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教会医院
中国近代医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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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医院的建立
据1936年《中华年鉴》统计， 全国20个省有教会 医院426所。其中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 山东齐鲁医院、成都华西医院一并称为建国前中国 四大教会医院，颇负盛名。 传教士因为工作需要， 在医院或诊所内招收中国学徒，目的是培训护理助 手。所以中国早期的西医学教育是在教会医院里以 师带徒的方式进行的。由于当时传授的仅仅是浅显 的医学护理知识，医院的规模及设备不够完善，培 养出来的西医人才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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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济医学堂
（今中山医学院）
国立医学院校的兴办
南京政府成立后至抗日战争前，即1927～1937年间，国民党政 权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医疗卫生 工作及医学教育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一方面国民政府认识到了 发展医药事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受过现代医学科学训练的 中国医务工作者的队伍已经形成。一批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抱 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心愿回到祖国，对医学教育 的发展做出重要影响。在这段时期内，我国自办的医学校有较 大的发展，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
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
. （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6
卫生行政的发展
1905年清政府于巡警部警保司内设卫生科，1906年升 为卫生司，设保健、检疫、方术三科。
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于1927年在内政部下置卫 生司，位于南京，掌管卫生行政事宜。1928年11月改 设立卫生部，1932年撤消卫生部，改设卫生署，隶属 于内政部。“七七事变”后，卫生署由南京迁往汉口， 193
传教士为了扩大教会影 响，开始设立医学校，医学 教育的传授逐渐纳入了正轨。 1866年博济医学堂的设立是 近代中国西医教育史上的里 程碑，它直接启发了此后一 批教会医学堂和护士学校的 建立。中国的近代西医教育 体制受英美影响较大，学校 教育形式、内容和质量与欧 美的教育水准相当。
我国医院发展史
医院是人们防治疾病与康复的机构。
在《汉书》上记载有我国最初的医院形式：公元2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平帝纪》卷十二)。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居民隔离医院。
康·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设有患坊，收容贫病的残病人和乞丐，并设有专门隔离及治疗麻疯病人的“疠人坊”。
到了宋代，医院的内涵更加丰富，各种组织、章程渐趋周密。
当时由政府出资办的医院大多叫“安剂坊”；一些私人办的医院叫“养济院”。
医院的内部有专职管理人员，有病房、医生、有病历表。
政府还根据医院的医疗业绩给予规定的奖励。
这样的医院除在北宋的京城(开封)设立外，还在当时的一些大城市也可看到，如苏州城内的“济民药局”、杭州太守苏东坡办的“病坊”等等。
建立接近于现代形式的分科医院大约在1850年以后，如太平天国末年(约在1860年前后)，干王洪仁轩当政，曾在天京办了一个医院，由他本人亲自领导。
清朝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常胜军镇压农发革命运动，曾经聘用外国医生在松江、昆山开设军队医院。
1918年建立的北京中央医院，是现存的国人创办的最老的现代化医院。
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除使用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侵略我国外，还派遣了大批的医学传教士在我国民间行医、办医院，在利用小恩小惠蒙蔽中国人民的同时，还把办医院作为了一种侵略手段。
如1828年，英国传教士高立支在澳门建了第一个教会医院；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又在广州建了医院(即后来的博济医院)，这也是美国在远东及我国建立的第一基督教会医院。
