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域货币泛滥影响民国金融体系
民国东北九省流通券对东北金融的影响
民国东北九省流通券对东北金融的影响【摘要】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发行了九省流通券，对东北金融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北九省流通券的发行背景复杂多元，既有政治需要，也有金融危机的推动。
流通券的发行冲击了东北金融市场，促进了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创新。
流通券也对东北经济和商业活动产生了积极推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东北九省流通券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地区金融业的发展，为金融体系改革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流通券的发行是东北地区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一步，也为当地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关键词】东北九省流通券、东北金融、影响、发行背景、金融市场、经济、商业活动、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发展、活力、重要一步。
1. 引言1.1 民国东北九省流通券对东北金融的影响民国时期，东北地区曾面临着严重的金融危机，为解决这一难题，东北九省纷纷发行了流通券。
这些流通券在东北金融领域的影响是深远的。
东北九省流通券的发行背景值得注意。
当时，东北地区经济不景气，货币短缺，流通困难，因此各地政府纷纷发行流通券来缓解货币不足的问题。
流通券对东北的金融市场产生了冲击。
流通券的发行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促进了东北地区的金融交易活动，同时也引发了通货膨胀等问题。
流通券对东北经济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流通券的发行使得东北地区的经济活动得以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各行各业的繁荣。
流通券也推动了东北地区的商业活动。
商家可以运用流通券进行交易，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推动了商业活动的发展。
流通券也促进了东北的金融体系的改革。
流通券的使用使得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同时也促使了行业规范的完善和金融管理的加强。
东北九省流通券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地区金融业的发展，为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是东北地区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一步。
2. 正文2.1 东北九省流通券的发行背景东北九省流通券的发行背景主要是由于民国时期东北地区金融体系的混乱和不稳定。
1948年国民党金融大崩溃
1948年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一石大米要金圆券4亿多元文汇报李婷2015-01-24 08:49[摘要]当时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宣布实施金圆券方案，为的是取代业已破产的法币。
1948年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一石大米要金圆券4亿多元前期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以1948年的币制改革为背景，艺术地呈现了国民党金融体系是如何崩溃的，剧中，代号“建丰同志”的蒋经国很是神秘，虽未正面出现过，却不时亮一嗓宁波普通话，仿佛在各方势力的较量中他说话最管用。
日前，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做客上海市档案馆，以“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从电视剧《北平无战事》说起”为题举办讲座。
在吴景平看来，作为艺术创作，《北平无战事》在剧本、人物塑造等方面可圈可点，但不能将剧中的内容和历史对号入座。
事实上，1948年主导币制改革的不是蒋经国，那时的他还远没有掌控全局的能量；被人津津乐道的“上海打虎行动”的失败，和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也没有太大关联。
法币破产，金圆券仓促出笼吴景平说，当时的币制改革跟蒋经国没有太大关系，他做的事情仅仅是上海地区的经济管制，真正的主导者是蒋介石。
当时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宣布实施金圆券方案，为的是取代业已破产的法币。
法币是从1935年开始发行的，在8年抗战中，发行数额增加了390多倍，1937年的发行总数是14亿，到1945年已达5500多亿，而物价上涨比例更高，如重庆物价上涨达1795倍，上海86000多倍。
因此，1945年抗战结束后，意识到法币不行了的蒋介石便要求当时的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拿出币制改革的方案来。
但当时主掌行政院的宋子文及财政部长俞鸿钧认为，币制改革须有基本前提，即社会和平、经济稳定、国际贸易收支平衡、有金银外汇作为准备金等等，而彼时战争刚结束，国民经济还很困难，没有这个底子来承担变革。
