所示：数据来源同上)表2(根据计算分析，模型结果为：ln 0.517ln 12.675y x =+，这说明GDP 每上升1%，学杂费就上升0.517%。

[8]4.2 个人学费的收取是世界各国为了解决教育财政短缺所做的最后抉择，个人也就成为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补偿者之一。

由于高等教育总体上可视为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物品或服务”，这种服务不仅能给学生带来一定的预期经济利润，而且还能够使他们得到某些非经济利益。

因此从权益与义务对等这一公平角度看，个人应负担部分高等教育成本，或者说，学生个人原则上至少应按教育的成本价格交纳部分学费。

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受教育者个人和家庭分担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扩张的相当一部分成本。

但是，我们所关注的是，目前我国公民个人分担的教育成本比例是否合理，因此以学杂费为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解释变量，建立双对数模型：01122ln ln ln y a a x a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