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之浅见

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之浅见

导读：简单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的内里关系，即“文史不分家”的道理。

摘要：纵观古代中国，文人政治无疑是社会最主流的政治模式。纵有武强文弱之时，也只是乱世的权宜之策，重文轻武依旧是大多数时候的情况。本文从文学与政治两方面出发，着眼于探讨文学与政治对彼此的影响，以及这种现象的源头、原因、发展，最后它为中国文化带来了什么影响和变化。

一、文人政治的起源

1、孔子

古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社会”，常言道“士农工商”，士子作为社会最上层的人物，几乎是主宰着整个国家政治的去向。特别是在科举制度正式被确立为国之根本后，更出现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所谓文人骚客，从来都是政治的主力军，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注定了在古中国，文学与政治是绝对分不开的。

这种现象的起源非常早，最典型的是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里的“优”并不是“优秀”的意思，而是“富余”，也就是“学习有多余的精力则可以管理国事，管理国事有多余的精力就可以学习”。

可以说，孔子是第一个将学习与做官结合到一起的人。他本人的文学成就不必多言，而他也确实是个“官迷”。《论语》中曾记载一则故事：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贡以美玉比喻孔子，问这块玉（您这样的人才）是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找个能赏识人才的君主效力呢）？孔子会意，答得飞快，还重复了两次，“卖了吧！卖了吧！我正在等待这样识货的商人呢！”

2、屈原

至圣如果是这样的观点的话，那么在后世，文学与政治绑定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追溯时代的长河，从春秋往后看，下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无疑是屈原。屈原的《楚辞》是浪漫主义的巨作，地位可与现实主义巨作《诗经》并肩，后人评曰“楚辞者，楚人之辞也。虽‘凤

兮’‘沧浪’，已载前籍，而《骚》尤深远，其辞若跌宕怪神，其思则缱绻恻怛，故能义兼《风》《雅》，体先词赋，於是楚辞代《诗》而兴，蔚然成家矣。”

《楚辞》辞藻华丽，文风诡谲，上问天命，下述鬼神，然而透过它，满篇却都是屈原本人的政治抱负。《离骚》留下的千古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闻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无不表达了诗人本人心怀天下、立志安世的理想。“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其中有些地方可以和史书互相参证补充，例如《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天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此段所述夏代历史相当完整，可与《左传》互相参看，而补《史记·夏本纪》不言羿、浞之事的疏漏。也隐隐有着借古喻今的意味，含蓄隐晦地对当今的执政者发出了劝诫和警告。屈原的这种手法，在后世的各种文学作品中也常有体现。

二、文人政治的发展

1、诗经与仁政

古中国文学，有一个重要功能，即教化。这个说话依然是孔子所主张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所谓“思无邪”，是从思想上说，“思无邪”就是要归于正诚，如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所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这里要说，孔子认为这句诗可以包括全部《诗经》意义。邪和正，必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仁”。这个标准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叫，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还要加一个“非礼勿思”。实质也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个“仁”要比这五个“礼”所规定的范围要广。

“仁”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他要求统治者为仁君、施仁政、育仁民，仁者至仁。儒家是主张积极入世的，“仁”与“政”贯穿着儒家政治学说的始终，后继者无不以“仁”为自己政治生涯的终极目标，这一点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2、天人三策与独尊儒术

经历了一个相当混乱的王朝，终于迎来了文景之治的安详年代。此时举国上下追捧黄老学说，然而野心勃勃的年轻君主并不将其奉为圭臬。他理想中的盛世，应当是铁血皇权下的大一统盛世。官员，军队，这些都是很好解决的问题。然而，真正致命的，应该是无形的

利刃，他需要这世上最坚固的枷锁来奠定自己的王座。

“沽之哉！沽之哉！”有市场需求就会有商人。《汉书》形容：“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调制音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托孤）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记！”（《公孙弘传赞》）

董仲舒出现了，他以一篇《举贤良对策》成功脱颖而出，提出着名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三说，将君权彻底推上了神坛，高高在上地供奉起来。“天人三策称圣意，董生一举天下知”。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政治上的大一统，文学上的大一统势在必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儒林列传》）。再有太学博士的出现，彻底确定了儒术的统治地位，也将读书与做官、文学与政治真正挂起钩来。

三、文人政治的产物

1、贬谪文学

此后两千多年，文人政治成为了主流风向，历史上的大政治家十有八九是文豪出身。然而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时在文学与政治两方面取得卓绝成就。有些人，官场春风得意，他们的才学便成为了锦上添花般的点缀之物，用来教化人民、表达观点；然而有些人，政坛郁郁不得意，却一转身，被苦难打磨出灼目的光华，他们创造出另一种堪称奇迹般的文化，也是古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体系。

