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区域统筹发展的战略思考

区域统筹发展的战略思考××年党中央提出了振兴东北，构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的发展战略，以中央政府的决心和东北地区良好的发展条件，东北腾飞应指日可待。

同时，大家都在思考，东北起飞后，下一个开发重点在哪里？第五增长极什么时候启动？要解决什么问题？从哪里着手？我们认为，下一个开发重点或者说第五增长极，应该是以中部为主体的农业主产区，重点是解决农民问题。

如果说第四增长极是为了解决老工业基地和下岗职工的问题，那么第五增长极就是为了解决传统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三农”问题）。

我们在此粗浅地提出第五增长极的理论问题和基本思路，抛砖引玉，供各位参考。

一、第五增长极提出的战略背景建国以来，我国坚持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和赶超战略，该战略的指导思想是节衣缩食，以农补工，促进农村资源向城市和工业转移，农民和农业剩余向国家集中，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工商资本的原始积累，快速实现富国强民的战略目标。

在实施以农补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过程中，年代还同步实施过西线开发战略。

改革开放后，非均衡发展战略推向了极端，年代末期集中全国的资源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年代末期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年代中期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年代末期实施西部大开发，××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的规划。

多年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成绩斐然，构筑了中国四大增长极，即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和东北三省（正在构筑中）。

第一增长极：珠三角。

开发珠三角的目的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寻找出路，寻找增长的突破口。

为了搞好珠三角这块“实验田”，国家给予珠三角一系列配套的特殊优惠政策，珠三角不负众望，先声夺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形成了中国第一增长极。

但是珠三角的地处中国大陆的南端，难以“达则兼济天下”，撬动规模庞大的国民经济。

直到现在，以珠三角为中心的第一增长极还处在极化过程中，对外的扩散效应尚不明显，暂时只能对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学习和示范作用，提供对外交流的窗口。

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起飞，必须在其他地区构建辐射能力更强的新增长极。

第二增长极：长三角。

打造长三角是对珠三角反思的结果。

邓小平同志认为，没有同步开发上海是最大的失误。

痛定思痛，中央政府决定通过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构建中部增长极，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起飞，弥补珠三角辐射带动力不够的缺陷。

从功能上看，第二增长极是对第一增长极不足的补充和协调，从增长极的类型看，第二增长极是第一增长模式的推广和延伸。

国家特殊的、优惠的发展政策和大量投资铸就了长三角的辉煌，长三角经济一日千里，很快成为了中国第二增长极。

但是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长三角对长江经济带的扩散效应远小于极化效应，第二增长极暂时还难以舞活长江经济带，对全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仍是“蚍蜉撼大树”。

鉴于这种情况，就必须构建新的增长极，促进更多地区经济起飞。

第三增长极：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

从决策角度看，开发珠三角、长三角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是一种转型战略，开发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则是主动出击，是一种提升战略。

这一极也是对长三角、珠三角发展模式的复制，其目标是通过构建北部增长极，辐射和驱动中国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问题。

经过几年的努力，第三增长极已初具规模，域内经济活跃，显示出勃勃生机，但是对中国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仍然是“小马拉大车”，力所不逮。

总体而言，东部三极对中西部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不足，中西部地区难以共享东部繁荣。

要推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亟需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年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基于这个考虑。

第四增长极：东北黑吉辽三省。

提出第四增长极主要有三个方面考虑。

首先是对西部大开发的反思。

西部地区先天不足，地广人稀、环境恶劣，国家庞大的投资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西部地区今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打基础的阶段，暂时还难以成为带动经济起飞的一个独立增长极。

企图通过东西联动，带动中部发展的战略预期难以实现。

其次是对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区辐射带动能力不足的反思。

另外为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所迫。

东北地区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问题比较多，矛盾非常尖锐，解决东北问题刻不容缓。

基于上述考虑，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振兴东北，构建中国第四增长极的发展战略。

目前这一极正在酝酿和推动过程中。

四大经济增长极都处在中国的最东部，通过四个极点构建增长轴心，带动整个东部地区经济整体起飞的态势已初露倪。

但是东部增长轴心对中西部地区仍处于极化过程中，生产要素还在大量地向东部地区转移。

指望东部地区累积因果过程自然结束后，以扩散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是远水难解近渴，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问题和矛盾将会激化，最终将影响东部的稳定持续增长，甚至影响全国经济发展。

“牵牛要牵牛鼻子”，解决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随着东部“四极”的进一步发展，以中部为主的农业地区的矛盾将会成为主要矛盾，要缩小东、中、西部差距，协调地区发展水平，遏制极化过程，烫平回波效应，必须在以中部为主的农业地区构建新的增长极－－第五增长极。

二、第五增长极的战略定位所谓第五增长极，泛指人口高度密集、耕地资源稀缺、以传统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通过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挖掘新的动力、构建新的增长模型，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生态改善、群众安居乐业，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这一地区主要包括中部腹地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也包括东北三省的农业地区，西部的川西平原、渝东山地、陕南地区，甚至包括东部地区的传统农业地区。

