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及国际经验借鉴

人均GDP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及国际经验借鉴

一、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判定 (1)

二、人均超过GDP3000美元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2)

三、人均超过GDP5000美元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4)

四、人均超过GDP10000美元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7)

五、人均GDP处于不同阶段时在消费及投资方向的不同特征 (10)

六、“中等收入陷阱”面前韩国巴西的不同选择 (14)

一、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判定

人均收入水平是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总体性指标，主要由以下两种判断标准：

（一）世界银行标准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依据。20世界7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在其年度发展报告中开始将国家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分类，后改为按照人均国民收入（GNI）分类。世界银行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分类指标较为普及，是当今许多经济学家判断一个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之一。

世界银行有两种分类方式，且两者密切联系。一种是将国家或经济实体划分为四个收入档次，分别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这一分类标准非常明确且每年调整一次。2007年的分类标准为：人均GNI低于905美元为低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906美元至3595美元之间为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3596至11115美元之间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1111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经济体。按照此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处于3000到10000美元时，属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

另一种是在这四个收入档次类别基础上，又划分为“发展中经济”和“发达经济”两个类别。在世行官方文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被笼统地成为“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则被称为“发达国家”。世界银行金融信贷政策对这两类经济体也有明确的收入“门槛”界限。按照1989年世行有关补充界定，这个“门槛”的收入界限是以1987年美元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NI为6000美元。在此收入门槛以上，便划入“高收入国家”或“发达国家”之列。这一门槛每年随美元购买力或价格指数的变化而调整，2007年世行确定的高收入或“发达经济”的收入门槛为11116美元。

（二）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

在现有国内外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钱纳里阶段划分标准认为工业化是以经济重心由初级产品生产向制造业生产转移为特征的；他把现代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变，把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发生的结构转变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表1）。

注：根据《美国统计概要( 2009)》公布的物价指数变动情况，2007年美元与1970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5.34，由此，对应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发生变化。

二、人均超过GDP3000美元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这是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实现了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跨越。从这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国际经济发展轨迹来看，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在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迈进时，经济发展有许多显著的共性特征。

1.发展方向特点：

面临经济发展的“分水岭”。历史经验和国际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分水岭，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往往存在较大变数。处理得当，通常会出现一个较长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人均GDP的更高突破；反之，则可能出现经济震荡，徘徊不前，甚至倒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与拉美、东亚国家在相近的时期实现了人均GDP3000美元的突破，日本、韩国和欧美发达国家成功跨越这道“分水岭”，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重工业，实施出口替代战略，成功实现了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经济普遍保持了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并很快实现人均GDP5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的突破。而处于大致相同起跑线上的拉美国家，由于实施耐用消费品进口替代，本国企业缺乏技术创新，增长方式难以向集约化过渡，导致农业衰退，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造成失业剧增，经济发展艰难，有的国家，如巴西甚至出现倒退，直到本世纪初人均GDP仍徘徊在2000至3000美元之间。

2.产业结构特点：

第三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配第—克拉克定律”，以及钱纳里、库兹涅茨的研究，都阐述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在GDP 中的比重将呈明显下降趋势，产业结构的重心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的规律。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看，重工业的比重逐步提升；从整体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将逐渐取代第二产业而居于主导地位。人均GDP在达到3000美元之前，经济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工业化时期，“投资主导—工业推动”的组合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由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第三产业比重超过50%而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表2）。

3.发展动力变化：

技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可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大动力。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发达经济体逐渐放弃“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利润换资本”等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前期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由以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4.企业格局变化：

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实力的主要载体。企业实力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工业化初级阶段，广大中小企业是产业的重要支柱力量。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企业规模逐渐扩大，大企业数量快速增加，跨国公司或企业迅速崛起壮大，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载体，带动人均GDP迅速向更高阶段跨越。例如，从1965年到1980年，美国年营业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比重从2.4%上升到5.4%；

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的大型、超大型公司从0.13万个上升到0.61万个，增长了3.69倍；资产排名前100名公司的资产集中度达到46.7%。

5.收入分配结构变化：

中产阶层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经济体发生的一个直观明显的变化就是中产阶层迅速扩大。在现代发达国家中，中产阶层人数众多，如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同时，中产阶层的形成，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产阶层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人均GDP向更高阶段跨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人均超过GDP5000美元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 达到5000 美元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总量的增长，还更加带来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在社会经济特征比较中，将亚洲的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欧洲的西班牙和近期跨入5000美元的美洲巴西、墨西哥进行参照比较。从这些国家与地区经验看，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迈进时，社会经济发展有许多共性的经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

