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校训

第28卷第3期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V ol. 28 No.3 2006年6月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 ) Jun. 2006试论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校训张均兵(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5)摘要：大学校训是民国时期大学推动德育的重要途径。

它们形式上多种多样；多源于中外经典名著中的至理名言；在价值取向上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与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等特点；对学生的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校训；民国时期；中国大学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06）03－0011－004大学作为社会思想文化的堡垒，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全社会的风气或道德价值取向。

梅贻琦曾经指出：“大学严然为一方教化之重镇，……一地之有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始而为学校环境以内少数人之所独有者，终将为一地方所共有，而成为一种风气”。

[1]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都非常注重通过校训来推动学校的道德建设。

何谓校训？一般的解释为：“学校规定的对学生有指导意义的词语”。

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解释为：“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扁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

”由此看出，校训是一所大学对全校师生员工具有导向性、规范性、勉励性的训示、号召与要求。

从深层意义上来讲，校训是一所学校教育理念、治学风格的高度概括，是学校办学传统与育人目标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大学文化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内容。

好的校训能铸造特立独行的校园文化，而特立独行的校园文化又能张扬学校的个性，涵养学校精神。

因此，大学校训不仅应当挂在校园的醒目之处，更应当印刻在广大师生的心里，融化在广大师生的行为中，只有这样，作为大学校训才具有实际的意义。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校训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从总体上看，诸多的大学校训，在形式上少有重复和雷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时期，在公立大学校训中，有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洋大学、湖南大学的“实事求是”、北京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中山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中央大学的“诚朴雄伟”、暨南大学的“忠信笃敬”等。

在私立大学校训中，有复旦大学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厦门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南开大学的“允公允能”、中华大学的“成德达材，独立进取”等。

在教会大学校训中，有燕京大学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厚生”、岭南大学的“今之学者为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受当施”、金陵大学的“诚真勤仁”、东吴大学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华中大学的“礼仪廉耻”以及圣约翰大学的中西合璧式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光和真理”组成的校训等。

无论是公私立大学校训，还是教会大学校训，在形式上都不拘一格，少有重复和雷同。

当然，在校训繁荣，“百花齐放”的局面下，也曾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1938年9月1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各校一律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共同校训，制成扁额，悬挂于礼堂。

学校还要依其特征制定本校的校训、校歌。

[2](399)在这种情况下，催生了一批新的校训。

如西南联大制定的“刚毅坚卓”的校训，西北联合大学确立了“公诚勤朴”的校训，浙江大学提出了“求收稿日期：2005-01-12作者简介：张均兵（1973-），女，山东临沂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12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6是”的校训。

可没过多久，在1939年5月15日，教育部又发出代电：各级学校校训，经中国国民党蒋总裁建议规定为“礼仪廉耻”四字，兹颁发遵照悬挂。

[2](416)而且对西南联大制定的“刚毅坚卓”的校训不予批准。

此举虽遭到西南联大的抵制，但“礼仪廉耻”一统学校的情形还是显现了。

显然，这是国民党“党化教育”（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决定改称“三民主义”）膨胀发展的结果。

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大学校训，初步显现出自己的特点，多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强调共性的价值取向，形式上呈现出单一性特征。

如1937年成立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同年成立的陕北公学的校训为“忠诚、团结、紧张、活泼”。

1938年创立的鲁迅艺术学院的校训是“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1939年成立的华北联合大学的校训为“团结、前进、刻苦、坚定”。

1948年8月24日华北大学成立，订立的校训为“忠诚、团结、朴实、虚心”。

二、民国时期，中国各大学校训多源于中外经典名著中的至理名言，在价值取向上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与中西方文化的融合首先看国立大学校训。

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源自《易经》中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北洋大学、湖南大学的“实事求是”和浙江大学的“求是”校训来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一语，后颜师古注为“务得事实，每求必真”，明代哲学家王守仁也曾有“君子之学，唯求其是”之语，在先哲古语中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求是）在于穷经证理，注儒训诂之学。

