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社会学论文
社会学论文：论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社会学论文：论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论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一、前言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
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
二．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总是与两个基本问题纠缠在一起：一个是环境，另一个是人口。
从环境问题本身来看，它的出现似乎与人口增长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
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和经济以几乎相同的速度增长，再加上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这给我们的地球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也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事实。
作为世界环境污染的主要输出国，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生产、生活垃圾和废物处理不当造成的，人口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这进一步破坏了本已脆弱的生活环境。
在这些国家，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就像一对受苦受难的孪生兄弟，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确立了新的发展目标模式。
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方式和方法有很多，但为了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会受到根本性破坏，人类的选择非常有限。
促进经济发展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涵，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人类目前采用的一些方法是不可取的，这与人类和地球的长远发展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认识到这一点的意义在于，人类已经开始努力改善以往的不良做法，并试图找到新的发展道路。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克服各种障碍，而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因此，发展中国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妥善处理人口和资源问题更加困难和深远。
人口社会学论文OECD国家老年人口就业政策
人口社会学论文OECD国家老年人口就业政策人口社会学论文OECD国家老年人口就业政策近年来，随着世界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口的就业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发展，也开始关注并推动OECD国家的老年人口就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本文将探讨OECD国家老年人口就业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在这一领域取得的一些成果和面临的挑战。
一、老年人口就业政策的重要性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寿命逐渐延长，老年人口规模也持续增加。
这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
老年人口就业政策的制定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和保障老年人的福祉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老年人口就业政策可以减轻养老压力。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养老金和社会福利支出不断增加，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
通过鼓励老年人参与就业，可以减少对社会养老金的依赖，减轻国家财政压力。
其次，老年人口就业政策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就业不仅可以提供老年人一份稳定的收入，也能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保持社交联系，提升自我价值感和生活满足感。
在经济上，老年人就业也可以为国家经济增添活力，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最后，老年人口就业政策有助于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程度加剧，劳动力市场逐渐出现供需不平衡的情况。
通过挖掘老年人的潜在劳动力，可以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提高整体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
二、OECD国家老年人口就业政策的实践与成果OECD国家已经意识到老年人口就业政策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老年人就业。
以下是一些OECD国家在老年人口就业政策方面的实践与成果：1. 制定法律法规：OECD国家普遍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年龄歧视，并鼓励雇主为老年人提供就业机会。
例如，法国实行了“老年人就业计划”，鼓励雇主为45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工作岗位。
2. 提供培训机会：OECD国家通过开展职业培训和再培训项目，提供老年人工作技能的提升机会。
人口社会学论文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人口社会学论文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
这些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城中村，成为了上海城市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群体。
他们对上海的社会融合和影响因素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本文将从社会融合的定义、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社会融合的定义。
社会融合是指不同群体之间相互适应、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过程。
在上海城中村中，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差异，包括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
因此，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目前，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并不乐观。
首先，由于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外来人口往往与本地居民之间存在着沟通困难，这导致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不畅。
其次，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外来人口往往聚居在城中村的边缘地带，与本地居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隔离。
