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星衍生平传记研究的史料学考察
王充的仕宦经历及其“命论”
62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EASTERN FORUM—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No. 4, 2023王充的仕宦经历及其“命论”马 小 菲青岛大学 历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摘□要：东汉学者王充在扬州会稽郡一带历任县掾功曹、都尉府掾功曹、郡五官掾、州从事等职务，位居地方属吏的上层，但王充一心希望经察举进入中央朝廷，实现由地方属吏到朝廷命官的迁跃。
东汉初，影响察举的内外因素，包括经学水平、道德品行、行政才能，以及家庭出身、长吏好恶、乡里口碑等，王充在这些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是以升任朝官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仕宦经历推动了王充“命论”等思想的形成，深刻影响了王充的思想体系。
关键词：王充；《论衡》；东汉；仕宦中图分类号：K235；B2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3）04-0062-12东汉会稽郡学者王充（公元27—约97年）以其著作《论衡》知名，但现存关于王充生平的史料不多。
范晔《后汉书》王充本传记载非常简略，a魏晋时期会稽山阴人谢承与陈郡阳夏人袁山松的《后汉书》中亦各有王充传记，内容与范晔《后汉书》大致相同。
由于材料不足，目前关于王充的研究，对宦经历及其对王充思想的影响进行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王充历任职务考根据范晔、谢承、袁山松《后汉书》的记载，王充在进入官僚体系之前，先赴京师洛阳游学。
c王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论衡》与东汉士人的知识世界研究”（22CZS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马小菲，女，山东济南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秦汉思想文化、社会史研究。
a 参见《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29-1630页。
b 大多学者只是在讨论王充作品、思想时将王充生平作简要介绍。
崔适生平事迹述略 - 中国社会科学网-全球最大学术门户网站
目录学家， 原籍吴兴南浔镇， 年轻时与崔适熟识。 王大曼当为王森然之笔名， 其所著崔适传收入
⑥ 下文以这两篇传记为基础 ， 《新东方 》 “专著” 栏。 结合目前所见其他相关史料， 大体勾勒崔适的
人生轨迹， 希望对了解其生平事迹能够有所助益 。
二
⑦ 1868 年 （ 同治七 1852 年 6 月 27 日（ 咸丰二年壬子五月十日） ， 崔适出生于浙江吴兴菱湖镇。
② 遍查二氏的日记 ： “现在学术界中， 函中他还特地强调 真知道怀瑾先生的， 除先生外再没有人了！ ”
及往来书信， 未见钱玄同对顾氏的这一请求有何回复。1935 年 3 月 2 日， 钱玄同接受王森然的访 《近代二十家评传》 谈（ 王氏拟作的 续集包括崔适和钱玄同 ） ， 在谈完自身情况后， 简略讲述了崔适
［收稿日期］ 20141220 ［作者简介］ 林辉锋，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① ② ③ ④ ⑤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国学季刊》 1932 年第 3 卷第 2 期。 钱氏此文原作于 1931 年 11 月 16 日， 后以 为题收入 ） ： 《崔觯甫先生评传 》 ， 《新东方》 ， 1942 年， 王大曼（ 王森然 第 3 卷第 1 期。 ： 《洪业教授及其 〈史记〉 》 ， 《水流花静》 ， 童元方 三讲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23 页。 ： 《亡尤室文存》 ， 赵光贤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516 页。 《近代经学与政治》 （ 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 、 《论崔适与晚清今文学 》 （ 台湾： 圣环图书公司 相关著作如汤志钧的 蔡长林的 2002 年版） 等， 《今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 — —以康有为、 》 （ 《史 论文如汪高鑫、 邓锐的 崔适、 梁启超和夏曾佑为考察中心 2009 年第 4 期） ， 《崔适对钱玄同经学思想的影响 》 （ 《贵州社会科学》 2009 年第 10 期） 等。 学史研究》 李可亭的 ⑥ ： 《近代经学与政治 》 ， 汤志钧 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第 359 － 364 页。
