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文化心理探析_郭学信
浅论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天下情怀和现实意义

浅论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天下”情怀及其现实意义1.历史背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代不乏荡气回肠的政治理想,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其一表现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宋代政治的鲜明特点和基本架构,北宋甚而有不杀大臣言事官长达三百余年[1],尽管统治者有处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赖于军权的拥立,因此他从执政之初就明白军人对政权的威胁不容小觑,因此他转而重视文臣,以维护宋代江山的稳固。
但不得不承认,这种优待文人的政治环境对士大夫群体展现了极大的信任,无疑促长了士大夫群体的“天下”情怀。
其二体现为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宋代帝王为了抑制“氏族”的形成,有意识地让大量寒门学子步入仕途,家境贫寒的学子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则出将入相,甚至位至显赫。
譬如欧阳修、范仲淹等一代名臣均出身微寒。
为了能够便于分析,我们先辨明士大夫与“天下”情怀的含义。
士大夫含义颇多,有指“将帅之佐属”,有指居官之人,有指“文人士族”,亦有指“内外在官之人”等等[2],据儒家提出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本文讨论士大夫时,取其文人士族之意。
天下情怀者,修己以安民,修己以安天下。
以政治思维论,宋代士大夫从最初就要求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当时称之为“三代之治”。
再以行动风格论,范仲淹处发轫的“以天下为己任”可以用来形容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征。
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
在政治领域,赵宋王朝的特殊历史处境为士阶层提供了较大的政治空间。
在文化领域中,民间对于文治的普遍要求,因而开启了儒学复兴的契机。
宋代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与行动风格是和这两大领域中新动态相互关联的。
2.宋代士大夫“天下”情怀表现宋代士大夫参政议政,建言献策颇为积极。
纵观历史,宋代士大夫比专治强化时代下的明代官员要积极得多[1],“上可与为善,若常得贤者辅导,天下有望矣[3]”,开明的政治环境是滋养宋代士大夫“天下”情怀的理想土壤,由于宋代君王重文抑武的统治思想,文人志士由以往的社会旁观者转而变为参与者,他们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热情得到肯定,在这样的环境下,宋代士大夫自然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试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

2O O6年 第 5 1卷 第 6期 ( 第 29期 ) 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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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宋代 士大夫本末 观 的转 变
郭 学 信
(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 山东 聊城 , 25 2 09) 5
摘要 : 宋代 , 随着商贾势力 的壮 大, 伴 以及士大夫 “ 吉利” 异质 文化 思潮 的兴起 , 大夫 的本末观 念 发生 了很 士 大 变化 。他们不仅对 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进 行 了重新审视和评价 。 其价值视 线 已游 离和 摆脱 了封建 时代 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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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 文 社 会科 学 版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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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做论述 。
息, 农之治生也; 居肆成事, 工之治生也; 贸迁有无, 商之治生
也; 膏油继晷 , 治生 也 ”]把 士农 工 商作 为家 庭 经营 的 士之 -, 2
四种正当职业 。宋时最具士 大夫人格 典范 的范仲淹 , 在他 的
一
首咏商诗 中说 :尝 闻商 者 云 , 货 赖斯 民 。远 近 日中合 , “ 转
过 :如果 一种生产 方式 持续一 个 时期 , “ 那末 , 它就会 作为 习 惯和传统固定下来 , 最后 , 被作 为 明文 的法律 加 以神圣 化。 ”
商。 他在《 送朱职方提举运盐》 中有云:治国如治身, “ 四民犹
四 , 何 窒 其 一 , 异 钛 厥 趾 。工 作 而 商 行 , 末 相 表 体 奈 无 本 里 。[( ' 指 出工商 业 同农 业 是互 为表 里 的 , ”]捌 集 ( 抑末 无异 于 自窒身体 , 断绝 富 国的 源泉 。苏 轼则 说 :农力 耕而 食 , “ 工 作器而用 , 贾资焉而通之 于天 下” J ’把农 、 、 商 l‘ ) , 域 ‘ 工 商之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儒生与文吏研究—以宋朝儒生与文吏的合流为例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文官执政是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古代的文官是士与官僚的结合。
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士与官僚政治的合流也经历了反复的斗争。
虽然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士与官僚的合流,但是二者的真正结合是在宋朝时期形成的。