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医院在我国发展较快，结止到解放前，据不完全统计，基督教会医院达340所，遍布全国许多城镇，其中不少教会医院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
教会医院的大量涌入对我国传统医院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和军队里，虽然缺医少药，但是也在极其危险、艰苦的环境下创办了许多医院(其中一些是秘密的地下医院或疗养院)。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2014-05-07 15:22:36)转载▼分类：历史与地理标签：转载原文地址：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作者：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
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
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
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
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
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
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
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
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
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津兰医院”的故事
“津兰医院”的故事百年的历史，是故事不是传说。
一、芬兰教会在中国的肇始上世纪初，经过芬兰国传教使团多年努力，终于获得了大清国传教许可，活动区域划定在湘北一带。
1902年，芬兰国教会指派传教士喜渥恩（Sihvonen.Erland）、苏布伦来到湖南津市，他们结交商户与官吏，购置土地，开始了传教活动。
1903年芬兰建筑师乔治来津市建成了福音堂，全称是“芬兰差会津市福音堂”。
1903年教会在津市开办“津兰小学”，1907年教会开办“津兰中学”，分男女学校。
从此后，一批批的芬兰人从遥远的北欧来到中国内陆，人数最多时达七十多人，他们以津市为传教活动的总部，向澧水上下游发展。
在江西庐山，他们仿照美英等国教会办法另置别墅区，供教会人员度假避暑之用。
二、最早在津市开办西医诊所的外国人1907年芬兰医生黑金携他英格兰新婚妻子玛莎来到津市福音堂开办诊所，这是澧水流域西医传播之始，诊所主要为教士和教徒服务。
不久玛莎不幸身染伤寒长眠在津市。
三年后黑金的妹妹—护士艾诺也来到了津市。
黑金兄妹是最早在津市行医的外籍人员。
艾诺在中国工作到1949年。
三、“津兰医院”创立与名字由来1911年，喜渥恩教士扩大诊所，在教堂边新修病房，正式创立医院，命名为“津兰医院”。
这个的名字喻意丰富，“兰”指芬兰，“兰”还是澧水流域遍布的花草，芳香宜人，二千多年前屈原有诗“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君子兮未敢言”，兰花芷草象征着美好意愿。
四、喜渥恩先生其人其事喜渥恩先生是一位学者型传教士，他学识渊博、阅历丰富，他的努力使芬兰教会在中国湖南北部地区站稳了脚跟，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所做的工作就是广纳教徒，教会事务繁重而又进展缓慢，需要上帝使命感的支配才能完成任务。
1926年他还借助英国军舰，航行十余天从汉口到津市，解救被学生和农民围困的芬兰传教士。
喜渥恩认为由于教民的不开化和传教方法的问题，芬兰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不成功，带着失望之情，喜渥恩于1928年离开中国去了日本。
近年来中国教会医疗史研究综述
近年来中国教会医疗史研究综述摘要基督教会医疗作为基督教会在华事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界对其研究不断增多，继而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而教会医疗事工最初是随同外国传教士进入近代中国，其初衷正是为了有利于基督福音的传播，西医夹杂福音一齐进入中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本文试对近年来教会医疗史方面所得的成果进行爬梳、归纳。
关键词教会医疗；近代中国；研究综述教会医疗事业作为基督教在华事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作用不可谓不大。
教会医疗事业最初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基督教在华传播基督福音的意愿，正所谓“福音的婢女”。