第一，产业、就业、城乡结构的现代转型。

韩国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后，社会流动加快，乡村人口急剧下降，城市人口急剧增长。1962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7%，到1992年减少为14%。韩国的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28.5%上升到1987年的68.7%，1995年更是上升到了81.3%。中国台湾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再度转型，由新兴工业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轻纺工业向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重化工业升级的同时，服务业比重逐年扩大，日益成为带动台湾经济成长的支柱产业。1988年人均GDP5000美元时服务业首次超过一半（50.13%），且持续成长。服务业呈现质变，由蓝领阶级为主的服务转变为信息服务。

第二，中产阶层快速崛起。

在顺利实现人均GDP5000美元跨越的韩国、西班牙及中国台湾地区中，都有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韩国新中产阶级由1970年的14.2%增加到1980年的17.72%和1990年的26.1%。中国台湾地区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下层阶级人口也迅速减少,现代职业阶层和新中产阶级快速增加，农村独立经营的个体农民和农村下层阶级人口减少，分别由1970年的28.0%和16.7%下降到1980年的23.3%和8.1%。城市中的下层阶级的比例也在下降，由1970年的8.0%下降到1980年的5.9%。新中产阶级由1970年的14.2%增加到1980年的17.7%和1990年的26.1%。

第三，高度重视社会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设。

相关国家与地区都非常重视社会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制度建设。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本刊资料韩国1989年实现了全民医保。实现全民医保后，公共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稳步增长，覆盖率从1989年的90.39%上升到2007年的98.69%（其余

人口由医疗救助提供保障）。目前，韩国政府正在要建立具有韩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韩国式福利经济模式”构想，主要就是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均衡，搞好基本收入、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基本居住4项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基本保障，实行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建立“家庭般的社会”。1995年中国台湾地区的全民健保制度全面实施，1999年的覆盖率达到95.46%。中国台湾地区的各项社会保险均由政府（劳工保险是劳保局）直接掌管，而且法律规定保险制度的最终财政责任也在政府。墨西哥在1943年就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保障法，1995年制定、并在1997年实施了新的社会保障法，2003年针对农民和城镇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制定了社会医疗救助法。

第四，重视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

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需要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于1976年、1977年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并没有出现学界所说的倒U型状况，其基尼系数都处在比较合理的0.35以下的水平。其中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况特别突出。从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台湾的经济迅速增长，人均GDP从1964年的500美元上升到1976年的1000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6.6％，而收入不平等现象却在不断改善，基尼系数从1953年的0.57下降到1972年的0.29。中国台湾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力求增加“国民所得”，1980年平均“国民所得”为2054美元，1985年为3142美元，至1997年达12019美元。中国台湾地区的分配差距也在缩小。1950年中国台湾最高20%所得阶层与最低20%所得阶层，每户年平均所得比率为15∶1，到1979年降为4.34∶1。

第五，社会冲突不断，社会稳定面临挑战。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仍会面临着社会“发展之坎”，会由于制度安排、战略选择、政策制定、公平实现等方面的问题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巴西就是由于较严重的贫富、区域、种族社会地位的差距，社会冲突比较严重。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无地农民运动仍在发展。

但同时，面临着许多已知或未知的社会问题与挑战，主要有：第一，向成熟型社会过渡的四个“倒U型曲线”（分别是收入差距、产业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环境污染、社会问题的倒U型曲线）拐点仍未出现；第二，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相对短缺的三大矛盾突出；第三，市场经济建设、公共服务需求与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的矛盾依然存在；第四，社会公正程度不高可能引发社会冲突，社会风险增加。

在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这个阶段，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手段，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注重发挥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欧美发达国家以科技促进经济增长，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人均GDP 突破5000美元以前，虽然人们早已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对经济的增长作用，但国家没有明确的科技产业政策，科技对经济的增长作用处于自发阶段。第二个时期，在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以后，通过几年的实践，政府对于如何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完善了科技产业政策。如日本提出“技术立国”方针，极其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第三个时期，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跨入高收入行列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形成完整的产学研体系，建立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如美国在1980年出台了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贝赫—多尔法案》，1986年出台了加快产学研结合的《史蒂文森—怀德勒法案》。