明代佛教方志文献研究概述
①当时研究《洛阳伽蓝记》的文章比较多，如怡生：《洛阳伽蓝记版本述略》，《北平晨报艺圃》１９３５年１２月； 刘汝霖：《六朝伽蓝记叙目》。（师大月报》１９３４年第Ｂ期萼。 ②《海潮音）１９３１年１３卷。 ③《佛教史学）１８７３年第１卷１ｌ期。 ④《佛教史学）１９１１年第１卷４期。
万 方数据
中国地方志
中。明清时期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目录学分类与著录上。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一是官方的，如《明史》、《文渊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明代佛教方志的著录与评价； 二是私家的，如明代高儒《百川书志》、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清代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
对明代佛教方志的著录与评价。
《文渊阁书目》是明代的官修书目，此书不分经史子集，以《千字文》编号，自天字至往字， 凡２０号，佛书在寒字号，范围包括佛经、注疏、语录、文集、传记、笔记等，佛教方志也在此 中，著录《古清凉传》、《广清凉传》、《补陀传》等佛教方志，由于其成书较早，因此对明代佛教 方志文献基本没有关注。其后的《明史艺文志》对明代佛教方志的记录则较注意，著录汪可立 《九华山志》、周应宾《普陀山志》、僧传灯《天台山志》等１０种。清代官方书目《四库全书总 目》是我国１８世纪前学术的大总结，如果说它记载释氏类史书是一太退步①，而与前代相比， 它在记载佛教方志上则又是一大进步。其原因就在于在《四库全书总目》编撰者眼中，佛教方志
《寰宇访碑录》的校勘与补正
LiteratureAndHistoryAllusions 文史典故Cutting Edge Education 教育前沿 7《寰宇访碑录》的校勘与补正文/马春凤摘要：《寰宇访碑录》是目前为止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金石学目录。
本文主要从对文献的整理为切入点，对《寰宇访碑录》进行阐述，其中包括编撰者、内容及版本。
在《寰宇访碑录》的基础上，后人对于《寰宇访碑录》进行整理研究，共分为两种形式，校勘和补正，分类阐述补作。
关键词：《寰宇访碑录》；金石学家；校勘和补正1 《寰宇访碑录》简介：《寰宇访碑录》共十二卷，是由清代孙星衍、邢澍共同合作完成。
孙星衍，字伯渊，号季仇、季逑、薇隐、苑如等，清阳湖(今江苏武进)人。
他最初以文学著称，后研究文字、经史、学习诸子百家。
邢澍，字雨民,号佺山。
生于乾隆二十四年，为人清正廉明，广善救失，被称为“邢青天”。
他善于书法，爱好金石，与孙星衍同辑《寰宇访碑录》，并著《金石文字辨异》、《关右经籍考》等。
《寰宇访碑录》一书记录作者所搜集的石刻碑目，最早是清嘉庆七年阳湖孙氏刻本。
书以半页形式记录，共22行字，左右留边。
在书本页面中央刻“访碑”二字，书的前半部分有孙星衍对于所录石刻资料来源的阐述，第二种1883年的清光绪九年江苏书局刻本，第三种1884年的清光绪十年吴县朱记荣刻本。
这三种版本被《丛书集成初编》、《国学基本丛书》和《艺苑丛钞》收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
这本书的著录汇集多人的石刻收藏，除了本人所见石刻之外，其中包括邵晋涵编写的《四库全书》、郑樵《金石略》的副本、以及冯敏昌、阮元、黄易、武亿、王昶、钱大昕、翁方纲等人收藏的石刻拓片，以及邢澍所有的石刻拓本。
本书是以朝代为顺序，从周朝开始，到元末结束，共记录石刻七千多，除了石刻之外，同时还记录古砖和古瓦。
2 《寰宇访碑录》的校正：2.1 补作《寰宇访碑录》的金石学家《寰宇访碑录》之后，随着金石学的发展，《寰宇访碑录》成为金石学家关注的重点。
近六十年来的辽金史学研究