在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不断缔造的过程中，来华医疗传教士陆续创立了各式各样的医疗事工，又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自身出现了世俗化与本土化的倾向。
由最初的医疗传教士，一人身兼医疗和传播福音两种职能，发展为两种职能的日趋分裂、独立。
而由各种各样的医疗事工中，衍生出错综复杂的关系。
笔者认为，教会医疗事工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教会医院与诊所、教会开办的医学学校与护士学校、教会医疗人员从事的医学研究以及书籍翻译出版、教会医疗人员进行的公共救济与宣扬的移风易俗。
由于笔者受学力、资料所限，故本文择取自2000年以来，学界对于近代中国教会医疗史的部分论文，尽力做一个论点与论据的爬梳。
在笔者所见的论文（2000年以后）中，感到教会医疗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概念。
就整体情况的研究而言，如李传斌《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1835-1937）》，即是一篇兼具全面与细腻的好文。
该文全面研究了教会医疗事业百年间的发展，日益世俗化，本土化。
强调了其政治方面的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减退，文化上呈现了一个以宗教传播为目的到以传播医学文化为主的过程，推动老旧观点、习俗的近代化。
而马光霞《处境与发展——民国初年基督教在华医疗卫生事业述论（1912-1927）》，从基督教来华传教的国际国内背景为切入点，评述了1834-1911的拓展时期，着力于1912-1917，并对民初在华教会医疗事业做出了“教会医疗卫生事业在特点的社会文化土壤中，飘摇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要想生存发展，必须审时度势，学会应变，即学会适应和变通，实现处境化”【1】的结论，在适应中变通，在变通中适应，以期更好的融入中国社会。
美国教会医院简介
美国教会医院简介
美国教会医院简介
美国教会医院，也叫怀阿医院、“八角楼”，现位于**市**街道办事处**
路南段西侧。
1989年被**市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建筑占地
面积7704平方米，其中主体建筑占地面积910平方米。
1891年，美国基
督教传教士谢万禧来**传教，随后在此建立医院和教堂〔现产权归解放军
某部队〕。
医院为一幢砖木结构的三层楼，一、二层楼为病房和手术室，
三层楼是医护人员的宿舍。
东西长45米，南北宽18米，建筑总面积为
810平方米。
建筑布局严谨，两侧起脊处呈八角形，高大宽敞，即有中国
古代建筑的传统风格，又颇具西方建筑之神韵，可谓中西建筑结合的典型
代表，是研究近代史不可多得的文物。
2022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争取**市文物局58.2万元维修资金，**市政府专门拨付财政资金188.3万元，共计246.5万元专项用于美国教
会医院的抢救性维修保护。
目前，美国教会医院正在由中标方**五环房屋
装潢工程公司进行施工，预计2022年6月份美国教会医院抢救性维修将
完工。
中国近代西医学科的发展
中国近代西医学科的发展在我们现在和平发展时期，医学的发展可能很大程度上源于医生、专家群体的贡献，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医学的发展总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
在现代社会，西医已经超越了我国传统的中医成为主流。
西医在中国的出现、发展，注定是由于特殊的群体，而非传统的医生、专家群体。
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步入近代化，西医开始在中国得到传播与发展，其间经历了被动与主动两个阶段，而传教士与留学生这两个群体与西医的传播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就是我说的区别于医生专家的特殊群体。
无论西医在中国后来得到怎样的发展，它总有一个开端、一个逐渐被人接受的过程，这就需要一批开拓者来开这个头。
由于中国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随着资本主义扩张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和后期探求救国之路的留学生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开拓者这个角色。
一，传教士推动近代医学传入中国及普及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逐渐卷入世界体系，在此后，一系列的条约使中国不断开放通商口岸，更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并获得了更加自由的空间，此时“西医”与“中医”的概念区别才逐渐建立起来。
由于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医学在解剖学生理学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体系逐渐完善，治疗方法更加多样，对中医无法解决的杂症有了明显的疗效，因而被广泛接纳。