再次，由于法律意识的差异，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法律纠纷。
那么，影响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因素有哪些呢？首先，经济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外来人口往往来自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他们来到上海谋生，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往往只能选择聚居在城中村等相对廉价的地方。
这导致了他们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经济差距，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社会融合。
其次，文化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外来人口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他们的文化背景与本地居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这种文化差异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习惯上，还反映在价值观念、社会行为等方面。
这些差异使得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社会融合。
此外，法律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由于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存在着法律意识的差异，他们在生活中往往容易发生一些法律纠纷。
这些法律纠纷不仅影响了外来人口的生活质量，也对社会融合产生了负面影响。
为了促进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人口社会学论文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原生家庭的维系与裂变
人口社会学论文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原生家庭的维系与裂变人口老龄化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原生家庭的维系与裂变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本文将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原生家庭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中的维系与裂变。
一、人口老龄化与原生家庭人口老龄化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的现象。
随着医疗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而生育率的下降导致了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原生家庭的维系与裂变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原生家庭的维系原生家庭是指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离开家庭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家庭环境。
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原生家庭的维系面临着一些挑战，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因素能够促进原生家庭的维系。
首先，经济因素是原生家庭维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养老金等经济保障制度的完善，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经济保障，减轻了原生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有利于维系原生家庭。
其次，社会支持网络也对原生家庭的维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中，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和支持不断增加，各种社会组织和社区服务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帮助和支持，使得他们在原生家庭中得到更好的照顾和关怀。
此外，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也是促进原生家庭维系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非常重要，尊重老人、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种传统价值观念对于维系原生家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原生家庭的裂变尽管存在一些因素促进了原生家庭的维系，但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原生家庭的裂变也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经济压力是导致原生家庭裂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金等经济保障制度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很多家庭无法为老人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这导致了一些老年人离开原生家庭，选择独居或者入住养老院。
其次，社会关系的改变也是导致原生家庭裂变的重要原因。
人口社会学论文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探讨
人口社会学论文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探讨人口社会学论文：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探讨引言：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人口统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了解和掌握其人口状况的重要手段。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本文将探讨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的意义、挑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1. 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的意义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对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它可以提供准确、及时的人口数据，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例如，通过人口统计信息化系统，政府可以了解到不同地区的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性别比例等，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合理规划资源分配。
其次，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可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传统的人口统计方法往往依赖于人工调查和纸质登记，容易出现数据错误和漏报现象。
