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宝钞制度的崩溃与财政压力

大明宝钞制度的崩溃与财政压力明朝初年的大明宝钞，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种纸币。

但是历来受到的关注都远不及宋元时期的纸币。

实际上，大明宝钞对明朝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近现代中国的经济问题，都有着更加深刻的借鉴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简单的分析，揭示大明宝钞崩溃的原因，为今天的货币政策提出借鉴。

关键词：明朝，宝钞，财政压力。

大明宝钞是洪武八年（1375年）发行的，主要流通于明初的一种纸币，在中国金融史上占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地位，它的崩溃，标志着中国古代纸币的衰落和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

很多人都认为，在明朝初年的背景下建立这一制度是错误的，其实不然。

在明朝初年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这一制度不仅是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

背景一：明朝初年的政治经济格局经过多年的元末农民起义，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贫农出身的明太祖在南京建立明朝，并于八月攻克大都，推翻了元朝腐朽而残暴统治，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一方面继续北伐，彻底消灭了元朝的残余势力，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彻底统一全国。

一方面注重社会经济的恢复，他大兴屯田，鼓励开荒（如下图），兴建了大量水利设施，同时采取轻徭薄赋的财税政策。

在明太祖的励精图治下，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人口达到五千九百余万，达到了元朝鼎盛时期的水平，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朝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余顷，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洪武一朝，经济恢复的工作基本完成。

经历了建文朝短暂的内战之后，明朝在永乐朝进入鼎盛时期，人口和耕地面积稳中有升，商业手工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外贸易空前繁荣。

但是永乐皇帝好大喜功，多次发动战争，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洪熙，宣德年间，随着对外战争的停止，社会经济迎来了又一次大发展。

总之，明朝初年是一个经济得到快速恢复与发展的阶段，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的高峰。

经济的繁荣为大明宝钞的施行，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背景二：宋元以来中国古代纸币的发展和演化北宋仁宗时期，四川地区出现了民间自发发行和使用的交子，1023年，北宋政府设立益州交子务，将其收归官方发行，就演变成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但是北宋交子流通范围基本局限在四川，陕西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远不如铜钱重要。

靖康之耻以后，相互对峙的南宋和金朝分别发行了自己的纸币。

1160年，南宋官方开始发行会子，1168年开始规定三年一界，使用范围逐步扩展到全国。

早期的会子价格坚挺，然而从开禧北伐时逐渐跌落，在理宗朝以后更是随着与日俱增的财政危机出现了恶性贬值，最终随着南宋的灭亡而崩溃。

1154年，金朝开始发行交钞，早期流通状况较好，流通范围也从河南地区扩展到整个北方。

1189年规定交钞无限期流通，更是我国纸币发行史的一个里程碑。

然而与无限期流通相伴的，是严重的超发与通货膨胀，加上晚期军费开支庞大，交钞日益贬值，走向崩溃。

金朝末年还发行过多种纸币，但不过是统治阶级掠夺财富，满足财政支出的手段，因此都很快崩溃。

元朝于1260年发行了中统钞，1287年，在世界最早最完备的纸币发行条例《叶李十四条划》的指导下，发行了至元钞，此时的元朝纸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世界货币的性质，达到了我国古代纸币制度的巅峰。

然而从14世纪早期开始，至元钞随着元朝的财政危机日益贬值。

1350年，元朝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发行至正钞，引发了民间的强烈抗议，最终造成元朝纸币制度的崩溃。

总之，明朝以前的纸币发行历史，为大明宝钞的发行提供了充足的经验教训。

背景三：明朝初建时期的货币政策明太祖建国后，一度废除纸币制度，把洪武通宝钱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

但是当时商品经济有了较好的发展，铜钱已经不能满足贸易的需求；加上王朝初建，经济实力有限，主要产铜区云南也没有收复，面临着铜资源不足的严重问题；而为了解决铜资源不足采取的铜国有化政策不得民心，影响了王朝的统治。

种种原因导致单一铜钱的货币制度走向崩溃。

明朝初建时期货币政策的失败，成为大明宝钞制度产生的直接推动力。

在以上的背景下，明朝政府推出了自己的纸币制度，大明宝钞制度。

洪武七年（1374年）九月，明太祖设立宝钞提举司，开始筹划纸币发行事宜，并且于洪武八年（1375年）正式发行大明宝钞，与铜钱一起使用，建立了明朝初年的纸币制度。

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时，做出了以下重要的制度规定：在价值方面，规定一贯钞等于一两白银等于一千文洪武通宝等于四分之一两黄金等于一石米；面额分为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和一贯五种（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发行了小额宝钞）；没有期限，无限期流通使用，旧钞更换为新钞，每贯收取三十文的手续费；不建立准备金制度，只允许老百姓用金银向政府兑换宝钞，不准老百姓用宝钞向政府兑换金银；宣布废除金银的货币地位，禁止在流通中使用金银。

此外还规定了宝钞的基本形制，确立了对伪造者的刑罚。

由于制度上的缺陷，大明宝钞施行不久就面临着严重贬值和老百姓不喜欢用的问题。

对此，明朝政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救钞运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首先下令禁止使用铜钱，要求民间铜钱限期兑换为宝钞，试图把宝钞变成唯一的货币；并且在洪武晚期，永乐初期多次重申禁止在交易中使用金银，违者严惩；永乐二年（1404年），推行户口食盐法，规定成年人每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儿童减半；不久，规定征税，罚款等也可以用钞代替金银，希望以此回收宝钞；宣德年间，大幅提高商业税五倍之多，做回收宝钞的最后一搏。

然而，种种救钞运动没有取得明显效果。

民间铜钱和金银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宝钞在流通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宣德十年（1435年），明朝政府被迫废除对铜钱的禁令。