蒋介石没有因行政部门的审慎立场而停止推行币制改革的准备。
1948年5月“行宪”之后，蒋介石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找来王云五担任财政部长。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通货膨胀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通货膨胀上世纪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推行滥发纸币政策，引起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国民经济彻底崩溃，制造了被西方经济教科书称为“野马奔腾式的通货膨胀”。
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实行“国民党是枪杆子的财政”。
蒋介石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不断增加军费开支，财政赤字更如天文数字增长。
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除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搜刮之外，印刷钞票成为国民党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办法。
通货膨胀的演变。
抗战8年，国民政府共发行纸币100.3190万亿元，造成了通货的恶性膨胀。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币值已贬到不及它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于是当局发行新的通货金圆券来取代法币，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无限膨胀了的法币。
1948年8月19日付诸实施，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
但到1949年5月，猛增至67.9458万亿元，相当于1937年6月的144565531900倍。
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财政开始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升指数超过通货增发指数。
自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货币发行指数达1400多亿倍，同期上海物价指数高达36万多亿倍。
通货膨胀的严重危害。
延续十多年的通货膨胀，使城乡人民生活不断恶化，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工薪阶层深受其害，虽然按货币计算的名义工资有所增加，但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
1946年下半年，仅北平、上海、南京三地失业和无业人数就达260万。
农民的苦难也十分深重，虽然粮食也在涨价，但由于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粮食，促使粮食价格的上升在商品价格指数方面要比其他大多数商品慢得多。
通货膨胀促使农用工具、种子、肥料以及其他农民必需品的价格猛烈上涨，导致粮食生产成本加大，农民难以有好的收入。
仅在1946年，饿死人数就达到了1000万人！通货膨胀的现实警示意义：第一，必须控制好财政赤字。
理论上说，财政收支相抵或略有节余，是财政的最佳情况。
财政赤字必须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否则赤字累积过高，势必造成货币下跌。
高中历史第15课货币的使用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导学案部编版选择性必修1(含答案)
高中历史导学案部编版选择性必修1：第15课货币的使用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唯物史观运用唯物辩证史观及有关理论，了解货币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对货币制度的利弊得失进行辩证分析。
时空观念认识货币的使用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所处的特定时空环境，抓住其特定时空背景和阶段特征。
史料实证运用文献资料，论证我国货币及制度、措施以及世界货币体系产生的历史条件、发展演变和产生的影响。
历史解释通过史料分析，理解我国货币制度和世界货币体系是一个逐步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
家国情怀增强学生对当今中国货币制度建设与发展的自信心与责任感，加深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
1.重点：中国历史上货币及其制度建设的发展演变2.难点：世界货币体系形成的背景、内容及评价基础认知一、中国货币的演进历程1．铜铸币(1)中国古代最初被用作货币的可能是____。
(2)大约在____后期，开始出现铜铸币。
(3)_______时期，各国分别使用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等多种样式的铜铸币。
(4)秦朝在圜钱基础上将货币统一为_______钱，这种样式在此后被长期沿用。
2．纸币(1)北宋，出现“____”，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与宋朝后来发行的其他纸币，都是作为辅币，与铜钱兼行。
(2)元朝则将纸币作为单一流通货币来发行，称为“___”。