而信息化建设可以通过自动化采集和处理数据，大大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最后，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还可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通过统计数据的分析，政府可以了解到不同群体的需求和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推动社会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2. 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面临的挑战尽管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带来了许多好处，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是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人口统计数据涉及到个人隐私，如果不加以保护，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和滥用。
其次，信息化建设需要大量的投入和技术支持。
这对于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再次，信息化建设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合作和协调。
由于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和数据壁垒，很难实现信息的共享和整合。
最后，信息化建设还需要培养专业人才和提高统计工作人员的素质。
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3. 解决方案为了克服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面临的挑战，可以采取以下解决方案。
首先，加强隐私和数据安全保护。
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和监管。
社会学角度看待人口问题
社会学角度看待人口问题人口问题一直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是在当今高速发展的时代。
人口问题不仅涉及到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制定，也关乎着人民的生活和发展。
本文将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人口问题对社会的影响和其解决方法。
一、人口数量的影响人口数量是社会繁荣的重要指标之一。
人口数量的多寡，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
人口的增长或减少对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多个领域都会带来影响。
在经济发展的阶段，人口的增长能够提高劳动力的供给，推动经济增长，而在经济进入成熟期后，人口增长将会给社会和环境带来大量的压力。
二、人口结构的影响人口结构是指人口按年龄、性别、教育等特征的分布。
人口结构对社会的影响与人口数量有关，但又更为复杂。
人口结构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力量资源的分配和使用。
例如，年龄分布不均衡会导致社会的经济成本增加，而性别比例失衡，则会导致社会的婚姻、家庭和生育问题。
三、人口资源的利用人口作为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利用程度关系到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力。
人口资源的充分利用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
政府需要制定育、才、聘、用、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政策以保护和利用人口资源；企业需要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发展和工作环境；个人也需要自觉地保护和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源。
四、人口问题的解决解决人口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共同努力。
政府需要设计和制定科学的人口政策，以保持人口增长的稳定和人口结构的平衡；企业需要为员工提供优良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条件，以确保人才的使用和价值的发挥；个人则需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合理规划家庭，确保个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人口问题对社会的影响深远，解决人口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人口问题只有得到合理保护和利用，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
因此，我们应当关注和研究人口问题，准确把握人口变化对社会的乘积影响，以实现人民生活的美好和社会的繁荣。
人口社会学学期论文3
人口社会学学期论文小组成员：赵昳陈欣悦牟飘飘李萍谢贤宝刘鹏吴洪成摘要：本文主要从中西方人口社会学理论对人口转变和社会发展的不同看法，来探讨中国的人口转变理论以及科学社会发展观之间的联系，从婚育政策，社会政策方面，探寻触及人口转变的原因。
在了解人口转变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后呼吁未来的政策的改革与完善，以期能够得到一个社会发展与人口发展相互平衡的社会。
关键词：人口转变社会发展科学社会发展观婚育政策社会政策正文1.1人口转变的定义人口转变是指人口发展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经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的过程。
它描述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过渡的趋势，反映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与人口再生产的的内在联系。
1.1.1 西方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及发展首次提出人口转变理论的是美国人口学家汤姆逊，该理论为美国人口学家汤姆逊于1929年首先提出，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加以补充，后又为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全面发展为一套人口理论。
1944年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在发展兰迪“三个序列”人口转变理论的基础上，将人口转变分为三个阶段，及高低高阶段，过渡阶段和低低低阶段。
而后寇尔发展了人口转变理论并且将五阶段重新命名为原始静止阶段，前现代时期，转变时期，现代时期和现代静止时期。
而后布莱克又进行发展，将人口转变分为五个阶段，即高位静止阶段，早先扩张阶段，后期扩张阶段，地位静止阶段和绝对减退阶段。
这里要说的是按布莱克这个阶段划分，最后阶段为绝对减退阶段的话那是不是总有一天地球上就没人了呢？下面我们来看看其他西方人口学家对人口转变理论的看法：一是死亡转变理论，死亡率下降是人口转变理论的第一阶段，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口转变的开始应该归功于20早期死亡率的急剧下降。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直到20世纪早期，人类才获得了足够的统计资料来精确地描述威胁人类死亡的种种因素的变化。
但是由于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原始上的高死亡率已经能够渐渐被人口再生产所控制。
人口社会学论文中国老年女性人口的自然特征及社会结构分析
人口社会学论文中国老年女性人口的自然特征及社会结构分析中国老年女性人口的自然特征及社会结构分析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口的数量逐年增加。
在这个老龄化的过程中，老年女性群体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本文将对中国老年女性人口的自然特征及社会结构进行分析。
一、老年女性人口的自然特征老年女性人口的自然特征主要包括年龄、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