辽金史研究辽金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较为特殊的一个时期，辽金政权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和女真为主建立的，因此反映这两个政权历史的辽金史学也颇具民族特色，是中国史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文试就1949年以来辽金时期史学的发展作简要综述。
一、关于辽金史学的综合研究1．中国史学史著作对辽金史学的研究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辽金史学作综合的研究，重要的成果主要有如下几部：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1957年商务印书馆修订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对辽金史学的研究包括在第六章《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和第七章《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之中。
金毓黻先生肯定了辽金两朝的史学成就，包括《辽实录》、《金实录》和金朝所修的《辽史》等。
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共分十九个专题，其中有“辽金元明史学概观”专题。
作者虽然认为辽金的史官制度与宋代大体相同，史学派别也没有什么特点，却也表列了辽金实录的修订情况，并简要介绍了辽金两朝官府所修史书。
宋衍申主编、汪受宽副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在其《封建史学的鼎盛》一章里讲了宋辽金元史学，其中作了这样的评述：“辽、金、元三朝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鼎盛期所体现的多民族史学吸收融合的一部分。
”该书有关辽金史学，不仅剖析了两朝修史制度的因革，而且在记述《辽史》、《金史》编修过程时，简述了辽金官修和私修史书以及野史笔记的情况，指出辽金与元朝史学承继唐宋史学的传统和丰富中国史学内容的民族特色。
瞿林东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有关辽金史学集中于第五章《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深化———宋辽金史学》。
作者以《辽金史学的民族特色及其对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为标题分六个方面(辽代史学的民族特色、辽代史学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辽代史学与民族融合、金代史学与科举考试、纂修实录和编撰《辽史》、金代末年的史学成就)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辽金的史官制度、史学活动、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史学的成就，突出强调了辽金史学的时代特点，即民族特色和对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
于汝波——历代《孙子兵法》研究的内容特点
于汝波——历代《孙子兵法》研究的内容特点于汝波——中国历代《孙子兵法》研究的内容和特点作者：于汝波来源：本站原创发布时间：2006年08月18日我国从古至今的《孙子兵法》研究，不断前进、拓宽和深化，逐步形成了一门有独立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研究内容，丰硕的研究成果，多样的研究形式，在社会实践中有重大应用价值的专门的学问。
探讨历代研究《孙子兵法》的内容及特点，多有可供今人借鉴之处。
（一）中国历代研究《孙子兵法》的内容分类中国历代研究《孙子兵法》的内容相当广泛，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目录类研究：即史书艺文志、经籍志、公私书目、引用书目等文献中关于《孙子兵法》的研究和记载。
其中又可分为纯目录性和解题性两类。
校勘类研究：即对《孙子兵法》文字进行校勘方面的研究。
此类内容多体现于《孙子兵法》不同版本中，但亦有专门论述。
注释类研究：即对《孙子兵法》加以训诂注解方面的研究。
民国以前的孙子书大量的属于此类。
其中又包括义注、考注、评注、断注、体注、集注、笺注、约注、详解、说注、句注、眉注、段注、页下注、篇末注等。
阐发类研究：即阐述发挥《孙子兵法》思想方面的研究，包括讲义、引类、参同、史证、概论、浅说、应用引伸等。
