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唐镜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唐镜

摘要：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主要是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并贯穿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群体和谐的理论和学说。其基本内容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精神、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禀然大义的人格气节和高尚的情操、宽厚仁爱的道德追求。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11）2－135－02作者：吉首大学伦理学所教授；湖南，吉首，41600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其主流精华部分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浓缩，是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种种传统美德的思想基础，是现代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思想渊源。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华，可以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添一份文化力。

一、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精神

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人的评价很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文”、“人道”、“人伦”、“人性”这样一些表达人文精神的概念、范畴以及崇尚文明教化、高扬人的价值、倡导主体道

德、追求理想人格的种种论述已普遍被人们所采用。

1．远天近人。中国文化从不追求空想的精神“天国”，总是把理性的目光聚焦于现实人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强调的是保持和追求世间的幸福和快乐。这种“远天近人”的宗教态度，是孔子为我们开启出来的文化之原。人的生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都在现实的人生之中，在人际关系之中，在你我他的联系之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便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

2．人为万物之灵。中国文化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给人以很高的地位。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了·二十五章》）邵雍认为：“惟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把人与天地并立为“三才”，而且只有人才能参与天地生化不息的进程。正是这种以人为万物之灵的观念，使得中国文化在其源头上就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羁绊，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来建构、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给个人设计、归属取向、社会理想都打上了鲜明的人文主义烙印。

3．以民为本。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尚书《夏书·五

子之歌》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夫民，神之主也。是已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民，神之主也。”（《左传·僖公十九年》）“民者，君之本也。”（《春秋·榖梁传》）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后来2000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管子·霸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上观于贤，下听于人”、“人有非上之过，所谓正士”（《管子·桓公问》）的民本原则。这些思想和原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民主性精华的内容，值得认真总结。

4．以生为乐。中国文化教导人们追求一种快乐的人生。这就是孔子所主张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非常赞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也”（《论语·雍也》）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孔颜乐处”只看成是儒家的一种教义，“孔颜乐处”的真正含义就是要人们追求和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这种以生为乐的价值观，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遍意识、一种文化、一种民族性格。

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不仅是人文的，而且是自然的神圣的。它追求人的世界、自然的世界、超越的世界

的联系与勾通，是一种生态的哲学人学。

1.天人相通。所谓天人相通，是指天道与人道的相互联系、相互贯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与人不是根本对立的，也不是截然分离的，天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天的本性也就是人的本性，天道与人性实通一而无二。这就是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天地人只是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语录·十八》）这种天人相通的理论，其目的就是要把自然与人文贯通开来，其实质是要说明和论证宇宙之根本乃是人伦道德之最高准则，道德原则乃是宇宙根本在人类社会的具体展现，宇宙之理也就是人伦日用之理。在人为性，在物为理，在事为义，都是宇宙根本的体现。

2.天人协调。中国文化不仅讲人与万物一体的道理，而且更强调热爱自然、与自然心心相应、同气相感，强调在行动上要促使各种生命的蓬勃发展。《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右民。”《系辞》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地而无违，后天地而奉时。”这种“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仁篇》）“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的思想，把人与天地万物视为血脉相连、痛痒相关的生命整体，把人与宇宙看成是一个大家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赞天地之化育。在中国文化中，人在自然界的作用就是“参

赞化育”。“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中庸》）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在中国文化观念中，自然界是伟大的，但自然界的伟大是由人来完成的；自然界是有目的的，但自然界的目的是由人来实现的。由于人能够推致而实现其诚性，认识到天地化育之道，因此能承担起“赞天地之化育”的使命，这就是所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三、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中华民族历经多种变故，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并绵绵不断地在弘扬人文中开拓自我，所依赖的就自强不息的生命活力。这种生命活力在后来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弘扬。