第五增长极（第五增长极所辐射带动的地区简称第五增长区域，下同）既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它是一个地理、人文与产业融合的社会概念。

第五增长极既与东部增长极有交集，也与西部大开发地区有交集。

（一）第五增长极的增长动力东部“四极”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先入为主的时序优势、制度安排的特许权、优惠的产业政策、庞大的国家投资、廉价的土地资源、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已经成熟的竞争优势。

这些增长因素，第五增长极望尘莫及，不敢奢求。

第五增长区域要崛起，不能模仿东部“四极”的增长模式，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增长理论，必须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构建新的增长理论和新的发展模式。

直从亚当斯密以分工增长论研究国家财富的增长以后，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也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的劳动增长论，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论，熊彼德的创新增长论，哈德罗－－多马的资本积累增长论，索洛的技术增长论，罗默、卢卡斯以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内生性增长论，科斯、诺斯的制度增长论，等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研究范式，对于我们寻找、挖掘第五极的增长动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我们必须走出经典增长范式的樊篱，另辟蹊径，根据第五增长极的实际情况，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的发展模式。

“为有源头活水来”。

探寻和挖掘第五极的增长动力，要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不仅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范式为我们提供的增长动力，更要用积极的眼光看待过去被经典增长范式所抛弃、忽视的因素，辩证地看待过去被视为包袱的资源和不利的条件，如比较优势低的精耕细作农业，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庞大的消费人口，中部、中南部的水情条件，中北部的干旱条件，“不东不西”的区位条件，良好且未被利用的生态环境，勤劳善良诚实的人民，等等，要通过构建新的增长理论和新的发展模式将这些消极因素转换成新的增长动力。

统筹协调力。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德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引进“新组合”，实现创新，而所谓的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实现“新组合”的过程，“新组合”的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实质上，“新组合”就是统筹协调。

不过他的“新组合”增长理论主要指微观层面的企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我们可以将结构优化增长范式进一步提升到宏观层面，即宏观层次的统筹和协调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宏观层面的统筹和协调不仅包括经济、产业的统筹，还包括社会统筹，经济与社会、环境的统筹，人与自然的协调，等等。

按照经济系统理论，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各对关系之间有一个最合理的组合，处于最合理组合点上的经济增长率就是最佳的经济增长率，也称之为潜在增长率。

实际增长率往往低于最佳增长率，但是通过政府或者其他行为主体的统筹和协调，实际增长率能够不断提高，无限接近最佳增长率。

这一过程就是经济增长，其动力来源于政府或者行为主体的统筹协调力量。

对于第五增长区域来说，目前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与社会、环境之间还存在诸多不协调因素，使得该区域的实际增长率远远小于最佳增长率，在一般人看来，这些不协调是经济增长的绊脚石，但是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些不协调表明，该区域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可以挖掘，挖掘这些潜力就有赖于统筹协调的力量。

资源整合力。

如果说统筹协调力是宏观层面的增长动力，资源整合则是微观层面的增长源泉（资源整合的外延大于熊彼德的企业家的“新组合”）。

资源整合也有二个层次，一是横向整合，即各类资源的横向配置。

横向整合主要是将资源配置给最会经营的主体和最应该得到的主体，让资源发挥更大的生产作用，或者通过整合形成规模经营，包括个体规模经营和整体规模经营（即许多个体通过生产相同的产品形成整体上规模生产），实现规模效应。

资源的整合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和效益的提高。

不容置疑，整合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二是纵向整合，即将资源整合为资产，将资产整合为资本。

资源变成资产是将没有创造财富的要素，变成创造财富的手段或者实现财富的途径，将资源变成生产要素，扩大了生产规模，直接促进经济增长。

资产变资本是将只能作为生产手段或者生产对象的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变成能够获取“价值的价值”，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就是“资产资本化”，资产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

可见整合也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第五增长区域内有丰富的资源，土地、湖泊、河流、森林、丘岗山地，等等，但是大多“养在深闺人不知”，没有被整合利用。

以农民的房产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形成了数以万亿元的财产，但是由于房产无法资本化，农民不能通过抵押融资，筹措生产经营资金，房产潜在的生产效应无法通过资本途径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

如果通过横向整合，房产就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

政策矫治力。

长期以来，第五增长区域受到国家政策和制度的歧视，不仅无法与其他增长极公平、公正的竞争，而且还被迫为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无偿奉献。

这无异于抽肥补瘦、抑弱扶强。

这种歧视性的政策破坏了第五增长区域内部经济自我循环能力，抑制了域内经济增长。

诺斯教授认为，制度变迁是西方大国兴起的重要源泉，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五增长区域也要充分利用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

第五增长区域的制度变迁其实是一种政策矫治力，即调整强加给第五增长区域不公平的政策和制度，使第五增长区域能够与其他增长极平等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