它们又可分为综合系统阐发和专题阐发、军事思想阐发和非军事思想阐发等不同类别。
应用类研究：将《孙子兵法》应用于军事、外交、管理等不同领域的研究。
翻译类研究：即将《孙子兵法》等文献译成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外国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
考证类研究：即对《孙子兵法》及其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考证、辨伪等方面的研究。
传记类研究：即关于孙子生平事迹方面的研究。
辑佚类研究：即关于《孙子兵法》佚文考辨、辑录、注解等方面的研究。
近代以来，《孙子兵法》的研究内容又有所拓展。
概而言之，孙子兵法研究包括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文献性研究、《孙子兵法》军事理论研究和《孙子兵法》非军事应用研究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关于孙子其人其书文献性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孙子兵法》作者及成书；《孙子兵法》版本流传；《孙子兵法》文字校勘；《孙子兵法》注释、通解及翻译；有关孙子文献的整理与编纂等。
传记文学的历史温度与生命精神——读贾飞《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王世贞》
传记文学的历史温度与生命精神——读贾飞《江苏历代文化
名人传王世贞》
徐佳慧;魏宏远
【期刊名称】《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4(45)1
【摘要】贾飞《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王世贞》博采学界既有成果,将史论例证与文本阐释密切融合,兼顾“评”的学术洞察力和严谨性,不仅是传主生平事迹的实录,也是其精神世界的写照,是一部王世贞研究的“信史”“心史”和“诗史”。
回归生活史、心灵史的传记书写,为王世贞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驰骋空间。
【总页数】5页(P136-140)
【作者】徐佳慧;魏宏远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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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历史认识与历史解释
第四讲历史认识与历史解释一、历史认识活动的结构1、历史认识活动的三极结构：历史认识主体、史料、历史认识客体。
2、三极的各自特点：历史认识主体：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
主体意识结构的构成包括主体的哲学观点、政治态度、知识基础、生活经验、情感、性格气质等。
史料：不完全、主观与客观的结合。
历史认识客体：客观性、不可重复。
3、两种争论和治学取向：客观主义：将史料等同于历史认识客体，否认历史认识主体主动参与的可能，强调建立纯客观的史学。
相对主义：将历史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视为历史认识的决定作用，否认史料的客观性，怀疑人类重建客观历史的能力。
共同特点：没有将三极视为一个能动统一的结构。
二、历史认识的过程和类型1、过程：从感性、知性到理性。
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历史认识就是人类依靠自己的理性（有时非理性也会发挥影响）重构历史的过程。
它的基本特点就是合理性的、合逻辑的，人类的理性和逻辑因此常常成为历史认识的限度。
2、类型：事实性认识：目的在于求得历史之真，弄清历史客体的客观面貌，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这是历史认识的基础性工作。
一般分两步进行：第一，以史料为对象，考证史料的真伪错谬，力争恢复其原貌（有人称之为外考证）；第二，以历史认识客体为对象，考证史事的真实与否，求得历史之真（有人称之为内考证）。
抽象性认识：在弄清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梳理这些历史事实的发展顺序及其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历史的底蕴，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价值性认识：在事实性认识和抽象性认识的基础上，按照人们的现实性价值需要而对历史事物进行价值性判断。
