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城记读后感及心得体会1500字

猫城记读后感及心得体会1500字《猫城记》被认为是老舍先生一部另类的作品,而读者也通过这部作品认识了一位“另类”的老舍。这些“另类”也许源于人们未能从中找到老舍先生一贯幽默的笔调、社会底层那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还有那些让人感觉亲热而温馨的浓浓的京味。而失了幽默、小人物和京味的《猫城记》,在它一经出版就遭到了各种各样的非议,甚至三年后,老舍先生在他的《我怎样写》一文中,也说这部作品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多年后的老舍,便不得不连篇累牍地为这部失败的作品写出检讨文字,甚至先生那谜一般的生命永逝,似乎都与这部“另类”的作品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在欧洲老舍研究界享有权威地位的保尔巴迪先生在他的《小说家老舍》一书中对《猫城记》也有着同样具有新意的另类评价,他认为小说“揭示了当时普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某种思想状态,这是这部小说所独特的贡献,……我们对作家由此而透露出来的某些独创性的思想不应漠然视之。”

也许,藉着探究这些独创性的思想,我们可以稍许地撩开《猫城记》的神秘面纱,走近一个“另类”的老舍。

给我们另类感觉的首先是作品的形式。

《猫城记》在文体上具有很大的模糊性,长期以来被冠

以寓言小说、讽刺小说、科幻小说、奇遇小说、幻寓小说等等名称,由此可知它荒诞的外衣首先给人们带来的认知上的不确定性和无所适从,以及认知心理上的强烈冲击。

在《猫城记》中,我们几乎处处可见诸如《美丽新世界》、《神曲》、《辛巴达历险记》、《格列佛游记》、《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最先抵达月球的人》等西方奇遇游记中故事构建的影子,同时又不乏来自中国的《新西游记》、《地府志》、《地下旅行》等幻寓出奇、讥谈世风的成分。其中,与西方奇遇游记如出一辙的故事构架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摹仿,更是一种乌托邦精神的继承。而中国传统的谴责讽喻小说给予《猫城记》的又是猫城诸多景象所反映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影儿。

老舍是一位对政治、社会和文化异常关注的作家,他对乌托邦的关注与继承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是浸润到了他整个的精神世界之中的。老舍又是一位写实主义的作家,他在《文学概论讲义》中这样描写写实主义者的乌托邦理想:“几乎没有文艺作品是满足于目前一切的,乌托邦的写实者自然是具体地表示对现世不满,而想另建理想国。”这是老舍最早提及乌托邦的文字,它的写作时间是在1930年到1934年间。最早提及“理想国”是在1934年写的《小病》中,最早提及“地上乐园”是在1935年到1936年间写的《我怎样写》中。而在《猫城记》中,同样也寄寓着鲜明的乌托邦理想。

小说认为:“假如有好的领袖,猫国就一定有希望,在我的心中起了许多许多色彩鲜明的图画:猫城改建了,成为一座花园似的城市,音乐、雕塑、读书声、花、鸟、秩序、清洁、美丽……”

写实家对于现实的批判是永远基于一个指向未来的“他者”的,而乌托邦就是现实的“他者”形象,它永远以弃绝现实的面貌出现,而且永远激荡着乌托邦主义者对于建构未来社会的高度热情。在《猫城记》中,这种热情是藉着猫城的彻底毁灭迸发出来的。在老舍笔下,猫国是一个“我祖父敷衍,我的父亲敷衍,我敷衍,那些青年们敷衍”的无望的国度。猫国最终亡国灭族,连一点希望都没有存留,这种彻底而决绝的态度来自基督信仰中罪性死亡而神性回归的出死入生的理念。在老舍看来,只有彻底的毁灭,才会有完全的建构,它也许使我们感受到了“末日审判”的颤栗,然而《猫城记》又决不是一部绝望的沉沦之作,它的字里行间依然跳动着炽热的爱国情感,在作者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关照中,这种对社会的全面揭露和否定,只为催国人猛醒。假如猫人能醒,那个鸟语花香、书声朗朗的猫国也许就不是幻想了。

如果我们探源老舍先生的乌托邦情结,除了贫苦的出身和社会时代因素外,对于作为基督信徒的老舍来说,宗教体认和宗教情怀就不能不说是他接受乌托邦思想的一个“前理

解”基础了。

在基督教思想中隐含着一种深刻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即“天国乌托邦”。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就笼罩着浓郁的基督教色彩,许多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信徒。基督教所崇尚的正直善良、洁身自好、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等美好品质,是社会主义运动与宗教的可相容之处。早在1922年老舍先生翻译的宝广林作品《基督教的大同主义》中就有这样的话:“以牺牲精神,使社会安堵,是福音之所在,即天国也!……平民感觉社会之黑暗与经济之不平者深,……是平民由觉悟而发现其理想之国家,……一面有世界共产,一面有国际联合,……以求建设基督之新纪元焉!……必须以上帝之圣灵,感动之,约束之,而后圣洁美满之社会,可实现矣。……今日上帝之灵,仍蓄于世人心中,继续前进,驱世界际于真善之域,提高斯世,即是天堂。”

老舍的乌托邦理想是朴素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在这个理想的国度里面,基督的天国影像是鲜明而生动的。把我们的视野从乌托邦的天国拉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猫城记》所反映的现实影像同样是鲜明而生动的。

1932年的中国,国民正为专制和独裁的横行所苦,军阀在各自的地盘上作威作福,还强迫饥饿的民众夹道欢迎他们这些所谓保护者,甚至鼓动自己的军队到邻近地区抢劫。在北方地区,每年有近1400000难民从满洲逃进关内,人民群

众处在战争的威胁与专制独裁的双重苦难之中,民不聊生。而在猫国,迷叶林的所有者们为抵御抢劫者不得不聘用外邦人寻求庇护,更可悲的是,自己手下的护卫军同样是劫匪!

而校园内,一幕接一幕的惨剧也在不断地上演,正如《猫城记》中所描写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学校长、教授被疯狂的学生非法监禁。

当《猫城记》开始在《现代》刊物上连载后的第二个月,即1932年9月,舆论就披露了北京一批教授控告故宫博物馆管理当局偷卖文物的新闻,舆论一时哗然,当局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贪污事实。这又何尝不是猫国那个被盗卖已空的博物院的翻版呢

把这些鲜活的现实从中华大地移向遥远的猫国,这种时空的错位给了我们陌生感,从而实现了作者的话语策略,同时也传达给我们又一种另类的感觉,那就是作者悄然改变了的观察视角。

写作《猫城记》的1932年,是老舍在英伦度过了五年教书、读书、写作的岁月后回到混乱不堪、强敌环伺的祖国不久,此时的他对现实政治和国事民瘼的关怀已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那就是以“他者”的眼光重新打量自己曾置身其中的古老文明,对其进行文化反观的新视角。

猫国的天空布满了绝望的阴霾,但这位外来的闯入者却试图用一种感伤的文化构想去描画一个理想的现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