(3)明朝又恢复铜钱、纸币并行的货币体制。
3．白银(1)从战国到元朝，贵金属金、银也时常承担货币职能，但并未成为主要货币。
(2)自___中期起，白银逐渐成为国家财政和民间交易的基本支付手段，物价也多以银两计算。
(3)清朝完全承认白银的______地位，与铜钱兼用。
(4)晚清时，清政府开始铸造___。
4．民国时期货币(1)1912年______建立后，以银元为法定货币。
(2)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___改革，规定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并禁止流通银元，将白银收为国有。
(3)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发行_____。
浅析假币区域性泛滥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应对
浅析假币区域性泛滥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应对引言假币问题一直是全球范围内的严重金融安全隐患之一。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制造假币的成本降低，假币问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变得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假币的区域性泛滥现象对金融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对假币区域性泛滥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进行浅析，并提出几种应对措施。
假币区域性泛滥对金融稳定的影响1. 经济失衡假币的区域性泛滥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失衡。
大量的假币进入市场将干扰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速度，导致经济的扭曲和不稳定。
假币的存在会扰乱正常的经济运行，削弱人们对货币的信任，从而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
2. 通货膨胀风险假币的区域性泛滥还会带来通货膨胀风险。
大量的假币进入市场会增加货币供应量，导致货币的稀释和价值的下降。
这将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会进一步削弱消费者的购买力，扰乱市场预期，导致经济不稳定。
3. 金融信用危机假币的盛行会对金融信用造成重大威胁。
假币的存在会削弱人们对银行的信任，破坏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
如果大量的假币被银行错误地认定为真币，将导致金融信用的崩溃，引发金融危机。
金融信用危机往往会波及整个金融体系，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
应对假币区域性泛滥的措施为了应对假币区域性泛滥，政府和相关机构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1. 强化法律法规和执法力度政府需要加强对制造、流通和使用假币行为的打击力度。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提高制造假币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大对假币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同时，加强执法机构的协作和信息交流，提高对假币的检测和识别能力。
2. 提高公众对假币的认知和防范意识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假币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传递有关假币的信息，提高认识，告知如何鉴别真伪。
同时，加强对市民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对假币的辨别能力，减少假币的流通。
3. 加强货币防伪技术研发和应用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加大对货币防伪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力度。
浅析1927—1937年农业发展状况
山西农经/ 2021年20期DOI：10.16675/14-1065/f.2021.20.039浅析1927—1937年农业发展状况□黄军摘要：抗战前10年我国在农业现代化探索方面做了很多尝试，不仅体现在现代化农业行政机构的设立，也体现在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废除了阻碍农业发展的各种制度，并对传统农业改良做了很多努力，促进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农业的商品化趋势。