亚洲“四小龙”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以科技创新推进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收入水平较低，注重以技术引进、模仿、创新来提高科技竞争力。第二个时期，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后，开始注重自主研发，走引进吸收与自主创新并重的发展道路。如韩国1990年出台了《战略部门技术开发计划》(1989年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台湾地区1986年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十年长程计划(1986～1995)》(1987年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第三个时期，步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以后，更重视自主创新。如亚洲“四小龙”在引进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协调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增强了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2、注重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经济发展不同水平的重要体现。从上世纪5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到上世纪70年代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以后，三次产业结构基本稳定，经济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三次产业结构内部。在第三产业内部，以金融、市场中介服务、房地产等为支柱的服务业，以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等为内核的创意产业，快速发展起来。在第二产业内部，迫于石油危机的压力，这些国家加快了以汽车、宇航、微电子、半导体、机电产品等为代表的低能耗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逐步取代了传统产业。如亚洲“四小龙”在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之后，不但二、三次产业比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三次产业结构内部也出现了重大调整。以台湾地区为例，1987年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三次产业结构是5∶47∶48，到1992年进入高收入地区行列时三次产业结构为4∶40∶56。工业产业重点发展技术程度高、附加值高、能源密度低、污染程度低、产业关联效果大、市场潜力大的行业；服务业以金融、保险、房地产为主体，发展较快，五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香港在这一阶段致力于“经济服务化”，制造业向内地大规模转移，迅速崛起为亚太区域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中国内地特别是华南地区的贸易转口港和服务中心。新加坡在这一阶段，以建设肯特科技园为标志逐渐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有增长潜力的服务业，成为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区域性服务中心。

3、注重推进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

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迫使西方国家接受了新的国家管理理念，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干预，经济快速发展。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也就是在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之后这个阶段，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放慢，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迫使各国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宏观经济手段。如美国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英国从第二次国有化运动到新私有化运动，改革国家福利制度；法国和德国开始完善新的计划干预体系；日本围绕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重建财政和金融制度。亚洲“四小龙”虽然采取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由于独特的历史传统，除香港外，它们的社会经济制度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仍有很大的不同，重视建立公营企业和经济计划。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经济发展速度相当快。但是到了80年代，由于原有产业优势逐渐下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增速趋缓，发展后劲不足。此后，也就是在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以后，政府注重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大规模调整经济社会关系，减少干预，推进公营企业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尽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增进资源配置效率。

4、注重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新城作为城市发展新空间、经济增长新载体，是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以后国家和地

区所采取的重要举措。但是针对不同的区域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新城建设功能定位也不同。英国虽然早在1945年就成立了新城建设委员会，但真正树立新城建设现代化理念是在70年代末，即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之后。当时，英国各大城市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衰退现象。新城建设的目标由二战后仅仅容纳大城市过剩人口和工业，转向协助大城市恢复内部经济，成为集生活、休闲娱乐和工作为一体的综合功能区域，缓解了中心城区的压力。法国的巴黎新城建设基本上与法国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的时间同步。巴黎新城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整合就业、居住、服务功能，重新构建、组织大城市郊区功能布局，真正形成自立性的城市，促进区域整体发展。从功能定位来看，巴黎新城建设与英国不同，不是分解中心城区职能，而是以吸纳新增城市人口为主要职能，避免人口向中心城区过度聚集。日本新城功能定位，不同于巴黎新城和英国新城。除了筑波科学城外，日本70年代中期以前的新城开发基本上都是“卧城”，主要是为了解决巨大的住宅缺口并克服小规模土地开发效率偏低的问题。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人们对“卧城”的城市服务功能要求提高。而此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加快，企业由单纯的生产型向研发生产一体型转变，生产方式走向多元化、高科技化，由此推动了企业和研发机构向郊区转移，这对新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城建设在70年代中后期，转向多功能综合化发展，成为职住平衡的区域发展新增长极。如“森之里地区”开发，确立了住宅、自然公园和大学研究三大功能区；港北新城通过用地调整，安置一定的研究机构和高科技企业，多功能综合化趋向明显；筑波新城通过自身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地域城市功能发展，进而促进自身综合实力增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城基本上是建在半城市化区域内不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新城建设最初主要是以工业开发区形式出现的。以韩国、台湾、新加坡为例，当它们的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以后，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开发区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市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滞后于新城发展需要。为了解决“有业无城”的困境，政府适时推进工业开发区的社会事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综合功能的新城，吸引人口聚集，疏散中心城区人口，成为新城建设的重要时期。韩国1989年人均GDP 突破5000美元，当时的汉城新城建设高峰期在1989至1994年间，相继建成5座卫星城。这些卫星城注意发挥地利优势，努力向现代标准靠拢，确保新城真正具有吸引力。

