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孝道思想初探

中国佛教孝道思想初探
2010-12-23 21:36 |作者: 常耘法师|来自: 佛缘网站
中国佛教孝道思想初探
常耘
一、前言
佛教在两汉之际就从印度传到了中国，但在两汉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非常的缓慢，甚至受到中国社会各方面的阻碍，不能正常前进。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固有的社会伦理从表层上看格格不入，特别是在孝道思想上的分歧，各执己见，成为当时的焦点。

而孝道思想又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佛教中国化的表现，故有必要对中国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梳理和考察。

就教方家，批评指正。

二、中国传统的社会伦理
佛教传入中国在两汉，两汉时中国传统的社会伦理是儒家占主导地位。

当时是“以孝治天下”的时代，“孝道”思想是社会伦理的核心思想，也是衡量一个人的品德“工具”，也是世人追求仕途的基本条件。

首先孝的社会作用。

“孝”不仅是家庭，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基础，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社会法律效力，是维持整个社会的基础。

如“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论语．学而》如果能善事父母，善事兄长，这样的人能犯上实再是太少，不好犯上，而作乱的是没有的。

这是“孝”起到的效力。

“仁”思想是孔子儒家的核心思想，而孝又是“仁”思想的基础。

对整个社会而言，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稳固了社会才能稳定。

用“孝”来规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使家庭各成员之间在日常生活中言行各有所依，这样家庭才能保持最大的稳定，从而使社会也得到稳定。

这就是“孝”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所起到的最大的社会作用。

其次，孝道思想的发展。

孝道思想作为一种伦理原则，产生于西周，汉代以后，发展迅速。

秦统一六国到两汉时期，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巩固。

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中，孝道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汉代《孝经》的出现，开始把“孝”作为天经地义的事，并提出“以孝治天下”的主张。

历朝的统治者都“以孝为先”，一方面稳定了社会秩序，起到了社会作用；一方面以“孝”作为仕途的基础，臣孝于君，使臣子不得犯上，巩固了自己的宝座。

封建时期的国人“以孝为先”，做官的先观察在乡人眼里孝不孝，孝不孝决定其能不能做官。

孝道成了做官人的基本条件，统治者以此来衡量能不能做官的“工具”。

魏晋时的李密曾在蜀汉担任过尚书的官职，蜀汉灭亡后，晋武帝采取笼络人心，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逼迫甚急。

李密为了不愿做官，又为了不违背圣旨，陈述了自己的不幸的身世，表明祖母病重唯愿侍奉榻前的心愿，说明不能赴任的原因。

其中说：“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

祖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在封建社会时期，皇帝下圣旨，不赴任是抗旨，要砍头的。

晋武帝不但没砍李密的头，反而赦免了他。

这是晋武帝被李密的孝心所感动了，皇帝是不能杀孝子的。

秦汉后以孝载入史册是非常荣誉的事，人们争相行孝。

不管其目的如何，在民间行成了一种风气。

宋以降，统治者把历朝有名的孝子编成二十四个故事，配以图，在劝善劝孝，形成了三十四孝的说法。

二十四孝在中国社会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佛教用来劝善劝孝的现成的例子，故事又生动。

于此中，明显的看出儒佛交融的影子。

三、佛教传入与中国传统伦理的碰撞和融合
印度佛教传入后，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碰撞，主要在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社会伦理上为多，成为当时争论不休的焦点。

而主持佛教的高僧大德们为了使佛教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不得不在伦理上采取让步的措施，迎合中国传统的社会伦理。

综观这些历史长期的河床上，佛教与中国传统社会伦理不断的碰撞，不断的融合，以至不断的相互吸收，相互融合。

在佛教的文献中可见一斑。

如牟子《理惑论》，当时反对佛教的人认为，《孝经》讲人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临终前还叫弟子看他的手足，表示自己不敢有毁伤之意，孝心所致，现在的出家人都剃除须发，为甚么违背圣人的语言，不合乎孝子的做法。

牟子则回答说：
“夫讪圣贤不仁，平不中不智也。

不仁不智，何以树德？德将不树顽嚣之俦也，论何容易乎！昔齐人乘船渡江，其父堕水，其子攘臂捽头颠倒，使水从咄，而父命得苏。

夫捽头颠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绝于水矣。

……由是而观，苟有大德，不拘于小。

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音，不视色，可谓让之至也，何违圣语不合孝乎！”
牟子认为，行孝必须要符合“道”。