经过10年的发展，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相对缓和，国内局势较稳定，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比如废两改元、法币政策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使得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趋势显著加快。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农业行政体系；农业商品化文章编号：1004-7026（2021）20-0098-02中国图书分类号：F329文献标志码：A（重庆师范大学重庆401331）1农业法令与政策一般来说，在一个现代体制政府中，农业行政体系的构建有效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农业的发展进程。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10年，中央农政机构主要有农矿部（1928—1930）、实业部（1930—1937）、农村复兴经济委员会（1933—1937）、全国经济委员会等，这些机构均有管理农业农村的职能[1]。
经过1927—1937年的努力，建立了相对完善、具有近代化性质的农业行政体系，为这一时期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保障，我国农业行政的近代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各机构间职责划分不明确，机构众多，略显臃肿，纰漏甚多，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阻碍了农业行政效率的提高。
我国是农业大国，土地问题的处理应谨慎，保护农民的利益。
1927年以后，我国开始关注并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比如《佃农保护法》《清理荒地保护法》《土地法》等。
这些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传统的农村土地所有制，但是在租佃制制度上做了一些革新，表现为：保障农民的佃权并限制土地集中，限制田租以减轻佃农的负担。
浅谈民国货币的发展与演变
浅谈民国货币的发展与演变一、民国时期货币的发行机构及种类。
民国初期以铜元（俗称“铜镭”）代清末铜钱为辅币，原来规定每个铜元可当铜钱10文（枚）用，10个铜元为1角，但以后1角只换得12个铜元。
大约在1930年左右，竟贬值至1角只可换得32个铜元。
当时市面流通的银毫大部分是清宣统年间的福建、广东两省铸造的“龙毫”，有双角（2角）、单角（1角）两种，其他如“江南”、“湖南”和“湖北”等省铸造的银毫，在市区流通较少，甚至被拒绝使用。
后来又有“福建官局造”的铸版，但只有双角而无单角。
1918年陈炯明率领粤军入闽，建立“闽南护法区”以后，曾铸造民国八年、民国九年两种双角银毫，质量比“龙毫”差，比值亦较低，而且使用不甚普遍，仅限于统辖地区。
至1923年、1924年间，又铸造“三面旗”银毫，质量亦差，流通范围亦不广。
同时广东省铸造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版的双角银毫，亦流通于漳属一带，但数量极少。
由于各种银毫的质量不高，比值就降到十三四角为银元一元。
1924年北洋军阀张毅统治漳州以后，在本市竹巷下南方巷右边大厝内，筹设造币厂，铸造民国十三年版的双角银毫，银质极差，而且逐版降低质量。
张毅持其割据地方的势力，擅自规定以14角5分比值为银币1元，强迫在市面使用，人民慑其淫威而不敢拒用。
抗日战争期间，银毫、铜元由国家银行逐渐回收，并印发5角、2角、1角三种钞票代替银毫，另铸造5分、2分、1分三种镍币代替铜元，作为辅币流通。
我国自铸的银元极少，只有清光绪、宣统年间铸造的1元（俗称“大银”）、5角的银元，由于铸造的数量不多，在市面流通的大部分是外国铸造而输入的银元，通称“大洋”。
其中以日本的“龙银”最多，还有墨西哥的“鹰银”、英国的“执叉银”、荷兰的“妇女执花银”等外国银币。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逐步收回清光绪、宣统年间铸造的银元。
约在民国七八年间，曾收回民国三年铸造的袁世凯头像版的银元，但不久又以原版铸造。
1926年北伐后，国民政府建都于南京，由国家银行改铸了孙中山头像版的银元，其后又铸出帆船版的银元。
浅谈民国货币的发展与演变
浅谈民国货币的发展与演变一、民国时期货币的发行机构及种类。
民国初期以铜元（俗称“铜镭”）代清末铜钱为辅币，原来规定每个铜元可当铜钱10文（枚）用，10个铜元为1角，但以后1角只换得12个铜元。
大约在1930年左右，竟贬值至1角只可换得32个铜元。
当时市面流通的银毫大部分是清宣统年间的福建、广东两省铸造的“龙毫”，有双角（2角）、单角（1角）两种，其他如“江南”、“湖南”和“湖北”等省铸造的银毫，在市区流通较少，甚至被拒绝使用。
后来又有“福建官局造”的铸版，但只有双角而无单角。
1918年陈炯明率领粤军入闽，建立“闽南护法区”以后，曾铸造民国八年、民国九年两种双角银毫，质量比“龙毫”差，比值亦较低，而且使用不甚普遍，仅限于统辖地区。
至1923年、1924年间，又铸造“三面旗”银毫，质量亦差，流通范围亦不广。
同时广东省铸造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版的双角银毫，亦流通于漳属一带，但数量极少。
由于各种银毫的质量不高，比值就降到十三四角为银元一元。
1924年北洋军阀张毅统治漳州以后，在本市竹巷下南方巷右边大厝内，筹设造币厂，铸造民国十三年版的双角银毫，银质极差，而且逐版降低质量。
张毅持其割据地方的势力，擅自规定以14角5分比值为银币1元，强迫在市面使用，人民慑其淫威而不敢拒用。
抗日战争期间，银毫、铜元由国家银行逐渐回收，并印发5角、2角、1角三种钞票代替银毫，另铸造5分、2分、1分三种镍币代替铜元，作为辅币流通。
我国自铸的银元极少，只有清光绪、宣统年间铸造的1元（俗称“大银”）、5角的银元，由于铸造的数量不多，在市面流通的大部分是外国铸造而输入的银元，通称“大洋”。
其中以日本的“龙银”最多，还有墨西哥的“鹰银”、英国的“执叉银”、荷兰的“妇女执花银”等外国银币。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逐步收回清光绪、宣统年间铸造的银元。
约在民国七八年间，曾收回民国三年铸造的袁世凯头像版的银元，但不久又以原版铸造。
1926年北伐后，国民政府建都于南京，由国家银行改铸了孙中山头像版的银元，其后又铸出帆船版的银元。