1.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秦伯》）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滕文公下》）把自觉为国家民族承受苦难，作为担当大任的条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勿乱其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范仲淹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乐。”（《岳阳楼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横渠文集·性理拾遗》）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既是一种宇宙情怀，也是一种德理性，更是一种文化自觉。“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之有责焉”（《顾夷武·日知录》）更是把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传递到千家万户，古往今来无数贤达的仁人志士，禀承这一民族传统，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

2.坚忍不拔的精神境界。中国文化强调“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强调的人生态度，把困难、挫折、痛苦作为人生的财富，把坚贞不屈、不畏艰险、不惧挫折、奋斗不息作为精神追求。正是这种民族文化，锻造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3.人能弘道的入世精神。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第四》）为仁由己的人生态度对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培育有重要影响。孟子的“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朱熹的“实用其力”，“无不可至”（《四书集注》）王夫之的“圣人之志在胜天”，“修身以俟命，慎动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读通鉴论·卷二四》）都十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说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只要积极进取，就能有所作为。

四、禀然大义的人格气节和高尚的情操

中华民族历来有“见危授命”、“威武不屈”的精神。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面前，从来不乏志士仁人挺身而出，赴汤蹈火，表现出大义凛然的高尚气节和情操。

1.不为权势、财富所动。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特别强调“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荀子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主张以道德情感来抑制其个人欲望，要求在“利”与“义”发生冲突时，“见利思义”、“舍生取义”。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一种君子人格。这既是是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重要原则，也是个人道德践履方面的重要内容。

2.临危赴难、勇于献身。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在危难面前，不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宁可牺牲自己来成全仁德，这才是高尚的人。这种“临大节而不可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人生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

六、宽厚仁爱的道德追求

中国文化主张“自天子以至庶人一俟以修身为本。”（《大学》）曾子强调“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孟子强调“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荀子要求“君子博学而参省乎已。”

（《荀子·劝学》）要求人们时刻注意与自己的良心进行沟通，不断地唤醒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道德良心。

1.仁者爱人。“仁”的概念和仁德的提出，可以说是孔子的一个伟大贡献。“仁”的内涵，最根本、最核心的是“仁者爱人”。“爱人”不只是一种心态，更重要的是一种善的意志，是一种理智的决断。“我欲仁，斯仁至矣。”（《荀子·劝学》）“仁”德提出的意义就是要“立人极”。所谓“立人极”就是要建立作“人”的标准。也就是说，人只有按照“仁”的要求去做，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孔子提出“仁”的价值理想，其目的就是要把人类社会中的仁爱精神和仁爱要求，化为每个人的内在自觉。

2.君子人格。按照仁德的要求，做人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君子人格，一个是圣人人格。君子是对社会大众而言的。孔子对君子人格作了明确的规定：“君子泰而不骄”（《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仁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君子病无能也，不病人不己知也。”一句话“君子去仁，恶夫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人格的这种价值追求，锻造了中华民族温、良、恭、让的民族性格。

3.趋善慎独。在中国文化中，善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必须有一种“慎独”的功夫。所谓慎独，就是在别人看不到听不见的情况下，必须谨慎从事，决不自欺欺人。也就是张载所说的“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为无黍”（《近思录》）“道

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不见乎隐，莫显乎微，最君子慎其独也。”（《中庸》）慎独既是道德修养的方法，也是一种道德能力。慎独，能使我们避免患上独处恐惧症，避免良心、良知与良能被物欲所遮蔽，是避免灾祸的最好方法。

4.谦和礼让。“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的作用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孟子说：“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礼记》曰：“君子睦以合族”。谦和礼让，是做人的基本品格。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这就在更大的范围内提出了人民间和睦相处的问题。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的命题，认为天下万民都是我们的同胞兄弟，世间万物都是我们的同伴朋友，表现了中华民族包融天下、泛爱万物的宽广胸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它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人民间友好和睦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它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将发挥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1］韦政通：《中国的智慧》，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2］朱義禄：《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中国理想人格探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3］张岱年：《玄儒评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36页。［4］中国文化书院演讲录第一集：《论中国传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139～152页。［5］唐镜：《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