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

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
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过两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论辩, 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理论的建设。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1954年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 (《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最早提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

胡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标准探索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理论, 进而引发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战。

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等人亦赞同以阶级斗争为标准进行中国近代史分期, 但他们的具体分期主张又意见相左。

孙守任和范文澜。

主张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标准的分期法。

金冲及主张以社会经济表征和阶级斗争表征结合为标准的分期法。

还有刘大年主张以综合的标志为标准的分期法。

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论辩，如下几个论断：
1、“三次革命高潮”的论断。

胡绳提出并为多数人接受的一种理论观点。

胡绳指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第一个革命运动的高涨；甲午战争以后出现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义和团失败后开始的第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归结为辛亥革命。

强调中国近代史三个革命高涨时期。

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

辛亥革命则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强调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肯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2、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所谓的八大事件, 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

这八件大事是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事件和内容。

从反帝反封建的层面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勾画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状况、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

3、20世纪50年代以后编著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和论著就其思想旨趣和体例内容而言都体现了“三次革命高潮”理论的特点。

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学科理论的影响, 充分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所产生的实践意义。

学术局限：
五六十年代,史学界用“三次革命高潮”和“八件大事”去规范中国近代史，加强了对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史的研究,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阐明资产阶级不能使旧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事实 ,这些无疑都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的不足。

八九十年代
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到了80年代再度兴起, 并以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为题展开讨论 ,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

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各种理论观点得到了充分的表述。

除了“三次革命高潮”说外, 还形成了“四个阶梯”说、“民族运动”说、“双线”说和“三个阶梯”说、“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说、“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说、“新三次革命高潮”说、“两段论”说等。

真正引发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深入讨论的是1980 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的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这篇文章不同意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认为要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
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1984 年李时岳又在《历史研究》第 2期发表《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一文, 系统阐述了他本人的学术观点,使论辩进一步展开。

提出了中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被称为“四个阶梯”论，这是近代史学者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其研究对象的标志性文章。

这一时期胡绳、章开沅、刘大年、戚其章、苏双碧、苑书义、荣孟源、胡滨、张海鹏、徐泰来、陈旭麓、汪敬虞、张耀美等人先后发表文章,阐发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意见和主张 ,并参加了热烈的论辩, 形成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几个重要的理论观念。

无论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六十年代 ,还是新时期的八九十年代, 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和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都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 这两个时期的研究有几点共同之处。

1、探索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 实质是在探讨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规律。

胡绳所揭示的三次革命运动的基本特征 ,是对中国近代史重要内容认同的结果 ,胡绳同时认为阶级斗争的发展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的始终 ,并通过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规律。

胡绳是着眼于政治史, 是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发展规律的。

李时岳提出了“四个阶梯”的论断。

他认为四个阶梯恰恰是由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反映的。

李时岳在理解四个阶梯的基础上 ,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质上存在着两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 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

前者是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向上发展的趋向。

“两个趋向”是李时岳探索近代史基本线索时对中国近代史基本规律的理解和认识。

2、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

50 年代通过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促进和影响了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 ,上文已述。

八九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 ,又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科学研究。

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现代化史兴起。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围绕着范式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出现了革
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鸣。

“现代化范式”最早是蒋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提出的。

其基本观点是：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近代化就是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学习西方，摆脱中古的落后状态，全面地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变革之路，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

革命史范式最早是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中提出来的。

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实际上由刘大年负责）等著作的出版，逐渐形成了以这些著作所规范的中国近代史的认知框架、编写体例和叙述语言，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围绕着“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进行论述，铸成“革命史范式”。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对此揭示道：“最近大半个世纪中，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都是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
基本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被革命史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研究的趋向性也是历史的现实运动的反映。

近代中国被外国的侵略伤害得太厉害了，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

中国近代史中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一种把中国近代史主要理解为革命的过程，而另一种则主要理解为现代化的过程。

两种范式的争论，实际上是对中国近代史两种解释体系的争论。

范式之争背后展现的是人们对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认识的根本差异，而这种根本差异无疑来自研究视角、方法及解释框架的差异，来自对中国近代史重新审视后的认识差异。

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

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的时代基调和主要内容。

现代化范式主要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对革命史范式提出了挑战。

其内部可分两派，一是李泽厚为代表的“告别革命论”，这是支流；二是罗荣渠、章开沅、虞和平等人主张以“民族化、工业化、民主化”作为衡量标准的现代化范式，或称“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

在这种范式下，洋务运动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与变法派人士所作出的激进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误有关，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辛亥革命的前提条件不足以成立，“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等等。

依照“新范式”对中国近代史进行重新审视，他们得出了“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的总结论。

两种范式的关系：替代、包容还是并存
学术界关于新旧范式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即所谓“取代派”；二是用一种范式包纳另一种范式，即所谓“相容派”；三是提倡两种范式共存并立，认为不仅应当并存，而且应该倡导史学范式的多元并存，即所谓“并存派”。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论，就“范式”竞争而言，形成交锋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第二，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以“现代化包括革命”。

双方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评价发生重大分歧，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民族独立与近代化的关系”、“改良与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均曾引起激烈争论，近二三十年内，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所有重要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在“如何评价”的问题上均发生过争论，观点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