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科学精神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梁启超，字如人实，号仲尼游说生。
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
梁启超以他的卓越才智和多才多艺的才能为人称道，他致力于推动中国现代化和弘扬中国文化。
在梁启超的许多著作中，他谈及了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科学精神是一种超越传统和地域局限的价值观念，是一种追求真理、创新和进步的精神姿态。
梁启超深知中国在近代科学发展方面的滞后，他认为要弥补这个差距，就必须汲取西方科学文化的精华，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新。
梁启超认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是可以结合的，它们并不是互相冲突的。
相反，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和吸收。
他主张要保持对科学的探索和追求，同时也要保持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
他认为，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和人文关怀是科学精神所不能取代的，通过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弥补现代科学在道德伦理和人文关怀方面的不足。
梁启超还指出，在西方科学文化中，存在一种强调实证和客观性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
他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了更好的解决，中国的思维更加注重主观能动性和整体性。
他主张要保持中西文化的平衡，避免过度倚向任何一方。
梁启超提出了“中国心”的概念，他认为中国文化应该以中国心为基础，但也应该结合西方科学文化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他强调，唯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种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文化。
他通过自己的思想实践和学术研究，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梁启超认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是可以结合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
科学精神需要保持对真理的追求和创新的精神，而传统文化则提供了思维方式和人文关怀的补充。
通过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形成一种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文化。
梁启超的思想对于中国的文化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梁启超（1891年－1989年）是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以其对东西文化之间的交融和科学精神的探索而闻名。
他在思想上是一位开明、务实的启蒙主义者，他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到现代社会中。
本文将对梁启超对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探索进行一番解读和总结。
梁启超认为，科学精神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革的重要力量。
他主张要以科学精神为基础，进行社会改革和国家建设，使科学的理性思维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梁启超坚信，只有通过学习和吸收西方的科学精神，才能够使中国民众真正地摆脱迷信和封建观念，摆脱愚昧和落后。
梁启超并不是一味地崇尚西方文化，而是力图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认同。
他不认同绝对的西化或绝对的中化，而是主张“新中西合璧”，通过对东西文化的比较与融合，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念。
他在《世说新语》一书中写道：“中西文化乃同根叠起之一文化，以相求以相促，其合而观之，则仿似千丝万缕之中西文化，慷慨激昂而中兴放达矣。
”充分表达了他认同中西文化并重的观点。
梁启超深谙古今中外之学，他在研究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有指导意义的理论。
他曾提出“科学社会主义”、“近代性”的概念，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
他也力主实行民主制度和思想的开放，以及强调“人本主义”的价值观。
这些理论和观点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梁启超看来，科学精神是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是可以被各种文化所接受和继承的。
他希望中国能够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现代化理念，同时也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重视和保护。
他提出了“殖民思想”的观点，认为中国应该拒绝西方的殖民侵略，但同时也应该积极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掌握自己的命运。
梁启超还在思想上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这些是中国人民生活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资源。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和文化评论家，他是中国的新文化
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在他的著作《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他提出了一种将中西文
化融合的观点，强调了科学精神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梁启超认为，中西文化的融合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
注重自然和谐、平衡和道德修养，这与西方文化强调理性和科学方法是相互补充的。
融合
中西文化，可以充分发挥中西方文化的优势，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在梁启超看来，科学精神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
科学精神包括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合作精神和实践精神。
这种精神不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梁启超