北京大学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中山大学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则源于《中庸》第十九章：““博学也、审问也、慎思也、明辨也”。

其原意是指人具有“诚”之本性，只要按“至诚”之本性从事修身，通过学、问、思、辨、行五个环节，便可以把自己修养成为“君子”。

其他如中央大学的“诚朴雄伟”、暨南大学的“忠信笃敬”、西南联合大学的“刚毅坚卓”、西北联合大学的“公诚勤朴”等也多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伦理范畴和道德格言。

其次看私立大学校训。

复旦大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源于《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其大意为，广泛地学习且能够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提出疑问，联系当前情况思考，“仁”就在里面了。

“仁”是中国古代人生修养所树立的目标之一。

厦门大学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中的前半句来自《易经》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后半句出自《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所谓“明明德”，即彰明自己天赋灵明的德性，也就是通过学习和实践发掘光大个人内在的优良品德；所谓“亲民”，即亲近、爱恤人民；而“止于至善”即达到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

其他如南开大学的“允公允能”、中华大学的“成德达材，独立进取”的校训等也多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伦理范畴和道德格言。

最后看教会大学校训。

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源自《约翰福音》第8章32节“你们必须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和耶稣所说的“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两句话。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厚生”校训源自《新约》的《约翰福音》第10章10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其意与耶稣所说：“我来不是要人服侍，而是服侍人”的含义相近。

[3](202)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校训“受当施”源自《圣经・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4]上述这些校训都符合基督教“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宗教精神，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教会大学从根本上是为着传教的宗旨而办理的。

其他如岭南大学校训“今之学者为人”、金陵大学的“诚真勤仁”、东吴大学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华中大学的“礼仪廉耻”以及圣约翰大学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源自《论语》）和“光和真理”组成的校训等则多是中西方古代常用的伦理范畴和道德格言，体现了中西融合的道德价值取向。

三、民国时期，中国各大学校训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公立大学中，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校训在内涵上与时俱进的特点较为显著。

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得益于1914年冬梁启超在这个学校的一次讲演。

梁启超的讲题为《君子》，第3期张均兵：试论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校训13引《易经》中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青年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

他说：“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

……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

”最后他联系清华情况说：“清华学子，荟中西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

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

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此次讲演后，学校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成为师生共同遵守的训言。

[5]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一种集刚健与柔顺于一身的健全人格。

在这里作为校训它已经被赋予了时代的新意：“自强不息”要求清华学生具有奋发图强、勇往直前、争创一流的品格：“厚德载物”要求清华学生具有团结协作、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精神。

浙大校训“求是”，是1938年11月1日竺可桢在广西宜山的开学典礼上提出的，11月19日，校务会议正式通过了竺校长的这项提议。

竺校长把“求是”校训解释为：“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忠于真理，实事求是，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专横；“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科学精神。

[6](413)他尖锐提出，一个民族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特别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没有科学头脑，轻信，盲从。

他平时常以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范仲淹、文天祥、孙中山等人视死如归、献身真理的精神，教导和勉励学生。

他认为“大学能彻底地培养理智，于道德必大有裨益。

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

惟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

”[6](414)由此可见，浙大校训“求是”，不再仅仅拘泥于穷经证理，注儒训诂之学，而是具有了新的时代色彩，即要求大学教育从社会实际出发，追求学术真知，切实为社会实际服务。

在私立大学中，南开大学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紧密联系实际的典范。

该校训是1934年张伯苓亲自制定的。

他认为中华民族有愚、弱、贫、私、散的毛病。

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

……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

”[7]这里的“公”指公德、品德，即爱国、爱民；“能”指能力、才干、技能；“允公允能”可以解释为既有爱国爱群的品德，又有服务社会的能力。

而“日新月异”即自强不息，积极进取。

另外，中华大学校训也曾经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有所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