宋朝出现了儒生与文吏的合流——新型的士大夫政治文化。
它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官僚组成也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儒生;文吏;宋朝;士大夫政治前言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士大夫的多方面进行了多角度、有深度的研究。
目前就国内专著性的研究有: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放置在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多方面的探究,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关于士大夫主体特征研究的有易小平《试论北宋文人的人格矛盾》对北宋文人面对的社会矛盾进行深人分析,认为其人格矛盾即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他们并借助公私分离来平衡这种矛盾。
对北宋士大夫的个案研究有李馥明《宋代“二程”的国家忧患意识及其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指出程颖、程颐,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现象,“以兴其斯文为己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精神。
总的来说近年来内地对士大夫的研究是比较深入,成果显著。
1、儒生与文吏的演变进程中国的士大夫具有学者和官僚双重身份的。
在汉武帝在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王朝都把士人作为官僚的主要来源,士人阶层在战国时期已经兴起并且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
没有做官的学子称士,做了官的可以称作士大夫,即士大夫可以说是做官的读书人,是封建社会主要的统治阶级。
用英语来表示士大夫一般是:scholar-official 学者-官吏;scholar-bureaucrat学者-官僚;litteriti-officialdom文人-官僚,都是用合成词汇来表示士大夫这1个概念的。
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成因及其影响探析

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成因及其影响探析作者:杨钰肸来源:《山东青年》2020年第04期摘要:在中国古代社会,士人一旦由士而仕成为士大夫,便成为官僚政治集团中的一员,也以管理者的身份与角色,肩负起辅佐君主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重任。
士大夫政治是宋代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架构是认识与理解宋代政治体系的关键。
本文从士大夫政治的历史演进与宋朝的时代背景出发,探究宋代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认为唐末五代的历史教训、科举取士的规模扩大、经济制度与阶级结构的变革是宋代士大夫政治形成的主要原因;而宋代士大夫官僚集团在发挥其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监督和约束皇权、维系政治持久稳定的同时,也因其严重的内部分化引发了激烈的朋党之争,牵制了宋代的政治发展。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政治;共治天下;政治文化士大夫是古代中国对士人和官吏的统称,他们是国家政权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是社会文化的传承者与创造者。
学者郭学信认为,在我国历史上,虽然自皇权-官僚政治体制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士与官僚结合的进程,并由此出现了士大夫政治,但最终确立士大夫政治形态是在宋代。
关于宋代士大夫在历史上的作用,学界一般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认为宋代科举出身的士大夫群体为了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在很长时间里扮演了政治中坚的角色,显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
如学者李旭然认为,作为精英阶层的士大夫,处在最高统治者和普通民众之间,他们一定程度上能向上反映普通民众的要求,从而缓和阶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他们的存在对宋代政治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如北宋时期党争的形成和发展与士大夫文人政治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
在中国古代社会,士人一旦由士而仕成为士大夫,便成为官僚政治集团中的一员,也以管理者的身份与角色,肩负起辅佐君主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重任。
士大夫政治是宋代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研究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成因及其影响,有助于加强我们对宋代政治体系的认识、深化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理解。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二十世纪90年来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作者:高晓东提要: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坚阶层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课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诸多学者从士大夫与政治、士风, 士大夫与文学艺术、思想文化, 士大夫主体特征等方面对宋代士大夫进行了多角度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