认为，科学精神不仅是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也是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
梁启超提倡以科学精神为导向进行教育。
他强调，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批
判思维，让学生具备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还强调了学术自由的重要性，认为学
术自由是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石。
梁启超还探讨了东西方文化在宗教、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差异。
他认为，宗教对于一个
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具有重要影响，而东西方文化在宗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政治
方面，梁启超强调了公民意识的重要性，认为公民应该有批判精神和对政治的参与意识。
在道德方面，他提出了一个“自由道德”的概念，强调个体的道德选择和责任。
论《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的科学精神
论《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的科学精神作者：吴晓婷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17期摘要：《清代学术概论》写于梁启超思想转变期，研究此书中梁启超的科学精神，有利于了解梁启超对待科学的态度。
在此书中，梁启超的学精神即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来说包括“善疑、求真、创获”三个方面。
关键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科学精神[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7-0-02一、前言——“科学万能说”破产等于“反科学”？科玄论战时，胡适把梁启超归到了“反科学”的阵营，认为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提到的“科学家的人生观造成了‘抢面包吃’的社会”这一观点为“反科学”阵营推波助澜。
梁启超在书中也写道：“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
” 但胡适并不领情。
“科学万能说”破产等于“反科学”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清代学术概论》正是梁启超在出游欧洲回来之后写的第一本关于清代学术的著作，此时的梁启超正是处于思想转变期，研读此书并把研究范围限定在梁启超的科学精神，也可以以此证明梁启超并非“反科学”之人。
二、梁启超的科学精神梁启超在文中提出的治学六步骤，即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推论，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梁启超对证据的重视，而且这些证据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是伪造的。
同时，我们能充分感受到在梁启超提倡的科学方法背后的科学精神，即实事求是。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自序中引用了他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写的一句话：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
在梁启超看来，清代学者坚持实事求是，是有科学精神的体现。
所以，我们可以以实事求是来概括梁启超提倡的科学精神。
具体来说，科学精神包括“善疑、求真、创获”三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
所谓研究精神者，归著于此。
（一）“善疑”是做学问的出发点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多次提到做学问要有怀疑精神。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革命家。
他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梁启超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文中，探讨了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关系。
他认为，东西文化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但科学精神可以跨越文化差异而存在，并且对于现代
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首先分析了东西文化的差异。
他认为，东方文化更重视道德伦理和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而西方文化更加注重个体的自由和权利。
这种差异导致了东方文化更加注重集体
的利益，而西方文化更加注重个人的追求。
梁启超也指出，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东方文化
与科学精神相悖，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互补和平衡。
然后，梁启超探讨了科学精神与文化的关系。
他认为，科学精神是人类追求真理、探
索世界的一种态度和思维方式。
科学精神不仅可以存在于西方文化中，也可以存在于东方
文化中。
无论哪种文化，只要秉持着科学精神，就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梁启超进一步强调了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他认为，科学精神是推动社会现代化的动力。
科学精神不仅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推动社会的政治制度改革和文化的现代转型。
只有抱有科学精神，人们才能够摆脱迷信和权威主义的束缚，实现个人的自由和社会
的进步。
梁启超提出了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主张。
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价值，但也需要借鉴西方文化的现代理念和科学精神。
只有将中西文化相结合，才能够实现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国家的发展。
论梁启超的科技形象
梁启超思想论述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梁启超，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然而有关其为中国近代科技发展所做的贡献及其科技观念的讨论还远远不够。
事实上。
梁启超把科技进步看成是国家强盛最有力的杠杆，正是对科技的重视构成其变法主张的内在动因。
他在诸多方面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至今还具有学术价值，而且梁启超的变法主张及其对科学的宣传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的社会化进程。
因此，要更加深刻地理解梁启超。
评价他的历史功绩。
必须对其科技形象加以研究。