正统元年（1436年），明朝政府开始在税收中征收金花银，等于变相承认了白银的合法货币地位。

虽然此后明朝政府并未放弃努力，时不时的仍然禁止使用铜钱，但宝钞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

明朝中后期宝钞还在少量流通，但大多由官方使用，退化为礼仪性货币，在经济生活中无足轻重。

那么，作为一个统一而又强有力的政府推行的货币政策，为什么很快就问题重重，并最终崩溃呢？明朝初年纸币制度问题有很多：比如新钞与旧钞之间的差价问题，由于明朝政府规定新钞倒换需要征收工本费，因此在新钞和旧钞之间就形成了价差，加上老百姓对于新钞的偏爱，使得新钞和旧钞的价差不断扩大，严重影响了大明宝钞的流通；还有，大明宝钞体型过大，携带起来远不如前朝的纸币那么方便；再者，尽管制定了严刑峻法，仍然很难杜绝假钞的问题。

但是直接导致该制度崩溃的，是严重的贬值问题。

根据费雪方程式：MV = PT，其中M是流通中货币的数量，P代表物价水平，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T代表商品与劳务交易的数量。

变形得M = PT/V，在宝钞制度刚刚推行的时候，社会相对安定，老百姓对明朝政府充满信心，可以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不会发生剧烈变化；由于年代较为久远，加上自然经济与如今市场经济存在诸多差别，商品与劳务交易的数量难以定量分析，但是这一数值肯定和GDP 成正比例关系，而且考虑到明朝初年一贯的重农抑商政策，比例系数可以视为定值，即T = aGDP（a是常数）；同时，财政收入（实物形式，不包含宝钞形式）与GDP也成正比例关系，而且由于明朝初年几任皇帝一贯的轻徭薄赋的政策和后世皇帝对前任皇帝祖训的遵守，比例系数在大多数年份里也可以认为是定值，即C（财政收入）= bGDP。

这样，我们得到T = kC（k = a/b为常数），代入变形后的费雪方程式得：M = kPC/V。

在k为常数，V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明朝政府把稳定物价水平（即P不变）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大多是物价稳定，甚至出现一定的通货紧缩的时期），那么流通中合理的货币数量M应当和实物形式的财政收入C保持同步变化。

从明实录记载的明朝初年财政收入的变化可以看出（下图以最大宗的税粮为例），经历了一个迅速增长的恢复期以后，从洪武晚期到宣德时期，明朝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到了自然经济下正常的极低水平，甚至有些年份还出现了倒退。

因此，为了实现稳定物价的目标，流通中新增的货币数量也应该维持在极低水平，甚至在某些年份还应该适度减少。

可是，洪武晚期以后，明朝政府发钞的行为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由P = MV/kC，k，C恒定且M持续增加，P必然增加，也就造成以宝钞表示的价格水平的大幅度上涨，也就是宝钞相对于金属货币和其它商品的大幅度贬值。

而且随着宝钞的大幅度贬值，人民对宝钞失去信心，产生了严重的恐慌情绪，争先恐后的把宝钞兑换为金属货币，或者用于消费，使得洪武晚期开始的V在增大，从而进一步推高了P，形成了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

下面我通过史料有限的记载，估算明朝初年货币超发的数量。

洪武一朝，除了个别年份没有印刷发行宝钞以外，各年的发行数量可以认为基本稳定。

具体数字，由《御制大诰续编》中的一句话“洪武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造钞起，至十二月天寒止，尽力所造钞六百九十四万六千五百九十九锭。

临奏钞数，已匿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锭。

”可以推算，每年仅合法的造钞数量是五百五十万九千零五十九锭，而从洪武八年（1375年）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中，造钞的年份大约是二十一年；也就是说，洪武朝的合法发钞总量有一亿一千五百六十九万零二百三十九锭。

而户部私自发行的宝钞，按洪武八年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共十一年，每年都是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锭计算，总数也达到一千五百八十一万两千九百四十锭。

这样，洪武朝发钞的总量，至少有一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三千一百七十九锭。

而回收的宝钞数量，由于资料匮乏，而且各年数字差异较大，所以难以得出。

我们可以进行如下估算：大明宝钞刚刚发行的时候，明朝政府自然不会努力回收，因此洪武前期每年收回的宝钞数量较少，可以按照洪武十四年（1381年）收入二十二万二千三十六锭计算。

而洪武晚期宝钞贬值严重，政府想方设法增加宝钞收入，因此可以按照洪武二十三（1390年），二十四（1391年），二十六年（1393年）的平均数，四百零八万四千四百五十四锭计算。

即使我们以洪武十五年（1382年）为前期和晚期的分界点，那么宝钞的回收量也只有七千零九十八万九千九百七十锭。

通过上述粗略的估算，洪武朝的宝钞净发行量也至少是六千零五十一万三千二百零九锭，折合三亿零二百五十六万六千零四十五贯（一锭等于五贯），按照官方规定的价格来说，相当于洪武二十六年税粮收入（夏秋粮共计两千九百四十四万六千石，官方比价一石折宝钞一贯）的十倍还多，数字已经十分惊人了。

建文朝只有短短的四年，在钞法方面没什么改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赋税，从而减少了宝钞的收入，可以认为和洪武晚期一样，每年至少存在一百四十万以上的超发情况。

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明朝政府的宝钞形式的收入都有据可查，永乐早期一般不足一千万，与洪武朝晚期相差不多，但是永乐朝晚期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之间，洪熙宣德年间更多，部分年份甚至超过了七千万，三十二年的总额高达八亿四千八百四十五万一千八百七十七锭，可见明朝政府为回收宝钞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