——贬谪文学。

《岳阳楼记》有言，“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非常贴切的形容了这种现象。十年寒窗，却一朝折足官场，世间黑暗无法埋没傲骨，他们便选择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贬谪文学的奠基人应当还属屈原，他的《离骚》，奠定了贬谪文学“发愤以抒情”的审美基调。屈原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贬谪文学的奠基人，是他的贬谪经历和叛逆性格使然。屈原的影响，主要通过他在作品中塑造的自我形象的人格魅力。屈原的人

格魅力，深深影响后世贬谪作家的，主要可以概括为爱国的激情、不屈的抗争精神和叛逆的精神三个方面。屈原峻洁人格对后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惨痛的遭遇、爱国的精神和对险恶政治的批判三个方面。

“余既不难乎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也是很典型的文人节气，当读到这些句子，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屈原会选择以死殉国了。数千年后，跨越历史长河，文人政治达到顶峰的唐宋，也是贬谪文学发展的高峰期。甚至于我们会发现，被后世最为熟悉的那一批文学家，几乎全都是政治不得意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白、“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怀”的杜甫，“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孟浩然自不必说，历数唐宋八大家，三苏韩柳曾王欧阳，没有一个是不曾被贬的。

三苏尤以苏轼文学成就最高，政治生涯最波折。乌台诗案后，几度被贬，成《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拥有“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放旷境界，“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练达心境。可以说，如果没有政治给苏轼带来这些磨难，他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艺术境界的。

2、古文运动

如果说苏轼是典型的“政治成就文学”的代表，那么韩愈和柳宗元应当是“文学影响政治”的典范了。安史之乱后，国势衰落，藩镇割据，宦官弄权，急需新生力量来为政坛进行一次大换血。唐朝前中期的文学，秉承了魏晋风格，是非常典型的士族文学。最受追捧的文体是骈文，玄学清谈在文人之中仍然流行，大家以高谈论阔为荣，辞藻华美为耀，然而这些空有美好皮囊的文章无法再执行教化功能了，韩柳决心为政坛文界带来一股新鲜血液。

他们发起了古文运动，这是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一次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是在"复古"的口号下，主要对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一场文学革命，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似。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这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

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

从此，文章从抒情向说理再一步发展。韩柳去后，欧阳曾王三苏接过了他们手中的大旗，再一步向前发展。记叙散文《醉翁亭记》，杂文《伤仲永》《答司马谏议书》，文学散文《放鹤亭记》《后赤壁赋》的出现，奠定了这一基础，也引领了新的“文章务实”的风尚。在此以前，骈文作为一种文体，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而在此以后，说理文充分发挥了它的教化功能，奏章也不再是洋洋洒洒数千字，而是简明扼要、以叙事议论为中心，乃至科举考试选拔文章，都以文风务实为上品。

四、文人政治的末路

文学与政治彼此依偎，彼此缠绕，既有互相推动进步的时候，也有彼此拖累残害的时候。封建社会末期，明清之际，出现了令人发指的文字狱。统治者既用文学迫害政治，也用政治禁锢文学。《明史》一案，所诛不下千余人；康乾以后，再也没有出过能与李杜比肩的文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无好者，下必禁之。乾隆好空洞词文，便有甚者追捧之至，将所谓的御批墨宝四万多首洒遍大江南北，却无一纸能让人动容。苍白僵化的八股文成为了天下士子学习的主要内容，人人夸夸其谈，孔孟春秋不离唇舌，翻来覆去却都是吾皇万岁、太平盛世。这样的文学，这样的政治，最终拖垮了偌大的中国，为今后一百余年中国黑暗屈辱的近代史，埋下了祸根。

五、结语

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不仅仅是一部政治发展史，也是一部文学发展史。苍颉造字，鬼神皆哭，或许从文字现世的那一刹那起，便注定了文明的火种将在华夏大地上熊熊燃烧。政治是血脉，文学便是灵魂，二者不可分割，共同组成了华夏文明的核心，成就了浩瀚的墨卷史册和炫彩华章。愿当下的我们，不会辜负先人的传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参考书籍：

[1]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1，1

[2]姚华.《论文后编·目录中》[M]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人民出版社，2001-3-1

[4]姑苏百姓《屈原人格及其作品对唐代贬谪文学的影响》[J]，2012-07-19

[5]中国论文网《古文运动》[J]，20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