这种认识更多地牵涉到历史认识和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
三、史料的搜集与鉴别1、史料的种类：按照其存在形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文献史料，主要包括经部书、史部书、子部书、集部书、类书、档案、方志、金石铭文、石刻铭文、报刊杂志、外国人著述、口述史料，等等。
第二类：实物史料，主要包括人类化石、石器（石斧、石砧、石针、石农具等）、陶器（鼎、豆、皿、鬲等）、金属器（清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自序》说“古器自周秦至今（清），凡有六厄”——秦、后汉、隋、后周、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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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星衍生平传记研究的史料学考察——以阮元《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为核心马振君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又字伯渊，号季逑①、薇隐、芳茂山人，小名喜。
江苏常州阳湖县人（今江苏常州市）。
乾隆五十一年（1786）丙午科举人，翌年连捷成一甲二名进士，由翰林院编修，仕至山东督粮道。
②著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孙渊如先生全集》等。
③孙星衍少以诗名，乾隆年间与洪亮吉、黄景仁、赵怀玉、杨伦、吕星垣、徐书受以诗才争胜，并称“毗陵七子”。
袁枚目其为“奇才”，并与结交。
后因自身志趣并受卢文弨、钱大昕等人影响，始将主要精力转移至学术研究方面，从此浸淫于目录、版本、校勘、辑佚、典藏、经学、小学、方志等众多领域，孜孜矻矻，终成一代大师。
对于这样一位造诣精深、交游广泛的人物，若欲做更深入的研究，编制更翔实的年谱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这就需要对前人所作的有关生平传记史料有全局把握。
那么，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资料有哪些？史料之间是否有传承因袭的关系？分别有什么价值与不足？本文就从这几个方面展开谈一谈。
一、现存孙星衍生平史料概观搜索现存孙星衍的生平史料，最方便的工具是李灵年的《清人别集总目》，其中列出三十条传记资料（其中有两条为图像史料），基本囊括了现在能看到的资料。
现以表格形式列出主要的几部，以便更直观地考察史料产生的先后和可信度。
①王昶《湖海诗传》卷四十《孙星衍传》：“字渊如，号季逑，阳湖人。
乾隆五十二年殿试第二人及第，官山东粮道。
有《雨粟楼诗集》。
”②阮元《研经室集二集》卷三《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和张绍南撰、王德福续《孙渊如先生年谱》。
③江庆柏等纂《江苏艺文志·常州卷》，第507～532页。
④人物字号、生卒年皆引自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
⑤孙星渊《孙渊如先生全集·平津馆文稿卷下·诂经精舍题名碑记》。
①来新夏《近三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梁廷灿：《年谱考略》著录。
并按称：‘著者清张绍南，常州人。
王德福，江宁人。
嘉庆十六年渊如五十九岁以前为张撰，六十岁以后则王续成之’。
”上表未列那些二、三手资料③，因为这些资料皆各取所需转相传抄而来，且如断烂朝报，对研究传主生平毫无价值可言（书画类书中所收之书札和画作却有重要价值），故未予列入。
从表格统计情况可知，最早的生平传记文献出自传主的老师辈王昶、举人同年阮元、学生钱林、同里张绍南。
王昶的《湖海诗传》寥寥数语，虽信息准确，但实在不关痛痒。
钱林的《文献征存录》则大段引用孙星衍各时期之文，漫衍铺排，大概效仿《史记》以传传文之意，而叙生平之文字反淹没其中，难理头绪。
并且其文也不够准确，如云：“孙星衍，字渊如，又字季仇，阳湖人。
母梦星堕怀而生。