四、人均超过GDP10000美元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以2000年美元价格计算，20世纪50～8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直到2008年，仅有美国、日本的人均GDP超过30 000 美元，见表3。通过研究发现，进入人均GDP10000美元发展阶段后主要发达国家和国际大都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

表3主要发达国家人均GDP10000~30000美元的起始年份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一）产业结构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知识产业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知识经济使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均GDP10000美元发展阶段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具有显著优势。1970年，日本第三产业占GDP 的比重仅为47.2%，到1993年，该比重上升至57.6%。1980年，法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62.0%，到2004年，该比重上升至75.8%。1970年，美国第三产业占GDP 的比重为64.0%，1997年，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也已经达到71.7%。1970年，德国和英国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0.6%和52.4%，到2004年，该比重分别上升至69.8%和72.7%。

同时，为适应后工业社会国民经济服务化的转变，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功能逐渐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产业结构开始进入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阶段。研究发现，进入人均GDP10000美元阶段后，纽约的服务业产值居主导地位，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数量也显著增加，1970年，纽约的服务业就业比重达到62.4%，2005年，纽约的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为89.3%，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为88.4%。1965年，东京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就已经达到57.0%，2000年增加到74.2%。国际大都市的服务业类型也由初期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公共管理业逐步扩展到信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管理咨询业等新兴服务业（表4）。

（二）结构升级以科技引领为主导

进入人均GDP10000美元发展阶段后，国际大都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力以科技引领为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业结构的深加工化趋势，由以原材料工业为主逐步转向以深加工工业和组装工业为主，工业增长对能源、原材料的依赖程度逐步下降，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资本和技术投入，特别是高新技术投入；二是现代制造业地位呈上升趋势。随着传统制造业的衰落，一批现代都市产业( 如服装、印刷出版、食品等)和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兴起，进而带动技术密集的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的上升；三是技术集约化趋势。知识、创新和科技水平是后工业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一方面，所有制造业部门不断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提高科技含量和技术集约度，同时以技术密集为特征的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服务业，特别是与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密切结合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

（三）产业布局呈现新型产业分工格局

进入人均GDP10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后，国际大都市的产业布局演变表现出两个主要趋势：一是制造业郊区化趋势。随着工业企业内部分工的不断细化，很多企业按照产业链的要求，将处于产业链中间环节的大规模生产活动向大都市区外围或其他地区转移，同时把公司

总部、研发、设计和销售中心留在市中心，大都市更多地表现为研发设计中心，而不是生产中心，逐步形成在近远郊及周边重点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现代制造业基地和在中心城区建设现代都市产业基地的新型产业分工格局；二是都市产业在旧工业区的重新繁荣。现代建筑技术和生产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空间利用效率，为以服装制造业和印刷出版业为主的都市工业在城市中心布局提供了可能。经验表明，都市产业往往集聚于衰落的旧工业区。如曼哈顿区是纽约服装业最集中的区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制造业中心之一。

（四）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

进入人均GDP10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后，国际大都市以建设“新城”来替代“卧城”，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二战后，由于工业城市的拥挤、高犯罪率以及生态环境恶化，加之高速公路与家庭小汽车普及，美国联邦政府对新购房子的减税与贷款等优惠政策，大量城市中产阶级为追求自然生活而迁移到郊区，产生了大量的“卧城”。这些“卧城”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对通勤交通也造成了很大压力。后来这些“卧城”在原有单纯居住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产业、基础设施、社会配套服务设施等很多原来只有中心城市才具有的职能，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功能齐全的新型城市即“新城”。“新城”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疏解了美国在工业化后期城市中心区所承受的压力。以东京都等为代表的“CBD——远郊区集合居住区——公共大交通”空间发展模式，以巴黎、伦敦等为代表的“中心城+新城(或卫星城) ”空间发展模式，都反映了从工业社会的“单中心”向后工业社会“多中心”的演变。

（五）社会民生注重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

进入人均GDP10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总体消费水平显著增加，1959-2000年，美国的个人消费开支年均增长3.6%，消费开支在国内总需求中的比重达到65%，同时，美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食品消费支出由1960年的24.4%下降到1998年的13.5%，而以发展、享乐为主的消费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住房、汽车休闲娱乐、投资、旅行和教育等方面的消费。住房消费支出所占比重一直占绝对优势，从1960年的29.0%增加到1998年的33%。与此同时，技术革新和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新产品和服务的普及，有线电视、电脑、电子玩具和游戏、移动电话服务、网络服务以及新开发的医疗服务等成为消费者热衷的新领域。