最初的西医普及完全是由西方基督教主导的。
在西方传教士的理念范畴中，中国土地上几亿人远离对上帝的信仰，是极其危险的，因此，要以极高的责任感为这些“处于地狱边缘的人们”传播上帝的福音。
但军事上的胜利与文化上的征服往往不能同步。
由于中国文化根深蒂固，西方传教士单一的理念灌输往往无法得到认同，而对于侵略者的敌视，则在中国人民心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因此，对于传教士和教会的冲突层出不穷。
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被迫调整方案。
在贫瘠的广大地区，传教士很容易的发现，缺医少药的现状是他们可以从中找到转机的突破口，通过传播医学治病救人，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接纳，博的中国人的好感，同时也与中国绝大多数的传统观念不冲突。
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东北医疗传教活动探析
春秋 chunqiu
医院— ——盛京施医院，为了达 医院，20 年代后，创办高级护士助产学校，
到借医传教的目的，一方面对 男生 3 年毕业，女生 4 年毕业，最后一年专
就诊病人采取只收挂号费，不 学产科。每期学员少者 4 至 5 人，多者 13 至
收医药费的办法来吸引和接 14 人[11]76。吉林高大夫医院附属的医学校，以
会要迟一些，1898 年 5 月，该会派聂乐信乘 京施医院。随着医疗工作的发展，对医务人 “洋人”的传教士和那些手持洋枪的侵略者
船抵达旅顺，然后乘马车到大孤山，协助先 员的需求日益增加，为此，在义和团运动爆 等同看待，因而对其有着强烈的仇视情绪。 期到达这里的柏卫牧师夫妇施医传教[2]183。 发前，司督阁就开始利用医诊的闲余时间带 初抵东北的传教士踏上这片土地，即感受到
近群众；另一方面则利用挂号 培养医助为主，学制 5 年，毕业后由爱尔兰
和候诊的时间，向病人进行基 长老会发给医师文凭[12]171。
督教义的宣传[5]93。丹麦路德会
随着医疗教育机构的建立，这些地方也
的聂乐信到大孤山以后，每日
1883 年，英国传教士、医学博士司督阁在小河沿创办医院，1892 年
命名为“盛京施医院”。（摄于 19 世纪 90 年代）
进程中，却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三十到四十分钟”。在病人入院治疗期间，还 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达
一、教会医院的创办及其传教活动
有医院传教士到病床前对病人进行单独讲 到传播“福音”的目的。
开办教会医院，是基督教在东北早期传 道。教会医院的这些做法，尽管方式有所差
三、基督教在东北医疗传教活动的影响
到 1905 年，传教士人数没有发生变化，而医 业的进一步发展。司督阁为此不止一次地向 们对其抱有很深的怀疑态度，一些人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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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与教会医院 Prepared on 22 November 2020中国近代医院和医学教育的开创在100多年间里，教会医院它在介绍西医西药，培养西医和护理人才以及医院管理等方面都曾做过许许多多工作，并为千千万万病患者解除过痛苦或是挽救过生命。
西医得以经传教士之手传播至中国。
澳门的眼科诊所和广州的伯驾医院是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建立的医院。
1838年2月，以推动医学传教为宗旨的专门机构中华医学传道会(TheMedicalMissionarySocietyinChina)在广州成立，它导致一大批医学传教士涌人中国，这些传教士在他们可以立足的地方都首先建立起医院或诊所。
1842后，这类诊所和医院推广到香港和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地。
1860年后，这类诊所和医院被推广到整个沿海、沿江和广大的中国内地。
据统计，到1850年，中国至少有10处这样的场所，1889年有61所。
1900年以后的头20年，教会医学事业的发展却日如中天，迅猛异常，其重要特征是教会大学蓬勃兴起，教会医学校在各地出现。
如广东女子医学校、北京协和医学堂、汉口协和医学校、济南共和医学校、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福州协和医校、沈阳教会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系、湘雅医学校。
除上述重要医学校外，尚有山西川至医学校、北京中法大学医学院、女基督教徒医学院(上海)等数所。
据1913年的统计，教会医学校学生500人。
1915年统计，在华教会学校23所，各类护士学校、药学校、助产学校36所(参见医学教育章)。
教会医院的增长虽不及医学教育显着，但是，1900年后的头10年，一些原着名的教会医院业已全部重建，原有的医院几乎均建在现代化的建筑里。