”而阮元《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云：“君生时，大母许大夫人梦星坠于怀，举以授母金夫人，比旦而君生。
”张绍南《孙渊如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张《谱》）亦云：“生前夕，大母许太夫人梦星堕于怀，举以授金夫人，比旦生君，因以命名。
”言之凿凿。
可见即便如钱氏为孙诂经精舍时弟子，也会因听闻而误。
当然此处之误也可能是“大”字脱文造成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错误，都应引起使用者的警惕：即使是一手资料（或同时代较为亲近之人所撰史料）也要慎重使用，多方比勘，方可使用。
统计结果表明，最有价值的是阮元的《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和张绍南的《孙渊如先生年谱》两种文献史料，所以，欲深研孙星衍的传记，须先深入研究阮文与张《谱》。
本文将对阮文作史料学考察。
二、阮元《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的初步探究。
（一）写作时间和性质。
这篇传记收在阮元的《研经室集二集》卷三中，此文写作时间，自然应该在《研经室集》刻成之前。
据《雷塘盦主弟子记》卷五：“（道光三年癸未六十岁，正月）是月，《研经室集》刻成。
”今传世《研经室集》共四集，乃同于此时刻成，故可定《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写作时间在道光三年（1823）之前。
而孙星衍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于是可定此文写于1818年到1823年之间。
通过上文表格考察，可见《清史列传》及《清史稿列传》都受到阮文影响，那么就有这样一个问题：阮元此文是否与国史馆有关系呢？换句话说，此文是否收入国史馆的《大臣列传》了呢？否则，为什么馆臣所写的传记那么多处与阮文相似呢。
如果是阮元为国史馆所撰，那么必然要收入《儒林传稿》中，检此书稿并未收此文，这说明此传不是为国史馆所撰。
下面进一步证实这一点。
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凡例一》：“《清史·儒林传》创始于阮文达公，当时总裁即以私憾有所去取。
道光末年，复位，又非嘉庆时进呈原本。
光绪庚辰奏请派员续修，缪荃孙拟稿，仅存目录，全书则秘藏于家。
今《清史》虽成，尚未刊布，乃私撰此编，非敢云备征献，聊资检索而已。
”②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点校序言》。
③如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窦震《国朝画家笔录》、震钧《国朝书人辑略》、姚永朴《旧闻随笔》、朱汝珍《词林辑略》、易宗夔《新世说》、马宗霍《书林藻鉴》、李放《皇清书史》、阎蕙湘《国朝鼎甲征信录》、李玉棻《欧钵罗书画过目考》、周俊富《清代畴人传》等。
首先要提出几个问题：阮元是否任职国史馆？是否曾为国史馆撰稿？检《雷塘盦主弟子记》卷一：“（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前）充《万寿盛典》纂修官，国史馆武英殿纂修官。
”由此可知他确实曾任职国史馆，然不久散馆，故未暇修史。
卷四有云：“（嘉庆十五年庚午四十七岁）十月，大人自愿兼国史馆总辑，辑《儒林传》。
”又同卷：“（嘉庆十七年壬申四十九岁，九月）二十日，将纂办粗毕之《儒林传》稿本交付国史馆。
其《文苑传》创稿未就。
”这两则材料非常明确地给出了答案，即他在嘉庆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主动承担了《儒林列传》的撰写工作。
这里要注意到他交稿的时间是嘉庆十七年（1812），此时距孙星衍去世尚有六年，这就弄清了此文为什么不在《儒林传稿》中的问题。
再看一则材料：“福谨案，家大人撰《儒林正传》、《附传》共百数十人，持汉学、宋学之平。
群书采集甚博，全是裁缀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
因馆中修史，例必有据，儒林无案据，故百余年来，人不能措手。
家大人谓群书即案据也，故史馆赖以进呈。
闻家大人出京后，馆中无所增改，惟有所删。
原稿抄存家笥，不应入集，人无由见。
然《二集》中有《蒋士铨传》一篇，集句之式，观之可想也。
”①由此段案语可知，阮元为国史馆所撰稿皆直录原书，以求信而有征，观其《研经室集二集》中的《蒋士铨传》可明其例，此文首云：“蒋士铨，字心余，一字苕生，号清容。
王昶《蒋君墓志》。
其先为钱氏，自浙江长兴迁江西铅山，始姓蒋。
翁方纲《蒋君墓志》。
”一一标注，可谓无一字无来处。