宋代士大夫研究仍有诸多需要开拓的领域, 如对于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形成宏观甚至中观把握, 与同时期它国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尚缺乏, 对宋代士大夫社会建设思想关注不够, 与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融合亚待加强。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宋代士大夫是宋史学者们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之一,可谓成绩斐然。
现将研究成果综述如下:一、专著简介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1]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置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的体现,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宽大的胸襟、以天下为己任、强烈的忧患意识、炽盛的禅悦之风等。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和‘仁以行道’的人世精神”,他们既治学、修身、独善其身,也忧国忧民,兼善天下,其文化品格的内在特质就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2]把握了北宋文人融参政、文学、学术三位于一体的主体特征和社会角色, 对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与主体精神、理论依据与主体性格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总结,重点突出了北宋文人士大夫既志在当世而又党同伐异的矛盾特征,对由此特征产生的文士群体的分化组合和政治命运及由此造成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创作倾向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考察和辩论, 综合考察了党争与学术、文学在相互渗透、交互影响中的正面促进或负面效应。
作为续篇,《南宋文人与党争》[3]揭示出南宋党争乃是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与南宋多层面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轴心。
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现象管窥

笔 大书 云 :东 坡七 岁 黄州 住 , 事无 言 及 李琪 。 ‘ 何 ’
即掷笔袖手 , 与客谈笑”5 ’ _( 。程朱理学的主要 j 代表程颢亦未能免俗。据《 人谱类记》 一 日二 载, 程 ( 颐、 程 程颢 ) 同赴士 夫家 会 饮 , 中有 二红 裙 “ 座 侑觞。伊川见妓 , 即拂衣起去 。明道 ( 程颢 ) 同他
宋代 士大夫声伎 之乐 现象管窥
郭 学信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学 院 , 山东 聊城 , 2 5 2 0 9) 5
摘要 : 有宋 一代 , 文人士大夫对声伎之乐 的追 求极为 盛行, 其流风所 及 , 几乎每 一文人士大 夫都 与歌 姬舞女 有过 交往和 联系 , 一定程度上讲 , 从 追求声伎之乐 已成为宋代 文人 士大夫 的一种 生活方 式和 时尚, 并且在 一定程度 上成为 一种 审美境界。宋代士大夫声伎 之乐 的盛行 , 不仅 与宋代最高统治者有意识劝导 臣僚“ 以声妓 自娱” 的政策 导向有 关, 与宋代 士大夫 宦海升 降浮沉紧密相联 ; 也 宋代各类娱乐业和服务业 的兴盛和发展 , 也为宋代 士大夫对声
客尽欢 而 罢” 。
集》 补遗卷上《 宋朝散大夫提举舒 州灵仙 观章公 墓》 :公平生无声伎珍奇之好 , 称 “ 独读 书万卷。 ” 《 絮斋集》 卷一九《 胡府君墓 志铭》 “ 称 无声伎 之
奉, 无游 观之娱 , 戏 谑之 语 。 家无 歌 妓 , 成 为 无 ” 竞 值得 大 书特 书的 优点 , 可见 宋 人 蓄养 家 妓 的风气
晓音律” 其家“ , 声伎之妙 , 冠于当时, 法部 中精绝 者 , 不 过之 ” 殆 … 埔 。陆游 的一 位 门客 曾 “ 自蜀 挟一妓归 , 蓄之别室, 率数 日-往” I l 。宋代 - I (¨ 巷 士大夫蓄养家伎数量之众也是惊人的, 少者数人 , 多者数十人乃至上百人 。据史料记载 , 苏轼“ 有 歌舞妓数 人, 留宾客饮酒 , 云: 有数个 搽粉 每 必 ‘ 虞候欲出来祗应也。 I _ ; ” _ ( 欧阳修有歌伎 “ 八 九姝”H( ’韩琦 “ [] ; 卷 在相府 时, 家有女乐二十余 辈”l‘ ; l_ 神宗朝官至参知政事的韩绛有“ 【都 家妓 十余人” J 集 ; [ ‘ 卷 王黼 为相 时, 后 开宴延请 来宾 ,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 朝建 立后 “ 以儒 立 国” 的治 国方 略 , 以及 由此 而产 生 的 士 大夫 政 治 , 学 术 界 长 期 关 注 的 论 题 。 是 与此相关联 的儒 士群体之面貌 , 近年来也成 为学界 研究 的热点。学界普遍认为 , 在宋代崇儒礼士的历 史文化语境下 , 宋代士大夫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行 为方式上 , 都展现出一个独特的时代风貌。如著名 宋史专家邓小南教授指 出, 宋代政治文化舞台上 的 士人 ,作 为具 有 学养 的文 职 官 僚 , 为 社 会 和政 治 “ 作 的精英 , 其身份属性 、 价值观念与能力素质都已经明 显地不同于前代 ” l海外 著名学者余英 时先生指 。 1 J 出 ,无论 就思 维 方式 或 行 为 风 格 说 , 代 士大 夫 作 “ 宋 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现 了独特的新面貌 , 相形之下 , 不但前面的汉 、 唐为之逊色 , 后来 的元 、 清也望尘 明、 莫及 。[() ”] 巧 那 么 , 新 的历史 文化语 境 下 , 代士 大夫 表现 在 宋 出哪些独特的时代新貌?对于这个 问题 , 学界从不 同的角度多有探析。笔者认为 , 如果从思想观念和 行 为风格 而言 , 代 士 大 夫所 表 现 出来 的愈 益 自觉 宋 的群体凝 聚意识 , 就是其 独特 的时代新 貌的体现。 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 以期从一个侧面进一 步展现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风貌。
一