一、梁启超对科技体制化的贡献晚期洋务派已经认识到单纯器物层次的技术引进达不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主要是因为缺乏大量的科技人才。
“时事孔亟，首重人才”〔1〕，“用人最是急务。
储才尤为远图”〔2〕。
于是他们开始派遣留学生，开办新式学堂。
以期培养大量的科技人才。
但“科举不改。
聪明之士，皆务贴括，以取富贵”〔3〕，那里，只有科举才是获得名利、提升地位的唯一正途，这些措施根本吸引不了优秀人才。
维新派和梁启超循着人才救国的路线，看到了科举制度是科技人才培养的巨大障碍。
公开提出废除科举的变法主张。
梁启超写道：“变法之本。
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
在变科举。
”〔4〕围绕着科技人才的培养。
维新派和梁启超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除科举、创办新型学校。
必修自然科学。
在百日维新所颁布的新政中，这方面内容最多。
维新派是通过《时务报》向大众层面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的，而梁又是主笔。
他的《变法通议》系统论述了变法的缘由及具体主张，由于他优美畅快的文风和精辟透达的论述，使得维新思想广为流传。
形成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局面，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他在《变法通议》里专辟《学校总论》，论述新式学校的重要性及其内容、功能，普及了中国社会对新式学校的了解。
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创办。
标志着科技教育在中国体制化的真正开端。
从而极大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
这其中，梁启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教育家梁启超的治学之道
教育家梁启超的治学之道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治学之道对中国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的治学之道体现了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和锐意进取的态度。
以下是关于梁启超治学之道的一些主要论点。
梁启超强调科学精神。
他强调要通过实践和调研来获得知识，反对空谈理论和空泛的观点。
他认为教育要紧密联系社会实际，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真实的经验。
他提倡探索和创新，通过实践和实验来验证知识的真假。
他倡导“日行一善，日积一学”的理念，即每天不仅要学习，还要付诸实践，不断改进和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
梁启超强调实事求是。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用的人才，需要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
他反对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主张注重实际情况和实践经验。
他强调要将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变革的需求，解决实际问题。
他主张要做到“言必实，行必果”，即言出必须能够得到实际的结果，行动必须有实际的成果。
梁启超强调锐意进取。
他认为教育必须不断更新和进步，跟上时代的发展。
他主张要有开放的思维，接纳不同的观点和思想，不断扩大知识的边界。
他反对教育的僵化和教科书的教条化，主张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
他强调要积极进取，不断探索新的知识和方法，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
梁启超的治学之道体现了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和锐意进取的态度。
他的思想观点对中国教育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倡导科学方法、实践经验和创新精神，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他的治学之道不仅对教育界有借鉴意义，对广大学生也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使人们明白了学习要有实际行动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梁启超，字馥伦，号东江。
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化名人。
他对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中国维新运动的旗帜”。
梁启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和理论。
其中，他对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关系做出了深刻的思考和研究。
他认为，科学精神是人类探索真理的精神，是开拓创新的精神，是追求自由和进步的精神。
这种精神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不受国界、种族、文化的限制。
梁启超在研究科学精神的同时，也积极探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交流。
他认为，东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也有共通之处。
他主张要借鉴西方科学文化中的精华，同时保留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
他认为，只有将东西方的文化精华融合起来，才能形成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新文化。
梁启超还特别强调了科学精神与道德精神的关系。
他认为，科学精神不仅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探索，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人的行为和道德上。
他主张，科学精神应该使人们更加勇于创新和实践，同时也要注重伦理道德的约束，保持人类的尊严和尊重。
梁启超在教育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和实践。
他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主张培养学生的才能和个性，注重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格和道德，使他们成为有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人才。
梁启超的思想与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也对世界的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他的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的来说，梁启超通过对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特而有深度的观点和理论。