看一个人的行为孝与不孝，应当看事情的实质，而不能光从表面或形式上看问题。

符合道的孝，才是真正的孝。

比如说从前齐国有个人乘船渡江，其父不幸堕水，那个人救起父亲后将其头脚倒置，使水从中吐出，救了他父亲的命。

从行为上讲倒置父亲的头脚是非常不孝的，但也正是不孝的行为而救了他的父亲，你能说他是不孝吗？若要成就大德，就不能拘泥于小节。

所以说出家人捐家财，弃妻子，不听五音，不视五色，是不能说他们违背了孝道。

问难者又问：夫福莫逾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

今天沙门弃妻子，捐财物，或终身不娶，是违背了福孝的行为。

牟子则在辩论，妻子、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在世俗生活中才是必须的。

追求佛道的人是不追求世俗之物，追求清净无为才是最高的境界。

今天沙门为了追求崇高的道德而离开妻子，放弃世俗物质的享乐生活，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而不是不孝。

在说沙门违背服饰礼仪，不跪拜父母王者，不遵守传统的礼制时，牟子说这就不能表面形式了。

《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牟子又说，上古三皇之时，人们食肉衣皮，住在荒野洞穴中，以质朴为尊，根本谈不上礼法，也没有服饰衣冠的讲究，但人们还是称赞三皇之时“有德而敦庞”。

沙门也是有同样的道理：“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为贵。

”
东晋时孙绰的《喻道论》中也有对孝道思想的阐述，其形式也与牟子《理惑论》形式一样，采取问答的方式。

问难者说：“周、孔之教以孝为首，孝行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

”所以儿子侍奉双亲，双亲在的时候，尽心去奉养，不在的时候要祀奉。

三千之责，无后为大，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夷毁，若有毁伤，一生都是非常惭愧的事。

“而沙门之道，委离所生，弃亲即疏，刓剔须发，残其天貌，生废色养，终绝血食之亲，等之行路。

背理伤情，莫此之甚。

”对此，孙绰辩解道；“孝之为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

”所以“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如果只是在饮食，生活方面礼敬父母，而不能“令万物尊己，举世我赖”，就不能说是给父母带来了更大的尊荣，就不能算是尽了孝道。

孙绰认为佛教的教义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正好可互补，一个可以治本，一个可以治表，两者结合起来就能“无往不一”。

就孝道而言，佛教虽然主张出家修行，表面看来是离家疏亲，但通过修行，悟得无上之道，即能荣亲耀祖，还可以为祖先祈福，所以不违背孝道。

庐山慧远法师认为，佛教僧人是出家修行者，出家修行者属“方外之宾”，因此不能以世俗的礼法来要求和衡量出家人的道德情操和行为标准。

其在所着《沙门不敬王者论》中说，在家佛教徒未脱离世俗的生活方式，所以应当遵循世俗的礼法，对父母尽孝，对国家尽忠。

“处俗则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都要遵守，不容置疑。

至于出家修行者，则“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

所以在礼仪方面不能同世俗一样，而应有所区别。

从现象上看，沙门不敬君亲是“内乖天属之情，外阙奉主之荣”，好像违背了中国传统的礼制孝道。

但从本质上来讲，“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

”
四、结论
孝道观是中国社会伦理纲常的主导核心，是无须置疑的，而佛教的传入与儒家碰撞的地方，在社会伦理纲常上比较多，特别是孝道思想上的磨擦，成为当时主要的焦点。

佛教的高僧大德采取佛教与儒家融合的方法，以至影响后来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于此，我们看出佛教的做法是非常的成功，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通过对佛教孝道思想的考察，总结佛教孝道思想有以下几点特征：
（1）佛教的孝道思想是相对于儒家的社会伦理纲常提出的。

主旨在说明佛教是讲孝道的，而且，比儒家的孝道更深刻。

（2）佛教的孝道思想是“苟有大德，不拘于小”，而儒家的孝道是注重细节。

佛教采取融合的态度，是基于当时的社会不肯接受佛教的思想。

（3）佛教的孝道思想是以修行为其基石，而儒家的孝道是重行为、形式，表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