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信仰,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行业改革发展综述

一种信仰,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行业改革发展综述一种信仰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行业改革发展综述之七70年，于历史长河而言，不过短短一瞬；于国家民族而言，却足以改写命运：从贫穷到富庶，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进步——这70年，非比寻常。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开天辟地的“历史单元”标注起翻天覆地的“空间坐标”。

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延安的“窑洞门”，再到北京的“天安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稳步走向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之门”。

从过去看现在，初衷不改：7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让烟草业获得新生。

从公私合营改造到试办烟草托拉斯，从组建中国烟草总公司到确立烟草专卖制度，一代代烟草人自觉地置身于国家发展大局，将“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行业共同价值观化作锐意进取的铿锵足音。

从现在看未来，使命在肩：作为“第一纳税人”，烟草行业的“利”不是一己之“利”，而是国家之“利”。

从“种好烟”到“产好烟”再到“卖好烟”，一个“好”字，串起农工商和产供销，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响声”和高质量发展的“呼声”一脉相承。

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烟草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诉求，是成为“中国道路”的忠实践行者，成为“中国精神”的传承发扬者，成为“中国梦”的“追梦者”和“圆梦人”。

圆规之所以能画圆，因为“脚”在走，“心”不变2021年1月17日，北京平谷。

隆冬时节的寒气丝毫没有阻挡前来参加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代表们心头的“暖意”。

这是国家烟草专卖局新一届党组成立后召开的首个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也是一场关于高质量发展“转向”和现代化烟草经济体系“画像”的会议。

会上，国家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国烟草总公司总经理张建民深刻阐述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要求。

“六个转向”和“六大体系”，既是一张用“脑力”谋划的蓝图，更是一条用“脚力”走出的通途。

当时，烟草行业连续五年实现税利“超万亿”，充分体现了国家财政收入“蓄水池”的功能。

讲究数字，但不单纯追求数字，高质量发展体现了烟草行业在更高平台上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的追求。

回溯既往，这种追求是烟草行业与生俱来的“基因”，更是烟草行业的一种信仰。

新中国成立之初，逐步完成国营改造的烟草业不再是外商及官僚资本掠夺的工具，而是以国家财政增收为己任的人民企业。

“一五”期间，卷烟工业累计实现税利46亿元，为“白手起家”的新中国贡献了“烟草力量”。

上世纪80年代，面对“吃饭无锅、办公无桌、睡觉无窝”的困难条件，老一辈烟草人艰苦创业，短短几年时间里顺利完成了行业组建、上划任务。

紧跟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步伐，他们在东方风来的“春天故事”里抒写了“烟草篇章”。

国家的出资人地位、烟草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烟草行业始终把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放在第一位。

“除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烟草行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

”这是烟草人对历史和国家发出的铮铮誓言。

“两个至上”行业共同价值观科学地回答了烟草行业为谁发展、怎么发展的根本问题。

初衷不改，平常时候看得出来。

烟草行业实现税利从组建之前1981年的75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11556.2亿元。

从1982年至2021年，烟草行业累计实现税利逾10万亿元，这笔财政收入足以建成60多座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或300多条青藏铁路。

2021年，在“两烟”大省云南，烟草工商税利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超过四成；在改革前沿上海，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缴税收在该市税收排名中位列前三。

不仅如此，通过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烟草行业上缴的税收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发光发热”：对老少边穷地区以及遭受重大自然灾害地区的援助，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参与，对经济下行压力问题的应对……不寻常的挑战，不寻常的应对。

时间拨回到10年前，一场肇始于大洋彼岸的次贷危机汹涌而来，全球经济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国民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烟草行业顾全大局、冷静对待，以“卷烟上水平”谋求“税利保增长”。

这一年，国家局安排部署了行之有效的“烟草行动”，带领行业平稳渡过“大风大浪”。

大考之年，烟草行业交出了一份速度与质量兼具的出色答卷。

正如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寒抵挡不住中国经济的春色，“四大难题”和“四大挑战”也阻碍不了烟草行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改革发展探索。

驱动改革的“犁铧”，既有方法也讲策略。

新世纪以来，从“做精做强主业、保持平稳发展”到“卷烟上水平”，从思考谋划实践“三大课题”到构建现代化烟草经济体系，不寻常的“烟草故事”，熔铸成不平凡的发展路基。

如今，在这条伸向未来的路基上，烟草行业上下一盘棋，以新发展理念领路，以重大战略研究探路，将改革举措融入烟田、车间、烟店，全力推进以“创新动力强、全要素生产率高、环境成本低、综合效益好”为基本特征的高质量发展。

圆规之所以能画圆，因为“脚”在走，“心”不变。

回望70年，历史的笔触无法全景呈现烟草行业的发展，但可以确定的是，“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是贯穿烟草行业发展的不变旋律。

灯塔之所以能领航，因为“船”在开，“光”不变2021年7月25日，上海杨浦。

3个历史单元，350枚珍贵烟标，新中国卷烟烟标精选展在中国烟草博物馆亮相。

其中，一枚印有巍峨壮观的天安门城楼和挺拔秀丽的汉白玉华表的烟标备受瞩目，这是1952年“中华”品牌正式注册的第一批烟标，“中华红”“天安门”“华表”的经典元素蕴含着“中国人站起来了”的时代寓意。

就在“中华”烟标注册的同一年，卷烟厂工人们抹去了围墙上的英文名称和“米”字符号，在厂房上升起了五星红旗。

上海烟草公司筹备处与颐中烟草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结束了英美烟公司在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烟草经营史。