据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统计，教会医院业已遍及全国20多个省区达166所，诊所241个，教会医生301(男207女94)。
到1915年，医生数量达383人(男277女106)。
1921年的统计表明，主要省区均有教会医院，具体是：河北：医院24所，独立药房(即不在医院内)7个；安徽：医院8所；浙江：医院19所，药房9个；福建：医院41所；河南：医院16所，独立药房11个；湖南医院18所；湖北：医院27所，独立药房8个；甘肃：医院2所，独立药房12个；江西：医院12所，独立药房19个；江苏：医院34所，药房6个；广东：医院39所；广西：医院4所；山西：医院11所，药房12个：贵州：医院3所，独立药房6个；东北三省：医院25所等。
1936年《中华年鉴》统计，全国20个省有教会医院426所。
无论上海，还是全国各地，最好的三甲医院其前身大都是教会医院。
从医学史来看，近代西方医疗空间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脱胎于教会与医学上的特殊联系，教会医院在晚清中国，起初接近的多是无望的病人，无助的穷人，多是社会弱势群体，因此，从一开在19世纪30年代，齐鲁医院创办。
该院及医校的建立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也为近代的济南及山东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早年齐鲁医院的经费源于美国罗氏驻华基金会和英美十余个教会团体的捐助，以及哈佛燕京基金年息的贴补和医院的收入，加以国际间的信息渠道畅通，名医荟萃，所以发展迅速，与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一并称为建国前中国四大教会医院，颇负盛名。
1858年底，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再度踏进广州城，开始他在中国长达40余年的行医生涯。
嘉约翰抵广州后，即在南郊增沙街租下一间店铺，加以改造和装修，粉刷一新，使之适和于医疗。
1859年1月中旬医院开业，正式命名为博济医院。
在这所中国早期着名的教会医院里，嘉约翰自任院长长达44年。
博习医院（Soochow Hospital）是美国南方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的一所西医医院。
1882年5月20日，美国监理会派遣2位刚从美国医学院毕业的医疗传教士——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和蓝华德（Walter Russell Lambuth）从纽约出发，取道英国，于12月2日在上海登陆，12月17日到达苏州。
蓝华德与柏乐文到苏州后，即在苏州城东部的天赐庄买了7亩墓地，在原有诊所的基础上创办了博习医院。
1883年4月8日，医院动土起建，11月8日，博习医院正式开业。
建成中式平屋８幢，分别作为门诊室，内、外科病房，手术室、戒烟室、宿舍、洗衣房及厨房。
当时设病床30张。
据监理会刊物称这是中国内地（不包括通商口岸）最早的一所正式西医医院。
在开办的第一年的门诊量即达到7600人次，他自己也获得“柏好人”的美誉。
柏乐文在苏州博习医院，将许多西方最新发明的技术，例如消毒法、麻醉术、ｘ光机等介绍到中国，苏州博习医院是中国最早使用ｘ光机的医院。
1888年，柏乐文又创办了一个医学班培养学生，当1901年3月，监理会在苏州天赐庄创建东吴大学后，该医学班在1904年归并东吴大学，筹建医学院。
1920年，柏乐文利用来自监理会、洛克菲勒基金及地方捐助的20万银元，拆除博习医院原有中式平房，兴建1幢3层半住院大楼和1幢2层门诊大楼，拥有100张床位。
建筑工程于1922年春落成，是当时中国相当先进的一所西医医院，被美国外科专家评价为“如此医院全中国仅三、四处而已。
”。
1927年春，柏乐文退休返回美国，同年12月14日逝世。
他的骨灰被运回苏州，安葬于葑门外安乐园。
早在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札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年)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JohnLivingstone)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是为基督新教在华行医施药的开始。
几个月内，诊所便为300名病人施诊。
1827年，马、李与新来华的郭雷枢(T．R．Colledge)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主要为穷人施诊，主治眼病，兼治他病，来诊者每天平均有40人之多，澳门附近亦有人前往就诊。
据统计，从1827年到1832年10月，5年之中，共治愈4000余人。
1835年11月，来自美部会的专业医师伯驾(PeterParker，1804--一1889年)，开办了东方第一所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
医院租用当地商人的楼房，具有一定规模，可以接纳200个病人候诊，收留40个患者住院。