同时，国际大都市的发展重心也开始转向社会发展为主，市民生存资料的支出比重明显下降，享受和发展资料比重上升，住房、轿车、教育、保健成为新的消费热点。1998年，纽约市居民支出结构中，住房、交通、医疗健康和娱乐等方面的支出比重分别为36.8%、15.8%、4.2%和4.6%。1996年，东京居民消费结构中，住房、娱乐、教育和交通通讯的支出比重分别为11.6%、11.2%、7.7%和9.1%。政府更加关注民生、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到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形成了包括退休养老保险、医疗卫生保险、失业保险和国民保健服务等在内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建立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以不同职业为基础来区分的，社会成员缴纳和接受保险金额依据职业和收入情况而定。美国的公共补助、社会救济都是针对特定对象(贫困者) 而设计的，如医疗补助和食品券等。

（六）生态环境建设崇尚人与自然和谐

进入人均GDP10000美元发展阶段后，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在优化生态环境方面有以下经验：力促各领域节能、节水；推行资源和废弃物减量化，提倡污染预防；积极促进废

弃物资源化再利用；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和应用。重视城市绿地的生态功能，如伦敦规划中明确绿化的目的在于“限制都市膨胀，保护农业，保存美和休闲”，1969年伦敦绿化带扩展为31万公顷，绿地总面积达800公顷。大伦敦外围还有一条面积达2500平方千米的绿化地带环绕。此外，一些大城市还注意以天然的自然景观为依托形成城市绿化的基础，如伦敦形成了泰晤士河沿岸的绿化系统，德国科恩利用森林和水边地形形成绿化系统。

（七）中产阶级“空洞化”现象明显

进入人均GDP10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后，发达国家的社会阶层中，中产阶级的“空洞化”现象日益明显。1998年，美国最上层1%人口的最低收入是23万美元，而中产阶级的年收入通常在25000～99999美元之间。以这个标准来看，上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中产阶级的状况比10年前更糟，在纽约、加利福尼亚、康涅狄格州和华盛顿特区，中产阶级的收入明显下降。许多中产阶级的家庭被迫迁出这些地区，而另一些收入较低的家庭移进来，导致这些地区的中产阶级数量越来越少，出现“空洞化”的现象。而1979-1997年间个人破产案例增加了400%，其中多数属于中产阶级。美国中产阶级“空洞化”的直接原因是失业问题。

五、人均GDP处于不同阶段时在消费及投资方向的不同特征

1、汽车

按照一般市场规律，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800～3000美元时，汽车市场需求迅速上升，人均汽车拥有量也大幅度提高，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汽车开始进入家庭。而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私人购车将出现爆发性增长。因为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小汽车开始成为人们的首选目标。目前，我国已整体迈入爆发性增长阶段。

2、旅游

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观光游剧增；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休闲游骤升；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度假游渐旺。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后，平均每个家庭可以外出度假一次，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每个家庭平均每年可以外出度假两次。当人均GDP到达6000美金以上，这个国家就将进入休闲时代。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欧洲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都经过这个过程。

3、经济

按照世界银行的衡量标准，一个地区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以上，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人均GDP2000美元是一道槛，当人均GDP迈入2000～10000美元时，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则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往往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变动较快的阶段，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也会加速发展，而居民消费类型则将发生大转变。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 GDP 达到 5000美元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总量的增长，还更加带来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

4、文物

当人均GDP达到3000至8000美元时：历史文化遗产最易遭破坏。

5、房地产

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一国住宅产业在人均GDP在400美元时开始起步；至1500美元时，进入稳定的快速增长期，至3000美元时达到增速的峰值，一直到10000美元时才进入平稳期。人均GDP超过16000美元时，住宅业就会开始衰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进入消费升级阶段，对大宗商品如：房屋、汽车和品牌产品的消费需求加速，并推动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自2001年人均GDP过1000美元，开始带动一系列的大宗商品的消费。2003年，我国人均GDP1270美元/人，住房消费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2005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500美元/人，住房消费增速超过20％。自2001年中国房地产消费市场的兴旺拉开了中国进入消费升级周期序幕。