首先是年龄。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老年女性人口主要集中在60岁以上的年龄段。
这一年龄段的老年女性往往已经退休，不再从事工作，开始享受晚年生活。
然而，也有一部分老年女性仍然需要继续工作以维持生计。
其次是健康状况。
由于生理结构的差异，老年女性相对于老年男性更容易出现一些与年龄相关的健康问题，如骨质疏松、关节炎等。
同时，老年女性还可能面临更多的心理压力，如失去配偶、子女离家等。
因此，老年女性的健康问题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照顾。
最后是生活方式。
老年女性的生活方式多样化，有的选择与子女同住，有的选择独居或者与其他老年人共同居住。
无论是哪种生活方式，老年女性都需要适应和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保持身心健康。
二、老年女性人口的社会结构老年女性人口的社会结构主要包括家庭结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等方面。
首先是家庭结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一直被视为老年人的避风港，尤其是对于老年女性来说。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老年女性面临着空巢化的问题。
子女独立出去生活或工作，让老年女性面临孤独和照顾自己的压力。
其次是经济状况。
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一部分老年女性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差。
她们可能没有稳定的退休金收入，没有足够的养老金积累，甚至没有自己的住房。
这些经济问题使得她们在老年阶段更加困难。
最后是社会地位。
尽管中国社会对老年人的尊重和关爱逐渐增加，但老年女性仍然面临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差异。
在一些传统观念中，老年女性可能被视为家庭的附属品，缺乏独立的人格和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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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对放开二胎政策的讨论摘要：随着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凸显，“放开二胎”再次受到民众热议。
然而对于是否应该放开二胎在当代中国却在观点上存在着分歧。
计划生育引发的生育率降低确实成为了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比例下降、性别比偏高等问题的助因，然而单纯从生育政策角度考虑解决问题，放开二胎并无法逆转老龄社会的存在，并有激化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的风险。
本文从正反两方面对于是否应该放开二胎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并在未来人口政策调整上给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词：计划生育，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历史鉴于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我国开始推行节制生育运动，即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
计划生育政策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被我国宪法进一步明确，使其成为指导全国人口发展与规划的基本国策。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同时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对中国有计划地控制人口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这种积极作用不止使中国的人口数量与结构发生了转变，中国作为世界通人口大国，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计划生育的发展历史与法律法规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初期的人口增长与节制生育政策；文革时期的人口政策的反复阶段；78年后的严格控制生育人口政策。
（一）建国初期，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在1949-1953年间由20%下降到14%，而人口生育率则保持较高水平，致使人口自然增长率激增，使新中国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
这一时期为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央政府与诸多社会学者都对节制生育政策予以关注。
1957年10月我国正式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条其中提到的“要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这一时期，著名学者马寅初也发表了极具影响的《新人口论》。
（二）然而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以马寅初为代表的控制人口论人士，被当做马尔萨斯主义遭批判。
1958年随着“大跃进”运动片面强调人多是好事，刚刚开始起步的节制生育宣传与人口控制理论被迫停止。
1959到1961年中国社会进入严重困难时期，这一阶段生育率下降，人口死亡率上升，直到1962年全国出现人口生育高峰，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33.33%，人口的急剧回升再次引起了党与政府对人口问题的重视，1962年底，中共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再次重申节制生育问题，1964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使得这一阶段在城市的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但在农村地区计划生育尚未完全开展。
（三）1978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计划生育被纳入宪法。
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直到九十年代，人口问题被提升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
这之后，计划生育制度一直在城乡各地被贯彻执行，自2002年9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至今，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已经集中在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
二、关于是否应该放开二胎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计划生育政策的诞生与实行均是应和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然而计划生育执行到今天，指责其一味控制人口数量，造成我国性别比失衡，老龄化严重，引发未老先富局面，预言未来人口红利退减导致中国经济衰退之呼声，愈发高涨。
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于打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二胎的各种声音。
对于是否应该放开二胎，各方观点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第一是赞成派，主张一胎化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中国社会应该放开二胎，才能应对未来中国即将面对的各种风险；第二种则是保守派，即不仅不应放开二胎，而且应该继续严格地实行一胎化政策；第三种则主张二胎政策不应一步到位，要采用逐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在实行过程中观察与调整相关法律法规。