伯驾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从事医药传教之首位牧师，他的外科手术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妙手回春的消息常常不胫而走，在士绅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
广州医局在短时间里飞速发展，病者日增，每日平均赴诊者约200至300不等，有时多达600人。
伯驾1844年的报告表明，教会医院成立6年中，共为1．2万多名患者解除痛苦。
华美医院与医校1890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医师聂会东夫妇从登州来到济南，负责该教会在济南的医疗事务，并与洪氏提凡夫妇及安德逊女士合建华美医院（今青龙桥北后坡街117号）。
这是济南首家西医诊所和分科最全的医院。
该院实行男女分诊，一般免费诊疗，并开始实行医护分工。
1891年设养病室，收治住院病人。
与此同时，又建立华美医院医校，收徒授课，传播医学知识。
进入20世纪后，华美医院、医校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
华美医院在1929年后另设女医院，以妇、产、小儿科为主，并接受产妇住院分娩，有产床15张，是当时设备较全的医院。
1934年后，并入齐鲁医院。
华美医校则在20世纪初并入济南共和医道学堂。
济南共和医院与医校1903年华美医校与山东省内青州（今益都）、邹平、沂州（今临沂）的三个基督教会医校联合，轮流在各地上课。
同时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的人开始筹建新校。
时值济南在1904年开埠后，开始以主动开放的姿态吸纳异域文明，逐渐成为山东及华北地区较有活力的中心城市之一。
在此条件下，英、美两国教会遂将校址确定在了济南。
1907年，英国基督徒艾宗敦捐巨资给英国浸礼会，同时美国北长老会也募到了一批款项。
第二年秋，两教会在南关基督教礼拜堂以西动工兴建学堂，与聂会东创办的医校合并，称为“共和医道学堂”。
同一年，作为学堂的实习基地，聂会东在今南新街开设济南共和医院，分内、外两科，设药房、化验室，美籍医生徐伟廉任化验室主任。
1910年3月，济南共和医道学堂开始招生学员10名。
在医学大讲堂和诊病所竣工后，1910年4月17日，济南共和医道学堂举行庆典，并于次年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科长（即校长）为聂会东，英国人巴慕德任共和医院院长。
1914年，在英国浸礼会的全力资助下，济南共和医院开始在东双龙街扩建养病楼和宿舍，并附设省内最早的X光室。
1915年9月，养病楼竣工启用，山东督军靳云鹏亲临开幕典礼。
济南共和医院是当时中国国内最新型、最宽大、设备最佳的医院。
该院和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的建成，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16年，北京协和医院的部分师生并入共和大学医科。
齐鲁大学医科与齐鲁医院1917年，美、英、加拿大三国的基督教会为便于传教，在济南集资兴办了齐鲁大学。
此后，外国教会医士团体中国博医会将南京金陵大学医科、汉口大同医学堂的部分师生并入该校，与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共同组建齐鲁大学医科，聂会东任科长。
原共和医院改称为齐鲁大学医科附设医院，简称齐鲁医院，巴慕德任院长。
由于齐鲁医院的经费源于齐鲁大学，有美国罗氏驻华基金会和英美十余个教会团体的捐助，以及哈佛——燕京基金年息的贴补和医院的收入，加以国际间的信息渠道畅通，名医荟萃，所以发展迅速，与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一并称为建国前中国四大教会医院，颇负盛名。
1928、1937年日军两次侵占济南期间，因是外国教会势力创办，该院成为战火中的孤岛，免遭兵燹之灾。
1934年后，华美医院并入齐鲁医院，成为其门诊的下属分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美宣战，齐鲁大学被迫南下成都，与华西大学暂时合并，齐鲁医院则被日军仁字部队强占为伤兵医院。
当时未随校南迁的英、美人士，全被遣送到潍县集中营，以尤家骏为首的部分华籍医护人员，则另行组建“济南市立医院”。
抗日战争胜利后，齐鲁医院重新恢复为齐鲁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解放后，山东的大学几经调整，齐鲁医院现已成为山东大学的附属医院，称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898年，嘉约翰在广州花地建起精神病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用西式疗法的精神病院。
1844年，英国伦敦会的洛克哈特，关闭了舟山诊所后，转移到上海，在南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开设诊所。
1846年在中国医学传教会香港分会资助下，诊所迁到上海北门刚刚落成的楼房里，定名仁济医院。
仁济医院开创了外科消毒法在中国的最先应用。
仁济医院是上海第一个教会医院。
1866年汤姆森牧师(Thomson EH．)和美国圣公会共同出资，在上海虹口文监师路与百老汇交汇处租赁中国民房作诊所，起名上海同仁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