6、别墅

欧美各国的经验说明当城市人均GDP跨越4000美元，就进入了别墅市场兴起的周期。

7、人员比重

当年人均GDP从800美元到2000美元的增长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这些职业阶层人员都呈逐年增加趋势，农业劳动者则逐年减少。而当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后，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的比重，就会出现一个跳跃式的发展，农业劳动者则大幅度减少。

8、产业化

人均GDP1500美元对世界各国都是道坎，韩国开发研究院前院长具本湖说，韩国经济的发展历史证明，当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时，随着国家产业化速度的加快，经济发展的确遇到了一个瓶颈，这同时预示着经济变革即将到来。按照世界银行的衡量标准：当人均GDP 超过3000美元，经济增长将由投资拉动进入到消费驱动阶段。

9、消费

一定的GDP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以及一定的服务性消费支出有相关性，当人均GDP达到1600美元，恩格尔系数一般为33%，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50%。而我国人均GDP在2005年就已达到1600美元的水平，但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仅占全部消费性支出的28%，预示着居民服务性消费将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空间；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城市居民家庭为35.8%，农村家庭为43%，预示着我国已经达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临界点

10、艺术市场

当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时，艺术市场才能真正启动；而当人均GDP 达到8000美元时，艺术市场才会出现繁荣。

11、城市化

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城市化进程将进入成长期；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城市化加速发展。

12、酒类

世界酒类消费有这样一个有趣的规律，当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下时，人们主要喝烈酒；当人均GDP在3000－4000美元的时候，啤酒消费曲线陡峭上扬，当人均GDP达到5000

美元以上时，红酒和啤酒交相辉映。

13、投资

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历告诉我们，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住房是投资的热点，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时，教育会成为关注的重点，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左右时，医疗卫生将是消费的增长点。

14、安全生产

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安全生产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当一个国家人均GDP 不足1000美元时，处于事故的高发期；当人均GDP在1000至3000美元时，处于事故的易发期；当人均GDP在3000至5000美元时，处于事故的转型期；当人均GDP在5000美元以上时，处于事故的下降期。

15、信用

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信用交易规模和人均CDP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当人均GDP在300～500美元时，信用的作用还不十分明显；人均GDP在500～1000美元之间时，信用被大肆践踏；当人均GDP达到了3000～5000美元时，是整个社会信用的重整阶段；而当人均GDP在5000美元以上时，社会信用进入良性循环阶段。用中国一句古话来说，叫做“仓禀实而知礼节”。

16、开店

根据国外经验，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2000美元时，是连锁超市诞生的时期；人均GDP达到2000-4000美元是便利店、时尚专卖店、专业店大量产生的时代；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上，则高级时尚品牌专卖店、奢侈品、艺术品专卖流行。

17、民主政治

当人均GDP到5000美元的时候大家可以谈谈民主了。当人均GDP到1万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准备。当人均到1.5万的时候必须执行民主。

18、收藏

根据国际收藏市场的经验，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收藏市场才能真正启动；而当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时，收藏市场才会出现繁荣。

19、工业化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工业化步入中后期后，海外科技人才开始大量回流，“招才引智”规模大幅度增长，由此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会出现部分海外人才回流，当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就会出现大规模海外人才回流。新加坡等国莫不如此。

20科普

比较研究表明人均GDP为1000～3000美元水平时，科普教育通常停留在传统科普阶段；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水平时，科普教育发展常能提升到公众理解科学阶段；当人均GDP达到20000美元水平时，科普发展到科学传播阶段。

21、地下开发

有关研究数据表明，当一个城市的人均GDP达到500美元时，就有条件进行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地下空间开发的能力就可以达到一个高潮，当城市或地区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就具备了有序化、规模化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资源的经济基础。

22、社会保障

在人均GDP4000～10000美元阶段，社会保障水平上升很快，当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后，社会保障水平增长开始放慢速度，进入倒置曲线的第一个弯曲点，当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后，社会保障水平开始回落（以北欧为例）。

23、地铁

从世界各国地铁开发利用的发展历程来看，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500美元以上时，地铁开发利用成为需要；当人均GDP进入500美元到2000美元阶段时，地铁就会得到较为广泛的开发；而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以上，城市地铁的开发利用就会向高水平发展。

24、教育

根据有关研究，在英、美、日、印度等38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家中，其政府教育投入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性影响表现为：当人均GDP达到300美元时，教育经费所占比重不应低于3．299％；当人均GDP达到800美元～1000美元时，教育经费所占比重的下限为4．06％-4.24％。