【 作者简介] 郭学信 (9 1 ) 男 , 1 一 , 山东招远人 , 6 聊城大学历史 文化学 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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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官僚 政治 的合 流 , 经历 了艰 难 的历 程 。尽 管 在 却 中国古代 自皇权一官僚政治体制诞生之 日起 , 就开 始 了士与 僚相结 合 的历史 进 程 , 由此 出现 了士 并 大 夫政 治形 态 , 在宋 以前 的皇权 一官 僚 政治 体制 但 中, 士始终 没有成 为 官 僚政 治 的 主体 。虽 然 隋唐之 际 的科 举制 度 , 各个 阶层 的 知识 分 子人 仕 大 开 了 为 方便之 门 , 由于 科举 制 度 在 隋唐 时 还处 于一 个从 但 产生 到确立 的阶段 , 制度本 身远 未完善 , 还存 在着 以 往荐举 制 的种种弊 端 , 因而那些 出身低 微 的“ 寒士 ” , 很难通 过科举 进 入 统治 集 团 。另外 , 隋唐 时科举 取 士 的人数 极 为有 限 , 举 者 与科 举 取 士 的 比例 相差 应 悬殊 。据《 摭言 ・ 荐》 载 , 代常科 每年 应试者 唐 公 记 唐 多则有 二 干 人 , 则 也 有 一 千 人 , “ 收 百 才 有 少 而 所 “ 没齿而 不登 者 甚众 ” 。显 然 , 在政 治 权 力 的分 配体 系中 , 唐代 科举起 着非 主流 的辅助作 用 , 政治 对 生活 的影 响相对 有 限 , 足以 改 变 士庶 地 主 在政 治 不 权力分 配上 的不平等 。这就 决定 了在宋代 以前 士大 夫阶层 的组成成 分 中 , 身 于世 家 贵族 的士 大夫 占 出 据了统治 地位 。对此 , 学 者 曾据 《 有 新唐 书》 宰相 表 统计过 : 代 由肃 宗 至 昭宗 帝 , 有 宰 相 19人 , 唐 共 7 其 中属于名 族及公 卿 子 弟者 达 13人 , 8%。大 量 4 占 0 寒 门士人 被排斥 在 政权 之 外 , 他们 在 无 权 无势 的情
高中历史第一单元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第1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课后习题部编版选择性必修3

第一单元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第1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必备知识基础练1.先秦诸子百家既相互诘难,也相互影响。
儒家与法家主张的共同之处是( )A.重农抑商B.强调制度与秩序C.厚古薄今D.重视道德与人伦2.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
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这一主张表明董仲舒的治国理念是( )A.竭力救济贫困以安抚广大民众B.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治”C.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D.兴办太学通过教育培养出贤士3.历史学家吕思勉在《中国制度史》中指出:“两汉之世,(皇帝)遇日食灾变,则下诏责躬求言。
”下列思想内容与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关的是( )A.“三纲五常”B.“天人感应”C.“君权神授”D.“春秋大一统”4.战国时期,孟子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韩非认为“义者,君臣上下之事”。
他们所说“义”的实质是( )A.中央集权政治的准则B.衡量道德修养的标准C.统治阶层的行为规范D.维护等级秩序的工具5.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有思想家提出:“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
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下列各项中与此思想一致的是( )A.慎思明辨,格物致知B.愚夫愚妇与圣人同C.主张“修己治人之实学”D.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6.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表明孔子( )A.主张严格社会等级B.重视社会道德构建C.认同社会贫富分化D.反对百姓追求富裕7.《楹联丛话》记载,曲阜孔府大门前两旁的明柱上悬挂着一副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
偕天不老,文章礼乐圣人家。
”那么最初让儒家思想“与国咸休”“偕天不老”的思想是( )A.孔子的“仁”B.孟子的“民贵君轻”C.董仲舒的“君权神授”D.荀子的“仁义”和“王道”8.《周易》是儒家经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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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M ar.2007 第44卷第2期Journal o f No rthw est No rmal U 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Vo l 144No 12[收稿日期]2006-06-21[作者简介]郭学信(1960))男,山东招远人,聊城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宋代士大夫文化心理探析郭学信(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摘 要]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宋代士大夫们,由于其生存的历史环境与宋前社会的不同,其文化心理自然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以德为本位的文化心理,汲汲用世的外向追求,归于自我的内敛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讲,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联。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文化心理[中图分类号]K 244/24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07)02-0059-06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宋代士大夫们,由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与宋前社会的不同,其文化心理自然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心理,既带有传统的成分,又具有新时代的特点。