（一）主张放开二胎的观点与理由。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三十年中，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已经由过去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人口生产模式，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也从七十年代的5.8下降到如今的1.8左右，使我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可以说计划生育使得中国躲过了“人口爆炸”的危机。
然而单纯以快速减少人口为目标，“只准生一个”的制度政策已经日渐暴露其不足之处。
1）老龄化与劳动结构问题。
人口结构转变是“一胎化”政策执行的一个重要结果，由于计划生育在七八十年代后得以严格执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成为了一个猝不及防的过程。
在发达国家通常人均GDP在5000到10000美元才会进入老龄社会，而中国却在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情况下就遭遇了这一问题。
联合国相关预测表明中国快速迈向老龄社会大势已定，而决定中国人口未来的关键是生育率能否尽快走出低谷。
于2011年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指出由于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20 年之久，如今中国的生育率很可能已经在1.5 以下，这样的结果是到2020年，我国会进入同美国一样的老龄化窘境，而到2050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将是印度的2倍。
同时随着养老压力而来的还有劳动力结构问题，劳动力人口减少，社会需赡养人口增多，中青年负担危机，财政无法负担社会保障问题等等一系列人口结构问题，都会随着低生育率给中国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应对以上问题，如果放开二胎，将生育率提升至1.8以上，则可以优化劳动结构，避免和缓解人口迅速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
2）性别比过高问题。
在无社会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正常的婴儿出生性别比会在110以下，而自1985年以来，除个别年份个别地区外，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均在110以上，南方地区更有高达130的省份出现。
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我国传统文化下长期存在的男性偏好影响之外，还有就是因为由于人口生育政策控制了人们在数量与生育年龄之后，民众只有在性别偏好上做文章，从而使得女婴大量被人为舍弃。
有研究表明，在可生育二胎的情况下，一男一女儿女双全的子女构成模式是最普遍的愿望，因策放开二胎是降低性别比的一项有效政策。
3）社会风险与独生子女问题。
穆光宗提出了“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的观点。
不可否认，相对于生育二胎的家庭，独生子女家庭承担了更多的子女成长风险，也承担了更多的婚姻风险，包括家庭养老风险。
而在国防问题上，政府与国家也不能毫无顾虑地要求独生子女家庭为国家进行无保留的奉献。
另一方面，独生子女在个人心理成长过程中，较双子女家庭也具有更多风险，有一些研究表明情感缺失、心理脆弱等儿童成长问题，是由独生子女家庭结构造成的。
4）生育权问题。
无论从传统文化观点还是从人道主义精神来看，“一胎化”制度都只是为快速调整我国人口数量而实行的阶段性政策。
放开二胎，扩大公民的生育自由权，不仅更符合自然伦理，也能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获得国际社会认可。
（二）反对放开二胎的观点与理由。
然而对于放开二胎呼声的高涨，也有观点指出中国的人口问题依然严峻，人口基数大，人口数量与自然资源、环境的矛盾更显尖锐，人口与经济问题复杂紧张等问题依旧困扰这当代社会。
从政策制度上来讲我国的人口状况远未达到可以脱离“一胎化”政策的时机。
反对放开二胎的理由有下面几个方面。
1）老龄化问题不是放开二胎就能解决的。
不能否认，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的降低推动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然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却并非一个生育政策就能解决。
老龄社会是诸多发达国家都存在的问题，对于老龄化问题，更应该做的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养老制度，优化人口素质，提高劳动力水平等问题。
2）劳动力短缺问题。
近年来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实际是个伪问题。
尽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下降，但劳动力资源依旧丰富。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近千万，而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也多达2亿。
中国尚未到达“刘易斯拐点”，在欧洲等国家同时出现的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问题，并未在中国发生。
相反，据有关方面计算，到2050年，我国16-64岁处在劳动年龄的人口数将达8.7亿人，比2000年还有多2800万。
实际上是劳动力素质不高，使得诸多技术工种存在了劳动力短缺问题，真正的应对办法应该是优化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同时完善城市化进程出现的相关问题。
3）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依旧严峻。
计划生育制度从微观上通过控制家庭人口，从宏观上有效地控制了人口总和，从而缓解了中国社会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关系紧张的问题。
一旦放开二胎，人均资源占有量极端低下等问题将爆发式的席卷中国，对中国原本已经问题重重的经济发展产生更严重的影响。
4）独生子女问题。
在不否认独生子女家庭在子女成长过程中遇到了诸如孤独、意志薄弱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也要看到独生子女，相比多子女家庭中的孩子享受到了更好的教育资源与照顾，具有更好的成长条件。
社会风险与国防风险与计划生育间的因果关系并非十分严格，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的强盛才是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现行的二胎政策与二孩晚育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依旧以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为基础，在现实中未经批准而妊娠的第二胎会被处以行政强制措施与处罚，计划外生育要承担而外的社会抚养义务，并在户口、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歧视性待遇。
在普遍禁止生育第二胎的政策之外，根据地方法规的具体规定，存在着一些例外规定，这种情况可以被归结为以下三种：一、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即组成家庭的夫妻双方本人都是独生子女（双独家庭），且只生育有一个子女的，经过一定审批程序，可以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计划。
二、第一胎子女患有非遗传性疾病，或者可以避免的遗传性残疾，难以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经过一定审批程序，可以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计划。
三、特定的民族、身份、家庭组成与职业等。
即依据组成家庭的公民的民族属性，主要指少数民族；夫妻双方的特殊身份、比如归国华侨、港澳台同胞；特定的职业，比如农民、渔民、长期井下工人等；特定的身份，比如烈士子女，伤残军人等；还包括一定条件下的家族关系和重建家庭。
2002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