然而孙星衍传则与此截然不同，没有一处标明出处，这说明什么呢？答案只能是，此文不是为国史馆写的传稿，而是阮元给故去友人写的“墓志铭”。
现初步查孙星衍众交游之文集，未见有关的墓志铭、行状、哀诔之类，故可初步判断阮文乃纪念孙星衍的最早传记和“墓志铭”。
这样也就能解释表中所显示的后世的小传终不能超越阮文的原因了，就是它们多是直录或抄撮删改阮文而成。
虽然阮元此文没有呈入国史馆，但后来的馆臣大概也不会无视其存在而不加参考。
上面说到此文不是集句而成，那么，它的史料来源是什么呢？（二）史料来源。
首先，因为阮元与孙星衍乃多年挚友，且曾聘请孙作绍兴蕺山书院和诂经精舍主讲，故于传主所知必详，亲见亲闻，这是最为直接的材料来源之一。
二人同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考中举人，是为同年②。
后孙于第二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而阮元于五十四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两人同在京城，同任翰苑，故得常相交往。
阮元《研经室集四集》诗卷一有诗题为《（壬子）初秋，同孙渊如星衍、言皋云朝标同年游万泉寺、凉水河。
后数日，招同沈云椒少宰、那东甫彦成同年再游》，壬子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
时孙星衍居琉璃厂，官刑部直隶司员外郎，而阮元时任詹事府少詹事，充文渊阁直学士。
孙曾助阮修《经籍纂诂》③。
公事之余，二人交往是很频繁的。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孙星衍奉旨简放山东兖沂曹济、兼管黄河兵备道，而此时阮元为山东学政。
八月，孙赴职而先取道济南历下，人还在途，阮元先有《柬孙渊如同年，时初任兖沂曹道，尚未至山东》诗寄赠，孙也有《次韵荅阮芸台学使同年元柬招卽往厯下之什》诗答谢，此事张《谱》也记载颇详。
这样的唱和作品很多，不遑列举，这些都说明二人关系之密切不同寻常。
所以阮元于传主生平事迹所知必丰，故其采摘史料，不乏细节。
如叙孙星衍生之前夕大母梦星堕于怀一节，事涉神异，颇类小说家之谈资，此类大概即得之于平时之宴谈，非交情不深者能得之。
再如叙孙因治河务而欠坝工银四万五千两，他本可辩白，但①阮元《研经室集》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后阮福按语。
②阮元《研经室集》二集卷三《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元与君丙午同出朱文正公之门，学问相长，交最密。
”又张《谱》：“（乾隆五十五年）阮公元时以考廉馆内城，与君尤密。
”③张鉴《雷塘盦主弟子记》卷一“（嘉庆三年八月）撰《经籍纂诂》一百十六卷成。
”下引张鉴按语云：“钱宫詹大昕序云：‘……公在馆阁，日与阳湖孙渊如、大兴朱少白、桐城马鲁陈相约分纂，抄撮群经，未及半而中辍。
”序见钱大昕《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纂诂序》。
最终承担下来，并说：“吾无寸椽尺土，然既兼河务，不能不为人受过也。
”揣此口吻，当是与如阮元等朋友谈论时语。
再如，对于孙星衍何时受聘主讲诂经精舍，阮传与张《谱》出现矛盾。
阮传云：“（嘉庆）六年四月，元抚浙，建诂经精舍于西湖之滨。
选督学时所知文行兼长之士读书其中，与君及王少司寇昶迭主讲。
”而张《谱》则将之隶于嘉庆五年，到底孰是孰非呢？检张鉴等人所撰《雷塘盦主弟子记》嘉庆六年下载明精舍此时建成，先后聘请王昶和孙星衍讲学其中。
又检清严荣撰《述庵先生年谱》卷二载，嘉庆四年，阮元抚浙，邀王昶主杭州敷文书院。
五年年底王辞职归里。
六年再受阮元之约至杭州，此年谱中言：“杭州书院有三：自敷文外，崇文则冯玉圃给事培，紫阳则御史孙君志祖。
又蕺山则孙渊如观察，诸暨则礼部郎中孙君嘉乐，皆先生门下士，浙人以为美谈。
夏初适课诸生《西湖柳枝词》……”由此段记载知王昶也是在嘉庆六年才主讲诂经精舍的。
再检孙星渊集《冶城挈养集》卷下《湖楼诂经》诗序云：“阮中丞元既延予主讲浙东，复建诂经精舍于孤山之北，集诸生之高才者讲学其中，属王少宼昶偕予迭主授经之席。
”这里的“主讲浙东”，乃指主讲绍兴蕺山书院而言，而主讲精舍，则在“复建诂经精舍”之后，即嘉庆六年。
如此则说明张《谱》之记述有误，盖其资料非亲见亲闻之故。
可以断言，亲见亲闻，乃此传资料重要来源之一。
其次，资料还来源于当时的公文与档案。
在传中叙孙星衍由刑部直隶司主事升任至刑部广东司郎中过程中所承办的一系列案件，叙述简约详明，可以断定其资料来源必为当时刑部分藏相关档案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