本文拟就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心理及其成因略作探析。
一、以德为本位的文化心理我国古代士人的道德风尚,至唐末五代为之一变。
时军阀混战,干戈纷扰。
由于长期战乱,加之武夫权势的恶性膨胀,士子们朝不保夕。
为了远祸避害,士子们卑躬屈膝于武人,苟且偷安,廉耻不分,儒家的伦理纲常出现失坠。
司马光哀叹那是一个/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祸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0[1](卷265)的时代。
当时除了一些乱臣贼子以外,一般文人士大夫亦毫无忠义名节。
对此,欧阳修这样哀叹道:/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
于此之时,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
然期习俗,遂以苟生不去为当然。
至于儒者,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
0[2](卷33)上承唐末五代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思想领域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改变五代沦丧的士风,重振纲纪,光大儒家的道德理性主义。
为此,北宋统治者从立国之初,就采取了/兴文教,抑武事0[3](卷18)的文化政策,尊孔读经,大力倡导儒学教育。
为此,宋代诸帝尽力抬高孔子地位,扶持儒学。
如宋太祖即位之初,/即诏有司增葺祠宗,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0[3](卷3)。
真宗即位后,还亲赴曲阜,到孔庙行礼,亲撰5文宣王赞6,称孔子为/人伦之表0,称儒学为/帝道之纲0。
大中祥符二年又亲作5崇儒术论6云:/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此,,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并举,儒术化成0[3](卷79),施政纲领中贯穿了儒家思想。
宋初以后诸帝也大力倡导儒学,积极宣扬儒家伦理,一再强调儒家思想是赵宋王朝统治的主导思想,由此而形成了继中唐以来儒学复兴运动的又一次高潮。
在儒学复兴和重振为唐末五代兵戎毁堕的伦理纲常的时代氛围中,儒学便成为宋代士林舍身报国、建功立业的思想指南和行为规范,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汉唐时代士大夫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已超越立功、立言而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
王安石所说的/功名如梦幻,气节之士,岂肯摧气节以就功名0[3](卷234),已成为宋代士大夫普遍存在的文化心理,所以5宋史#艺文志6称:宋代士大夫多/以经术为先务0,/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0。
应该说,与宋前相比,宋代士大夫非常重视内心道德的修养,他们注重道德涵养、人格境界的培养,把守身行道作为自身生命价值的根本体现,表59现出在完善道德主体问题上个体人生的自觉和自律。
欧阳修针对唐末五代以来士大夫的道德不修和人格堕落,极力强调立足现实的道德追求,强调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境,是贫是富,都应该保持道德精神的独立自主,做到/势力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0[2](卷345一行传6),并将文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
陆九渊则说:/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0的道理,认为/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
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0;/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0[4](5语录下6)进而指出:/君子所贵在德。
0[4](5杂说6)周敦颐更是明确主张以有德作为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准,他按照宇宙的生化图式,经过推演,将儒家/仁与义0的立人之道提升到宇宙的本体地位,指出:/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0[5](5通书#师友6)。
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则把伦理道德赋予永恒的/天理0意义,将它提高到本体的高度,并由此构建了一套/涵养德性本原0的学圣/心法0,把/尊德性0作为人们成圣成贤之根本。
无论是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还是居敬穷理的修养论,实际上都是让人们按照德性原则,来实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以达到/与天地参0的超道德境界。
在现实生活中,宋代士大夫更是自觉地将道德理念与政治融为一体,以理统情,自我节制,而不使人欲得以干犯,表现出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和道德实践的自觉性。
像包拯、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在当时都是以道德而著称于世之人。
可以说,立足个人成圣立贤的道德追求,是宋代士大夫中一大批高洁之士的共同价值取向。
宋代士大夫以德为本位的文化心理,也可从其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品评标准中体现出来。
宋代士大夫特别是强调义理的理学家,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论,也主要是把道德放在第一位。
欧阳修说: /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
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0[2] (卷465杂传6),将道德作为支配社会治乱兴衰的根本。