25、保险

国际保险发展历史资料显示：人均GDP在2000至10000美元之间，保费增长率可以达到15％至20％。

26、娱乐业

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处于1500～3000美元时，文化娱乐消费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根据国际经验测算，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需求将占总消费支出的23%。

27、设计

发达国家的工业设计发展史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设计在经济运行中的价值就开始被关注。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以上时，设计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主导因素之一。

28、环境

在韩国，当人均GDP未达到1万美元时，环境问题也是很严重的，损失的环境都被用来取得GDP。但是人均达到1万美元之后，用来治理污染的经费非常大。

29、物流

当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产业的发展就更多依赖于整个服务体系的完善和优化。其中，提升物流效率是一个重要环节。

30、理财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这个社会将普遍出现理财需求，并开始转型为一个理财的社会。

31、健康和精神消费支出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金的时候，居民的补钙需求集中爆发，乳制品行业将进入快速增长期。这一经验在我国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有人统计，当人均GDP 水平达5000美元以上时人们对健康和精神的消费支出，将有显著的提高，当人均GDP超7000美元，保健品的市场发展非常迅速。

32、信用卡

根据成熟市场经验，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信用卡将进入国际公认的信贷消费高速成长期。在2010年，中国中等收入的人群超过二亿人。

33、诉求

一般说来，当人均GDP达到1000-5000美金时候，这个社会就会进入一个碎片化时期，与此同时，差异性诉求将会代替从众化诉求。目前，中国处于一个碎片化时期。

34、两极分化

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个规律，当人均GDP水平在1200美元上下时，“即不太低也不很高”，往往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社会发展最不协调的时候。

35、城镇化

根据世界银行对全球133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当人均GDP从700美元提高20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国家行列时，城镇化进程会加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至60%。

36、股市

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居民消费结构会出现质的飞跃，投资需求逐步显现；达到2000亿美元后，大量中产阶级出现，财富开始积累，这时金融资产的比重快速上升，股市将进入长期繁荣阶段。

37、生活质量

国外的研究表明，当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时，生活质量指数与人均GDP的联系比较紧密；而在达到3000美元后，这种关系就非常脆弱了。这也就是我们曾经以为特老套的那句话：富裕并不等于幸福。

38、生育

研究表明，当人均GDP值到1000美元的时候，人们就会自觉自愿地少生孩子。货币防老正在慢慢替代养儿防老。

六、“中等收入陷阱”面前韩国巴西的不同选择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3000～10000美元之间的中等收入

国家在迈向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高收入国家行列时，由于经济发展仍然过分依赖外部因素，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同时，经济快速发展中集聚的社会矛盾在此时期集中爆发并难以协调，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停滞徘徊期。

2010年，中国GDP正式超越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经济学理论和世界很多国家的发展实践，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跨越的机遇前所未有，但也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经济发展出现长期停滞和剧烈波动。观察和分析韩国和巴西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所采取的不同战略和政策，有助于思考我国未来发展的路径和方向，避免重蹈覆辙。

(一)科技创新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要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爆发的第二次能源危机使西方国家陷入经济萧条，西方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对外向型经济体韩国形成冲击。同时，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世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韩国逐渐丧失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经济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使得韩国认识到，必须着眼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通过优先发展科学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转型。

1982年韩国正式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并明确其主要目标是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产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为减轻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技立国”战略，开始重视发展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入21世纪，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格局，韩国政府又提出“第二次科技立国”战略，核心内容从“引进、模仿”创新转为“创造性、自主性”创新。2011年年初，韩国知识经济部公布了2020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思路，提出要实现从“快速跟踪”战略到“领跑者”战略的转变，并实施“独一”未来成长战略。作为“科技立国”战略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大幅度增加了对研究与开发（R&D）的投资，反映了政府政策从促进轻工业、传统工业到关注重工业、技术型工业，再到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重大转变。

几乎是同时期，巴西奉行“华盛顿共识”从而走上了新自由主义道路。巴西政府通过大量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大举借债，试图由上而下地推进工业化，发展本国经济。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完全占领其高端产品市场，使巴西几乎放弃了独立的科技、产业和创新政策，逐渐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西已拥有重要的消费型电子工业、较为现代化的通信系统、若干家通信设备本地制造商以及高水平的技术基地，具备把握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和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条件。由于缺乏必要的公共财政支持，巴西无法促成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产业集群的兴起，进而以技术革新带动新一轮的资本积累。科技进步和创新在巴西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战略中缺乏有效定位，直接后果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巴西的出口仍集中在传统产品，产业结构的低水平重复导致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徘徊。