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改革
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改革从1928年到1949年的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的银行业从北洋政府时期的畸形发展走向集中，出现了地区性的银行集团。
通过政治与金融的交融斗争，以实现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目的为前提，逐步形成了以四行两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为中心的全国金融体系，由通过废两政元、法币政策策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财政金融统制，完成了官僚金融资本的垄断。
且随着政治统治的衰落，滥发纸币造成的恶性通货币膨胀，使国民党政府的货币走向崩溃，从而彻底瓦解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货币制度。
一、货币发行权的垄断1928年中央银行改制后，就利用它所享有的四项特权：发行货币，铸造硬币，经理国库，办理公债，迅速发挥它的金融中心的作用，开展金融垄断活动。
在国民党政治权力的支持下，金融垄断地位不断提高，财富积累成倍增长。
如1936年与1928年比较，资产增长23.18倍，从1541万元增加到6.4亿元。
存款猛增41.48倍，发行纸币增长25.64倍；纯益增长21.76倍。
而且利用政府颁布的种种金融法规，逐步限制和收缩其他中国银行业、银钱业纸币的发行，到1936年，中、中、交发行的纸币占全国发行量的75.98％，其它发行仅占24.02％。
另外，许多无发行权的银行，可同有发行权的银行订约，付给发行行60％的现金准备和40％的证券准备，领券代发。
这种领券代发制度的实施，实际上是增强中央银行的实力，多发钞票，增加资金来源，充实资金力量。
从而加强中央银行对领券行的控制。
1935年，成立了中国农民银行，与中、中、交三行并列四行”。
它们都享有中央银行的特权，共同构成官僚资本的金融支柱垄断货币发行权，通过“四联总处”的权力转移作用，逐步增强中央银行的金融垄断地位，把纸币发行权统归中央银行，进一步加深了官僚资产的集中和垄断。
二、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自银两和银元并行本位以来，中国货币市场遭到外国银行控制和钱庄的操纵与盘剥。
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 工业化推动：民国时期，国内工业化进程得到了加速发展。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农业向工业的转变。
新兴的制造业和矿产资源开发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贸易拓展：民国时期，国际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
政府通过改革开放政策，降低关税壁垒，提供市场准入机会，进一步推动了贸易发展。
3. 增长的金融体系：民国时期，银行业得到了迅猛发展，金融体系不断完善。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政策，完善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制度，提高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效率。
4. 基础设施建设：民国时期，政府大力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公路、港口等。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经济的区域一体化。
5. 劳动力市场发展：民国时期，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人们的劳动就业机会增加。
工人阶级兴起，劳动力得到了更好的组织和保护。
6. 技术创新与教育发展：民国时期，科技和教育得到了重视，在国内推动了技
术创新和知识产业的发展。
高等教育普及程度提高，技术人才的培养得到了加强。
需要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经济发展受到了政治动荡和战争的影响，发展速度和稳定性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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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域流通货币引发通货膨胀
从监管者的角度出发，小区域货币问题将围绕“私发纸币”的问题展开。
私发纸币的范畴按照1914年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严禁官私立银钱行号私发纸币致各省民政长训令》规定，应包括“官私立银钱行号”纸币，即官立行号也在禁止之列。
巨大的商业利益是私发钱票层出不穷的市场内在驱动力。
私商发行钱票的目的是为营利。
清中后期的民间私票几乎靠市场的自发机制来维持运行，发钞者大都为私发。
虽不免发生挤兑情事，甚至有发钞人携款潜逃之事，但未酿成波及整个社会经济的重大金融风潮。
到民国时期，民间私发钱票已变得不可收拾，山东、河北、东北、四川等地诸如“纸币世界”、“角票世界”等语常见于报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是私发纸币的高潮，私商钱票的挤兑风潮更加频繁出现。
各地县政府为了弥补财政收入，都纷纷打出地方票的牌。
1926年，山东费县旱灾，政局混乱，知事董大年为稳定时局和弥补京钱短缺，由县财政处印发“费县临时通用钱票”20万吊，规定完粮纳税，一律通用。