他主张科学精神要与道德精神相结合，要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他的思想对于我们推动科学发展、推动文化进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他的思想，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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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卷第6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30,No.62003年11月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 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vember ,2003论梁启超的科学精神杨 晓 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对梁启超的科学精神,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
在批判的层面,应揭示出梁启超对“中体西用”思想背景的突破与超越。
在倡导的层面,追溯乾嘉学派与梁启超科学精神的渊源可以认定,梁启超是早在五四前就大力倡导与追求“赛先生”的先驱者之一。
在反思的层面,可以看出,梁启超对“科学万能之梦”的反思与质疑,非但不能说明梁启超反科学,反而表明了他对科学的科学态度;非但不能说明梁启超保守与落伍,反而是他思想超前的体现。
关键词:梁启超;科学精神;批判;倡导;反思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315(2003)0620011207收稿日期:2003205208作者简介:杨晓明(1957—),男,四川省乐至县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广告系主任、副教授。
在西方思想史上,科学精神与理性精神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推动着近代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
然而,在近代中国,科学与哲学却并不像在近代西方那样同步发展,而呈现出不同步性。
这种不同步性的主要表现之一,便是近代中国的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由此而导致科学精神在近代中国也甚为匮乏。
在如此的思想背景下来考察梁启超的科学精神,对于总结与反思近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历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考察梁启超的科学精神,可以从批判、倡导与反思三个层面来展开。
一 梁启超对中国缺乏科学与科学精神的认识与批判早年的梁启超与他的“中体西用”前辈一样,尽管承认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事实,但却并未表现出批判的态度。
1902年,梁启超写了《格致学沿革考略》一文,实际上是一篇自然科学简史。
在该文的前记中,他明确指出:“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群学、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以远逊于欧西;而其所最缺者,则格致学也。
”在该文的导言中,他又解释说:“学问之种类极繁,要可分为二端:其一,形而上学,即政治学、生计学、群学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学,即质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全体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是也。
吾因近人通行名义,举凡属于形而下学,皆谓之格致。
两者相较,其繁颐虽相等,而形而上学之高尚,更过于形而下学。
”[1](文集之十一,3—4页)承认中国缺乏自然科学,而哲学、政治学等并不弱于西方,并认定哲学、政治学等形而上的学问比形而下的格致学,亦即自然科学“高尚”。
显而易见,梁启超在这里的观点,还没有跳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和“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等传统思想的窠臼。
不过,在同一年所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却可以见出梁启超不同于前人和流俗的独特见解了。
该文设专节比较中国先秦学术与古希腊学术。
在谈到中国先秦学术的缺点时,他概括了六个方面,11其中第一方面是缺乏论理(Logic)思想,也就是逻辑思想。
第二方面便是缺乏物理实学,也就是说,与《格致学沿革考略》一样,承认中国历来缺乏自然科学。
不过,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却值得重视。
他说:“凡学术思想之发达,恒与格致科学相乘,远而希腊,近而当代,有明征矣。
”在他看来,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虽然与中国的诸子百家一样,致力于“人道治理”的学问,不大重视自然科学,但是,额拉吉来图、德谟颉利图等人却堪称“数千年格致先声”,奠定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基础。
“故希腊学界,于天道、物理、人治三者,调和均平”。
而中国的《大学》里虽然也谈到“格物”,但却“有录无书”。
诸子百家中惟有墨子对这方面“剖析颇精”,但“当时传者既微,秦汉以后,益复中绝。
惟有阴阳五行之僻论,跋扈于学界,语及物性,则缘附以为辞,怪诞支离,不可穷诘。
驯至堪舆日者诸左道,迄今犹铭刻于全国人脑识之中。
此亦数千年学术堕落之一原因也。
”[1](文集之七,34页)这段论述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一,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缺乏自然科学的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对中国人的危害。
尤其是对“阴阳五行之僻论”、“堪舆日者诸左道”“迄今犹铭刻于全国人脑识之中”的针砭,不仅在当时振聋发聩,而且,在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尤为重要的是,在这里,梁启超已不再像他的“中体西用”前辈和流俗见解那样,认为哲学、政治学等形而上的学问与形而下的自然科学不相关联,甚至更加“高尚”优越,而是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凡学术思想之发达,恒与格致科学相乘,远而希腊,近而当代,有明征矣。
”而且,看到了由于自然科学不发达给整个学术思想带来的严重危害:“此亦数千年学术堕落之一原因也。
”其批判的态度十分鲜明。
这样,就使他在“中体西用”的思想背景中脱颖而出,成为先知先觉者。
而这一点,对于形成他自身的科学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
就在与前文同属《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但续写于1904年的“近世之学术”部分,梁启超便对“科学的精神”作出了正面阐述:“所谓科学的精神何也?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则原始要终,纵说横说,务尽其条理,而备其佐证,二也;其学之发达,如一有机体,善能增高继长,前人之发明者,启其端续,虽或有未尽,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而竟其业,三也;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四也。