韩国、巴西两国政府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态度可从两国R&D投入强度比较中得到佐证。1981年以来两国R&D投入强度的演变情况与两国人均GDP演变趋势高度相似，20世纪80年代韩国、巴西R&D投入强度起点的差距并不大，但随着韩国“科技立国”战略的确立实施，韩国研发投入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并于2007年达到3.47%，超过美国、日本

等发达国家，位于世界前列。长期以来，巴西科技进步与创新不受重视，R&D投入强度始终在1%以下徘徊。R&D/GDP不仅仅是科技投入指标，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国家经济增长中科技和创新驱动因素的重要性，体现了经济结构的优化状态。

(二)强化企业自主创新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动力

韩国对保护和强化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始终高度关注，并对外资有可能对本国创新能力的侵蚀保持着高度警惕。

工业化早期，韩国政府为使本国市场不受跨国企业影响，采取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许可技术进入国内的政策。韩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及其在国外贷款中的比例都远低于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外国直接投资份额在1983年仅相当于巴西的7%；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外贷款的比例在韩国仅为6.1%，而巴西为21.8%，充分反映了韩国的对外政策是要促使本土企业“独立”于跨国公司的管理控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韩国试图进入发达国家支配的产业领域，导致很多发达国家出于保护本国知识产权的需要，要求韩国修订著作权及特许权法，实际上对韩国先进产业的自主创新形成了倒逼机制。与巴西直接引进国外技术不同，长期以来韩国政府提倡企业通过反向工程来分解研究外国资本货物的技术。反向工程活动与R&D活动有很强的共通性，这为8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走上自主研发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巴西的自主创新能力遭到极大削弱。研究机构有的被私有化，有的则改变了科研计划，导致大量科学研究支出被削减以及本地创新网络的缺失。解除管制、私有化以及汹涌的企业合并兼并浪潮的结果是巴西本国研究开发机构遭弃置，被从跨国公司进口技术取代。巴西不以追求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为政策目标，以汽车产业发展为例，巴西通过出让国内市场换取国际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入境投资设厂，不追求“民族汽车品牌”。此举虽然增进了居民福利、节省了技术研发费用、减少了投资风险和市场风险，但付出的代价是阻碍了本国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的发展，本国汽车产业和汽车市场被跨国公司控制，成为依附型产业。巴西这种仅停留于利用外生性后发优势的产业发展政策，虽然能在短时期促进GDP快速增长，但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的内生驱动，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发达国家企业车间的搬迁和延伸。因此，巴西不能像韩国那样，形成多样化的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制造业体系，也就不能拥有技术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

(三)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保障

韩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最显著的特点是，通过强有力的政府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促进不同创新主体，包括大学、科研院所和产业界的紧密联系。政府掌控方向盘，制定出政策和目标，用“胡萝卜加大棒”来指挥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创新活动；大学和科研院所提供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私营企业特别是大财团则起着将科技成果产业化、发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

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是整个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者与规划者，主要通过“规划与计划”引导科技发展方向。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韩国产业政策开始逐步由政府主导型向政府引导型转变：在技术发展方向上，政府逐步将主导权交给企业，由企业来决定技术创新的方向；对企业的支持上，政府更多采用税收、金融等间接手段引导企业从事技术创新。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21世纪，政府将主要着眼点放在协调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上，将产学研用等创新主体有效连接起来，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率。

巴西缺乏一种将科技成果应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创新机制。2004年巴西政府出台的《创新法》鼓励大学和企业联合创新的做法引起科学团体的极大反对，他们认为将大学置于市场压力下会破坏知识发展的平衡，容易导致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巴西70%的研发经费来自政府和公共部门，大学和研究中心承担了80%的研发项目。私人企业的R&D投资仅占总投资的35%，而且主要集中于少数大企业。占经济主体的民族中小企业几乎不存在R&D和创新行为。2004年以前，巴西法律禁止政府直接资助公司的创新行为，也不允许公司雇佣大学研究人员，这样不仅创新主体自身的能力建设削弱，主体间的交流互动和衔接更被制度束缚，形成中小企业创新的重要障碍。

目前，巴西政府已认识到其创新的制度性缺失问题，声称巴西存在着科技成果无法向产业部门有效转化的矛盾和障碍，已严重影响到巴西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巴西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大学与企业合作的法律和政策，旨在将科技成果应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然而，这种矛盾是历史积淀下来的，制度性缺失很难在一朝一夕得到扭转。

（郭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