同年，山东沂水县政府以粮银附捐做抵押，发行沂水县地方财政处铜元手票贰吊券20万吊，作为完粮纳税之用。
据现存实物票券的整理，1938—1940年，江苏如皋县县长吴卫久发行了如皋县兑换券、江苏海门县县长季强成发行海门县兑换券、山东省寿张县政府发行“寿张县田赋印收”贰角券、山东省“财政管理委员会发行”山东省第五区流通券，共计发行50万元。
因发行量无法控制，造成了当地的通货膨胀。
一些地方军阀借武力把持一县或数县地盘，竭尽搜刮勒索之能事，发行流通券是他们常用的手法之一。
军政府利用纵向纸币发行体系，实现赤裸裸的抢夺。
福建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卢兴邦以就地筹饷为名，于1925年在尤溪县城关设立广豫汇兑庄，发行大洋票，强迫其辖区尤溪、永安、大田、沙县等地商民流通使用。
后停止兑现，四县商民因此蒙受重大损失。
1940年河南省永城县县长刘子仁在该县山城集印发“永城县地方纸币”，在城南城北四五个区流通，发行量大。
据1944年10月18日的《路西通讯》称，总发行数为5000万元，引起通货膨胀。
1944年该纸币废止。
小区域流通货币的监督与管理
在市场自发形成的监督机制的作用下，发行商号被迫规范自己的行为，并自觉遵守着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
客户监督是市场监督的一种。
持票者作为发钞票的客户或债权人，同时也充当着监督者的角色。
辛亥革命前，兰田县几家当铺，如德元当、敬信当，就出过钱票绺子。
当有人拿衣物当押时，当铺就付给自出的绺子作为现款。
当押到期可以用当铺出的绺子赎取衣物，也可以用银元、铜元。
这种绺子的兑现价值随着原发行商号的兴衰而转移。
私商钱票的好坏取决于其信用优劣。
商人之间的竞争是市场监督的又一种形式。
发票商号除了应付客户的兑现压力外，有的因资金不足还常受到竞争对手的勒索之苦。
因此所谓出票牟利之
说，要看资金是否雄厚、经营能力如何、群众信誉怎样，强者能扩大资金、增加货源、加大营业额、获取高额利润，而弱者票子飞不出去，就地砸脚跟，还是本小利微。
当然，对倒闭的商号，钱局有权封闭其财产，以保证群众兑换其票子的一部或全部。
因而群众时刻关注手中存留票子的商号的动向，使自己免受经济损失。
这样监督者就有客户、管理者和商业对手三方。
从民国初年到1942年法币归中央银行统一发行，中央政府财政部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但大多效果不佳。
根据法规内容和私商票帖流通量，将政府颁发政令的时间分为民初、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和30年代中后期三个阶段。
1914年1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严禁官私立银钱行号私发纸币致各省民政长训令》，通告官私立银钱行号不得私发私印纸币，以维币政。
1915年10月，财政部《取缔纸币条例》，明确规定了纸币的范畴、查禁收回办法及违规处罚措施。
1920年6月，财政部《修正取缔纸币条例》补充规定：非银钱行号发行纸币者，限一年内全数收回；暂准发钞的行号至少须有六成现款准备等。
1929年1月，财政部《取缔各地方钱庄商号私发纸币》布告全国：取缔各省市地方钱庄、商号等私发纸币，并勒令限期收回。
但边远地区，市场辅币奇缺，私票一时难以禁绝。
1934年6月，《财政部为取缔私铸银铜币及私发票币至各省市政府咨》训令各地，对于各商号发行纸币，“一律于三个月内兑现收回销毁”。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法币改革方案出台后，私票在整体上得到控制，但仍然在一定区域存在。
抗战爆发后，私票又开始回潮。
1938年华北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后，于次年10月发布《取缔私票流通办法》，限期严禁私票流通。
同时，华中、华南也受到汪伪政府的查禁。
在国统区，货币发行权逐步集中到中央银行手中，因而国统区的私票大量减少。
禁令受阻、私票盛行及其原因
东三省在民国初年私帖流通甚广，对私帖的取缔问题一再提起，并相继出台一系列相关法规和禁令，但收销私帖工作直到20年代初才稍见效果。
1917年，奉天省财政厅厅长王永江制定了《收销各县私帖章程》，规定将私帖分五期一律收清。
但是1920年初，省财政厅派员调查，发现各县私帖仍猖獗无阻。
在湖北，大小商号发行市票甚多，“少则数百串，多则上百万串”。
发行量最大的属沙市，最终酿成沙市票潮。
在江西，省财政厅下令严禁花票发行。
但因商号不予配合，市场的花票无法收回。
湖南省财政厅指令各商号将所发纸币统计上报，但县商会负责人往往虚报发行额，对省厅的查禁行动消极应对。
滥发纸币严重的晃县在军警干预下，才最终将花票禁止。
小区域货币盛行的原因有如下两方面。
一方面，地方官府的利源。
各县公署官员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往往对上隐瞒敷衍，致使上峰来令梗阻在县，难以下达。
1919年，吉林省各县乡屯流通的私帖为数甚巨，“各县长官对于私帖阴有维护之倾向”。
1929年前后，湖北江陵县多次查出有官员因私票受贿案，反映了县知事及相关人员对中央及省厅禁令“明禁
暗纵”，敷衍了事，这是私票在地方查禁受阻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地方经济的切实需求。
据1915年统计，奉天省贸易额为“五六千万元”，奉票发行量仅“不过一千五六百万元”。
官票不敷使用是东北部分地区私帖盛行的客观原因。
而另一些地区如广西等省官票发行过巨，导致币信丧失，这是民间私发纸币受欢迎的又一原因。
民国时期国家纸币不能通行乡村，同时国家及省钞缺乏信用，加之政局动荡，军阀滥发纸币乱政，币信不存；地方经济的发展，有私发纸币的内在动因及可能。
因此，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政府要实行货币的统一和强化金融管理只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