因此他认为,五代由于/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0而陷/干戈贼乱之世0[2](卷175晋家人传第五6)。
朱熹更是以道德作为评判历史、论人之准绳。
他指出,三代由于推行德治,/致诚心以顺天理0[6],所以成为至善至美的盛世时代(王道时代),而秦汉以下由于崇尚力治,不讲义理,所以成为/天理不明,而人欲炽;道学不传,而异端起0[7](卷10)的霸道乱世。
与此相适应,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亦是侧重于道德修养方面,而不以成败论是非。
他指出,三代君主之所以能称得上圣人、仁人,是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他们是义理的完整体现者。
而三代以下,几无完人,譬如管仲,虽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0之功,但/仅能以功利自强其国0,所以管仲虽/资禀极高0,本领却极/浅0[8] (卷25);即使如汉高祖、唐太宗这样一代天骄人主,亦不足称道,因为他们的功业/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0[8](卷25)。
他们虽都建立了一番伟大功业,但他们行事合于义理者很少,即使有合,也是一种/暗合0,从总体上来讲,/却只在利欲上0,所以他们终不能与三代之君/合而为一0[7](卷36)。
他还设喻说:三代帝王是/金0,汉高祖和唐太宗在本质上属于/铁0,其用心行事偶然合于理者,只不过是/铁中之金也0;而像曹操、刘裕这样的篡臣,/则铁而已矣0[7](卷36)。
5宋史#太祖本纪6有云:/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
0与汉唐相比,宋代/道德仁义之风0之所以能/盖无让焉0,其间主要原因之一,应与宋代士大夫普遍存在的以德为本位的文化心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汲汲用世的外向追求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境遇发生了重大变化。
宋太祖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后,鉴于唐末五代武人政治为害天下的政治教训,立国之初便确立了/偃武修文0、/与士大夫治天下0的治国方略,一面削弱武人的兵权,一面开始重用文士,以为/作宰相当须用儒者0[9](卷1、15),地方上则命/士人典州0[10](卷1),并明令/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0[11](卷1)。
以后太宗、真宗及历代嗣君,都实行了以文官治天下的国策,给文臣以尊厚的地位和待遇,/待遇学士尤重0[12]。
宋太宗即是其中一典型代表。
他曾对近臣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
0[3](卷23)强调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兴文治,尊孔礼儒。
他言而有行,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赐乡贡进士孔士基同本科出身,褒元圣之后也。
0[3](卷18)为了标示崇文的决心,宋太宗还不惜巨资,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薮的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进行重60建,亲赐名为/崇文院0[3](卷19)。
他曾对宰相李昉等人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
0[3](卷26)文官治国体制的确立,以及唐末五代以来门阀制度及其残余观念的荡涤,又推动了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为了广泛笼络文士,宋代不仅打破了唐代科举取士的门第限制,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范围,广开寒门读书人的通道,而且还增加了科举录取的名额。
宋代每年录取的进士名额一般有二三百人,多时达五六百人,科举录取的名额远远超过唐代,亦为后世的元、明、清不能企及。
随着制度策略中/重文轻武0政策的推行,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得以通过科举入仕参政,成为从上到下各级官僚的主体。
从统治阶层的来源和成分看,宋代完全可以说是由科举出身的人掌握政权的一个朝代。
据5宋史#宰辅年表6等资料统计,宋仁宗在位41年,用宰相23人,其中22人是进士出身;用参知政事、枢密院正副使等高官65人,其中进士出身者55人。
显然,通过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占了明显优势,故5宋史#选举志6说:/宋之得才,多由进士0。
不仅如此,由于宋代科举打破了门第限制,增加了寒门士人及第仕进的机会,因而在宋代的官僚中,庶人出身者也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绝非个别现象。
如名臣王禹偁/世为农家0[13](5王禹偁传6),欧阳修/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0[13](5欧阳修传6),宰相张齐贤,/孤贫力学,有远志0[13](5张齐贤传6)。
据陈义彦先生统计:在5宋史6有传的北宋1953人中,以平民或低官出身而入仕者,占55112%;北宋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167%,且自宋初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144%[14]。
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南宋来自非官员家庭的在1148年占5613%,在1256年占5719%[15](P135)。
总之,宋代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和完善,使大批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进入官僚机构,促使官僚集团的结构,从贵族士族型向文人学士型转变,以科举起家的官僚基本上取代了世袭的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亲贵,/上自中书门下为宰相,下至县邑为簿尉,其间台省郡府公卿大夫,悉见奇能异行,各竞为文武中俊臣,皆上之所取贡举人也0[16],就连/堂后宫亦必参之以士人之任0[17],可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