”[1] (文集之七,87页)这一段阐述值得特别重视。
首先,它已不局限于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认识,而是由“学科”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
这种上升的突破性意义在于:科学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而是涵盖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学术”,由此,便从根本上打通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亦即当时所谓“道”与“器”、“体”与“用”、“本”与“末”,乃至“中学”与“西学”之间难以逾越的界限,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其次,把他在这里所概括的科学精神与前文谈到先秦学术时所概括的六个方面缺点(除了缺乏逻辑思想和物理实学外,依次是无抗论别择之风、门户主奴之见太深、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师法家数之界太严)相比,正好可以说明先秦学术整体缺乏科学精神,而不仅仅是缺乏自然科学的门类(物理实学)。
这里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对先秦学术本身的批判,而是在于,这种越界的批判,打掉了“中体西用”论者和流俗见解对中国传统文化(道)妄自尊大的盲目优越感,进而,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就不仅是要引进形而下(器)层面的自然科学,而是更要引进形而上(道)层面的哲学、政治、文艺等社会科学了。
而这一点,正是以梁启超为健将的维新派与他们的前辈洋务派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1904年以后,梁启超又反复对中国传统学术缺乏科学精神的状况加以批判。
在1916年所写的《国民浅训・不健全之爱国论》中,他针对一些人妄自尊大的国粹思想,尖锐地指出:“我国学者,凭瞑想,敢武断,好作囫囵之词,持无统系之说;否则注释前籍,咬文嚼字,不敢自出主张。
泰西学者,重试验,尊辩难,界说谨严,条理绵密。
虽对于前哲伟论,恒以批评的态度出之,常思正其误而补其阙。
故我之学皆虚,而彼之学皆实;我之学历千百年不进,彼之学日新月异无已时。
”[1](专集之三十二,19页)这段褒贬分明的话,虽然没有标明以科学精神为比较衡量尺度,但是,显而易见,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的比较,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1922年,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著名讲演中,梁启超更是明确指出:“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有根本不对的两点。
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2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了。
”在这一点里,他剖析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和“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旧观念对科学的轻视,指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误区。
“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
在这一点里,他指出,不少人,包括一些相对尊重科学的人,都没有真正认识到科学的性质。
“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
这里实际上是说,他们只知道科学学科,而不知道科学精神。
另一方面,“他们以为只有化学、数学、物理、几何……等等才算科学,以为只有学化学、数学、物理、几何……等等才用得着科学;殊不知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
我们若不拿科学的精神去研究,便做哪一门子学问也做不成”[1](文集之三十九,2—3页)。
在这里,梁启超已经明确提出了社会科学也同样是科学,也同样需要用科学的精神来进行研究的问题,对于科学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
以上两点,实际上是剖析了中国人之所以缺乏科学精神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指出了中国学术界因为缺乏科学精神而存在的五大病症: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
并总结说:“以上五件虽然不敢说是我们思想界固有的病症,这病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二千年。
……试想,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途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1](文集之三十九,8页)这段话,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梁启超对于科学精神的态度。
值得引起特别注意的是,这是在他欧洲之行,反思“科学万能之梦”之后所说。
因此,对于认识梁启超的科学精神与科学观尤其具有说服力。
二 梁启超对科学与科学精神的大力倡导(一)乾嘉学派与梁启超科学精神的渊源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回顾道:“启超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治戴、段、王之学。
”[1](专集之三十四,61页)所谓“戴、段、王之学”,指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乾嘉学派中的“皖派”(与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相对应)。
由于学海堂的创办者、两广总督阮元是乾嘉学派的学者,所以,学海堂的办学宗旨和学风都具有浓厚的乾嘉学派精神,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以训诂词章课粤人”。
而梁启超对这种训诂词章之学“大好之”,“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1](文集之十一,16页)。
由此可见,梁启超早年深受乾嘉学派的学术训练与学风熏陶。
而乾嘉学派以考证为主的学术手段和实事求是的学术风范,在梁启超看来,正是科学精神在中国学术界难能可贵的体现。
《清代学术概论》列专节论述戴震及其科学精神,指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弊’二语,实震一生最得力处。
”并借用钱大昕和余廷灿对戴震的评价,标举其“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与“无稽者不信”的学风:“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