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解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解构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马克思构建其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基础和原则性方法，对其进行全面剖析和再认识，有助于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涵。

围绕抽象上升到具体与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方法，系统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形成、决定、来源以及理论载体，强调了马克思构建其宏大经济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

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夯实了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解构人们关于“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用这种观点作指导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成了方法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以方法作为研究对象，阐述方法建立的原则、方法与方法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科学的加以运用，从而成为构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石”。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文本的解读，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全面梳理和再挖掘，将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提供方法论基础，并彰显其时代价值。

伟大发现及其重大意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形成马克思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法律，促使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动因，一方面来自于他对普鲁士莱茵省议会公然侵犯贫民阶级以及摩塞尔河流域酿酒农民经济状况的不满和困惑，另一方面则是不屑于当时那些流行于欧洲关于空想社会主义肤浅的言论。

旨在为科学共产主义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开始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

1843年，马克思弄清了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指出：“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求。

”马克思这时已经认识到，“市民社会”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出发点，市民社会应该在政治经济学中得到理解。

1845年1月，马克思完成了《巴黎笔记》之后，首次开始尝试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构想从“整体联系”和“当前的经济事实”两个方面出发来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

特别是在40年代后半期，当马克思从当初的异化劳动理论转到劳动价值理论上之后，马克思对社会整体结构有了科学的认识，这种全新的历史观最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表述，之后在《哲学的贫困》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完善。

在马克思看来，“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意味着人们的一定的物质生产决定着与之相应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而在这一生产关系下又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形式。

当然，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即保障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马克思这一全新的唯物史观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指导了马克思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创作，正是因为马克思对它的独创性发现并加以科学运用，才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宏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使得经济学发生了彻底革命。

研究方法对于任何科学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

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工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它全部理论的“内核”，也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区别的根源。

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其方法。

无论立场还是观点都需要合适的方法来叙述和表达，而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归根结底取决于所采用的方法的科学性。

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家卢卡奇这样说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成果。

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

”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150多年前的马克思没有预测到当代社会的某些具体变化，其经典原著中甚至找不到相关概念，或者哪一天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采用马克思的那些词句了，但只要我们遵循马克思所创立的方法论，我们就走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就能够用其科学的方法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

研究对象的确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决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首先取决于研究对象。

明确研究对象，才能界定考察范围及其所包含的理论，才能采用合适的方法进行科学的叙述和论证。

从1843年底在法国巴黎开始其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1857年在他完成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为其计划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撰写《导言》为止，马克思用其一生中15年的黄金时间系统地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

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展开，这一研究对象逐步清晰并确定下来。

（一）运用抽象力是马克思对经济过程进行纯粹形态分析的前提条件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不同，经济学无法效仿自然科学借助于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来开展研究。

只能通过思维的抽象，在研究客观对象时抽象掉那些暂时的无关紧要的各种规定，从而能够保证像自然科学那样——在最少干扰条件最纯粹的形态下——进行分析。

为此，马克思首先提出了“经济范畴”的概念并指明了其客观性。

继《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阐述之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作了进一步发挥。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是人类“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这一抽象从属于生产关系。

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出发点”，对生产关系作为经济范畴的现实基础进行考察，通过研究把经济范畴抽象出来，从而更能够抓住这一“现代社会”的本质问题。

（二）在指出经济范畴客观性的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其历史阶段性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考察，发现古典经济学只是研究了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的增长，但“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任务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怎样在其特定的关系下进行，或者说，研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如何使物资财富得到增长的同时，研究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轨迹。

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揭示，预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

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才明确提出其研究的主题，即“首先是物质生产，……。

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

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研究物质生产，一定要以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物质生产为其前提条件，从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总体来研究物质生产。

因此，对于生产关系的研究，如果不考察其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这种研究就失去了全部的意义，不能称其为政治经济学；如果研究只是强调其作用而忽略了其历史过渡性，则算不上真正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三）作为经济范畴的生产关系必须是生产关系的总体而非其它既然要研究物质生产怎样在一定关系下进行，那么它所考察的范围必须是从局部的生产关系扩展到全部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总体。

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生产关系的总体已经扩展至现实生产活动的整个舞台，涵盖范围十分广泛。

在《哲学的贫困》中，范围从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部联系的经济范畴，如价值、利润和地租，到资本主义外部宏观环境的经济范畴，如竞争和垄断。

之后，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从一国内部的阶级关系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扩展至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强调要研究“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在商业上受世界市场霸主英国奴役和剥削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对比《资本论》和“六册计划”，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研究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六册计划”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并非如《资本论》那样仅局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和资本一般性质的范畴。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只是为了证明财富增长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终将枯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

但在“六册计划”的宏大体系下，马克思将其政治经济学研究拓展至资产阶级整体的经济制度，将资本主义基本的经济关系扩展到体现整个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的总体，资本主义的全部矛盾都在这样一个最具体最复杂的总体中展开，经济危机的爆发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一个全新社会的到来。

对古典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继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来源如何搭建自己经济学理论大厦的“脚手架”呢？马克思受到来自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辩证法的启发，同时也是对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思想形成经验的判断和总结。

作为全面叙述认识事物发展过程一般运动形式的第一人，黑格尔从纯粹的思维出发，唯心而且抽象，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恩格斯语）。

在黑格尔看来，“逻辑理念的开展是由抽象进到具体”，在这一辩证的扬弃过程中，“……,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

因为结果包含着自己的开端，而开端的运动用某种新的规定丰富了它，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不断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了什么，丢下了什么，而且带着一切收获物，使自己的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

面对黑格尔辩证法所包含的对客观事物认识规律的天才猜想，马克思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曾经——特别是在其早期阶段借用黑格尔的辩证的叙述方式。

基于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和主体，而整个外部世界不过是这个绝对精神发展和外化的结果。

针对黑格尔把从抽象进到具体看作是思维纯粹的自我运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把现实的具体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

事实上，思维再现的具体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成就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通过对17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梳理，发现其论述的路径无外乎两种：要么从具体开始，要么从抽象开始。

17世纪的经济学家就是从生动而丰富的现实整体开始，以找到若干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而结束，如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威廉·配第的《赋税论》。

而到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则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另辟了一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路径。

马克思指出，科学的论述进程必须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论述路径，而不是反过来。

科学的论述如果是从具体开始，则总是牵扯到一切问题，受到束缚和羁绊，难以把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内在联系阐述清楚，从而无法反映和掌握客观存在的庞大复杂的总体。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的叙述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要正确地表达出来，需要建立在科学的叙述方法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