而由中国人自主研制的“中华红”也撼动了“白锡包”，打破了高级卷烟市场长期被外资卷烟品牌垄断的局面。

经过近70年的岁月洗礼，“中华”品牌数次打破原料困局、实现技术创新，身上肩负的是“做中国人自己最好的卷烟”使命。

正是这样的使命，促使“中华”品牌在国产卷烟品牌发展历史上创造了诸多值得铭记的“首个”：首个高端民族卷烟品牌、首个过滤嘴卷烟品牌、首个通过原产地标志认证的品牌、首个推出高端低焦化产品的品牌。

“首个”的背后，是难以忘怀的故事，是矢志不渝服从和服务于振兴民族品牌大局的意识。

服从和服务于财政增收的大局同样是“中华”品牌的大局。

2021年至2021年，“中华”品牌累计实现税利逾7500亿元，其中最高年份税利达到990亿元，约占行业税利总额的8.6%。

“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是烟草行业的共同价值观，也是“中华”品牌的价值观。

与上海遥隔2000多公里的云南玉溪，山至高处，以人为峰。

红色，作为一个时代专属的“底色”，造就了一个时代的红塔现象，也彰显了“民族工业一面旗帜”的赤子之心。

60多年前，山是一座不高的山，塔是一座无名的塔，翻身做主人的共和国建设者们，怀揣产业报国的梦想，建起了卷烟厂，创制了“红塔山”。

60多年间，山和塔因不断攀登的“人”而声名远播。

从“烟田是第一车间”到“市场是第一车间”，从“赌上全部身家”换来世界领先卷烟机组设备到“两统一、两整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屹立在世人面前。

如果将红塔的历史置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坐标系下，就会发现，红塔的追求，无论是“产业报国”还是“矢志做好烟”，无论是“品质至上”还是“精益求精”，虽在不同时代语境下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最终都归结为“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行业共同价值观。

从1956年到2021年，数代红塔人累计为国家贡献税利超过7000亿元。

产业报国，是红塔故事的起始点，也是红塔精神的落脚点。

“中华红”和“红塔山”，两笔鲜明的红色，折射出整个中国卷烟品牌的图强路径，而民族卷烟工业的图强画卷则在本世纪徐徐展开。

2021年12月，中国“入世”，中国烟草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是大势所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怀有壮志雄心的“大品牌、大市场、大企业”战略和“中式卷烟”概念应运而生，正式拉开了中国卷烟品牌做大做强的序幕。

短短几年时间，全国卷烟品牌数量从上千个整合至不足百个。

在整合的目录册里，不乏伴随着新中国成长、凝聚着几代人心血的老品牌，品牌情结正是烟草人产业报国的情结。

但是，品牌情结必须放在国家发展的大局来考量。

如何对待去留？“两个至上”行业共同价值观成为中国烟草搏击市场风云的驱动力。

从“百牌号”到“两个10多个”再到“532”“461”，从“关小”到联合重组，行业卷烟生产力布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对大、强对强、快对快的品牌竞争格局形成。

当降焦减害成功破题，当卷烟品类渐成体系，当知名品牌走向国际，消费者对中式卷烟有了深刻感知和认同。

1949年，我国卷烟总量的70%左右为外国资本控制。

如今，“中式卷烟”已占据国内市场的绝对份额。

灯塔之所以能领航，因为“船”在开，“光”不变。

中式卷烟发展方向和“大品牌、大市场、大企业”战略便是瞬息万变的市场风浪中的灯塔。

心中有灯塔、眼中有航向，将卷烟品牌置于振兴民族品牌的大局，将行业发展置于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局，未来发展的前景清晰可见。

接力之所以能连续，因为“人”在跑，“棒”不变2021年11月15日，河南郑州。

朱尊权院士纪念园在郑州烟草研究院落成开园，园内静静矗立的朱老铜像引发了人们深深的追思。

生于五四运动之年的朱尊权，是烟草行业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烟草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也是“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行业共同价值观的践行者。

时间回到1949年，同钱学森等爱国学者一样，正在留美深造的朱尊权从报纸上得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回去！回到祖国烟草事业中去！”一个声音在朱尊权心里反复响起。

为此，朱尊权谢绝了恩师的一再挽留，冲破重重阻碍，踏上了归国的轮船。

从参与研制新中国第一个高级卷烟品牌“中华”到带队开发国产烟叶替代进口烟叶和人工发酵技术，从系统制定17级烤烟国家标准到率先研究低焦油、低危害卷烟，朱尊权将自己的报国之心融入新中国的烟草科技事业。

1984年，已经65岁的朱尊权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我们这一代人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使命感。

”正是这种报效国家的使命感让朱尊权呕心沥血、孜孜不倦。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我这辈子，只干了烟叶一件事”的已故烟叶分级大师冯国桢、退而不休的coresta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袁行思、在“一高”和“两低”之间攻关破题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剑平……一代代烟草科技工作者尽管专业领域不同，却都有着共同的追求——“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

“两个至上”行业共同价值观蕴含着“我是谁”“为了谁”的朴素哲理——“我是谁”拷问着自我认知与目标定位，“为了谁”探究着使命召唤与责任追求。

“我是谁”“为了谁”，简简单单的六个字，是烟草人将人生价值、事业追求置于国家整体发展大局的高度自觉。

在践行“两个至上”的大道上，既要“抓大事”也要“抠细节”，既需要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也需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